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能力:个分析农村社会资本的过程视角
——以Y村盖庙事件为例
牛 喜 霞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 要:资本本身就产生于投入与回报的过程之中。因此,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分析应该尊重和回到学科的本源,从动态的过程视角去分析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状况。为此,为什么事件动员?如何动员?动员的效率如何?则成为测量村庄或共同体社会资本状况的关键性因素所在。
关键词:动员能力;社会资本;过程视角
一、社会资本及其构成要素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正是持着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 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1997;符平,2003);二是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朱国宏等,2002;边燕杰、丘海雄,2000;陈健民、丘海雄,1999);三是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目的性行动实现的工具或手段。即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社区等,其表现形式为社会结构资源,但社会结构资源本身不是社会预期,社会资本与其它资本一样具有工具性效应(钟涨宝、黄甲寅、万江红,2002;杨雪冬,1999);四是认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种资源。既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以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多种形式存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人们通过自身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或改变其流动方向的一种资源(周建国,2002)。
社会资本的构成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其所包括的要件也是不同的。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六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 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三种形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把家庭结构、共享规范、先例习俗、规则体系等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亚力詹德罗•波茨和帕特里夏•兰多特在他们的论文中把用于反社会目的的黑社会组织、卖淫和赌博集团以及青年帮派等社会网络也称为社会资本;张其仔则把社会网络等同于社会资本。
以上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内涵的梳理中,关系网络、规范、信任、互惠和合作被看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五大基本要素。同时,这五大要素也成为国内外学者测量和研究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但笔者以为当我们使用这一产生西方社会的概念范式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首先要结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采取行动的习惯特质,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界定,即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对人们的社会行动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 这里的能力特指在有事情的时候动用个人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能力,即动员能力。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了测量和分析。
詹姆斯·科尔曼提出要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几个方面表现的值越高或越多,其社会资本的个人拥有量就越多。 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Paul Bullen ,Jenny Onyx.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An Analysis.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No 41),1997)。他们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对社会资本测量理论研究的开创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林南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于2001年在《构建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一文中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
