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工家庭城市化经济条件分析

                        李敬           章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市 100871

    摘要:

    本文根据中国民工城市化的实际情况,将托达罗模型发展为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对民工家庭城市化的条件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第一,为了达到在城镇定居的最低限度经济条件,民工夫妻婚后至少需要连续工作21年,这意味着民工至少工作到45岁左右才有足够的收入完成城市定居过程,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工面临着中年(40岁以上)失业威胁,这成为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第二,实际工资的持续缓慢提高会大大缩短民工城市化的最低工作年限;第三,非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城市化的难度要比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大得多。

     

    关键词:民工城市化 托达罗模型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 工作年限 中年失业

     

    一、引言

     

    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实现城市化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城市化是事关迁移者全家一生安排的生命周期决策。只有当迁移者家庭在城镇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收入等于或大于其必要的生活支出时,乡村人口才具备完成城市化的经济条件。影响乡村迁移者家庭在城镇生命周期收入的因素主要是两个:工资率(年工资或月工资)与工作年限。

    以往在研究中国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工作年限对民工家庭城市化的影响。就单个家庭而论,最近二年章铮等人就此进行的研究(章铮,2006;章铮等,2007)表明,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民工在城镇工作年限的长短是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详见下文)。就整个中国经济而论,把民工家庭城市化所需工作年限、民工市场的未来趋势与民工在城镇的工作寿命表放在一起分析,[①]就可以估算出全国现有民工中有多少人具备城市化的经济条件。

    本文将在章铮等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民工家庭城市化的经济条件。

     

    二、托达罗模型的发展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是从托达罗模型(Todaro, 1969)发展而来的。

    与其它研究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模型相比,托达罗模型的特点是:

    1、从乡村劳动力自身的角度来分析进城与留在乡村的利弊。劳动者关心的是进城或留乡对自身收支的影响,而不是他们进城前后对城乡劳动生产率或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2把是否进城定居看作乡村移民的终生性决策,在决策时考虑乡村移民一辈子收入的总和。所使用的指标为乡村移民多年实际收入的现值。

    3托达罗模型所设定的情景是:决策者是考虑是否离开乡村的乡村居民;所涉及的决策是留在乡村还是永久性进城定居;[②]在城市居民本身存在失业的条件下,乡村移民一进城就获得进入工资率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工作的概率比较小。刚进城时,乡村移民必须在工资比较低的城市“传统部门”中工作一定时期,甚至处于失业状态。因此,在托达罗模型中,乡村居民是否迁入城市,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该居民在乡村的预期收入等于其实际收入,而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则等于在城市相应工作时的实际收入与获得该工作的概率之乘积。

    在中国,意图城市化的民工家庭同样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城市化的利弊,也同样必须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是否城市化。因此,托达罗模型的前两个特点符合中国农民工的特点。但托达罗模型所设定的情景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首先,中国乡村居民外出决策包括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蔡昉,2001;李强,2003b;周大鸣,2005)提出在中国作为乡村居民,他们面临的选择只是留在乡村还是临时性(候鸟式)进城务工。通过一段时间的务工,进城民工对城镇环境与自身能力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那些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乡村的民工才会考虑是否永久性进城定居。因此,在分析这部分民工的城市化决策时,可以不考虑其乡村收入的影响。

    其次,中国民工中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技术与管理技能、只能从事非技术劳动的普通民工。由于技能的限制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类民工没有可能在城镇获得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因此,在分析这部分民工的城市化决策时,不必特别考虑城市中工资高低不同的部门或岗位的影响。

    再次,中国乡村居民拥有30年不变的乡村土地承包权,如果民工在城镇找不到工作,他们随时可以重回乡村务农。同时只有目前就业比较稳定的民工,才会考虑家庭城市化的问题。因此,在分析民工的城市化决策时,也不必特别考虑就业概率的影响。

    中国民工在考虑进城定居时,确实面临就业问题。但他们的就业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民工潮”时期,由于民工供过于求,城镇用工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用工需求上趋于年轻化。(章铮等,2005;崔传义,2007)城镇企业用工需求年轻化导致了乡村青年劳动力快速向城镇转移。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25岁以下年龄段民工在全部民工的比例,比乡村同年龄段非外出劳动力(或同年龄段所有劳动力)在全部非外出劳动力(或所有劳动力)中的比例高出1倍(25个百分点)以上。(庾德昌,1989;杜鹰,1997;劳动部课题组,1999;李强,2003a)与此同时,城镇企业用工需求年轻化又导致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成为城市失业者,使他们在城镇的工作年限从16-55/60岁缩短到16-25/30岁,甚至更短。这种半辈子有工作、半辈子没有工作才是民工在城镇就业时遇到的现实问题。2004年全国性的“民工荒”出现后,城镇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年龄有所放宽,大体上40岁以下的民工都可以在城镇稳定就业。但迄今为止,“民工荒”只是改变了民工比较稳定就业的年龄段,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工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的状况。

