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雄君: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变迁的社会学解读

    ----以湖南石村为例

     

    (朱雄君:湖南省委党校,长沙,410006/乔亨瑞:云南社科院,昆明,650023

    摘要:怎样处理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与其关系是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如今,祖先崇拜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鉴于此,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在结构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现象的变迁动力与趋势。

    关键词:祖先崇拜;结构;变迁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在其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农村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各种各样的,与农村社会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传统。正确处理这些传统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中国这个曾经具有显著宗族特性的社会,祖先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发达的体系。而如今,祖先崇拜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鉴于此,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现象的变迁动力。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指出:“我们可以考察趋势,力图回答‘我们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正是社会科学家常常努力去做的事情……力图关注当代的趋势……把握这些趋势的未来……并且从结构角度加以认识,而不是将之视为分散环境中发生的事件,再把它们累加为毫无意义的东西。这是个目标,使趋势研究得以与对时代的理解相关联”[C•米尔斯•怀特,200116]。鉴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将试图从结构的角度探讨石村祖先崇拜的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并尝试探寻石村祖先崇拜的变迁动力。

     

    布迪厄与吉登斯的结构理论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世界中,都存在着客观的结构,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可以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行动方向和他们的思想观念”[高宣扬,2005478]。它是那些构成“生存心态(habitus)的各种感知模式、思想和行动的社会生成过程”的基础前提[高宣扬,2005478]。而与此同时,这种社会结构也是自我生存的、不断被再生的、再创造出来的。它是具有 “生存心态”的人们在运用“资本”“策略”进行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再产生出来的结果[高宣扬,2005501-534]

    布迪厄认为:人以其文化创造了社会,但社会也同时成为人的生存和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人的创造活动……人同其社会构成的一种双重结构,而组成这个双重结构的双方,一方面各自向对方施展各种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对方的制约,使两者之间发生共时的双向互动和互制[侯均生,2001352-366]

    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不断被反复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他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正是通过结构,人们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安东尼•吉登斯,199889-90] 。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又是结构构造的基础。“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再生产出来”[苏国勋,199637]

    综合以上两者,我们可以看到二人都认为,结构是人们行动的基础。正是结构的内化,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成为可能,同时结构是动态的,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笔者认为,在二者的结构理论当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概念,在同一空间域,结构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资源”、“规则”或“条件”。这种结构可称为前结构,在前结构的基础上,人类活动得以实现,并生产出另一结构。这种结构我们可称为后结构。前结构到后结构,经历了一个时间系列,两种结构通过人类的实践已经产生了变化:

    简图一  结构变迁的时间序列

    时间

    前结构-----------------→后结构

    实践

    由此,结构才能称之为动态结构。以此理论为基础,笔者将考察祖先崇拜的变迁动力与发展趋势。

     

    石村祖先崇拜的结构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综合上述结构的定义,笔者认为:结构是各要素相互关系性的动态规则联结。其含义有四层:一是结构的基础是要素,要素是联结的基本点。二是结构要素通过联结而构成,要素不进行联结只能是散乱的、不能建构成结构。三是这种联结必须是规则的,不遵循一定的规则,要素的联结是杂乱无章的。四是这种结构是动态的,要素之间的联结是互动的、相互关系性的,要素之间有着一种动态的张力,同时结构也是不断运动的再生成的。所以,首先笔者将探讨祖先崇拜的结构要素。笔者试图将石村祖先崇拜结构的结构要素分为四大类:物质要素、组织要素、行动要素、思想要素。结合石村祖先崇拜的近代变迁与现状,以石村上世纪解放前、60-70年代、80年代、本世纪初四大时间序列为纬度,对石村朱氏宗族祖先崇拜做一结构变迁的剖析。