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 。这是社会资本测量和量化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我国台湾学者罗家德和张绅震在《信息化组织与科层组织社会资本形成因素之比较》一文中认为,人际互动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承载着信任以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测量得从信任来源及传递的研究开始。社会信任来源于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产生于个体的道德,是个体心理的计算或是对于彼此的了解所进行的行为预测、信任的结果,要透过个人或在群体社会所凝聚的规范、制定的规则以及形成的文化加以展现。信任的传递要考虑社会连带和网络结构。社会资本总量是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并进行测量的结果 。
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和朱春燕博士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副教授周小虎博士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包括关系网络、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等方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导隋广军教授和盖翊中博士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即Si=ai+b1Ci+b2Xi+b3i+b4Ji+b5Gi+b6Zi+b7Qi+Ui,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模型的新纪元。王积超博士后在《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理论研究》一文以社会资本总存量和子项存量的分解项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测量。认为社会资本的存量模型应为:Q=Σ(a1Wi+a2Gi+a3Xi+h1i)+Σ(b1E1i+b2S1i+b3T1i+h2i)+ Σ(c1E2i+c2S2i+c3C2i+c4T2i+h3i)+H.进而认为社会资本的总量是由个体内部、环境社会资本、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信任是社会网络与规则相互作用的产物。
总之,目前国内外基本上存在着针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但我们不得不看到所有的测量都是一种静态的结果式的方法,而鲜有从动态的过程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分析。但是回溯资本的实质,我们看到资本本身就产生于投入与回报的过程之中。因此,笔者以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分析应该尊重和回到学科的本源,应该从动态的过程视角去分析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状况。
为此,本文以宁夏南部山区Y村的盖庙事件为例,围绕着盖庙事件的一系列动员过程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动员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社会资本状况的因素,在一个个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动员资源或帮助,当一个个体在有事情的时候具备动用其所在的关系的能力时,我们说这个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是丰富的。当一个村庄或生活共同体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会动员村民或共同体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事情的解决之中来,要么出力,要么出钱,要么出点子,当一个村庄或生活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村民具备这种能力时,我们说这个村庄或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很丰富、很高。由此,为什么事件动员?如何动员?动员的效率如何?则成为测量村庄或共同体社会资本状况的关键性因素所在。
三、动员能力-——测量农村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
1、事件背景
Y村是一个汉族村落,全村现有127户540口人。地域范围在北纬35.14°~36.38°,东经105.20°~106.58°之间。从地形地貌来看,属于山区,因为它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境内以六盘山为南北脊柱,将全市分为东西两壁,呈南高北低之势。海拔大部分在1500~2200米之间。由于受河水切割、冲击,形成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山多川少,塬、梁、峁、壕交错的地理特征,属黄土丘陵沟壑区。主要山脉有六盘山呈南北走向,主峰美高山(米缸山)海拔2931米,为全市最大、最高山脉。月亮山海拔2633米,云雾山海拔2148米。有六盘山高山丘陵区,葫芦河西部黄土梁、峁丘陵地区,葫芦河东部黄土梁状丘陵地区,茹河流域黄土梁、塬丘陵地区,清水河中上游洪积—冲积平原区,清水河中游西侧黄土丘陵、盆、埫区,清水河中游东侧黄土丘陵山地区等类型。在一九四九年时这里的人口为五十三万,一九八五年就增加到一百七十九万,人均耕地由十二亩减少到四亩,人均占有的粮食、油料也以高达百分之三十三、百分之二十六的比例下降。国际上曾提出过一个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其中干旱地区土地负荷极限是每平方公里七人,半干旱地区二十人。以此认定,陇中和西海固的人口负载早已超过极限数倍。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几次来考察,也不禁唏嘘长叹:“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对于这样一个靠天吃饭的地区,缺水成为制约此地发展的瓶颈。 “十山九破头,滴水贵如油;水往沟里流,人在沟边愁;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就是家乡缺水的真实写照。记得小时候,家乡三、四百口人,都眼巴巴地守着深沟里的一眼泉水,每天凌晨鸡叫时分人们就要起床到沟里排队担水,去的迟了,就会挑回两半桶面汤似的浑水,回来再撒盐往清里沉淀。人们为了挑一担清水,常常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水来之不易,一盆水,家里人洗完脸也舍不得倒掉,还要留着喂家禽、家畜。对农民来说,在家里洗澡,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为了让全村人都能吃上饭,Y村人请来了“雷祖爷”(传说中的雷祖爷是上天管布雷下雨的大神),本文接下去要探讨的动员过程正是围绕着为“雷祖爷”盖庙一事展开。
