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长达141页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做:《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在这篇报告里,布朗强调,中国正以极"危险"的速度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且预言,中国将会有一亿的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就将以牺牲大量的农田为代价。
十四年后的今天,中国的9亿农业人口中已经有两亿涌进了城市,他们被称作农民工。尽管中国早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施行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但是十多年间,各地侵占农田的事件却屡见不鲜、屡禁不止。2006年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每一年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近20万公顷,而因为征地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经占到了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就在温家宝这番讲话之前20天,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陈锡文就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那之后的几年里,不论大小场合,耕地保护都是他大力呼吁的内容。
陈锡文:你比如我到日本去过,我问过日本政府土地管理,它县只是有权审批
中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最严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耕地转为城市工业建设用地的审批权,只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第二,即使是省级政府审批土地,权力也非常有限。其中,如果列入基本农田的,省级政府是没有权力审批的。而审批非基本农田的耕地,省级政府最大的权限是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2007年至2008年,国土资源部展开了打击土地违法的"百日行动"。120天里,立案2.6万多件,37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机关;2300多人受到党政纪处分;2700多人被移送司法机关。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打击力度,还是有媒体曝出了"某地产商零地价拿地却未受处罚"的案例,并且据此引发一片打击不够彻底的质疑声。
陈锡文:这个土地制度啊,还是需要改,不改你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集中到国务院,这么大的地方,你怎么看得过来,怎么管得过来。地,如果说违法占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政府干的事,都是官员干的事,那你这个刑法为什么不对他去处置呢,所以我也当初搞不清楚他们立法的时候怎么搞的,这个罪一听,违法批地罪,处三年有期徒刑,这一听很硬气,但它前头又加了一句,叫什么呢,徇私舞弊,违法批地,处于什么什么,那么这个事我抓你违法批地很容易,但我要抓你吴小莉是否徇私舞弊这个事就很麻烦了,那我要查你是否受贿,那你说很难查,所以永远在人脑袋里头就没有一个违法批地罪,没有。你像成克杰,其实他有很大的是违法批地,但最后判的时候跟违法批地没有关系,他就是贪赃枉法,那么像这样的东西,法律的不配套,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这样导致了一个最严的体系,在执行中很松松垮垮。
陈锡文:应该保有的耕地是180500万亩,那么也就是说,按这个要求我们还可以再丢2100万亩的地。一年审批的土地是400万亩建筑面积,其中280万亩是农田,那么也就是说,一年要占280万亩,你如果有2700万亩够占十年的,那你现在只有2100万亩,也就是是七年就没有了。
吴小莉:那怎么办。
陈锡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当然还要后备耕地了,第二个就是你不能说搞建设就是铺大饼,铺大摊子,你得不断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多占地,我得让你提高拥有土地的成本,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啊,拥有土地是没有成本的,购买土地是有价格的,购买土地使用权,你比如说,现在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开发商我到政府那里批到了一幅地用来搞建设,那么这幅地使用七十年,政府跟你说你七十年的使用金得交给我,土地出让金交给我,那么现在只要我现在有钱,我买了一个大的我就得了个大便宜,以后我没有代价的,房产又不断升值,那么如果换一个方法,就现在讲的物业税,或者叫房地产税,或者财产税吧,那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政府把这七十年的钱不是一次收完,分七十年来收,那么于是倒过头去的呢,你不仅买房子要付出一笔钱,以后每年都要收税的话,谁住大房子谁交的多,那你觉得我没必要住大房子,那你肯定要搬小房,那这用地就这么节约。所以在怎么使得土地拥有的成本提高上,那才能形成一个节约土地,更好的利用土地这种动力,否则人人都愿意圈大块地啊,四千亩五千亩,我最近到了一个地方看,一个大学都八千亩地,那你说,我也是目瞪口呆。
大企业进入农村的角色
尽管目前股市低靡,但是中国内地的老股民们,大概都不会忘记一只名叫做"蓝田股份"的股票。这只1996年发行上市的股票曾经有过非常优异的业绩:上市五年,总资产的规模从2.66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8.3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10倍,追捧者无数。然而,2001年12月,一名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的600字短文却刺破了"蓝田"造假黑幕,神话随之破灭,股价一路狂跌至几乎不名一文。用《证券时报》当时评论说的就是,"这面湖北省高高飘扬的农业产业化大旗,如今倒下了。"
陈锡文:资金链条一断他经营坏了,那农民就麻烦,农民很多原来的好好的稻田,变成养鸭池了,你说叫蓝田赔,他公司都没有了,不赔我这个地怎么办呢,对吧,要变成,恢复成水田的话要费很大代价,恢复过去了肥力还下降了,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大型的工商企业进农村行还是不行,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的争论。
陈锡文说,尽管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18号文件当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央政府是不提倡工商企业到农村长时间大规模地租赁农民的承包地的。但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确实很是风靡,甚至衍生出很多诸如"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等形式的产业模式。对此,陈锡文多持保留意见。