    为分析中国民工家庭的城市化经济条件,我们构建了一个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

    1、从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化的条件。

    2、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分析民工家庭城市化的条件。

    3、根据民工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的现实,将民工的就业年龄段一分为二。前一段为民工就业年龄段,后一段为民工失业、本人没有收入的年龄段。在后一段中,由于民工成年子女可以工作或民工家庭被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民工家庭可能有收入。

     

    三、模型的分析前提

    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的前提为:

    前提一:决策单位是民工家庭。假定民工一家三口或四口,夫妻两人工作,并且夫妻均为从事非技术劳动的普通民工。

    前提二:决策的时点是民工夫妻结婚时,且排除离婚情况。

    之所以选择结婚年份为决策时点,是因为: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民工能够实现垂直流动,成为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甚至民营企业老板。这些“前”普通民工年收入较高,工作年限较长,具备城市化的经济能力,不需要我们特别加以关注。某个民工能否实现垂直流动,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他自身的努力程度与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以及务工环境与机遇。在最初进城务工时,民工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结婚的民工通常务工3年以上,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一部分民工实现了垂直流动,其余民工对自己是否具备垂直流动的条件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选择民工夫妻结婚的年份作为决策时点,既是为了排除技术工人、管理人员、民营企业老板等成功者,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的非技术民工身上;又是为了尽可能地排除民工职业生涯中的不确定性,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辈子都是普通的非技术民工身上。

    其次,受传统的成家立业观念的影响,已结婚的民工——特别是已经生育子女的民工——有后顾之忧,因而与未婚民工相比,决策时往往会作比较稳妥的选择。

    前提三:决策所涉及的时期从民工夫妻结婚时开始,到民工夫妻退休时为止。在这里,我们假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民工夫妻在达到退休年龄以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因此他们不需要为退休后的生活而进行储蓄。

    前提四:在城市中,该家庭民工夫妻双方或者同时务工,或者同时失业,即排除一方有工作、另一方没有工作的情况。

    前提五:在达到劳动年龄后到结婚前,民工子女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节余(相当于其收入减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归父母所有。

    前提六:假定中年失业存在,因而民工夫妻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可能失业。

     

    四、模型的构建

     

    在上述分析前提的基础上,构建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如下:

    模型中,时期的取值范围从0(决策时点所在年份)到n(退休前最后一个年份)。其中,0年为民工夫妻结婚的年份。

    根据中年失业前提,民工夫妻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会失业。用tT分别为民工夫妻预期有务工收入与因中年失业而没有收入的时期。t的取值范围是(0,m),因而m+1是民工家庭的预期工作年限。作为定居者,民工夫妻当然希望工作到退休(即m=n);但m为外生变量。换句话说,作为受雇的职工,是否有工作岗位不取决于民工本人的意愿。

    中年失业前提排除了一部分年收入虽然不太高、但工作前景可以自己控制的自谋职业的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8月进行、10月公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属于自谋职业的民工包括个体小摊小贩(如卖菜、卖报、卖烟)、废旧物资收购人员、保姆、小时工等。

    模型左边前一部分中,Yp(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民工夫妻在t时期的收入,Y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未婚并工作的民工子女在t时期交给父母的收入,因此,Yp(t)+Y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在t时期的收入。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同一时期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模型左边第二部分中,民工夫妻处于失业状态,但其子女可以有工作,Yc(T)即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未婚并工作的民工子女在T时期交给父母的收入,。C(T)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该民工家庭同一时期除子女教育开支以外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S0为民工家庭在0时期开始时拥有的积蓄。

    模型右边的Cd为民工家庭在城市定居所必需的购买住房支出的贴现值。假定总房价不变,则Cd随着民工家庭购买住房时间的推迟而下降。

    如果模型成立,则某一个或某一批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收入大于或至少等于其生命周期必要生活支出,这意味着这些民工家庭具有进城定居的经济能力。具有进城定居经济能力的民工家庭不一定在城镇定居,但不具有进城定居经济能力的民工家庭肯定不能在城镇定居。

