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冷冷清清,更不见“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在我返乡的时候,每当谈及从前元宵节与端午节的热闹,也常常会在同代人及上辈人那里找到一些相似的惋惜之情。
没有土崩瓦解的是各类被称为赌博的游戏。我至今未忘年少时在本村及附近村落所看到人声鼎沸的赌博场面。那时候的农民围在一起主要玩“牌九”、“天九”、“九大”或者“押宝”。种种玩法中最受青睐的当属牌九和押宝了。前者是用32张扑克牌比大小点,通常只要4人便可以将桌子拍得山响;热闹时,在一张普通的八仙桌边,加上围观的、押吊角的、出谋划策的,一副牌最多可以聚拢二三十人。许多人站到了凳子上,围成一个刚刚烧开的水壶,远远你就能望见它冒着热气。至于后者,同样可以聚得“peoplemountainpeoplesea”,而那张画在桌上的“押宝图”,活像一个大裤衩,以至于今天每当我路过央视的新大楼时总会想起它。
看到村民们如此迷恋赌博,你难免心生感慨:中国内地这星罗棋布的无数村落,至今未能发展出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赌城,着实辜负了这世世代代的熏陶与栽培。遥想那美利坚的拉斯维加斯,其发展为城市不过百年时间,成为赌城亦不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而中国大大小小的“赌村”、“赌寨”,培养出无数“赌博士”,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
回想我幼年的益智游戏,更可谓“野蛮生长”。除了下棋,剩下的就是“小赌怡脑”了。在当地,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都学会了赌博,并且参与其中。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由于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领到一些零花钱,此时父母也极其宽容,这段花好月圆的吉利日子便成了孩子们切磋赌技的黄金季节。至于平时,孩子们多躲在一起赌纸,或在放学的路上,或在放牛的地方,真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一来二去,许多读书郎的书包越赌越轻。读书未能破万卷,但赌纸却可以帮他们实现这无数古人都未遂的愿望。
如今,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哪个孩子会再去赌纸,或像过去那样三分钱能做一庄。现在的小孩一次输赢也可能有几百元。也难怪如今乡下人感慨钱不顶钱了。几十年来中国之通货膨胀,从孩子们的赌注之注水即可略见一斑。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赌风远不如从前炽烈。过去的乡村生活,过得可谓有声有色,许多人热情无以寄托,赌博也是花样迭出,如今只剩下几桌慢条斯理的麻将,在当地继续稀里哗啦,源远流长。
村民忙于小赌,多半是为了消磨时日。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消弭了其它欲望的安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平静如水的绝望。不乐见的是,尽管村旁道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顽石锐立,一年到头村民们宁可花掉绝大部分闲散时间在牌桌上码并不存在的长城,也不愿意多花哪怕半个小时去修现实中的道路。如一位外国传教士在百年前所说,中国人乐于将修路的任务交给大自然,更不忘将现有的道路交还给大自然。
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到赌博,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同样会发现,掌握这门技艺也未必全是坏事,关键是你什么时候赌,什么时候赌到家徒四壁。关于这一点,余华在他的伟大小说《活着》里已有很好的诠释。1946年,富家子弟福贵因为嗜赌输光了自家的祖业,待革命的大清算来临时,他正好混了个“贫农”身份,终于无家可抄,无命可革,侥幸过关。而赢了他家贡田的龙二则被定为地主,不仅挨了批斗,最后还被枪毙了。赌博让福贵家财散尽,同时又救了他一命。
这不只是小说,更是现实。比如说,我的外祖父,在解放前也曾有过殷实的家底,只是因为年轻时沾染了赌博的恶习,在土改之前将祖上的家产败了个精光,从此才有机会被人在“败家最彻底”与“革命最彻底”之间画上了甜蜜的等号。据母亲说外祖父曾经为此十分洋洋自得。生活就是这样充满荒诞的气息。谁曾想,年轻时的堕落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最让他逢凶化吉的神机妙算。
