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再生派”学人在汲取“玄学派”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派学人群”为假想敌,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他们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甚至没有正面的冲突,不温不火,甚至很难为人察觉,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关键词】“再生派”学人群;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现代化;民族建国

      五四时期通过民主与科学来解决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的做法虽然大体上为思想界认可,但在科学问题上的分歧却自“科玄论战”就影响着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进入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又将对民主问题置于公开论争的台面上,似乎科学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消弭,或者说对科学的信念已经牢不可破,变成一个科学救国的自明之理。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没有消除,而是以一个更宏大的形式展开,那就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1的批判性反思,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尚未被发掘出来。

      汪晖曾以科玄论战和东西方文化论战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中,“科学知识在何时及何种条件下分化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这种分化发生了没有,相关关系如何?为什么对传统世界观的反叛不是直接地表现为知识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的理性分化?在这一历史前提下,知识问题的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是如何展开的?”但他也在追问这一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科学家抱持这样的信念,即他们的与社会日常语言无关的科学语言可以解决社会的日常问题,他们的与社会日常生活的无关的工作方式对社会具有示范作用?”[1]1145在汪晖看来,胡适简直就是“以科学家面目出现的教主”。他指出,“科玄论战”采用了“元叙事”的方式,原本是要确认各自的文化立场,但却以区分双方谁持有真理的面目出现;而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叙事及其内容“涉及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但这场原本以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为出发点的论辩却表现为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问题。[1]1288-1289所以,汪晖说,东西文化论战采用了“历史文化叙事”,科玄论战采用了“知识叙事的形式”。如果说东西文化论战是以文化的范畴遮盖了知识问题,那么科玄论战则是以知识表象掩盖了文化冲突。[1]1327-1330笔者无意重新梳理30年代前的这些论战,但对论战产生的结构性调整却有浓厚的兴趣,笔者发现,汪晖对这两次论战的判断在后五四时代发生了几乎是“结构倒置”的变化,30年代的张君劢等人接续了“科玄论战”时被搁置的话题,以确认文化立场、重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冲突和文化主体问题。

