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111日下午,老田来到乌有之乡大讲堂做了一场题为《黄土地域的农业革命与中华文明》的讲座。

    老田,本名田力为,独立学者,网络思想家,高中毕业后曾当过三年职业农民,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做推销工作,1999年开始专注于中国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研究,他研究的主要思想源泉来自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的政治制度方面。现已在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最近半年老田在百忙之中,抽出了些时间学习研究先秦史,因其着眼点不同,故得出了许多在当今学术界颇受争议的观点,本次讲座老田在提出创新性观点的同时也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农业经验,同时也把他研究先秦这段历史的一些很重要的感受和成果和诸位网友共同分享。

    一、      黄土地的农业特点

    老田认为:越是早期,地理条件对农业的限制越大,所以我国早期农业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黄土地。 在世界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奇特的现象:在北纬二三十度之间,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是比较干旱的,唯独中国较湿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最近的三百万年以内,青藏高原强烈隆起后,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西亚、非洲、美洲同纬度地域比较干旱,但我国湿润,这里森林很多,因此是很难被开发的,这点在我国历史上也可以得到验证,就是在先秦江南地区的人口是很少,居民点也是很孤立的、零零散散的分布,而土地大片的开发是在华北平原,这里与西方相比,一是靠北,二是降水量较少,气候较干燥,这样的条件使得我们古代的­农耕­受到很大的限制,大概从最近几千年以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质变就是农业革命,此前人类主要以采集打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到农业革命以后逐安定下来,目前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种植的居民点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超过了一万个,最密集的地区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和陕西这一带,即黄河流域,这个在地理条件上有一个很大的局限,那么我们列祖列宗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超越这个限制的呢?

    二、农牧业生产方式的竞争

    由于人类早期文明,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所以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掩埋于黄土之下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农业在初秋战国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大片的平原整个被农业人口占满。在这个占满的过程中我们也必然和非农业部落产生一些冲突。

    老田认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占主导的过程分为两步:

    第一步即游牧部落被排挤出平原从而密集在山区。由于风调雨顺的平原更适于农耕,而山区和干旱地区则较为贫瘠,所以中国古代史上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平原与山地的交界发生的。西周、赵国的强大就与长期与这些游牧民族作战有关。

    第二步就是多个农业文明在战胜了游牧民族之后之间的斗争。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战国时代三家分晋、魏赵迁都至平原,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写照。

    三、黄土农业社会的军政成本上限

    1.近东农民“耕一余三”,中国“耕一余三”

    老田认为:先秦史中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战争和国家如何产生的问题。中国史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即文明的产生。一般的文明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社会已经产生分化了,产生了阶级。第二是国家的产生,有了强制性的暴力。少数人掌握了暴力可以剥夺多数人。这个标准是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中产生的,公元前三四千年时,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大面积灌溉农业,所以一年粮产可以供三年食用。另外也会产生诸如汉莫拉比这样的地主,同时也就会产生社会分化、城邦以及战争。这种高速的发展,在现代历史上都算是极为罕见的,更不要提与直到汉代农业剩余率都只有百分之30几的中国相比了。

    2.“两起两落”的国家曲线:夏桀与商纣

    在近东地区,无论是王国的产生、还是机器的完备、乃至战争的长期化都没有损害其根本性的生产条件。然而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战争对基本的生产条件的破坏非常严重,这个对中国的政治演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深思,夏商亡国,无不和他们在较低的农业剩余率下,肆意的抬高军政负担有关。

    3.基层组织的完善与反向政治整合

    从夏商周的更迭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商周在初期,都非常的弱小。他们战胜强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在朝代末期,由于军政的压力远超农民的供给能力,致使反叛者反向组织,共同反对夏桀商纣。

    从夏朝到周朝这近两千年时间里,中国的上层国家机器不完善,因为国家机器的完善会构成比较高的成本,很多人就容易在体制外动员起来进行反抗最后推翻政权。这就是中国的先秦史和西方大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在农业革命以后很快就有灌溉农业,在非常发达的农业上就能够养活一个政治上高度分化的国家机器,但这两个阶段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抑制。相反中国的基层组织,即作为一个耕作区的村落组织非常完善。从远古时代,最开始孔子的一个描述是“大同”,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制,到春秋时期,大同虽然已经瓦解了,但留下了“井田制”,实际上是土地公有私分,以家庭为耕作单位,但土地还是公有,紧密合作的基层还是存在的。只要有个非常残暴的君主,有完备的国家机器,下面就会迅速造成许多公社水平的邦国的联合,并很快形成足够的力量把他推翻。

    讲到这里,老田认为中国历史明显的特点恰与西方人很认同的且现在被视为国际学术的规范和标准相反,中国文明的上层组织是很落后的,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机器。这里,他还对当代的史学家产生了质疑“然而很多历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事实不太能接受,这使他们在研究空间很容易走偏”,他举了有人认为大汶口时期已经产生了社会分化,已经有了阶级甚至还有私有制的例子。并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拿来的典范规范与中国的历史现实有很大的落差,而这些历史学家又不愿接受这些落差,想方设法曲解这些史料。

