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青年农民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 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 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 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 与此同时, 返乡后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多年城市生活积累的相对剥夺感,给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 而加入灰恶化组织后, 严密的组织性与高度的集体行动能力,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条件, 使农村青年的集体行动风险大大增加。因此, 在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就业的同时, 还必须通过组织替代、价值重塑和规范建设, 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和集体行动风险的发生。

    [关键词] 返乡青年农民 灰恶化 集体行动 风险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2008 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明显, 其中农民工“返乡潮”就是这种危机在农村社会的主要表现, 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中大部分是属于青年农民工(类似于许多学者所说的新生代农民工) ,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多年城市打工的生活使他们习惯并认同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 但返乡后他们大多游离于乡村公共组织之外, 处于组织真空状态。与此同时, 灰色势力在乡村社会中有抬头的倾向。因此, 人们不禁要问, 返乡青年农民工会不会沦为乡村的灰色势力?加速乡村的灰色化进程? 有了灰色组织的依托, 会不会产生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本文试图对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和集体行动风险做一个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一、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与集体行动的风险空间

    风险空间意指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和集体行动发生的环境, 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空间指的是返乡青年农民的自身因素, 而“客观”空间指的是外在于返乡青年农民的社会因素。

    (一) 主观空间: 返乡青年农民的组织真空状态

    在中国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下, 农民工群体极易遭到冲击, 其中首当其冲便是失业。失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原本建立在企业基础上的工友组织、车间组织乃至老乡组织, 失去了组织依托和组织归属感, 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 即使找到另一份工作, 也得重新适应并融入新的组织,而这之间的“组织真空期”可能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变得更长, 此其一。其二, 如果青年农民工选择返乡后, 他们也同样存在“组织真空”的问题。因为有了“见识”的返乡青年农民工,将“市民”当成自己的参照物, 对农业活动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 甚至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 于是便刻意与农村社会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立即将这些返乡青年农民按照“城市”的方式高度组织起来又并非易事, 这一心态将极大地延长返乡青年农民的组织真空期。

    失业不仅导致青年农民工的组织真空, 而且导致青年农民理想和现实的错位。因为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使青年农民工耳濡目染、熟悉并内化了市民式的生活方式, 比如在消费领域, 新生代打工妹渴望在中国的消费革命中将自己建构成“更自由、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准市民消费主体 , 不再把目光系于家乡, 与生养他们的乡村没有了血浓于水的深情, 失去了童年时代的那份亲近与美好, 这种本土亲近性的缺失, 使得返乡青年农民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村民。但是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深, 再次外出务工的希望变得渺茫, 迫于生计, 他们还得耕作父辈的“几亩薄地”, 他们沦为曾经为自己所不屑并极力改变的身份——农民。理想和现实的错位使他们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物”, 他们一心想要通过辛勤劳动融入城市,但是现实迫使他们放弃了融入城市的观念, 于是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压抑感, 这时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失范行为可能成为返乡青年农民释放愤怒感情的发泄途径, 成为对城市社会正统与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抵制。

    (二) 客观空间: 乡村内部压制力量和惩罚机制日渐消亡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 尤其是宋儒重建宗族以后的农村社会, 村庄通过内部力量(包括士绅、宗族力量和熟人社会) 很容易产生道德舆论的约束性、压制性力量, 从而维系着村庄内部自生自发的秩序。但是在急剧的市场经济利益侵袭下, 农村社会结构也在发生裂变与松动, 并进而生发出承认各种快速致富非法手段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个体对于目标的追求不再受道德或者秩序的约束, 相反部分突破道德或者秩序反而更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甚至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一过程中, 道德让位于利益, 集体让位于个体, 规则让位于无规则。村民在日常生活忍受乃至接受“混混”的行动逻辑与生存模式这一事实, 表明随着乡村内部结构的变迁,村民对“混混”的生存逻辑呈现出一种厌恶与艳羡复杂交织的态度, 灰色势力在农村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村民的默许和认可。由此可见, 逐步迈向现代化的乡村社会, 其内部的压制性力量和惩罚性机制日渐消亡。

