• ——本文为徐勇教授为邓秀华副研究员的《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一书所作的序

     

    农民工在当今是一个广泛引起社会关注的词语。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却还是一个颇为新鲜的话题。本书便是以农民工政治参与为论题的著作。相信读者有兴趣阅读这一著作,并会收益。

    农民工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当今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农民工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农民工现已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民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员工基本上是农民工,外资企业的大多数员工也是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主体的底座部分。离开了他们,整个城市和企业可能就会成会没有生气和活力,甚至难以动弹的空壳。每当春节之际,大批农民工由城返乡之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城市的冷清和不便。从人这一主体看,农民工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农民工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还在于其特殊性和双重性。农民工是我国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变和过渡的产物。“农民”是一个户籍身份概念,“工”是职业概念,完整地说就是户籍在农村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农民工进城以后,挣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空,尽管他们可能做的是最重、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但毕竟他们收获了比在乡村多得多的收入和见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非历史主义的短浅目光。但我们也不可忽视,1.3亿多农民工进城务工,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土地和温情的乡村,来到一个陌生又充满风险的环境,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有可能在获得天空的同时,失去了大地,成为一个没有依托的群体。他们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但可能连最起码的报酬都难以正常获得。他们为了获得比农业较高的收入,可能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他们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但作为一个人,他们也会为巨大的差异而不平,渴望有一个更公平的环境,甚至只是有一个地方能够倾诉他们的想法和苦恼……

    农民工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还在于我们还没有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作出制度安排。1980年代流行是“希望在田野上”。进入1990年代后,农民的“希望在城市里”。随着上亿农民的进城,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人口红利”给国家带来的滚滚财富,看到的是农民赚了钱后在家乡盖了新房,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和他们的实际感受。也许,对于刚入城的农民来说,他们还沉浸在能够获得比种田成倍,成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的喜悦之中,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自己生活状态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他们进城后逐步萌生了有关合理性和公平性的自我意识,“政治动物”属性得以生长。尽管他们可能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但他们有其自己的“政治观”,这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能够有所改善。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这种意识愈为强烈。于是,政治参与问题提了出来。政治参与是一种行动。当农民工们有了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意识后,就会希望以自己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是,我们现有的制度沿袭着长期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准备好必要的参与渠道和机制。而且,农民工的流动性、不稳定性也为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来巨大的不便。特别是,高度分散的农民工进城后,面对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参与往往表现得“无力感”,即分散而十分有限的声音和行为根本难以改变现状。于是,他们更为沉默了。而这种沉默往往意味着爆炸,由此就出现了“农民工讨要工资而跳楼”,以至于“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现象。一般来说,在政治机器面前,社会的大多数是沉默的,“政治无力感”使他们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可忽视的。当政治参与要求日益强烈,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他们就有可能如奔腾的洪水一般倾泄而出,横扫一切。这对于全社会来说,并非福音。

    很显然,当农民工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和特殊的部分之时,他们的政治参与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会愈来愈紧迫。这就需要学者去关注,去了解,去研究,并设计合理的制度以分流巨大的政治参与浪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应运而生,其价值就在于因应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并试图给予探讨和回答。本书论述了一个重大命题――将1亿多最有活力而往往是最不具稳定性的农民工纳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来,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在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进行了考察之后,提出了如何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机制,特别是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设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计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只有取得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才能对农民工的现实政治参与状况有准确的把握,而不致于泛泛而论,人云亦云。二是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建立了评价模型体系,既可以度量现状,又能够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由此全面动态了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变化趋势。也许农民工这一名词在若干年后会进入历史博物馆,但这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录却是学术史上难得的材料。现有的社会科学调查大多局限于一个片断的考察,实际上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因为现实社会变化太快,特别是对于农民工这类过渡性、多重性的社会现象,更不能依靠一时一地的调查就能够全面把握。

    以上特点正是我认为读者开卷有益的重要理由。同时,我也期待作者继续就这一问题开展持续的研究,并有更好的成果问世!

     

                                   

                   2009107日于武汉闲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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