2、动员过程——动员策略的选择
第一步:摆出天不下雨的事实。
当初Y村人请来“雷祖爷”就是为了能够保证风调雨顺,可现在“雷祖爷”请来了,但却没有像Y村人预期的那样年年风调雨顺,当庄稼需要雨水时,当村人们盼望下雨把眼睛都盼绿了(当地老百姓的俗语)老天就是不下雨。就在村人们开始寻找天不下雨的原因时,村子里的几个好事者就开始评论:“‘雷祖爷’是管下雨的神没错,可让他住在一个不能遮风挡雨的破房子里,是我们对他的大不敬,他已震怒了,一连三年干旱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惩罚。我们如果还想吃饱肚子,就必须重新安顿好他。再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家都盖起了砖瓦房,都搬到了平原上,而让‘雷祖爷’还住在土房子里,住在没有人烟的坡下。”他们的一席评论使大家觉得十分在理。
第二步:在“雷祖爷大殿”庙会之日宣布盖庙计划。
每年农历6月24日是“雷祖爷大殿”的庙会。这一天Y村热闹非凡,唱大戏搞祭祀活动,四邻八乡的乡亲们在这天穿新衣戴新帽,带上精心准备的香火(各种点心、时令水果、现金等)前去庙里祭拜,虔诚地祈求雷祖爷降甘霖渡众生,真诚地期盼雷祖爷能给他们带来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好年景。但由于村子以前不富裕,就在坡下(这里是山形,以前人口多住在坡下,而今人都搬到平原上去住了,坡下一户人也没了)随便找了个地点盖了一件小房子把雷祖爷供了起来。如今,村里人都富裕起来了,家家户户已经盖起来砖瓦房,里外都贴上了瓷砖,而雷祖爷的大殿还是土木结构,进去上个香会搞的人满身是土,另外由于面积太小,只能容纳2个人同时进去祭拜。如果说院落整理的好不好,房子盖的好不好是一个家庭的面子的话,那么,“雷祖爷大殿”则代表着整个Y村人的面子,再加之,近几年连年干旱。所以,无论是为了有个好收成,还是为了向外人炫耀Y村,就在这个时候,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和村庄精英们就想着动员村人出钱出力把“雷祖爷大殿”盖的漂亮些。于是,在几经商讨之下,在2008年的6月24日——“雷祖爷大殿”的庙会之日,他们当着前来祭拜的四邻八乡的面向乡亲们宣布了盖庙的决定和筹集款项与劳力分担的方案,即:经过我们几个人(会计、)的预算,盖三间大殿,大约共需要资金2万元。前期盖庙每人出40元(在外面做生意的可以多出些),按现有540口人计算,可以收现金21600元。每家再出两个劳力,可以节省工人开支。另外,盖庙所需砖块由赵XX、牛XX和兴达机砖场(乡镇企业)赞助。盖庙所需的瓷砖(墙面砖和地砖)均由牛X赞助。至于盖完的庆贺事宜,如请人唱戏等事后再商议。从明天(6月25日)开始我们几个人会挨家挨户的收钱,希望你们准备好。
在这样一个关于神事的特定场合,再加之有那么多外村人在场,中国人向来要面子,又有谁会不同意这项提议?即使不同意,又有谁会当面反对?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吃饭靠天的村庄而言。
第三步:榜样的典型事例。
从6月25日开始,他们一行三人就开始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数额挨家挨户筹集盖庙款项了。在整个收集款项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家庭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动员策略。但这些策略有一个共同点,即搬出某某人物,将其经济状况和主动缴纳的盖庙款项数额向农户说一遍。
余XX,现年60多岁,一只眼睛瞎了。未结婚,从1995年开始就搬到小县城租房住,靠蹬三轮车度日。当听说村里要盖庙时,他主动出了1000元。
钟XX,现年37岁,Y村外嫁女,已离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城里摆摊,当她从娘家得知村里要盖庙的事情后,当即出了200元。
赵XX,现年50岁,前任村主任,现为兴达机砖场的股东之一。听到村里要盖庙,他主动表示愿意出一万块砖(每块砖的价格在0.24元,折合人民币2400元)。
牛XX,现年53岁,工人,已退休,兴达机砖场的股东之一,也是村庄盖庙事件的发起人之一。他以自己为表率,主动拿出一万块砖(每块砖的价格在0.24元,折合人民币2400元)。
牛X,现年36岁,个体户,经营瓷砖,当听到村里要盖庙,他主动表示愿意承担盖庙所需的所有瓷砖和层脊料(折合人民币5000元),另外,他又出了900元的现金(他家有6口人,按照每人出40元的标准,他多出了660元)
从以上这些典型人物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属于弱势群体的余XX,有外嫁女钟XX,也有村庄精英人物(像赵XX、牛XX)。有上了年纪的人,也有年轻人。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面对村庄盖庙这一事件都表现出了特有的热情与支持。比起后面三个人,前面两个人的行为更值得我们校仿。对于余XX与钟XX来讲,他们的生活面向已不在Y村,Y村要盖庙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用关心,但他们却主动地赞助了远远超过每人40元的限额。而这俩个人的事例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他们筹集款项的资本。
第四步:忆往事——不配合神事必遭报应。
往事一:“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我们村的寺庙也被红卫兵彻底捣毁了。彭XX当时参与了破坏寺庙的行动,他亲手打碎了神像,不久陈XX就疯了。寺庙被毁了,有几个人就把庙里的砖瓦和椽捡到了自己家,结果,王XX只生了一胎(是个女儿)就不能再生了,没有办法又抱养了一男,指望着男孩能接续香火,但这男孩今年结婚5个年头,孩子生了三个,但三个都是姑娘,最后一个还是背着计划生育政策偷着生的;赵XX活到现在都60好几的人了,还是光混一个;桑XX生了个男孩,患先天痴呆症,如今都40好几了,还光着屁股到处乱跑;赵XX由于用了庙里的砖瓦盖了羊圈,结果一圈羊没过几年就死光了。