    另外,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 赚钱与致富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此时, 乡村内部压制力量和惩罚机制的日渐消亡使得致富的意义也远远超过了致富的手段, 这种价值关联的转变直接为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提供了空间。因为对于极力在“消费革命”中构建自身社会地位的返乡青年农民而言, 加入灰色组织就意味着不用辛苦打工、辛苦种田, 这不仅不违背乡村伦理, 而且能在突破传统道德中获得更佳的生存机遇与发展空间, 这无疑是一种经济而且实惠的个体选择,而且在众多其他村民的艳羡中, 其个体的生命意义也寻求到了依托。

    二、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

    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风险是指在“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基础上, 返乡青年农民由于受到灰色势力的吸引和农村熟人社会的排挤, 在生存理性的指引下, 存在加入灰色组织、沦为灰色势力成员的风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是一种潜在状态, 是可以规避的风险, 如果不加防范就会演变成灰恶化危机, 导致乡村社会的灰色化。

    (一) 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风险的条件: 乡村社会灰色化势力的抬头

    乡村社会的“灰色化”是指灰色势力完成了组织化重构后正努力侵入村级政权。灰色势力指的是介于正常社会和黑社会性质之间的社会势力, 这一势力由乡村混混、地痞、村霸等群体构成, 他们沾染各种社会恶习、横行乡里、好勇斗狠、欺压百姓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乡村“混混”是农村社会灰色化的事件性表现 , 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中搭建了一个“超级权势”网络,这个“超级权势”网络是通过关系网组织起来的。每个乡村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乡村混混。这样, 乡村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 这些关系网叠加在一起, 还形成了大致的混混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后, 乡村混混也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值得注意的是, 乡村混混关系结构的建立和运作依靠的是人情交换机制或者说“哥们义气”。由此可见, 乡村混混并不是一团散沙, 他们运用传统的人情交换机制反倒建立了一种“熟人关系”, 并依靠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规则行事。这样, 通过关系网络结构, 乡村混混就在乡村中完成了组织化重构。

    灰色势力除了完成自身的组织化重构外, 还积极与当地政府结成互生关系, 甚至直接侵入村级政权。互生关系指的是乡村灰色势力与当地政府的“保护——依附”关系, 一方面, 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灰色势力的行为往往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甚至已经触犯了法律, 他们需要乡镇领导的保护伞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发展; 另一方面, 乡镇领导需要灰色势力作为一种体制外的支持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当地政府可以通过乡村混混来做一些以干部的身份不便于做的违法之事⑦。除了与当地政府结成互生关系外, 为了巩固他们在当地的地位, 灰色组织领袖还极力尝试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比如, 有些乡村混混通过村委会“民主选举”窃取农村基层权力, 使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还有其他学者研究发现, 乡村灰色组织成员尤其是灰色组织领袖还会通过赌博“输”钱、请客送礼等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其中不乏有灰色组织的首领由此而摇身变成为村组干部。陈柏峰甚至认为, 在有些地方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退化”过程中, 充满各种社会恶习的乡村混混和恶霸成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由于乡村实际领导地位为灰色势力所掌控, 进而导致乡村纠纷解决方式也呈现灰色化倾向瑏瑡。这种“灰色化”趋势深刻地影响乃至决定了农村中正式的社会关系, 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农村政策实施和法律制度运作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基础”。

    (二) 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风险的推力和拉力

    由伯格(D. J. Bogue) 提出的推拉理论对于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因为这种灰恶化的风险也存在推力和拉力的演变机制。

    1. 拉力: 灰色组织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对返乡青年农民具有“负向吸引”作用乡村灰色势力主要通过非常规手段谋取高额不正当利益, 因此在农村一般都具有比较高的经济地位; 同时也与当地政府结成互生关系, 甚至通过村委会“民主选举”窃取农村基层权力,所以他们一般也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灰色势力非正当利益的获取手段来看, 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聚众赌博, 不仅自己赌, 而且还为其他赌博者提供场所和安全保护, 并从中抽头, 获利不菲; 二是欺行霸市, 垄断赚钱行业, 例如, 当某项经营活动的利润较高时, 他们就要挟其他人不得从事此项经营, 以垄断市场获取垄断利润; 三是擂肥、吃黑, 或通过“仲裁”纠纷以及代人收账等特殊行业而谋求不法利润瑏瑢; 此外,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可以预见, 灰色组织将通过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手段, 尽可能揽得较多的基建项目和资金, 然后自己建设或者转包出去以赚取差价, 从而又一次获得提高经济地位的机会。由此可见, 通过运用各种手段, 乡村灰色势力可以获得超过返乡青年在外辛勤打工获得的收入。