    这些史料对我们理解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个非常大的基础。以前最恶劣的一种,像任继愈编的《中国哲学史》说先秦诸子的时候,他就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这三条胁迫他们的思想,其实他们没有说这方面的内容,就算真从他们的话里解读出这些内容,那也不是孔子老子他们本身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硬要把中国的先秦思想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进行比较,其实他也不可比。真正可比的应该是各自的历史背景。商代的时候群众不支持上层的强化、政治化国家机器,把这个背景当作一个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来源的话,再推到孔子孟子老子,得到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四、儒家对农业社会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但在中国这段历史里面的特点就是生产力基本保持变不变,像木石工具在黄土地这样的土壤上可以有较好的效果,早期出现的铜铁就很少用来做农具。变化的是组织条件,老田把组织条件区分为两个:一个是下层组织,它产生的原因是基层的家庭不足以应付各种意外的情况,使得必须有最低限度的村落水平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合作的基层组织,农民就没有能力应付各种意外状况。相反这样就会给商人、地主、富农及高利贷者提供各种机会,这很容易使农民与土地相分离,这种分离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就会对皇权政治的稳定产生根本性的威胁,这个问题从基层组织瓦解后的两千年都没有答案。所以这个也是解释先秦的思想为什么没有持久的生命力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我们如何看待中西方的差别呢?在早期的无文化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讨论是在人类学领域发生的,美国新进化论学派认为文化的替代是以开发环境能量的效率作为标准的,人均能量水平低的文化将要被人均能量水平高的文化所代替。这个反映到中国的历史上主要是两次农民和牧民之间的争夺。第一次是从平原到山区,第二次是长城内到长城外。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研究先秦史的时候强调国家等政治方面,但先秦儒学基本上强调的是井田制、基层组织、生产方式的完整性。在中国历史上质与量不统一,政治与经济不统一。儒家强调井田制、强调生产方式的完整性,那么他就必然反对整个社会的比较高的分化,反对社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系和常备军制度。到汉代时很多儒生还坚持搞分封制,使统一起来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中长留。

    但是他的很多问题意识和今天对比起来有很大的反差。中国从五四以来引进西方史学有近一百年,但到现在为止,在先秦时这个领域,一直还和儒家在争论,儒家控制历史不仅是从大同到小同这样的历史演变视野,他的控制非常彻底和全面,一直渗透到史料齐全的过程。

    那么儒家对农业的认识究竟具有哪些矛盾之处呢?

    1.“制礼作乐”:向社区放权;儒、道思想的背景

    儒、道家的背景是周在东征以后解散了常备军,实行了不以最高国家统治机器统治诸侯的政策。孔子非常欣赏周公“制礼作乐”,礼和乐的方式不是正规的管理和控制,它是通过集体的活动把大家的感情和利益整合起来,这在小圈子的村落里可以实施。就是不用法律和行政管制去介入整个的社会生产,最后是向社区放权的过程。儒家和后来法家的一差别就在这里。管仲、李悝、商鞅、韩非、秦始皇及李斯等上层组织基本上都实行王权强化过程。基层社区瓦解,生产方式就不完整,流民很多,法家就想着用国家规范化的方式把农民的生产条件稳定住。他们的规范化搞了2000年多没有成功,如王安石变法,诸如这些维护基层老百姓的生产条件的稳定性、抑制经济精英都是从维护王权稳定性出发的。

    2.国家形成晚:作为战争成本最小化的消极利益制度化结果

    整个中国的上层国家机器是和战争成本最小化的打算有关系的,全国民众认同统一的主要原因就是统一以后战争成本、安全成本下降了。但要认识到战争成本最小化并不能终止战争,如宋代南北朝时期长城防线就失守了。成本最小化表现在:(1)有共识的长期持久战,而不是反歼战。(2)实现部分村落的整合,易于反抗。(3)战争频度下降。因此对待这部分中国历史要与生产力使用的标准和范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当初的上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及少数有抱负的人联合扼杀,最后上层国家机器还是出现了是不得以。

    3.政治与经济相反的历史:质与量相反

    中国先秦农民穷,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在经济上看中国是很成功的(春秋战国是人口超过2000万),这是量,但在质的标准——完善的国家机器、良好的行政系统,中国是根本没有的。中国的国家机器出现晚,但强度高。

    老田认为:今天的史学界却一心一意要把先秦的政治描述得多么先进,曲解史料。其实从史料的丰富性来看,中国重建先秦史的条件是最好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实际历史出发来研究历史。

    五、三农问题研究与古代史理论

    1.农业利益制度化的路径与要求:根据地自我剥夺

    前面提到中国农业扩张到这么大的地域,不能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那么老田认为只有从组织层面去解释,即由于当时具有特别完善的基层组织,因而特别适合生产和农业人口扩张及农业地域的扩大。