      一、“文化立国”与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

      在“再生派”学人看来,九一八后,“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世国家?”2张君劢分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认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西方有国家团体的观念而东方没有,中国儒家所言德治是帝王一人的尚德,不是团体自身的伦理;道家法自然,提倡无为而治,与西方的放任政策相合,但仍是对帝王一人的要求;墨家尚贤的归宿是选择贤者,不是西方的共同体(community)思想;法家重法律的严守,但对法律与人民意志的关系却很少论及。中国自秦以后,只有行政制度而没有政治,有民族而没有国家。“国人或有解民族之义,视之与国家同,以为了解民族之意义,同时即了解国家之意义,而实误矣。民族者,同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之人种而已。学者名之曰自然概念,其地位与领土之为地理的因素者等。国家云者,发号施令之主体,因其政策而能生死人民,故德人名之曰价值概念,意谓道德上善恶是非之标准存乎其中也。民族之所以能对外有力者,以其为国家之故,若但有民族而无国家之组织,虽有林林总总者同处一隅,然亦无对外争存之能力如吾国今日是也。”民族是椟,国家是珠,要造成民族国家切不可“买椟而遗珠”。3所以,依靠种族、语言、地域为基础的复兴只能使本体意义上的“民族”得以复兴,决不会造就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首先应当抛开党派的争论和阶级的区别,因为这些都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特殊势力”4。此外必须有一个文化认同的中心和主体。张君劢曾这样比喻道:“一人之身,四肢动作不听命于神经者,是曰失魂之人,一国之动作,无中心的意志以帅之者,是曰失魂之国,呜呼,世岂有失魂,而尚可称为国家者乎。”5言下之意,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领袖,否则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国家;一个社会,应当有一个重心,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个能够领袖群伦的核心人物,否则就是乌合之众。张君劢一生推崇德国哲学家菲希德(即费希特,引者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菲希德以一种特有的文人气质挽救了德意志民族衰败的厄运,而民族衰败恰恰是由于个人自私自利心的发展,菲希德的作用就在于唤醒民众,养成一个新自我。6要建国,那么应该先营造适应建国进程的文化氛围,可是,造偶像又被以前留下的打破偶像的传统所毁灭,有人便认为,在一次次中西对抗的失败中,中国人已经没有了自尊心,“因为没有了自尊心,当中国站在世界潮流面前,便有了偏东偏西两种弊端,凡主张民族应有自尊心的,其结果必流于虚骄,流于守旧。凡主张把中国投入世界文化中的,其结果必致没却独立,而减除自尊。”7基于此,“再生派”将确立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张君劢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文化立国是有多个方面因素的触动的,其中他经常提到的是三件事:首先,文人卖国。郑孝胥和罗振玉,一个为诗人,一个为殷墟甲骨考订者,竟然公开支持溥仪的伪满洲国,“乃不惜背叛祖国,借外力以破坏宗邦”,可见士大夫风骨已经荡然无存。其次,当局和政府官员厚颜无耻。汤玉麟不战而弃承德,竟然不顾民众死活,用军车拉个人私货到天津。日本人占领热河以后,将热河出产的鸦片运往天津,在车上悬挂日本国旗,一路风驰电掣,旁若无人,北方当局怕惹起民众反感,提议让日本车上挂个当局发的特许证,而日本人置若罔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日本车扣留,北方当局竟然告诉于说,平津未失乃是日本人所赐,请予以通融。再次,普通民众没有丝毫的现代民族意识。天津便衣队和闸北的汉奸队,“四万万民众无教养民众竟达三万九千万”,无论是民族智力、民族情感还是民族意力都不甚发达8。在张君劢看来,东三省陷落后,国人群起高呼国难,但在这国难声中,对于国难有彻底觉悟的、明白根本错误在哪里、且追求此后应当怎样立国的没有几个人。而复兴民族关键的是三点:第一,民族活力。第二,民族知觉的敏锐。第三,民族道德感觉的敏锐9。举国上下到处尔虞我诈,为个人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没有丝毫真诚感可言。而“真诚是一切制度之基础”。“敌国外患之驱除,以国家内部之安定为前提,国家内部之安定,以各人智情意之发于真诚为前提”10。将个人自由意志和能动性的发挥当作民族建国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张君劢思想的深邃之处,也是思想界应该引导民众的一个建设性态度。《再生》发刊伊始,便将自己的关键词确定为“建设”,“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11。首先要“把这样的不成国家样子的中国先弄成一个国家样子”12。那么在中西交通的情形下,怎样求得自己的文化认同呢?张君劢认为,欧洲民族性是从无到有,中国民族性是从已有者加以选择,引起信心后,另造出一种新文化来。“宜者导之,不适者淘汰,不必高谈保存。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13也就是说,胡适派学人所走的破坏性路线无法适应民族建国的进程,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以建设性的文化态度去引导民众。

      应当注意的是,思想界的另外一个触动丝毫不亚于李顿调查团所作的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知识合作社派科学家、大学教授等组织专家委员考察中国教育,国联教育考察团受国际智识合作委员会的委任,于1931年9月来华考察,在中国呆了3个月,从上海到南京、天津、北平又回到南方,经过定县、无锡、镇江、苏州、杭州甚至广州,观察了中国十多处大城市。考察结果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于1932年12月以《中国教育的改造》专著形式出版14。这份报告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教育家认为欧洲的发展全在于科学乃是错误的,并非科学产生了欧美人的心思,而是欧美人的心思产生了近代科学与技术,而且文艺复兴理想主义、唯心主义时代是近代科学与技术发达的铺垫时期。这份报告给“胡适派学人群”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模仿西方似乎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行为,连西方的认可都得不到。如任鸿隽就认为“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使我们大失所望”。假如说近代的科学是由欧美人的特殊心理产生的,“那末,我们提倡科学的主张,还有实现的可能吗?”因此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抓住中国移植西方科学具有可能性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强调“科学的种子,萌芽在西方,但它能培养移植于世界任何处所,只要有适宜的土地与养料就行了。我国自来没有科学,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科学的种子,但不能证明我们没有适宜于科学的土地与养料。”15同是留学美国、与胡适一同执教北大的蒋梦麟反省说,中国教育受美国的影响太大,从学制到教会学校到大学教员中的美国留学生再到学校图书馆中美国出版的英文书,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只是造就了一个优越的阶级,适应不了社会需要,造成教育和社会的严重脱节。16当时一个较为普遍的教育观是,欧洲式的学科训练侧重学科本质,而美国式的太重方法。对此,蒋梦麟认为美式教育“其过不在重教育方法,而在实质训练之浅薄。”故“中国中学应略师欧洲制”17。傅斯年也痛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家一个最不好的贡献”,甚至恨恨地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胡适则解释说,这主要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过于相信美国了。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能作中学校长已经很稀有了,我们却请来去做大学教授、校长或教育部长,因此发生这种事情也是难怪的18。