陈锡文:你到日本到韩国,到咱们的台湾省,甚至你到美国去看,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农地农用,在各个国家,这个农,前一个农就是田了,后一个农是两件事,农地只能用于农业的用途,农地只能给农民用,它是这个,所以不允许倒流,就是城里人你都已经从农村进了城,你再回来怎么能行,那又要分割规模了,所以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农民的人逐步逐步往城里走,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那么留在农村的所谓经营规模它就越来越大,这是个符合规律,一倒回来它两个问题,倒回来如果是大资本,小农户肯定斗不过他,三下两下败出去就走了,没办法,地没了。
站在一个政策研究者的角度,陈锡文说,很多事例告诉他,对待大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政府要相当的谨慎。
陈锡文: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它资本实力很大,不是一家一户对付得了的,那么一到农村肯定是不公平的,小农户和大公司怎么能处在平等地位呢,公司我们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鼓励他去做什么呢,鼓励他在产前产中产后给农民提供服务,一台联合收割机好几万,七八万,十来万,你叫农民买买不起,一家一户买了有什么用呢,这么一点地,两小时就收完了,我不能为两小时就买台收割机吧,但是你是给全社会提供服务,你买拖拉机,走南闯北你就可以赚钱去了,这就是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一个很好的典范,再一个就是农民要卖西红柿,那么你要恰到好处的时候去收,而且要有一定的保温的设备去收,收完之后运输,储藏,这要一整套专业设备,这农民自己搞搞不了,所以产前产中产后,我们需要大量的工商企业去进入,但最好不要去拿农民的地,因为你一去啊,一台拖拉机就顶多少农民啊,那你一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用不着这么多农民种地,这是好事啊,那农民上哪去,农民要有就业这事好说,农民要没就业呢,这就是个社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呢,应该是最好的让农民自己来发展他的专业合作社,通过他内部的专业分工。
专业合作社
有人说,去年7月中国开始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农民抱团闯市场的法律保障,也让很多原本身份尴尬模糊的农民合作组织有了"转正"的机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似乎也可以从中嗅出一些农业大农场化的味道。然而,陈锡文却并不这么乐观。
陈锡文:现代化是什么,农业现代化是什么,那么很多人理解,他脑袋里这个图像,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欧美化,尤其像美国,那才叫现代化,你永远做不到的,对吧,我沿着密西西比河走,你看两岸的农场,我羡慕人家不得了啊,一家人就种一万亩两万亩的地这么种,我这个农场和那个农场,中间隔着好几十里路,我农场大,他最多就两农问题,农业和农民,而且他把农业一解决好农民问题都没有了,但中国一定是三农问题。
陈锡文的担心,具体到合作社,就是9亿农民的依靠问题。而这个担心也恰恰是新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没有明确说的。
陈锡文:现在我们批了农民的专业合作社,你在那个合作社的法律,你过一遍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细心人,看完了之后你就发现,土地能不能入股,那个法律里没有,没写,那么如果你更细心,你比如说到日本,到韩国,或者说到祝咱们的台湾省,你去了解一下,这三个地方,没有农民拿土地去入股的,土地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用,他可以租给别人,但是没有说土地入股的,这里头说明什么,我想很深刻的事,作为农民我这个地要是有朝一日动摇,可能不属于我,对他来讲是很害怕的事情。
陈锡文告诉我,中国农村现行的合作社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入社自由,退社自由;第二条,民主决策,一人一票;第三条,要有一块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
陈锡文:农民入股是入什么呢?就在他们的日本和韩国,那你要出一定钱的,拿一定的钱去入股,那么那个入股在规范了农民合作组织,它有一个底线,一股最少是多少钱,但是也有一个高线,我不能让你出得太多,什么原因呢?
吴小莉:占股太大。
陈锡文:就是你出一百块钱和出五十块钱,只要在规定范围内,我们俩表决的时候,权利是一样的,不能说你出一百就比我五十多一票这不可以,没有说你出的钱多,你的股权就大,你投票权就大,不行的,那么这个叫经典的合作,我有朝一日我进城了,我地也卖掉,我不愿意在农村,我要进城了,我要退出这个合作社,这是可以的,你的钱可以拿走,原来的钱,你都拿走,但是我在这个合作社创造的积累的财富,那不能拿走,那块叫不能分割,你要走你就走掉,所以合作社搞得越好,它凝聚力就越强,因为那块增值的资产你拿不走的。
吴小莉:但是农民本身不是最缺的就是资金,如果除了劳动力的入股之外,还要资金入股,会不会有难度。
陈锡文:那么我们原来经常有些专家讲,这个合作社是劳动的联合,这叫合作社,那么股份公司那是资本的联合,光讲了这个话,那我说那不对啊,劳动的联合如果都是叫花子呢,叫花子的联合它办不成事,所以有劳动的联合,一定还要有资金的联合。资金入股呢,在很多地方,应该都是象征性的,它很重要的就是像你比如说我们的专业合作社法出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个法出来,它赋予你一个法人地位对吧,你就用这个合作社的名义可以在银行开账,可以在社会上搞经营活动,我不是一个个人,我是一个社会,一个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等于说,政府给了你这样一个信誉,你没什么钱,其实你没什么钱,但是我给了你个信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又有很多扶持政策,税收的优惠,资金的优惠,那么农民就凭借这个合作社就可以慢慢慢慢地长大。
农民的农业合作社,目前已经遍布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欧盟的1400万合作社的社员,所需的生产资料当中有55%是由合作社提供的,生产的产品中有60%是由合作社协助销售的。在日本,农协负责为农民销售95%的大米和90%的水产品。而在美国,合作社更是遍布各行各业,细分可分为住房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医疗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门类,1.2亿人因此受惠。面对一个个成功的合作社的案例,走遍了世界各地的陈锡文很激动也很羡慕,然而,他也同样清醒和实际。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地和我强调一个词,那就是9亿农业人口的特殊"国情"。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何时才能够转移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实现大型机械的集约化农耕,陈锡文有着怎样的顾虑,他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时间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陈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