    1.解放前。①物质要素:祭祀场所有银禄祠堂、花桥支祠,每户有堂屋神龛、坟山墓地;祭祀器具包括祖先灵位、供桌、抬箱、香烛、纸钱等;族内公产有公田、公地;此外,还有龙灯、锣鼓、抬箱、族谱。②组织要素:聚族而居的宗族成员,族内有族长、各支房房长、有钱有势、热心族内事物的族人,通晓祭祀仪式的族人。③思想要素:追本溯源、追亲念祖的观念。相信祖先灵魂不灭,庇佑家人,宗族血缘观念强烈,香火传递、传宗接代、和睦族人、光宗耀祖的思想等等。④行为要素:举行清明会和十月召会,集体性的大型祖先崇拜活动,以家庭为单位的崇祖活动。每逢节日、家有大事祭祀祖先。丧葬中包含入殓、祭拜、道场、出殡、葬坟、印七等整套程序。

    2.60-70年代。①物质要素:花桥支祠拆除,银禄总祠被废弃,部分坟山墓地被损,如石碑被挖来烧石灰,坟堆被挖平用来垦种,每户仍建堂屋神龛,有祖先灵位与供桌,族内公田、公地被没收,族谱、龙灯、锣鼓、抬箱被毁。②组织要素:村民仍然聚族而居,族长、有钱有势的族人被抓,支房长隐退,无人热心族内事务。③思想要素:追本溯源、追亲念祖的观念。相信祖先灵魂不灭,庇佑家人,香火传递、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思想等等,但是宗族血缘观念有所淡化。④行为要素:清明会和十月召会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取消,以家庭为单位的祖先崇拜活动如家祭、扫墓等行为仍然存在,在春节、七月半鬼节仍然有祭拜活动。但是这些祖先崇拜活动多半转为地下活动。丧葬形式简化,但基本保持入殓、祭拜、出殡三大程序。

    3.80年代。①物质要素:银禄宗祠重修,每户有堂屋神龛、祖先灵位,坟山墓地被恢复,重新置办了龙灯、锣鼓、抬箱,族谱获得重修。②组织要素:村民聚族而居,上石坑、江木岭族内有通晓祭祀事务、热心族内事务的老人,成为祖先崇拜活动的组织者和带领者。③思想要素:追本溯源、追亲念祖的观念。相信祖先灵魂不灭,庇佑家人,宗族血缘观念强烈,香火传递、传宗接代、和睦族人、光宗耀祖的思想等等。④行为要素:朱氏村民恢复清明集体去银禄总祠祭祀,上石坑、江木岭支房集体扫墓,举办支房清明会,各家庭自扫近祖墓;下石坑以家庭为单位扫墓,没有举办清明会。节日祭拜家庭中有大事祭拜又重新公开化;丧葬仪式逐渐隆重,包含解放前的整套程序。

    4.2000年以后。①物质要素:银禄宗祠改建为学校,其余与80年代同。②组织要素:村民聚族而居,但少部分外迁,大部分青壮年村民外出务工,上石坑、江木岭族内有通晓祭祀事务、热心族内事务的老人,成为祖先崇拜活动的组织者和带领者。③思想要素:追本溯源、追亲念祖的思想观念。相信祖先灵魂不灭,庇佑家人,香火传递、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宗族亲房血缘的思想观念仍然存在,但是有所淡化,尤其是青年人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更为淡泊,视祖先崇拜为一种传统,一种对祖先的心意。④行为要素:朱氏村民取消清明集体去银禄总祠祭祀,但是上石坑、江木岭支房仍然集体扫墓,举办支房清明会,各家庭自扫近祖墓,但部分家庭由于外迁或成员都在外务工不能及时回来而没有参加集体扫墓、清明会;下石坑朱氏以家庭为单位扫墓,没有举办清明会;妇女开始出现在扫墓仪式、清明会中。节日祭拜家庭中有大事祭拜;丧葬仪式较为隆重,包含解放前的整套程序,并且请来管弦乐队、秧歌队进行迎宾、送葬。

    从以上我们对四个时间截面的祖先崇拜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70年,石村祖先崇拜经历了辉煌→衰落→恢复→逐渐减弱的过程。从解放前到本世纪,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但是其从起点到终点的变迁幅度并不大,其变迁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祖先崇拜这种现象将在石村存在。但是,祖先崇拜这种现象的变迁走向是强质性走向弱质性,逐渐朝向世俗化、零碎化(或者说家庭化)的方向发展。