      从根本上讲,“胡适派学人群”学习西方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但其内部表达出的失望情绪也是引起张君劢等人反思中国知识体系的原因之一。与胡适派所走的路径不同,张君劢从西方自身来找缺陷,“罗素他们太重视求真而把善忽视了,以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政治是建筑在真善并重的基础上,惟其觉得人生有意义,然后才有振兴文化,才有复兴民族之必要。”19日本在政治上能走上现代化,其思想界上并没有“打倒孔家店”之说,反而是他们将自己维新的成就归功于阳明学。破坏传统、移植外来思想能否立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思想界必须有自己的主张:“贵乎以人家的好处,来作参考,来消化他,然后自出心裁,而有一种合乎国家社会的主张,此我所谓思想自主的意义。”20

      二、“科玄论战”的余绪

      对于胡适、陈独秀等学界领袖从《新青年》到《努力周报》时期所走的破坏性路线,“再生派”学人是持批判态度的。如前所述,张君劢本人属于康梁研究系一脉,而胡适则对于康梁的维新思路颇有微辞,对张君劢执弟子礼的牟宗三后来为梁启超辩护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成就政治家,近人只有梁任公懂得个人修养与制度利用之间化俗成风的道理,他的价值并没有被认识到,“说者谓其反覆无常,此陋儒之执一,乌足以识任公!”21而张胡二人的分歧在20年代“科玄论战”时已经很明显。事隔12年后,张君劢回忆说,他当时无非是想说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玄学的分殊与关联,他本人并不反对科学,更不反对西洋文化,而是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界的所谓“社会科学”倾向,因为西方学界巨擘康德早就在思考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问题,将科学的基础建立在人类思想的能动性上[2]60,他“只不过是把康德的老话重说了一遍”22。30年代对社会科学持批判态度的不止张君劢一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科学不过是西洋的产物,而这种学问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年复一年的各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将他们在少年所贩来的洋货,零售给一般恭顺的,专喜欢洋货的学生们,造出一批一批的一知半解欧美而不认识中国社会的毕业生。结果,每年的毕业生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与他所学的不发生关系,不能用其所学以处置实际的社会。”23但张君劢旧事重提,申明自己的立场,原本也是有现实原因的。从1933年元月份开始,《独立评论》上便重新讨论中国需要怎么样的科学,有批评纯粹科学和维护纯粹科学两派的讨论。顾毓琇、孙逸、翁文灏、汪敬熙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张君劢一方面要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一方面也试图与这些人物划清界限,但他没有与这些人正面交锋,可以说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他批判不能用纯粹科学研究人事界究竟是为什么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君劢等人要批判的,实际上是“胡适派”学人群借助科学话语垄断学术霸权的做法。

