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回归民间,农民对调整、改变既有的权力运作架构和程序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广袤田野就此成为中国式民主的实验场。
落后的乡村与先进的民主理念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一场历时3年的学界实验正在找寻答案。
换届风波
黄坤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上了乡间政治舞台,虽然台下的观众只有1700多人。
由于上一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对广育村高速公路征地款的去向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100多万元的财政“黑洞”经媒体披露后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导致掌管广育村多年、号称“政治强人”的一把手失去了民心,上访事件伴随着已被点燃的村民情绪蔓延开来。
就在村庄内矛盾丛生、群体性事件正在酝酿的敏感时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马华来到了这个隶属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的小山村。
2006年4月,《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南农实验”,在广东选取了4个村展开新农村建设实践模式的探索。作为实验项目的总干事,马华此行肩负的使命是探索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如何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从而促进农村社区公民社会的成长。
“据我了解,3年前这个村很平静,选举也没有那么激烈,可以说大家都是相互谦让着,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的黄坤荣甚至还主动放弃了选举。”马华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改变了马华起初的印象。
在彻查征地款去向的过程中,上级有关部门对补偿总额进行了调查,最终确定其中的90余万元分别分给了一把手及其家族成员,因为他们的房产、茶山等都在征用范围内。这一结果顿时让村民把“官官相护”的思维定式与村官专断的印象联系起来,认定那些剩余款被私吞了。而这一切的猜测及愤怒,完整地体现在了去年的换届选举中。
2008年4月的广育村选举很像一部现实版的悬念剧。在镇上组织召开的广育村选举工作大会上,大部分广育村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当场就否定了由镇上提出的村委会成员建议名单。因为其“建议”上一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保持不变,而很多村民都不愿意让他再当一把手。
此前,黄坤荣坚定地选择了彻查征地补偿事件,而他的做法符合了普通村民的利益需求。选举中,这一百姓心目中的人选因多出100多票胜出,成功当选为新一届广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作为事实上掌握了最广泛民主资源的群体,广育村村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乡间政治产生过影响。“我们最初的理念,是中国乡村民众的民主意识需要唤醒并耐心培养。广育村的现实却显示,只要涉及自身利益,每一个人都会关注村子里发生的各类公共事情。”马华说。
第三只眼
选举打破了广育村长期的政治格局,然而新的平衡却很难一蹴而就。初获受命的黄坤荣坦言,自己“一筹莫展”。
为提升村委会的公信力,新一届干部通过募资修建公路,为老屋片重装自来水等“基建项目”稳定村民情绪。上任刚刚一年,黄坤荣为“升级”村庄硬件,整整瘦了12斤。
而沸沸扬扬的征地补偿风波,始终是马华和“南农实验”项目组成员的心病。相比黄坤荣,前任村官的能力并不逊色,却被群众一票否定——“强人政治”并非一条平安大道。
据马华观察,风波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该村一直处于“强人治理”模式,几大家族长期轮流执政,村务、账务几乎没有公开,监督的缺失造成权力寻租,最终演绎出处于崩溃边缘的状态。
“要使广育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必须重建广育村的民主监督机制。”马华表示。为此,课题组一方面帮助村委会重塑权威,一方面着手探索适合广育村的监督体系。
在蕉岭县纪委的支持和配合下,课题组决定探索一条“中西结合”的监督之路。2009年7月24日,广育村召开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大会,在蕉岭县纪委、南农实验课题组的监督下,无记名投票选出广育村村务监事会成员。组成人员包括本村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农村老干部老同志、县镇人大代表等各类有较高威信的村民。
选举产生的村务监事会成员,经过讨论,很快制定出广育村务监事会制度,并设计出广育村民议事规则。成员对村务公开、财务收支、政策落实、意见处理等进行监督,并定期向村委会反映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
这一全新模式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必要的对上沟通外,“第三只眼”的潜在威力甚至引发了村干部的不安。黄坤荣在长久的犹豫不决后长叹一声:“广育村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组织机构,而且是经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我现在是上面有纪委监督,下面有群众监督,想犯错误都难啊!”
在马华看来,村务监事会成员最大限度排除了与村委会的利益联系。而来源于真正的农民授权,又让监事会产生了无法阻拦的力量。在监事会的介入下,村委会重启了与前任村官及其家族的沟通工作。此前四分五裂的矿产资源,也在监事会一些“开明乡绅”的组织与协调下,实现了整合。
短短几个月,监事会产生了巨大的民主力量,为之前摇摆不定的广育村守住了发展方向。之前曾犹豫不安的黄坤荣在尝到民主甜头后表示,在接下来的村务治理过程中,凡是涉及村庄的公共事务,事无巨细,一律选举。
内生民主
村民撤换主要领导干部的要求,再次验证了乡村民主的巨大力量。而在马华看来,这些并非“南农实验”的最终指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上广育村有着较为完善的自治组织,但大多数已名存实亡。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早已解散,文化活动中心几乎成了摆设……自治组织的尴尬现状,似乎与村民强大的民主需要背道而驰。
“虽然换届及一系列举措遵循了合理的制度设计,村民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情绪发泄。”马华表示。在他看来,如何让农民把民主当成习惯,对乡村事务产生参与需求,成为课题组的良性选择。
作为乡村民主的特殊力量,村干部首先走入了马华们的视野。课题组成员通过口才培训、心理辅导和撰写演讲稿等方式,锻炼了村干部的语言表达能力、协调关系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几次涉及经济合作的沟通中,“毕业”后的村官大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中坚力量。
“我自己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了,当选后第一次召开村委大会时,我没说几句话,怕说错话,也怕和县里领导见面,现在我什么都敢了。”黄坤荣说。
而对村民的民主培训,课题组则花费了大量心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广育村先后开展了普法培训和村民自治方面的教育,通过参与到村庄具体的发展行动中进行相关的民主知识训练。虽然大部分课堂都设在了田间,但马华和课题组成员大都乐此不疲。
内生民主的培训结果,在接下来的一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于广育村下属的于岗坝片铁矿开发需要走曾坑公路的其中一段,村民担心过重的卡车会破坏公路,于是自发与矿主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协商对话。虽然农民的讨论“总是像吵架一样”,面对不同观点常常“生气、激动”,却最终达成了让大部分村民满意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恰在课题组的预料和期待之中。“农民怎么可能会不关心村庄政治?我们必须让他们意识到,政治比资金、水利等实际问题更加重要,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马华说。
经过课题组和蕉岭县纪委的努力,一些内生民主的成果开始显现。福育爱心互助社、自来水理事会、祭祖理事会、妇女学习班、老年协会和退管会……广育村涌现出的农民合作组织已经不在少数。
虽然在课题组看来,广育村民主仍在跌跌撞撞地前进着,在中国乡村政治的复杂现实中,这些成绩却得到了充分认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等一批“三农”问题专家称之为“村民自治粤版样本”。
“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民主成为中国乡村村民的‘习惯’。”马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