    与以往采用的同类模型(章铮等,2007)相比,本模型省略了两项收支,即⑴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开支;⑵民工夫妻失业时,民工家庭可能得到的社会保障。省略的理由是:

    首先,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这意味着在不远的未来,民工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开支会下降到十分低的程度。

    其次,章铮等曾根据《报告》,对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支出进行过估算。(章铮等,2007)估算结果表明,一个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照此计算,民工家庭在9年中需要为一个子女教育支出2450元×9=22050元。同样根据《报告》,民工夫妻一年的收入为22140元。(详见下文)换句话说,只要民工夫妻的预期工作年限延长一年,给民工家庭带来的收入大体上就相当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给有独生子女的民工家庭带来的收益。因此,不考虑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开支,对估算结果的影响有限。

    再次,章铮等还曾根据《报告》,对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民工家庭收支的影响进行过估算。(章铮等,2007)估算结果表明,民工子女16-18岁接受3年中等职业教育,给其父母带来的经济负担为:学费每年4650元,日常生活消费支出5179元,在技校学习期间因不工作而减少的民工子女交给父母的收入每年5891元,合计每年15720元,3年总计47160元;而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到结婚前,19-24岁期间交给父母的收入每年比不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每年增加8420元,6年总计50520元。但由于增支在前而增收在后,按照4%的贴现率贴现后,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给其父母所在家庭的总体影响是收不抵支2532.34元(贴现值)。换句话说,民工家庭因民工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增加的经济负担,与民工子女婚前因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给其父母所在的家庭增加的收入,两者大体相当。[③]

    最后,章铮等还曾根据《报告》,对免费义务教育与最低生活保障对民工家庭收支的综合影响进行过估算。(章铮等,2007)估算结果表明,只要民工夫妻的预期工作年限从18年增加到20年,则民工家庭由此增加的收入,就可以超过因独生子女义务教育开支及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给该民工家庭增加的支出。(按贴现值计算)

    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给定各变量的数值,看模型是否能成立。另一种是给定除某一个特定变量以外的其它变量的数值,看这个特定变量取什么数值时,模型能够成立。

    本文关注的是民工进城定居的最低工作年限,因此对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的使用方法是:给定除民工夫妻预期工作年限上限m以外的全部变量,以确定为了进城定居,该民工家庭夫妻双方至少要连续工作多少年。

    五、模型中变量数值的选择

     

    民工家庭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中除m以外的变量数值,分别确定如下。

    1、从t=0年开始,36年后夫妻两人同时达到退休年龄,即n=35

    2、假定S0=0,即在0时期开始时,民工家庭没有任何积蓄。

    3、假定r=4%

    4、前述《报告》中,男性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068元,女性民工为777元,本研究报告据此估算民工夫妻的平均月收入。即将夫妻两人的收入加总,再乘以12(月收入换算为年收入),得出该民工家庭夫妻的年收入。

    在上述年收入的基础上,再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情况一,从事非技术劳动的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由于这些民工的报酬通常是记件的,因而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下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聂丹在分析农民工的供给时,就假定45岁以后民工劳动边际产出会递减。(聂丹,2007)但媒体报道表明,城镇企业对民工用工年龄限制远低于45岁。(崔传义,2007)何筠等人2007年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务工10年以上的民工,月收入要比务工5-10年的民工低。(何筠等,2007)这间接说明普通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从30多岁就开始下降。由于缺乏数据,我们假定情况一的影响表现为:从t=11年开始,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其收入)年递减1%

    情况二,实际工资的上升。2004年以来,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民工实际工资开始上升。数据表明,20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动,2003年涨0.7%2004年涨2.8%2005年涨6.5%2006年涨11.5%2007年涨了20%。(第一财经日报,2008)同样由于缺乏长期数据,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作用,假定情况二的影响表现为: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实际工资年递增2%

    此外还假定:女性民工每生育一胎期间,一年内没有收入;民工子女的收入水平按照性别差异,分别与父母相同。

    5、前述《报告》表明,民工家庭月人均支出为463元。扣除其中的民工子女教育开支31.4元,[④]民工家庭月人均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为431.6元。

    6、民工家庭的人口,本文研究设想了两种情况:独生子女与两个子女。并假定:独生子女为男性,出生于t=1年;两个子女为姐弟,分别出生于t=1年和t=3年。子女均为7岁上学,16岁工作。