     

    石村祖先崇拜结构变迁的动力探析

    在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变迁发展的过程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询:为什么石村祖先崇拜回呈现上述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也就是说,其变迁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动力之一——结构内部要素的动态联结

    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前后结构要素之间有着传递与继承、遗失与断裂,正是这些要素的传递与继承,使得祖先崇拜在石村得以延续;正是遗失与断裂使得石村祖先崇拜得以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结构新特征,从而导致结构的变迁。正是结构要素之间的动态的相互关系性,才使得结构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每一时间内的结构要素都是相互关系地动态联结,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

    1.解放前。四大要素当中的物质要素族内公产、公田、公地为集体性的祖先崇拜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组织要素当中,族长、支房长、族内有财有势的人成为组织族人祭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思想要素当中,族人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使得集体祭祀成为可能,集体祭祀的行为要素反过来又强化了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强化了组织因素中族长、支房长等人的地位和族人聚族而居的必要性,也促进了祖先崇拜物质的置办,场所的修建。

    2.60-70年代。物质要素中集体祭祀场所祠堂的丧失、族内公田、公产的没收,组织要素中组织者的丧失,使得集体祭祀成为不可能,而当时的思想观念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祖先崇拜意识开始淡薄,又进一步促使集体性崇拜祖先活动的解体。但是村民聚族而居的组织要素没有被破除,血缘观念存在,在家庭当中,仍然有着老人作为家庭祭祀的组织者,人们仍有崇拜祖先的思想观念,这些使得家庭性的祖先崇拜活动得以持续。

    3.80年代。正是思想观念中的祖先崇拜意识的存在,组织要素中,族人一直聚族而居,族内还幸存一代热心并通晓崇拜祖先事务的老人,各种崇拜祖先的物质要素才得以恢复,从而行为要素中的集体崇拜祖先活动才得以恢复。但是,在下石坑并没有恢复集体崇拜祖先活动,原因在于缺少组织要素当中的组织者,没有人热心地组织这些事务。

    4.2000年后。物质要素中银禄总祠的改建成为行为要素当中集体去银禄祭祀的活动取消的关键。组织要素的变化使部分家庭退出集体崇拜祖先活动,或由妇女代替参加。而人们思想观念当中崇拜祖先意识的世俗化,使得家庭祭祀不再如以前那么频繁和广泛。

    由上观之,正是结构要素在纵向序列的继替与断裂,在横向上的动态的相互关系性的联结,构建了不同序列的祖先崇拜结构,成为祖先崇拜结构变迁的动力之一。

    (二)动力之二——祖崇结构与外界环境的动态联结

    石村祖先崇拜发生于具有时间、空间特征的社会环境当中,它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是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性的互动。

    1.解放前。宗族作为国家政权和农村社会的中介,其合法性是得以承认的,对国家来说是辅助国家治理社会,“教民、养民的群体”对农村社会来说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一系列的社会功能[冯尔康,2006;费孝通,1998:40]。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石村祖先崇拜才能呈现出强劲的态势,有着完整而发达的体系。完整而发达的祖先崇拜体系反过来强化了宗族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强化了中国传统社会“长老统治”,“礼俗社会”的乡土特性,形成中国乡土社会水波式的差序格局。

    2.60-70年代。族权、神权成为了革命对象,宗族的合法性被取缔了,族产被没收,祠堂被拆除,坟山墓地被毁,族谱被烧,这些削弱了祖先崇拜的物质基础;而地方乡绅、族长、房长的取缔,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成立,削弱了祖先崇拜的组织基础;不断地思想改造,对封建迷信思想的破除则削弱了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及至在行动上对集体性崇拜祖先活动,对隆重的丧葬的禁止,削弱了其行动基础,所有这些外界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祖先崇拜的冲击,造成了这段时期祖先崇拜的衰落。但是,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祖先崇拜结构对这些环境因素的抵制,祖先崇拜并没有被禁止,一系列家祭、扫墓、七月半接老客、丧葬等祖先崇拜行为依然存在。