    从灰色势力的社会地位来看, 在农村进行的市场化和民主法治化改革中, 随着国家政权从基层社会逐渐后撤, 尤其是税费改革后片面强调“乡村机构精简”、“国权退、民权进”后, 乡村社会的社会控制系统在一步一步瓦解, 与此同时, 由于没有任何民间组织有能力替代原有的正式组织所发挥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职能, 乡村社会依靠民主自治的理念并没有建构起有效的治理秩序, 随之出现的不是市民社会的曙光, 不是“国权退、民权进”, 而是乡村灰色力量的泛滥, 是“国权退、流氓地痞进”瑏瑣。可见,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 乡村“混混”往往成为公众人物,他们有较广的人脉网络关系和较强的动员机制, 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选举动员能力要比一般村民强得多, 他们甚至能够左右选举, 窃取农村基层权力, 进而达到控制村庄的目的, 从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由此可见, 在乡村社会灰色化过程中, 灰色组织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 相比之下, 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被迫返乡的青年农民工, 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不上“灰色势力”,此外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遥遥无期, 返乡青年农民何时能够再次外出务工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可供消费的储蓄越来越少, 经济地位不停下滑, 更谈不上社会地位。在乡村内部压制性力量和惩罚性机制日渐消亡的过程中, 赚钱与致富成为第一需要, 致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致富的手段, 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下, 灰色组织的高经济地位和高社会地位无疑对返乡青年农民存在负向吸引。

    2. 推力: 村民对返乡青年农民的“诟病”将他们推向灰色组织的边缘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返乡青年农民工虽然回到家乡, 但他们已经接受城市和市场的规则, 无法用传统经验联结人际关系, 也无法用现代规则联系乡里乡亲, 同时在城镇中长期的打工经历,使青年农民熟悉并内化了市民式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再把目光系于家乡, 与生养他们的乡村没有了血浓于水的深情, 此其一。其二, 随着社会的变迁, 乡村原有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混混”的行动逻辑也就成为村民的行为模式首选, 村民对“混混”的态度经历了从反感——利用——认同——依赖的变迁瑏瑥, 换句话说, 村民接受了“乡村混混式”的成功, 相比之下, 对返乡青年农民工的现状心生不满(虽然返乡青年农民工是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但是当地农民不知道) , 于是乎, 简单的将返乡青年农民和乡村“混混”进行对比, 返乡青年农民的种种“劣迹”就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同时对返乡青年长期在家无所事事的行为也嗤之以鼻。农村毕竟是熟人社会, 村民对返乡青年农民的看法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形象, 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婚姻,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返乡青年农民在外面“混”得不好, 才回家吃“闲饭”。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 返乡青年农民千方百计寻找再次外出务工的机会, 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没有过去,务工机会极为难找, 相反, 乡村灰色势力却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继续攫取着非正当利益,继续把持着基层政权, 活的有声有色。这样, 返乡青年农民的“心理天平”极有可能发生倾斜,慢慢接近灰色势力, 并且在“灰黑色”道路上渐行渐远。

    (三) 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

    如果将返乡青年农民的“风险空间”、“风险条件”和“返乡青年农民行动逻辑中的推拉理论”串起来, 就可以发现, 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风险的逻辑及其后果。由于乡村公共权力退让、社会秩序模糊等因素的影响, 灰恶化组织在滋长过程中受到的压制性力量和制约性机制越来越少, 具有普遍蔓延的趋势。同时私人经济组织因经济形势的制约, 也不能对返乡青年农民工进行很好的接纳, 使得返乡青年农民不能融入私人经济组织。概言之, 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根源于组织化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后的组织真空, 发展于灰恶势力对他们的负向吸引和村民对他们的“诟病”的推力, 最终使得返乡青年农民滑向灰色势力, 沦为灰色组织成员。

    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一旦引发就会对乡村社会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 随着国家公共权力逐渐从乡村后撤, 村民自治成为乡村基层治理的主要手段, 乡村“权力真空”逐渐出现。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 直接促使灰恶化组织势力急剧强大。在约束条件弱化的环境下, 乡村灰恶化组织则会对基层治理和乡村秩序进行干预, 以此来获得更多的“非法合理”利益, 极端者还会导致乡村治理失控和乡村秩序紊乱。另一方面, 在公共权力逐渐退出乡村的同时, 乡村公共资源的配置也随着“权力真空”趋于失序。特别是国家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在农村安排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对农村灰恶化组织而言, 无疑是其利益的重要来源, 从目标上吸引着灰恶化组织。由此可见, 大量失业返乡的青年农民工, 由于“边缘化”状态的逼迫、自身“组织真空”的促动和乡村灰恶化组织的吸引, 灰恶化的风险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旦这种风险转变为危机, 其结果既是破坏性的也是令人震惊的。

