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也为社会学的恢复与繁荣提供了契机。为全面梳理中国社会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成果,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办了“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三十年”论坛。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培林,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思斌,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谢寿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等参加了论坛。

      一、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首先以“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为题做主题发言。陆学艺在发言中指出,为了迎接社会学的春天,我们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拟定了一份促进社会学大发展的建议给领导送去,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和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此高度重视,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落实中央领导的批示。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社会学发展的机会来了,这其实源自于现阶段的社会需要。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而言,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教育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解决,还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要用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理论来解决。所以,社会学的春天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社会学家要积极承担自己的使命。陆学艺强调,当前社会学家面临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调查研究,出谋划策,为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第二,要发挥社会学描述、记叙的功能,把中国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迁记录下来。第三,要千方百计的加快、加强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建成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二、30年发展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紧接着陆学艺研究员的发言,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从社会学学本土化的切入点回顾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他指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的内容更加系统。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30年当中社会学界不仅出现了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论文,而且出现了专著,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和特征、社会学本土化展开的方式、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第二,社会学的视角更加清晰。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我们的视角是新颖、独特的,这主要是三个:首先,世界性的比较研究视角,通过开阔的历史进程,刻划社会学本土化运动从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的过程。其次,探究性的理论研究视角,以深度的理论研究,探究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再次,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一种研究视角。这种视角超出了欧美社会学,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的意识,更加深入地揭示了社会学的内涵和实质。以上三个视角相互结合的,展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前景,建设本土特色,同时又要超越本土特色的发展之路。第三,社会学理论更加自觉。在研究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当中,需要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转型现实的问题;中国社会学与传统社会资源的关系;处理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这三个关系。同时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学不断提高自己对理论自觉提高的一种过程,理论自觉是推进我们社会学中国化的正确途径。

      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来硕果累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的兴起不无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后者的传承和发展。基于此,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培林研究员首先阐明20世纪20至40年代出现学术繁荣的缘由。他指出,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民族自省和反思。二是救亡启蒙之下,各种新潮思想流行,变法维新、革命批判意识强烈。三是文人走入实际、走进实践、走向实用取向明显,改造社会成为学术主旨。

      李培林进一步指出,在这个学术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学的五大思潮: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学的“学院派”、社会史研究。第一个思潮是唯物史观社会学,这一方面来自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来自马林诺夫斯基和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影响。唯物史观是一种新的做学问的方法,也是改造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当时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中国革命的兴起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个思潮就是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包括梁漱溟的乡土立场和村治派,晏阳初、李景汉的愚穷弱私治疗与定县主义派以及吴景超的第四条道路与都市救济派,他们都把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改良主义的信仰、一种人生道路、一种救国方法、一面道德旗帜。第三个思潮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个称呼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中国学派的核心人物吴文藻提出“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把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个学派有两个分支:一个以费孝通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注重对于与经济相联系的社会组织的类型分析。另一个是以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注重对于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如宗族、宗教、习俗等等。第四个思潮是中国社会学的“学院派”。其中有四大分支:以孙本文、吴泽霖等为代表的“文化综合学派”,以陈达、许仕廉等人为代表的“人口学派”,以杨开道为代表农村社会学研究,以及以潘光旦为代表的优生学研究。第五个思潮是社会学视角的社会史研究。与以前的帝王史研究不同,社会史研究者把历史资料按照一种线索串起来,其意义和梁启超倡导的革命是一样的。经过这些梳理我们看到,实际上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和上世纪30年代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历史、传承历史。

      四、“南开班”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中国社会学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繁荣之后,出现了中断,直至1979年才得以恢复。对于重建社会学而言,恢复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本科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南开班”是社会学第一个大学本科的班级。回顾“南开班”的形成及其在社会学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是我们梳理社会学30年重建史所不可忽略的。基于此,当年南开班的班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做了题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班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的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产生的背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如何重建?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社会学的“五脏六腑”的问题,五脏指社会学包括五个部分——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六腑指社会学的六门基本课——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社区)、社会人类学、国外社会学说。这些都和人才的培养有关,这就需要办培训班。为此,1980年费孝通提出在高校建立社会学系,此建议得到了南开大学的支持和教育部的批准,于是从各重点大学文科三年级中招生,1981年2月23日南开社会学班成立。南开班的课程按照“六腑”来设置,由杨心恒、丘士杰、刘豪兴、沈关宝、林南、布劳等老师授课,费孝通、吴文藻、吴泽霖、张子毅、雷洁琼、陈道等还为南开班举办专题讲座。1981年12月结业,学员回到各高校顺利毕业。毕业后,有些学员去了国外,大多学员则到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成为社会学的中坚力量。

      五、《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编撰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南开班之后,各重点高校开始创办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人才。但社会学的概念、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尚未厘清,因此学科体系确立对于社会学的重建而言至关重要。而《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编撰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确立提供了契机,从而促进了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在本论坛上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一名编撰者,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回顾了社会学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1978年中央批准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最后决定编《社会学卷》则是1985年。在弄清楚整个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现状之后,筹备组决定以雷老挑头,《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己组织编撰。具体而言,设立了9个分支,分别列条目,然后在全国范围里头挑选合适的撰稿人。经过六年多的努力,1990年基本定稿,共编撰了145万字,1058条,涵盖的学科面达到了预期目标,可以说达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大百科全书的编撰不仅确立了社会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体系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梳理,确定了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大体框架,弥补了社会学界重建的一个空白,为我们社会学学科建设下一步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创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的学术出版活动,不仅给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推广的平台,也为从事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机会。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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