    3.80年代。社会环境的大变革正是祖先崇拜得以复苏的重要条件,正是政治上对祖先崇拜的减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公社、生产队的瓦解,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使得祖先崇拜摆脱束缚,得以恢复。

    4.2000年后。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的转型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到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为村民第一次提供了走出世代生活的封闭的农村空间,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机会。村民中有外迁进入城市的,也有迁出本院落的 ,更多的是村民经常性的外出务工。人口的地域流动,冲击着原来血缘、地缘高度重叠聚族而居的组织基础。宗族血缘关系在人们社会关系多元化的格局中显得逐渐淡化,随着村民见识的增多,文化程度的提高,祖先崇拜的神圣外衣逐渐剥除,而日显世俗化的特性,祖先崇拜正逐渐走向衰落。

    从以上探讨中,我们发现,祖先崇拜结构正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变迁的,外部环境是祖先崇拜结构变迁的又一动力。

    (三)动力之三——村民适应性的实践

    在布迪厄和吉登斯的理论中,实践是关键概念,正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社会结构内化于活生生的人,构成人的“生存心态”,也正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社会结构得以构建。石村的祖先崇拜结构变迁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持续过程:

    1.实践的中介特性。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石村祖辈是先于村民存在的一种前结构,它具有约束性,“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都这么做”,正是村民对结构约束性的朴素表达。村民们从小到大一直参与各种各样的祖先崇拜祭祀活动,接触各种祖先崇拜的实物,正是在这种年复一年不断反复而持续的实践过程中,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被结构化于村民的“生存心态”当中。而这种“生存心态”又是通过人们的一系列崇拜祖先实践得以表达、外化构成祖先崇拜的结构特性。实践既是祖先崇拜结构与村民之间的中介,使得结构的不断建构成为可能,又是前后承接的不同的两个时间截面的祖先崇拜的中介。

    2.实践的适应性。作为中介的祖先崇拜的实践具有适应性,外部环境、内部要素的动力因素都是通过实践才得以体现。上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环境对于祖先崇拜来说是苛刻的,祖先崇拜的物质要素、组织要素遭到严重破坏,思想要素被强制性压制,但是正是实践的适应性使得祖先崇拜仍然以不同的结构形式得以表现:村民改过去的集体祭祀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祭、扫墓等行为,由过去的公开化转为半公开化。外部环境的动力因素、内部要素的动力因素在这里通过适应性的实践得以作用于祖先崇拜结构,而构建了与解放前不同的祖先崇拜结构。而80年代以及当今祖先崇拜结构呈现的不同特性也正是内外动力因素,通过村民适应性的实践才得以实现。例如村民在外出务工难以及时回家的情况下,为了参加扫墓、清明会等祖崇活动,作出了派妇女作为家庭代表的适应性实践行为。所以,作为中介的村民适应性实践是祖先崇拜结构变迁的又一动力。

    以上讨论可见,祖先崇拜正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其结构内部要素的继替与断裂以及动态联结的张力,村民的适应性实践这三大动力的推动下通过时间序列而呈现不同的结构特性,最终朝向世俗化、家庭化的方向发展。最后,让我们用一个简化的图表来概括石村祖先崇拜的变迁动力和发展趋势:

     

    简图二:结构变迁的动力与趋势

    四、结论

    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结构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现象的内在结构、变迁过程与趋势,最后尝试探析了其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认为:

    .祖先崇拜通过物质、思想、组织、行为等基本要素的动态张力性联结,有着其内在的结构性。正是这种结构性,使得祖先崇拜能够具有强大的结构惯性,在农村社会传承延递,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尽管祖先崇拜由于其结构惯性将在长久的时期内存在于农村社会甚至中国社会,但是其变迁走向是强结构性走向弱结构性,逐渐朝向世俗化、零碎化的方向发展。