    三、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风险

    集体行动是指突然发生的规模较大, 参与人员较多, 以扩大事态、加剧冲突甚至实施暴力为手段, 以满足需要为目的, 扰乱、影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瑏瑦。集体行动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 任何集体行动都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瑏瑧。相对于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风险, 集体行动风险是一种层次更高、后果更严重的风险, 它以青年农民的灰恶化作为条件, 同时又受到“欠薪”事件和“相对剥夺感”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激化后形成的一种风险类型。

    (一) “灰恶化”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从前文分析可以发现, 返乡青年农民处于高度灰恶化的风险状态, 这一状态意味着返乡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一变化过程极大提高了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的风险, 因为已经沦为灰色势力的返乡青年农民开始崇尚“混混”的生活方式,借助灰色组织武装自己, 利用灰色组织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逻辑解决自身遇到的实际困难。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 他们不再求助于法律、求助于党和政府, 不试图在法律道德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相反他们求助于暴力, 求助于灰色势力, 试图通过“江湖”手段来解决冲突, 因为对已经灰色化的返乡青年农民而言, 灰色组织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更高的效率。可见, 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是集体行动发生的一个条件, 一个诱因, 或者说在已经灰恶化了的返乡青年农民中, 更加容易出现集体行动。

    (二) “欠薪”事件与“相对剥夺感”的增加为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假设: 挫折导致动乱, 他认为社会挫折感是“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由于返乡青年农民遭遇的“欠薪”和“相对剥夺感”都是一种挫折, 这些挫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处理, 就会导致集体行动。

    1. 企业倒闭导致返乡青年农民被“拖薪欠薪”, 存在激化矛盾引发集体行动的风险。受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利润下降, 面临生存危机, 并由此衍生出裁员、破产、工资拖欠等一系列问题。如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8年底公开曝光30家欠薪企业名单, 共拖欠工资总额1200余万元瑏瑨; 浙江省2008年也已发生欠薪逃匿企业277家, 拖欠工资总数达4901万元瑏瑩。从全国情况看, 破产的全是中小型民企, 集中于服装、家具、玩具等, 这些企业员工本身收入就不高, 一旦老板再拖欠数月工资, 势必雪上加霜, 很多人将坠入生活绝境, 在生存理性指引下, 青年农民便会聚集起来, 通过制造集体行动, 维护自身权益。

    2. 失业后返乡青年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增强可能增加农村集体行动的风险。返乡青年农民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从生活方式上看, 由于具有长期在外打工的经历, 他们已适应了“市民化”的生活方式, 然而伴随着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影响的加剧, 被迫返乡的青年农民失去了经济支撑, 因此在城市养成的基于“高收入”的市民化生活方式势必要进行调整, 此其一。其二,从经济上看, 因为大部分人在就业时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 即使返乡青年农民在回乡之前拿到了足额的工资, 也只能维持全家人赋闲几个月的开支, 如果失业状况持续一年以上, 情况就会变得非常不妙, 全家人的生存将出现危机。由此可见, 青年农民返乡这一过程意味着“收入的下降”、“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生活方式的不适应等等。与此相反, 曾经被他们所不屑的乡村“混混”却在灰色组织的庇护下过着“体面”的生活。如此巨大的反差很可能再次点燃、引发青年农民在城市巨大贫富差距、城市边缘状态、相对剥夺感造成的积蓄已久的“仇富”、“社会不满”、“反社会”情绪, 造就返乡青年农民愤世嫉俗的心态, 这为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 而加入“灰恶”组织后, 严密的组织性与高度的集体行动能力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条件, 农村青年的集体行动风险大大增加。可以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断加剧的农村, 社会矛盾丛生, 貌似平静的乡村其实隐藏着许多危机, 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瑐瑠。由此可见, 青年农民的灰恶化给集体行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而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拖薪欠薪”事件和日益膨胀的“相对剥夺感”就成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导火索”, 在条件具备, “导火索”被点燃的情况下, 集体行动的风险就应运而生了。