解放之前,各地福贵们仍有机会以赌博败家,间接救了自己一命;而到了解放以后,尤其在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岁月里,赌博则已经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游戏。所以,在前文提到的《第一线》杂志中,你会找到这样的革命话语:“目前,赌博风还很嚣张,有的赌场上还有茶蛋、油条等食品出售。输赢几十元,几百元,金银手饰也出现了,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影响了社员生活……这些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这一切并不难理解。试想,在那个以军事共产主义治理社会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像是一座军营,被认为反映阶级斗争的东西自然不被允许。
世界上有两种童话,一种是文学意义上的童话,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童话。前者开头通常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而后者却是“不远了,不远了……”谁都知道,此国彼时卷入了一场关于未来的赌博之中。这样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赌博像山岳一样古老,不同只在于形式,以及谁在支付成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不幸更在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家可以制止国民赌博,而国民却无力制止国家赌博——而且,所有赌资都是他们自己的。
这种严厉的禁赌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到那时,农民小赌被抓仍有可能被判刑。记得有一年冬天,本地派出所接到线人的举报,在子夜时分将这个村庄围了个水泄不通,将聚赌者抓个现行,不仅没收了赌具和全部赌资,而且逼迫所有参与赌博与围观的村民长跪不起。
时至今日,民权觉醒,这种骇人听闻的跪罚再也没有发生过。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大环境的变化,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出台政策,规定亲朋与熟人间的“娱情小赌”不算赌博;而且,许多管理者也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麻将等赌具有着安民的功效。仿佛昔日重来,当这些曾经被禁绝的赌博游戏在乡村重新蔓延开来,本村一些精明的村民也学着弄点苹果、茶蛋来,摆在赌桌边上。其所提供的服务,虽不如城里的各类棋牌室那样上规格、有档次还有招牌,但也算是为中国乡村的文娱事业做一回“服务型公民”,使这个闭塞偏远的小村庄有了一点“山寨版拉斯维加斯”的风范。
谈到赌博方式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重新流行开来的麻将的确可圈可点。我曾在文章里谈到本村流行“麻将联播”,即是说打麻将像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在当地总是会有人三五成群,维持着这样一种“日不落”的仪式。而且,看人打麻将对当地人而言也是一种享受。热闹时,更有村民指点出牌、拦截放炮,至心满意足或无趣无声之时,便换一桌观战,就好像是看电视调台。
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人很早就洞察了藏在“面包与马戏”里的古老统治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老百姓能不饿肚子又有戏看,他们就会忘记自己及周边的不公,失去反抗或者改变不公的意志。显而易见,对于这些村民而言,这日复一日的“麻将联播”在消磨他们的愤懑与斗志、抚慰他们的艰辛与沧桑等方面,比任何宣传的鼓动与幸福的说教都更见成效。以我的观察,留守本村的农民日常所做莫过于两件事:一是种地,二是打麻将。当他们将面包问题交给种地,把马戏问题交给麻将,生活过得也算是优哉游哉。
正是这些原因,有官员会公开声称:“麻将是催化剂、是催眠曲,是维护一方稳定的良方妙药。”有此一说,似乎可以认为,打麻将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种消磨激烈的禅宗,而对某些管理者而言,它又是一剂意识形态的替补品。
2009年春天,我回乡走访了一些地方,看到乡村的另一个大变化就是多了许多广告,除了农资产品与下乡家电外,还少不了“麻雀机”(自动麻将机)。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电信的一则广告,蓝滢滢刷满了整整一堵墙——“进入电信宽带网,快乐胜过麻将场。”世界光怪陆离,网络商人开始从麻将场上抢农民了。看得出,看得出,只要商人有利可图,只要自己有消费与生活的自主权,农民还是有机会变得十分抢手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节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的素质,以及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抢手——不只是在经济生活中,更在政治生活中——我会着重叙述“麻将与宪政”的关系。在我看来,打麻将不仅与生活有关,同时是一门与政治有关的技艺,与宪政有关的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