    72006年,全国住宅平均售价为3132.44/平方米。我们假定该房价为城镇经济适用房的平均价格,并假定按不变价格计算,该房价长期保持不变,同时假定民工夫妻结婚后在t=11年,(此时民工夫妻的年龄为丈夫35岁,妻子33岁)按照该价格购买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则他们购买住房支出为187946元。购房支出现值Cd=187946÷(1+4%)10=126970(元)。

    六、模型估算结果

     

    根据模型估算,为了进城定居,民工夫妻婚后最低限度连续工作年限见表1

     

    1: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最低连续工作年限

    编号

    条件

    m

    数值

    民工夫妻最低

    连续工作年限

    子女

    劳动生产率

    实际工资

    结果一

    1

    不变

    不变

    27

    28

    结果二

    1

    不变

    年递增2%

    20

    21

    结果三

    1

    t=11开始年递减1%

    不变

    29

    30

    结果四

    1

    t=11开始年递减1%

    年递增2%

    21

    22

    结果五

    2

    不变

    不变

    35

    36(工作到退休年龄)

    结果六

    2

    不变

    年递增2%

    24

    25

    结果七

    2

    t=11开始年递减1%

    不变

    模型不成立

    结果八

    2

    t=11开始年递减1%

    年递增2%

    24

    25

     

    从表1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表1中,最短的民工家庭最低连续工作年限(结果二)也要21年。这表明,即使在拥有一个孩子的民工家庭中,其他各种有利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民工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独生子女;劳动生产率不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实际工资率年均递增2%),民工家庭至少也要连续工作到45岁左右才能保证在城市定居。在两个孩子的民工家庭,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民工夫妻需要连续工作36年才具备足够的收入在城市定居(结果五);如果劳动工资率存在递减的话,他们即使工作到退休也满足不了进城定居的最低经济条件(结果七)。

    以上结果表明,工作年限是影响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城镇用工需求年轻化的局面不改变,城镇只需要青年民工,(即35岁、最多40岁以下的民工)那么,民工家庭就不可能完成进城定居。

    正如模型所示,是争取在城镇定居,还是回乡创业或务农?民工夫妻必须在成婚时就作出决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打算在城镇定居,首先,他们必须在务工城镇至少连续15年参加养老保险;其次,尽管城镇生活费用远高于乡村,[⑤]为了适应城镇的生活环境,他们必须让子女从小在城镇生活;再次,他们必须在城镇购买房屋(至少经济适用房)或长期租房(至少廉租房)。所有这些决策,都要求民工家庭长期的努力,而努力的前提是比较稳定的就业前景与收入前景。

    就现状而论,中年民工在城镇就业的比例远低于青年民工。2004年、2006年乡村外出劳动力及2006年乡村劳动力资源的年龄结构见表2。该表表明,一方面,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与蔓延,城镇企业的用工年龄在逐步放宽。与2004年相比,200620岁以下及21-30岁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下降了2.2个和6.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够在城镇就业的还主要是青年民工,2006年,全国乡村劳动力资源中,41岁以上的劳动力占45.7%;而同年乡村外出劳动力中,41岁以上的劳动力只占17.9%。表2所显示的就业现状告诉今天的青年民工,他们进入中年后的前景是绝大多数人在城镇找不到工作。青年民工对未来中年失业的担心,是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

    2: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种类

    20岁以下

    21-30

    31-40

    41-50

    51岁以上

    外出劳动力(2004

    18.3

    43.0

    23.2

    15.5

    外出劳动力(2006

    16.1

    36.5

    29.5

    12.8

    5.1

    农村劳动力资源(2006

    13.1

    17.3

    23.9

    20.7

    25.0

    资料来源:盛来运、彭丽荃:《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及特点》,载鲜祖德(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 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7577页;《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qgnypcgb/t20080227_402464718.htm

    第二,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可以大大缩短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必需的连续工作年限,因而有利于民工城市化。表1中,结果二、四、六、八假定实际工资年递增率仅为2%,即实际工资35年增加1倍,在此假设下,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必需的连续工作年限比相应的结果一、三、五、七缩短7-11年,即缩短1/4-1/3。但对经历了2003年以前名义工资10多年不变、实际工资不增反减的民工来说,很难相信2004年以来实际工资连年上升的趋势是可持续的。

    第三,与一个孩子的民工家庭相比,两个孩子对民工家庭进城定居的决策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表1中结果一至四与结果五至八的比较表明,对于其他情况均相同的民工家庭,两个孩子家庭的最低工作年限要高出3-8年。换句话说,在目前普遍存在中年失业的情况下,非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城市化的难度要比独生子女民工家庭大得多。