    .祖先崇拜在结构内与结构外的交流互动导致外部环境的影响、结构内部要素的继替与断裂以及动态联结的张力、村民适应性实践这三大因素的推动下在不同的时间序列呈现不同的结构形态,实现自身的变迁。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急剧的现代化转型,如何面对和处理中国丰富的社会与文化传统,怎样对传统元素进行批判与继承、吸收与利用,对传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是一个重大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运动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承载的农村社会,这一课题尤其突显其意义。尽管由于笔者学识浅陋,以上探讨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是笔者的上述探讨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元素——祖先崇拜,继而对祖先崇拜进行有效的引导甚至改造,妥善处理在农村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  C•米尔斯•怀特,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安东尼•吉登斯, 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 冯尔康:《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新华文摘》,2006年第7期。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当代农村祖先崇拜现象存在的原因解析

    ---以湖南石村为例

    摘要:笔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农村--石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石村祖先崇拜现象存在的原因,认为正是传统的沿袭、社会环境的变革和现实世界的需求导致祖先崇拜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祖先崇拜 原因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已经在全国蓬勃开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农村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在其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农村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各种各样的,与农村社会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传统。因此,正确处理这些传统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中国这个曾经具有显著宗族特性的社会,祖先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发达的体系。而如今,祖先崇拜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本文选取的案例——石村存在的祖先崇拜现象正是一个缩影。

    石村原名石坑村,属于湖南省中部地区邵阳市新邵县寸石镇,离县城约20公里,座落在207国道旁的半山腰的一个山坳上。石村属山丘地区,村中心有一块盆地,三面皆为山坡、山岭,总面积5278亩,全村13个小组,共362户,总人口1348人。该村主要姓氏为朱氏,居住密度较高,共3041124人,其余姓氏包括陈、刘、黄、谢、何、曾、张、卢、徐。全村主要民族为汉族,且聚族而居。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宗教,祖先崇拜尽管在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有所衰落,但是自1978年以来,祖先崇拜在石村开始恢复,呈现出系统的活动形式,包括祠堂的集体祭祀,集体扫墓、清明会、修族谱、接老客、家祭、丧葬等表现形式,涉及的范围包括石村的家家户户。因此,笔者,选取石村为典型,进行个案剖析,探讨其存在的原因。

    一、传统的沿袭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传统,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宗族特性,中国祖先崇拜成为一种历史悠久,有着发达而完善的体系,伴随中华文明延续下来的独特的中国民间宗教[朱雄君,2007]。石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构成细胞,自然也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传统,这种传统尽管在6070年代有所衰落,但是一直没有断裂。祖先崇拜的场地包括祠堂、神龛、坟墓以及其它从事祖先崇拜活动的物器基本存在;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一直存在于村民当中;村民仍然是聚族而居,还有一个热心并且精通祖先崇拜事务的老人群体;村民一直保持各种形式的祖先崇拜行为上的实践。换句话说,祖先崇拜的物质要素、思想要素、组织要素、行为要素[朱雄君,乔亨瑞,2007]的延续,使得祖先崇拜这种传统沿袭至今,而其表现形式如扫墓、家祭、清明会等都是对解放前崇祖传统的沿袭,在祭祀的具体仪式上也是遵循传统的规则。这种传统以家庭、宗族为载体,以长辈传晚辈为途径沿袭至今,使得这种现象持续下来。正如笔者在调查中村民谈到的: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大意思,祖先是不是真有灵验,但大家都这样做,一代代传下来,我也就这样做才是对的,不做会逗(被)人讲(指责)”。

    “这些(祖先崇拜仪式)是祖辈们传下来的,我跟着这样做就不会错”