往事二:1995年,吴XX为了能使自己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几次到“雷祖爷”庙烧香祭拜,以祈求神能保佑孩子考上大学,并许诺如果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将独自一人为雷祖爷翻修大殿。结果在雷祖国统一爷的保佑下,吴的儿子果真考上了武汉一所医学院,收到通知书的当时,一家人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吴家置办酒席招待了乡邻,吴也领着儿子、带着供品(好像是红缎子)去了“雷祖爷”大殿,一来向神灵报喜,二来感谢神灵的保佑,前来还愿。9月份吴送走了儿子,吴家再也未提及翻修雷祖爷大殿之事,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但1996年的春夏之交,从其儿子就读的学校传来了吴的儿子一夜之间消失之事,当时校方拿出了吴子的请假条,请假事由是家中母亲生病,需回去探望。但家人却未见其回家,学校也再也未见到其人。自此,吴子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吴的父母为了盼望孩子能够回来,随即开始了吃斋念佛,每天都可以听到从他们家传来的颂经声。一晃已经是十余年了,但吴的儿子音讯全无,看到吴的父母一夜之间黑发变白发,于事便在乡间传播开来,乡亲们便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报应,有的说是欺骗神灵的下场,有的说做人不地道……但不管怎么说,人们都认为是吴家未能兑现当初在神灵面前许下的愿,神事可不能开玩笑,但老百姓看来,神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
自古以来,在村人们看来,幸运是神的祝福和赏赐,灾难是神的咒诅和惩罚。在乡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凡憎恨神的,神必憎恨你,因为你内心的不满。凡不满神的,神必不满于你,因为你内心的贪婪。凡贪求神的,神必贪求你,因为你内心的……凡赞美神的,神必赞美于你,因为你内心的富足。凡富足神的,神必富足于你,因为你内心的喜悦。凡喜悦神的,神必喜悦于你,因为你内心的……”
3、动员效果
经过一翻动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日子里,就筹集到了盖庙的所有款项,其中现金25330.00元,建筑材料(砖25000块、沙子26吨、瓷砖),香烟10条,茶叶10袋。
另外,在盖庙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全村齐参与,几乎所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同一时间回到了村庄(当然这与再过几天就要收夏粮有很大关系)帮忙盖庙;村庄中已经外嫁的女性只要听到消息的,都主动出钱(有出一、二百元的,也有出几百元的)、出力(专门从婆家赶过来帮忙盖香房)。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下到几岁的小孩子。大家真是有力的出力,有车的出车。在外面做建筑工的年轻人专门负责砌墙,其他人有帮着刮椽子的,有帮着和沙子和水泥的,有搬砖的,有拉水的,有专门倒水端茶的,还有专门鼓动干劲的。于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三间香房就盖起来了。真应证了“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
四、简要结论
以上通过对Y村盖庙事件中村庄动员能力的展示,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动员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社会资本状况的因素,在一个个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动员资源或帮助,当一个个体在有事情的时候具备动用其所在的关系的能力时,我们说这个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是丰富的。当一个村庄或生活共同体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会动员村民或共同体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事情的解决之中来,要么出力,要么出钱,要么出点子,当一个村庄或生活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村民具备这种能力时,我们说这个村庄或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很丰富、很高。
2、回溯资本的实质,我们看到资本本身就产生于投入与回报的过程之中。因此,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分析应该尊重和回到学科的本源,应该从动态的过程视角去分析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状况,从而避免社会资本测量的静态结果式的方法。因此,完全可以将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引入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之中。
3、社会资本量的多少至少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即与动员的事件相关,与动员的策略相关,与人们对事件的重视程度相关,最终也与人们的富裕程度相关。但由于社会背景与环境的差异,富裕起来的农民其生活面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向内的(即面向村庄内部的),仍然将村庄共同体看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重要场所。而不是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村民一旦富裕起来其生活面向必然向外,从而带来村庄记忆的弱化,村庄社会资本存量的下降。
4、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如同人类的经济因素一样嵌入在人类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作为一种潜在状态存在着,其量的多少取决于动员的事件与动员的策略。
(作者:牛喜霞(1976-),女,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