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于《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摘要:理解上访老户的持续上访行为,应该重点把握其心理特征。政治挫折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情绪,它主导着上访者的政治行为,是上访经历的伴生物,是上访失败的后果,又是继续上访的精神支柱。政治挫折感是行动与结构的产物,在上访者同体制互动和博弈过程中生成。

    关键词:上访老户;政治挫折感;伦理痛苦;气

     

     

    一、引言

    “上访老户”是信访群众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针对某一问题不断上访,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级政府到另一级政府,有的甚至一直“访”到北京。有研究者将这种长期上访的现象称为“缠访”[i](缠访中有很多是缠讼[ii]);也有人将他们称为“上访专业户”或“上访能人”[iii]。“上访老户”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群体,他们明明知道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成功率不高,却依然坚决、执著,不达目的不罢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反复上访呢?本文就是要理解上访老户持续上访的原因。

    目前学界关于农民上访原因的分析,大多侧重于利益表达,即认为上访是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利益受损是农民上访的最根本原因。赵树凯通过对进京上访者的调查分析,认为上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iv],而是一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形式”[v]。房桂枝则认为: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是“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农民的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笔者认为:此种分析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访老户的持续上访行为,对于绝大多数上访老户来说,持续上访往往意味着更多金钱、时间和精力的耗费。虽然渴望维护利益,但往往损失得更多。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利益表达”来解释上访老户的行为,在追求利益的动机之外,一定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们。

    有学者从“政治参与”[vi]角度理解农民上访,问题在于,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并不注重自己政治行为对政治体系的意义和影响,在上访过程中,政治参与不是目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舒绍福将农民上访行为放在中国农村特有的政治文化中来理解,认为“认同危机”、“清官期盼”和“臣民意识”等是造成农民选择上访来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vii]。胡荣也从农民政治认同的角度对农民进行分析,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viii]政治文化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宏观背景中把握上访者心理特征,但简单的政治认同和臣民意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访老户的持续上访行为。

    笔者认为:研究上访老户持续上访行为,应该从他们特殊的上访经历入手,进而把握其心理特征。

    二、上访老户的普遍经历

    上访是农民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试图将自己的问题纳入到国家治理范围。他们反复不断地上访,一方面坚信和期待信访制度对某些问题的特事特办,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担较高的行动成本。并不是每个上访者都会变成上访老户,他们只是千万上访者中的极少数。赵玉明认为上访人物的经历具有一定典型性:“感觉受了冤枉,于是由县到市,由市到省,层层上访,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或者他们对政府的解决办法不满意。抱着希望来京上访,但问题依然被踢来踢去。本是因为受了冤屈而上访,但在上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又受到侵害,于是感觉冤上加冤”,“决心要将上访进行到底,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誓不罢休。”[ix]

    正如其所说,上访老户的经历具有一定相似性。起初,因为利益受损或受了不公正待遇,只是想讨个说法,谁知这条路如此艰辛。他们要在部门之间奔走,填写各种表格,同时渴望能够获得机会在官员面前诉苦。上访还对个人能力素质有较高要求,要懂政策、熟悉文件,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必要能力的缺乏使他们在上访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即使讨说法的愿望很强烈,一些人在上访之初就败下阵来。

    农民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时,面临着一套科层体制,他们必须遵守科层体制的运行逻辑,承受个别部门运行的低效率,并承担不同部门相互“踢皮球”所引发的时间成本。其实,这一过程不仅考验着上访者的耐心,还考验着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路费和生活费是不小的开销,许多家庭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上访过程中,他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乱。起初是讨说法,渴望维护利益,后来发现不仅利益难以维护,还要面临更大损失——时间、金钱和正常人的生活。难怪许多上访人都感慨: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成本如此高却依然坚持上访,令人费解。并没有人要求他们去上访,更没有人逼迫着他们坚持不懈地去上访。每一次上访失败都可以成为他们放弃上访的理由。有些人不厌其烦地在部门间死缠烂打,从地方到中央,矢志不渝,仿佛着了魔!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持续不断地去上访呢?一定有某种东西影响着他们,使其百折不挠。

    理解上访老户,最重要一条就是要把握上访者的心理特征及其根源,也就是要着重考察:为什么有些人进入信访系统后,几乎陷入了死循环,不停上访,不断受打击,但却停不下上访的脚步。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笔者认为,政治挫折感是理解上访老户的一把钥匙。

    三、上访老户的政治挫折感

    挫折感是一个心理学词汇,指个体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在环境中遇到障碍或干扰,当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情绪状态。[x]产生挫折感的原因有很多,自我期望无法实现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自我估计过高,期望水平超过实际水平,主体就容易生成挫折感。[xi]

    社会成员遭遇挫折后,行为取向有三种类型,分别为消极型、妥协型和积极型。(1)消极型。包括固执行为,即个体受到挫折后执意重复某些没有目的的动作,尽管事实上证明这些动作毫无意义。(2)妥协型。包括对自己失败行为的自我安慰,减轻挫折带来的痛苦和不快。(3)积极型。包括进取行为,即个体在遭到挫折后,能将不满、愤怒、冷漠等消极情绪转化为一种积极努力、奋发图强、进取向上的积极情绪。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进取作用。[xii]