      胡适曾将“科玄论战”最大的失误归结为没有将“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当成中心论题,而是笼统地转到了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上。他推崇论战中吴稚晖的文章,正因为吴有坚定的科学人生观作信仰[3]14。但张君劢认为吴稚晖只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宇宙看成一团漆黑,用质与力来解释一切,“思想幼稚”。24在当时,吴稚晖的语言风格确实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牟宗三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说:“五四运动后那几年出的那些新文化运动人物的书我都找来看。直吸引我的乃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面的文章,其内容我虽不能全掌握得住,但我总觉得它们是平庸的,就是丁文江与张君劢先生直接对立的文章也是平庸的,其余的文章都是平庸的,没有光彩,没有丰姿,也没有什么壮阔与新奇。惟看到一篇最长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我才见到了光彩,见到了丰姿,见到了波澜壮阔与滑稽突梯的新奇;那真够劲,够刺激。那也是吴稚晖个人自己的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迂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 这是力,不是理。”[4]30牟宗三后来反思,这种泄愤式的崇拜与自己少不更事、思想混沌有关。后来由于父亲的斥责,牟宗三从愤世嫉俗中清醒过来。他从父亲身上觉察到那个时代所谓领袖人物的浮薄,“知识分子妄逞聪明,全不济恃。没有一个是有根的,没有一个能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民族生命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文化负责,来说几句有本有根的话。他们全是无守的,亦全是无坚定的生根的义理信念的,只是浮薄的投机取巧,互相耍着玩,来践踏斩丧民族的生命。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新式的人祸。像吴稚晖那种人物就是祸首之一。像他那无根无本的浩瀚与纵横,真是算得了什么!以我父亲那样一个乡村的农夫,义理教训存在的见证者,就可以立地把它笼罩住,赤手把它掌握住,使他那一切光彩、风姿、花腔顿时纷纷落地,收拾头面,原来是臭屎一堆,痴呆的狂夫。我愿天下人都当到农村里看看什么是生根的生命,什么是在其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真理的见证者,仔细印证一番,对照一番,从头想想,重新作一个有本有根的人,从这里建立自己为一个有本有根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事业家。如是,中国方算上了路。”[4]33当然,这种回忆羼杂了牟宗三半百之年生活际遇引发的情感表达,但照理说,人到了知天命之年,思想开始沉淀,感情当不会表露得如此直白炽烈,这样的言词背后还当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心理基础。1935年4月,牟宗三在《再生》上发表文章,将民族运命的升降与培养“正面之基型”联系起来。他批评说,中国没有一个“正面的基型”,以左翼文人为代表的激昂慷慨派“非马克思之言不言,非列宁之行不行。连科学都成为阶级的科学,阶级崩溃经济基础社会条件满不离口。”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的论语派专求幽默而失幽默”,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正面的基型”。中国要想主宰自己的命运,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基型。25由此,至少可以认为,牟宗三对于吴稚晖这种无本无根、不负责任的学界领袖是不认可的。“科玄论战”时期还是“我的朋友胡适”的时代,牟算是晚辈,但他30年代刚刚毕业就对胡适打压后学的作风深为不满26。张君劢也曾奚落胡适一根筋,不懂得宽容:“胡适简直不像是杜威的学生,而更与伏尔泰相似。”27因为在张君劢看来,自己无非是要说明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也不是要哗众取宠。如果说时过境迁,张君劢此时的表达无法代表他当时的观念,那么早在科玄论战发生之前,张的一段话当能表明此言非虚。那是1922年张君劢从欧洲归国,因为此前曾在北京大学代过几个月的课,所以与留法的北京大学学生话别,他谈到,“斯宾格勒《欧洲末运论》(即现译《西方的没落》,引者注)第五版已经绝版一年之久,吾在德时,有同学拟译斯氏书者,吾告知曰:此书一入中国,则吾国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长,必曰,你看,欧洲人将倒楣了,还是我之无动为大的好,还是我三纲五常的好。诚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机,而新文化永不能输入。吾之所以劝其不译者,正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日,则新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接触更因此阻迟。”[5]190所以,笼统地认为张君劢反对科学是不对的,张君劢只是说,他反对科学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或者说反对科学包容一切的唯科学主义,他更愿意把科学与哲学或玄学的关系说成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和谐关系,即使是科玄论战正在进行时,很多人也并不认为他反对科学,而是认为他在反对“社会科学”(用所谓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2]39。对于自然科学,他不仅不反对,而且声称:“老实说,在中国现在时期里,办学校的人,拿他的重心,移到自然科学上去;换句话说,集中力量到确实科学(exact science),我是不反对的;而且可以说,确实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假定无确实科学为基础,其他科学,是无所依傍的。”28

      张君劢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重申学术界的方向与学者的责任。他批评说:“今后吾人所当努力者,在保其所本有,而求其本所无,决不在于因求所无而舍所有,此学术界之方向一也;今日欧美,非近代科学与技术所产生,反而言之,惟有欧美人之心思,乃以产生近代科学与技术,且抬高此二者以达于今日之程度。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非模仿也,乃创造与适合也。然则国人之欲发达科学者,其仅如胡适之辈‘虔敬笃信’轮船,火车,无线电之伟大发明乎?抑仅以仪器与实验室毕乃事乎?”29在张君劢眼中,胡适还不过是走船坚炮利的老路,只不过是变了变形式而已,这种学界领袖所引导的方向并不正确。对于陈独秀,张君劢更是出言不逊,认为他“和马克思一样是骂人的高手,动不动就朝阶级性上拉,不配谈学理。”30换言之,陈独秀连一个学者的资格都不够,更不用说成为学界领袖了。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明确,张君劢、牟宗三等人反对的是科学霸权下的无知、轻薄和不负责任,是以科学为名义垄断学术的做法。