    这些话语表明,祖先崇拜这种传统具有着结构性的惯性力量,正是这种结构性惯性力量促使村民将祖先崇拜演习下去。

    二、农村社会改革为祖先崇拜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祖先崇拜在传统中国社会十分盛行,但到了1949年解放后,随着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兴起,计划经济的实行,在六、七十年代,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路线,压制了包括祖先崇拜、宗族等在内的一切封建迷信。毛泽东在对旧中国国情分析中就指出:族权、政权、神权是传统中国的三大统治支柱[毛泽东,1975]。而集族权、神权于一身的祖先崇拜自然在打压之列。1978年以来,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全面展开,家庭又重新作为生产、生育、消费的基本结构单位,人民公社的瓦解,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使原来国家→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这种模式的社会控制网络瓦解,国家权力退出了对农村社会基层的直接管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所所减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为那些封建、迷信松了紧箍咒,尤其是“那些在村民看来符合其生存法则和心理需要的民间传统,又被重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意义”[刘晓春,2003] 。祖先崇拜作为一种曾经盛行的民间传统宗教,又被村民们重建。石村祖先崇拜活动虽然从未间断,但其复兴却是社会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正是农村社会的改革为祖先崇拜的复兴提供了外部条件。

    三、现实世界的需求

    传统的惯性,社会环境的改变是祖先崇拜复兴的历史原因和外部条件,而最关键的缘由在于当今社会现实世界的需求。

    (一)感情的寄托。祖先崇拜“是人们感情的一种归依和寄托”[闫秋红,2004]。这种寄托主要体现在对祖先的怀念,尤其是具有特大本领、对家族有功的远祖。石村上石坑朱氏的远祖坤衡公曾为庙长,为人直正直,有胆有识,对本族发展也有较大功劳。人们对坤衡公的祭祀就较为隆重,在清明会上,人们追亲念祖,总会提到坤衡公,对其人其事津津乐道。而其兄弟坤行公,仅为普通农民,人们几乎忘却了他的存在。其次,人们对一起生活过的近祖总是充满怀念:老人在世时与人们有着共同的生活,建立了感情纽带,这种感情纽带联结着老人和其家人,老人去世后,纽带联结并未因失去生活着的老人这一联结点而结束,人们通常怀念新故之人。而对死者的感情寄托的表现就在丧葬、祭祀、扫墓、立碑、叫饭等一系列仪式上。

    (二)风险抵御——寻求祖灵的庇护。在村民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风险:疾病、伤痛、意外事故等各种天灾人祸,这些人们所难以驾驭和控制的灾祸、风险往往促使人们寻求现实以外的神灵的庇佑。祖先是其求助的重要途径之一。据笔者调查,在村民在下列情况往往会祭祀祖先,求祖先保佑:

    1、疾病。在笔者所调查的15户有0-3岁小孩的家庭中,由于小孩生病而给祖先烧过冥纸的有14户。成年人如果有大的疾病或伤痛,家人也会乞求祖先保佑:如2005年朱又祥的妻子患胃癌做切除手术,在手术前,他父亲就在神龛前烧冥纸,求祖先保佑媳妇平安。

    2、外出务工。石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外出打工,除了少量人入厂打工、经商、搞运输,其他主要为搞工程,如公路、铁路工程、房屋建筑、架设电线等,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村中还有十余人近几年从事煤矿、金矿等高风险作业。笔者调查的105户有外出人员务工的家庭中,有92户在2005年除夕祭祀祖先时提出祖先保佑其外出务工者平安、外出挣钱顺利。而12位去矿区作业人员,有10位外出务工前给祖先烧过冥纸。5位包工头在上工地前都祭祀祖先,求祖先保佑工程顺利,赚大钱。

    3、求学、工作、当兵、结婚、寿辰、生子。逢家中有人考上大学、中专、参加工作、结婚、寿辰、生子,村民往往在神龛前举行祭拜仪式,寻求祖先保佑。1980-2007年年石村考上大学、中专的人员(1980-1996年)共25人,当义务兵的5人(1990-2007年),仅有2人上大学或中专或当兵前没有举行过祖先祭拜仪式,其中16人已参加工作,有13人在走上岗位临行前举行过祖先祭拜仪式。而石村村民逢结婚、寿辰、生子等大事时,都会在酒宴前于堂屋祖龛前举行祖先祭祀仪式,祈求祖先保佑。