    第四,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需的最低工作年限确有影响。表1中,与不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果相比,考虑了一定年龄下劳动生产率随年龄递增逐年下降1%的影响后,多数结果中最低工作年限有所延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缺乏数据,我们设想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情况还是比较保守的,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我们的设想严重。[⑥]

    七、结束语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民工家庭的城市化与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前景(即民工预期的最低连续工作年限)密切相关。为了在城镇定居,民工至少要在城镇连续工作到45岁;如果再考虑某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如前一部分中提到的因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加而递减带来的收入下降),预期需要连续工作到50-55岁,甚至60岁。换句话说,终生稳定就业是民工城市化的经济前提。

    基于民工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着眼点,靠他们自身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中年失业,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充分重视民工所处的形势,通过财政支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社会职业技术培训、对中年失业民工给予适度保障等,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周期收入预期,才能保证民工城市化的有效进行。

    采取这些措施,是否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呢?

        3:中国外出劳动力的累计分年龄数量(万)

    年份

    总数

    20岁以下

    25岁以下

    30岁以下

    40岁以下

    其中31-40

    2002

    10469

    2115

    4847

    6512

    9024

    2512

    2003

    11390

    2221

    5388

    7164

    9784

    2620

    2004

    11823

    2164

    5368

    7248

    9991

    2743

    2006

    13181

    2122

    /

    6933

    10822

    3889

    资料来源:同表2

    3对中国乡村外出劳动力的累计分年龄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目前中国青年民工是供不应求的。在民工总量持续上升的条件下,从2004年开始,20岁以下、25岁以下民工数量不增反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2006年,不增反减的年龄段上升到30岁以下。这说明,近年来民工数量不增反减的年龄段在上升。在2004-2006两年间民工数量减少的年龄段上升了5岁。如果这种上升势头能够持续,10-15年后,一大部分40-55岁民工的就业可以靠市场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要为今天的30-40岁之间的民工提供的中年城市就业保证,就可以稳定这些民工家庭的城市化预期,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另外,最近劳动保障部出台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和利弊评判。从本文的角度而言,这个规定保障了部分农民工40岁以后到退休阶段的稳定就业问题,是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44-51页。

    2.   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一》,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年,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011_402358407.htm

    3.   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二》,中国统计信息网,2006年,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61011_402358719.htm

    4.   崔传义:《进入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J],《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6期,第4-827页。

    5.   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6.   何筠、徐冬梅、吴学平、余昕、袁锐:《中部地区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65-70

    7.   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

    8.   劳动力流动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根本出路——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38日。

    9.   李强a:《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53页。

    10.李强b:《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5-136页。

    11.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J],《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14-137页。

    12.聂丹:《农民工低工资率与国民福利损失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研究》2007年第10期,第95-106页。

    13.庾德昌(主编):《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 1978-1986[M],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14.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第21-29页。

    15.    章铮、谭琴:《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效应——兼论“民工荒”》[J],《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第5-11页。

    16.    章铮、项伊南、王婧婧、王岚:《预期工作年限与农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7年第1期,第87-96页。

    17.    《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7年第2期。

    18.    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1), 1969, pp. 138-148.

    英文标题

    The Estimation of Conditions on Farmers-turned-laborers’ Family

    for Permanent Urban Migration

     

     



    ①工作寿命表是利用人口学中生命表方法来研究劳动力变动过程的一种方法,它表示同年出生的一批人在一定的死亡率和在业率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开始参加劳动、随后又逐渐退出劳动的整个过程。

    [] 在托达罗面对的经济现实中,劳工从城市往乡村倒流,是极其少见(如1932年美国大萧条时)的特例。

    []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后成为技术工人,既意味着民工子女年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又意味着民工子女彻底摆脱中年失业的困扰,从而使得民工下一代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在生活上可以向城市普通市民看齐。因此,只要民工力所能及,他们是愿意为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付费的。

    [] 民工家庭月人均支出中,子女教育开支的估算方法,见章铮、项伊南、王婧婧、王岚:《预期工作年限与农民工家庭城市定居决策》[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7年第1期,第90页。

    [] 根据估算,民工子女在城镇生活开支比乡村高出1倍以上。参见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第25, 27

    [] 例如,在刘林平等根据20067-8月对珠三角约3000民工问卷调查结果所做的回归模型中,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12-0.18(刘林平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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