    政治挫折感主要指人们在政治行为过程中所生成的挫折情绪,“伦理痛苦”和“气”是两个重要方面。

    (一)伦理痛苦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心灵之声告诫他自己,决不后退,重要的不是区区标的,而是他的人格,他的名誉,他的法感情,他作为人的自尊。”[xiii]

    在上访过程中,上访者也会遭遇伦理痛苦,他们付出巨大代价并冒着种种风险进行上访,除了因为物质利益的损失外,还有政治人心底对正义的追寻和渴望,这里面还包括其在村庄中人格的维护和实现。他们怀着希望,却又不断遭遇阻力,逐步产生被剥夺感、被压迫感,产生伦理痛苦。

    (二)“气”

    “人活一口气”,“要争气”,“咽不下这口气”。陈柏峰认为: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对于当事人是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对于村庄也是一种社会负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排遣、宣泄、释放。[xiv]这里所说的激烈情感——“气”,在农民上访过程中一直伴随。气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根源于基层政府对农民上访行为的不作为、截访、拖延、踢皮球等。一些基层干部排斥、阻挠上访者,或对问题置之不理。“气”越积越多,不仅仅包括上访原初的标的,而且逐步拓展到基层干部、信访部门。正如一个上访者在上访日记中写的:它(基层政府)就象是一只巨手,把我们这些生气的螺丝钉又使劲地紧了一把,把我们的怒气又一点一点地激起来了。[xv]

    笔者从“伦理痛苦”和“气”两个方面阐释了上访老户的政治挫折感,主要是想表达政治人在政治行为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痛苦,这是驱使部分上访者进行持续上访的精神动力机制。起初,上访者期望很高,竭尽全力讨说法,国家认同也增强着他们的期望值。只是当他们真正走上信访之路时,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生成了一种挫折感。此时,大部分上访者都会选择妥协型的行动策略,即选择沉默,回归平静的生活。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只有一小部分上访者没有选择妥协,而是选择了消极型或积极型的行动策略。对于消极型的上访者,他们接近“麻木”地重复在一个或几个部门上访,可以连续几十次,长期伴随着无助感和无力感。对于积极型上访者,受了挫折,但越挫越勇,一层层往上访。

    对高层政府的认同强化着他们进京上访的动力,许多上访者将希望寄托于高层政府,希望在中央来解决问题,讨回公道,维护利益。虽然进京上访的成功率非常低,但还是有很多人积极尝试[xvi]。进京上访,向高层倾吐自己的声音,这里隐含着更高的期望——过高的期望其实隐藏着更大的挫折感。

    政治挫折感,是上访者上访经历的伴生物。它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情绪,主导着上访者的政治行为。它是上访失败的后果,同时也是继续上访的精神支柱。这正是政治挫折感的特性,也是理解上访老户持续上访行为的关键所在。

    政治挫折感是上访者政治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物,正是基于基本的政治信任,才执着地通过上访来解决问题。政治挫折感也是体制的产物。现有信访制度,只能有限地解决信访者的问题。或者说,信访量已经超出了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的治理能力,上访老户长期奔波正是信访制度低效率运作的写照。

    政治挫折感是行动与结构的产物,在部分上访者同体制互动和博弈过程中产生。它被行动和制度生产出来,又再生产着行动和制度。

    四、结语

    强调政治挫折感,是从上访者的角度来理解上访行为的一种尝试。它不同于一般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视角,更侧重从上访者心理特征理解其政治行为。

    挫折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有助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快速变迁,当社会成员的期望与实际满足之间存在过大差距时,容易产生挫折感。在经济方面,即使实际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如果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不能满足自身期望,成员的幸福感就会相应降低,同时也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在政治方面,即使社会民主在扩大,但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不能容纳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过高民主诉求时,社会成员也会产生政治挫折感。此时,政治行为将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容易走向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可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进行政治参与,如果这种情绪在一个群体蔓延开来,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稳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发于《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i] 缠访,通过不间断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方法来谋求问题的解决。参见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河北农村村民上访调查》,《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夏季号。

    [ii]“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要求否定生效判决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系列行为称为缠讼。”陈柏峰认为:当我们将缠讼放到新中国政法传统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就会发现它与信访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缠讼与其说渊源于现代法律中的上诉制度,不如说内生于新中国的信访制度。参见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中外法学》2004年第二期。

    [iii]上访过程漫长,磨练出一些善于表达部分农民利益的“上访能人”,他们对于信访路径比较熟悉;表述问题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能熟练地援引法律政策,甚至轻松地向接待者背出政策法规的部分原文。他们对于相关政策法律的熟悉程度往往令人吃惊。在态度上,高度自信而且立场强硬,有的很富有鼓动性。参见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三农中国2003年冬季卷。

    [iv] 这与于建嵘的分析有很大区别,于建嵘更多地关注了农民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所蕴含的政治风险。

    [v] 参见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三农中国2003年冬季卷。

    [vi] 参见胡弘弘、赵涛:《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vii] 参见舒绍福:《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农民上访研究》,《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viii] 参见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ix] 陈玉明:《对一份上访材料的社会学分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第7期。

    [x] 杨明权,韩景卫:《行为科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p97

    [xi] 同上,p9899

    [xii] 同上,p100101

    [xiii] 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xiv] 参见陈柏峰:《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xv] 向天笑:《一个乡镇干部的上访日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8236

    [xvi] 去高层上访通常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给基层政府施压,让干部重视自己问题。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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