    总之, 集体行动是返乡青年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因群体利益受损, 社会矛盾激化, 而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发生的聚众实施的违反社会规范, 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乡村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 在本质上是与社会稳定相对立的, 此其一。其二, 集体行动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能打破社会活动的组织性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 使乡村社会生活处于震荡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对于他们自身,对于乡村社会, 乃至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不利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是乡村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事前防范和干预, 将会给乡村社会带来极大的震荡。

    四、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与集体行动风险的防范

    由于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和集体行动风险都是由失业所引发的, 因此, 防范这两种风险的根本举措应该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这是当前应对农民工“返乡潮”的根本举措, 不能动摇。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返乡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灰恶化风险和集体行动风险, 其风险源在于返乡青年农民返乡后所处的“组织真空”状态; 其风险演化机制在于乡村灰恶化组织的滋长。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这两种风险, 应当从治理风险源和阻断风险演化机制两个方面着手。

    (一) 风险源头治理: 返乡青年农民的合法组织填充

    在返乡青年农民出现组织真空的状态下, 用合法组织来实现这种真空状态的替代, 这不仅可以防止灰色组织对返乡青年农民组织真空状态的替代, 而且还能加强农村青年的自组织能力建设, 提高农村青年的组织化程度。要让合法组织完成对返乡青年农民“组织真空”状态的填充,需要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民间组织共同携手, 通力合作。具体而言, 第一, 公共组织不仅要大力支持和推动乡村民间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而且还要合理和适度的应用公共权力, 鼓励和支持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组织大力吸纳返乡青年农民; 第二, 私人组织应积极配合公共组织的指导和民间组织的协调, 有效合理的对返乡青年农民进行接纳; 第三, 民间组织则要注意协调和缓解返乡青年农民的“双重排斥”状态, 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向组织和乡村的“双向融入”。

    (二) 风险演化机制阻断: 返乡青年农民的价值重塑和乡村社会的规范建设

    从阻断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风险的演化机制来看, 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返乡青年农民的价值重塑, 二是乡村社会的规范建设。

    1. 返乡青年农民的价值重塑: 加强返乡青年农民自身价值观的培养。价值观对人生选择、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价值观不同的人, 他们努力的方向、行为的态度、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对处于逆境中的返乡青年农民而言,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对于他们如何克服这段艰难痛苦的时期, 如何适应收入的剧减、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活水平的下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加强返乡青年农民自己价值观念的培养, 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帮助返乡青年农民分析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正视自身目前的处境, 教会他们处理由失业引起的焦虑、恐惧和不安, 增加克服暂时苦难的信心和勇气,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当前的困难; 第二, 帮助他们制订各阶段、适宜的、达到抱负水平与追求的目标, 并且提供成功的经验, 鼓励他们克服障碍, 以强烈追求成功的动机, 去逐步完成设定的人生目标; 第三, 辅导返乡青年农民与他人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促进其自我观念的发展, 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四, 要教会返乡青年农民防微杜渐, 自塑“金身”, 任何时候都不要被“灰色势力”、眼前的蝇头小利和阴暗的邪门歪道所迷惑; 要远离“黄赌毒”, 坚拒金钱美色引诱, 时常保持阳光心理和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

    2. 乡村社会的规范建设: 通过规范建设, 重建村庄共同体。这里所说的规范主要指社会规范, 即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 社会活动的准则, 主要包括: 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我们要通过规范建设使各种行为规范互相配合, 有机地组成为一个社会规范体系, 调整青年农民各个方面的社会行为, 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使乡村社会活动进入常规的轨道。其中道德规范又是规范建设的重心, 因此, 要在村庄道德规范建设的基础上, 重建村庄共同体, 恢复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 构建村民集体行动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 重建村庄共同体, 恢复乡村内部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是构建村民集体性的关键。在农民增收前景有限的前提下重建村庄共同体的关键是以村社为本位进行村庄文化建设, 从而产生村庄共同意识, 形成村庄舆论, 建立村庄价值。这样广大村民才能够基于较强的村庄认同而达成集体行动, 积极参与到村庄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去, 从而将灰色势力从村民的心理和生活中彻底边缘化, 最终达到遏制返乡青年农民灰恶化和集体行动的目的。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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