      后来张君劢的一些评述愈发明晰,1939年7月张君劢身在蜀中,从来不请人作序的章士钊请张君劢为他的《逻辑指要》一书作序:“平生著书,不请人序,有之自今始”。因为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所做的现代逻辑学专著,张君劢借评价章士钊之际,抒发了自己对于当时学界领袖人物的一些看法,他说:“近年治学术史者,举国中人物,辄曰章太炎、王静安、严又陵、梁任公、胡适之、章行严等六人,章王所治为国学,严之声名在译述欧洲名著,此三人应俟别论。其能贯穴中西以贡献于学术者,推梁章胡三公。然三公之学问与心力所注者各异,故其思想文章因之而亦异。”31具体说来,梁启超的文风由畅达恣肆到晚年的谨严而守学者规矩。“整理国故之大者,无出其右”。可是,张君劢话锋一转,矛头指向胡适,认为胡对于中西学术精微不能说了解多少,单单对于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倾心摹仿,正如梁启超称谭嗣同为彗星一样,胡适也称得上一阵狂风暴雨,“然风雨既过之后,可遵行之途辙如何,换词言之,学术上与社会上之新建树如何,正有待于后人之努力,而非适之所能为功焉”32。换句话说,胡适只懂得破坏不懂得建设,中国目前的任务是建国,而建国与文化革命的心理背景是不同的,后者是破坏,靠奋不顾身的精神;前者则是靠有思想有经验的建设,靠冷静的头脑,靠法治。所以必须营造出建国时代的新政治哲学,或者说造成建国时代的新心理态度[6]136。张君劢认为要建立民族国家、保持民族独立,尤其应该注重固有文化的独立,以培养国民的真情感、真理智、真意志。总之,就是“去怀疑而增自信力”。他举出费希特的例子来说明作为学界领袖应有的态度:“菲希德氏自创为原初民族之说,谓德之宗教改革优于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德之先验哲学,优于英国经验派之哲学,德之自教育下手之改革优于法之革命,所以鼓励国人之勇气也。”33也就是说,胡适所走的破坏性路线不是一个学界领袖应有的态度,胡适身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推崇科学(指自然科学)在他那里只是一种制造学术霸权的工具,他并不了解科学的真正内涵。中国必须具有新的社会哲学为心理基础,科学才会发挥正当的能量。

      在张君劢看来,实用主义的态度永远无法建设真正的科学。张君劢说,追求自然科学应当是人类永久的义务,但科学之所以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历本”受回回教的影响,做测算不精确,所以徐光启师从利马窦、汤若望学习几何学;另外还在于明王朝利用了这些教士所造的红夷大炮轰死了清太祖,从而对科学更加崇敬。这都说明,中国人追求科学是为“政治上实用的目的,而不是真理的追求”。“我以为这一点是中国最不能发达科学的一个原因”34。

      同样,张君劢不认为通过书籍的整理就能达致科学,“既名之曰科学或自然科学,就不能不以自然界为对象;决不能以中国旧书之整理,也安排在科学之内,因为书本上的真理,是由颂(诵)读研求而来,并不是科学上的发见。”众所周知,胡适在20年代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原本是以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去整理古籍文献,但张君劢并不买账,讽喻这种行为不过是在做秀,是哗众取宠。张君劢甚至反对将史学考证归结为科学,他说:“假使国内确实科学成绩毫无,因为考证的工作同科学相像,就说这是科学方法,那只有妨碍科学的发达;因为有了确实科学作标准,然后人家知道科学方法是什么,如其没有确实科学成绩而以红楼梦考证一类的东西当做科学方法,那人家只有依着红楼梦考证而走入古书堆里去过生活,而忘记了真正科学是什么回事了。”西方文艺复兴所犯的错误正是不以自然界为知识对象,而是复活古书,以文字、记忆、权威、古人的成见为复兴的主要内容,“要知道把考证的工作,就当做科学方法的代表,那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犯的毛病一样的”35。

      显然,以反思文艺复兴为名的做法也是冲着胡适去的。1917年,归国途中的胡适读了薛谢儿(Edith Sichel)所著《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书,除将其改译为“再生时代”以外,更强调文艺复兴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意义。1919年元旦在北大创刊的《新潮》,英文名称为“The Renaissance”,取向仍然是引入西潮。1933年夏,胡适赴美国芝加哥做了六次哈司克(Haskell)讲座,主要讲述关于中国文化的趋向,他用文艺复兴来概括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将以他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36。1935年1月12日胡适应马君武校长的邀请,在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