    再从我国近60年的农业历史来看,解放前基本是延续两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毛时代从1952年开始搞合作化,到1956年合作化基本完成,1982年以后搞分田到户。这些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经验来重新对照我们的历史,如果说历史能够产生理论、能够认识到规律性的东西的话,那么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背景,就是在工业革命的农业社会里面,有什么选择方案、制度方案使人们把握自己的命运,让农业正常的发展。实际上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历史也始终处于无理论状态,最后就变成学者个人的嗜好而任意发挥。每个人都说一套且不同意其他人的,其实史学界没有任何共识,更不用说在共识基础上产生理论,对规律性进行概括。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在基层组织瓦解以后,法家2000年中一直想搞变法,把维护农民的生产生存条件的稳定性作为皇权政治的一个功能。比如王安石变法里的青苗法,这个是针对民间高利贷者,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青苗法就是官府每年课税以后有余粮,就用这笔资金作为垫底,以低于民间的利息(20%)向老百姓放贷,但在这个过程之中,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从官府到老百姓这个环节找不到强有力的依托,最后是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那么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要搞井田制要有一个管理机构如何解决的问题,要限制资本对老百姓的损害,也有个执行机构的问题。双方都困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不了,在传统的统治阶级的环境和经验里面,这个问题始终是无解的。

    最近的经验是共产党革命。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基本依靠的是有声望有能力文化的人办事,中国共产党干命的时候恰好吸引不了这些人,就不得不依赖没有文化的人来办事 ,它的特点是:(1)不具备按传统统治方式来联系农民的条件;(2)一走上井冈山就特别贫困:军饷发不出来就实行供给制,传统统治方式里的物质刺激,按报酬分等级没有了;(3)敌强我弱,就必须“让农民成为我们的靠山”,但不逼迫而是动员,走群众路线。在红军内部也是这样的,要激发士兵的自觉性,让其当成自己的事。严格说就是政治上必须的平等。其他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赞同毛泽东这个条件。老田称其为“扁平化管理”,它是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根本性的革命,通过三大民主使经济利益上的分配和政治权利相对均平。

    因为农村恰恰是不以传统统治方式的各种手段强制性为条件才能实现对农民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动员。所以共产党在这方面成功了,这成功也是有条件的,即对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最成功的像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而这两个最成功的制度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通过,也不是毛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普通老百姓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建国初的教育实际与国民党一样,政府有钱建点房子招学生,但要考。到文革时期,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最倒霉的时候,既不能讲条件又不能要好处。这时基层的创造性却成功了,而且这并不是巧合,这两个制度被全面性的推行而且取得重大成效,都是在文革形势趋于稳定之后1968年底的事。19689月份全国山头一片红,各地省市革委会都已成立,到1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两个小学教师的一封信,即“侯王健议”,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 这个制度在人民日报讨论了十五天,全国各地风起响应。但后来是当时的教育部高官们编了一本《当代中国的教育》,在里面抱怨很多教师被下放到农村里,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从这里可以看出很根本的东西,像教育医疗这种公共用品之所以能够在那么穷的情况下得到普及,基本的条件是对精英基层的特权和超额利益进行剥夺。有了文革的实践之后,再反过来看儒家法家的不足就很明显: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对基层,而且数量非常庞大的联系农民、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实行行政的问题。毛时代的办法今天的很多自由派的人是不接受的,因为老搞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种整治压力来逼迫精英阶层老老实实,他们对这有很大意见。只要具备对精英阶层相对剥夺的外在条件,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进行制度创新。而这个基础性的条件跟政策制度和部门是有冲突的。我们的教育部卫生部反对当时的下放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损害他们的部门利益及相关管理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利益,他们的目标就是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相关从业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他只要把这个目标确立,合作医疗肯定是要被他们废弃的,教育肯定是要被他们办成市场化的。

    因此,从这里看,农业社会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在低收入的生产方式中如何应用适当的技术把人民最深的、切身的痛苦解决掉。这和正规化的行政部门的运作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在人类史上能够在文革中办成,这从反面说明了如果不能对精英阶层相对剥夺的话,反过来最需要的自主就没法维持。

    整个历史按儒家的说法,从大同到有以井田制为依托的小康到最后井田制都不能维持了,是一条下坡路。后来我们看到小平、耀邦、万里他们要分田要废除合作医疗,其实他们代表的是历朝历代的大多数,统治阶级解决不了的东西,他们也不想解决。农业社会的基本规律:统治阶级的相对剥夺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是没有依托的。不管两千年来儒生有多么真诚的呼唤井田制,但他们没有复辟过一次。很基本的原因是他们从来不追究问题,总是学而优则仕总而言之,他们自己不愿意放弃高薪,在他们的视野,以他们的局限就根本提不出如何实现对精英进行相对剥夺的逻辑。而如何提出相对剥夺的逻辑呢,实际上农业社会的基础性的条件是不能完善的,小农经济的存在不是因为他的生命力强而是因为超越其上的经济条件不容易达到。

    反观历史,如果历史真有什么理论的话,很显然历史学家的觉悟要提高,而非水平的提高。这20年来,按照小平同志的教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确实,我们现在和西方基本的标准接轨了,但遗憾的是,中国历史的实际和问题意识都被他们抛弃了。在这方面他们比儒家还落后,儒家至少承认没有井田制生产方式不完整,他们连这个都不承认。

    井冈山的经验就是建立一套组织系统把底层的反抗愿望变成有效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从而组织起一股强大的造反力量把旧的统治阶级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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