    (三)互助合作——宗族组织是重要资源。“家族或宗族的深厚基础在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形成于血缘这样一种先赋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家族的意识和观念”[杨善华,2000]。由于聚族而居的便利条件,亲密的先赋血缘关系,宗族是村民重要的生产、生活互助合作的组织资源。据笔者调查,石村在下列事务中必需宗族亲房的互助:

    1、丧葬。凡族房内有人过世,死者所属房内每户都必须派人为死者的丧葬事宜义务提供劳务服务。孝家除了出钱之外,只管参与各种丧葬仪式,其余从入殓到出殡事宜均由亲房操办,亲房按各人能力各行其职,各尽其责。其分工包括主管、清纸、迎宾、司仪、厨房、酒宴打杂等几大类,共计约40余人。

    2、建房。族房内有人建房时,亲房会在劳力上和资金、物资上给予资助。首先是劳力资助。20063-20073月,石村共建房或正在建房12栋(包括大装修),其中亲房在劳力上给予资助的有10栋。其次是资金和物资互助支持。建房时,亲房会送一些菜、酒给予建房者,当房屋建成时,房东举办酒宴,亲房送礼吃酒。

    3、娶亲。在娶亲时,亲房中的长辈参与筹划与安排结婚事宜,同辈兄弟参与送聘礼、迎亲等事宜。在酒宴上亲房是作为自家人陪客的,如果酒宴上的亲房很少,女方的家人会认为男方的父母不得人缘。

    4、天灾人祸与矛盾纠纷。村民如遇天灾人祸、家庭内外纠纷矛盾,亲房是其主要求助对象。除了天灾人祸,当家庭内部或者家庭与外部发生了矛盾纠纷,村民总会求助亲房参与矛盾纠纷的解决。按石村惯例,只要矛盾纠纷限于协商处理,不诉诸司法程序,在协商处理矛盾时,除了村、镇干部、宗族亲房中必须有代表参与矛盾纠纷的解决。

    5、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农忙季节,由于单个家庭难以满足劳力支出,村民往往采用今天帮我家、明天做你家的互助形式,亲房是村民求助的主要互助对象。村民外工寻找工作时,除了亲属、朋友介绍,族人、亲房仍然是工作的重要介绍人。村民在外出务工时,喜欢邀一些亲属、亲房、朋友一起,认为“这样能互相照应,万一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忙。”

    一个普通的石村村民能获取的社会关系资本不外乎四种:宗族亲房、邻居、姻亲、朋友。而在石村这样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中,亲房往往是邻居,也是朋友,三者的重叠程度很高。在生产、生活当中最便捷、最能应急的关系资源就是这三者高度重叠的关系资源。这尤其体现在劳务互助上。宗族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使得祖先崇拜具有牢固的组织基础,而村民对宗族的认同需要通过各种祖先崇拜仪式强化村民的血缘观念,由此,祖先崇拜在现实中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四、结语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石村祖先崇拜现象的存在既有着历史的原因,又有着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因素。尽管囿于笔者的能力难以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祖先崇拜现象的存在原因进行广泛考察,仅以湖南邵阳地区的一个村落为案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其祖先崇拜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难以避免以点概面之嫌,但是,此一典型个案分析仍然为中国农村汉族祖先崇拜的存在原因之研究提供了一种湖南模式,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怎样处理祖先崇拜这种源于历史传统而又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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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闫秋红.祖先崇拜与宗族意识——论端木蕻良小说的一种主题意向[J].社会科学家.2004,2.

    [4] 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J].社会学研究,2000,3.

    [5] 朱氏族谱六修谱撰修组.朱氏合修族谱(六修谱)[G] .1995.

    [6]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M].贾春增,董天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28.

    [7] 朱雄君.汉族祖先崇拜探源[J].企业家天地,2007,5.

    [8] 朱雄君,乔亨瑞.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变迁的社会学解读——以湖南石村为例[J].求索,2007,5

     

     

    (本文发表于《求索》2007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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