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保洋的工作是:每天,背着药箱,在犯人中间巡诊。

      他会端着白水,把药片放在病人舌尖,看着药片被吞下去。他医术不错,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急性哮喘病人,单凭手感就能把针扎准,给人打上点滴,就连狱警也会找他看病。犯人们见到他,总是很恭敬地称他“王医生”。

      在河南省周口监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29岁的王医生,曾经“杀过人”。看起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他是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会,他都是台上演讲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牵连,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会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许,把我逼急了,我还会杀人!”这个缺了半颗门牙的小伙子低头闷声说。

      在惊惶和恐惧中,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场风波,河南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6组的这位“新生代农民”和他的族人也许生活会平静得多。

      风波肇始于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进行村委会选举。当时,王保洋的父亲与另外两个村民王新安、王建国参与竞选。投票下来,王新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身兼6组组长的王建国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王保洋的父亲落选。

      父亲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输在了“人数”上,因为自家叔伯只有8个,而王建国有叔伯14个,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数不清”。而且,王建国与王新安关系不错,他怀疑,是二人联手挤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王新安和王建国“舍得下本”,他们贷了款参加竞选。

      家族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紧接着第二年,选举王寨村6组组长,已当上村委会委员的王建国辞掉组长职务,而接任者却是他的堂弟王新军。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气了:从上到下,都是对方的人,明摆着,这不是“票箱子组长”,是“关系组长”。

      他们不承认这个“新组长”。新组长通知开会,他们家的人说:凭什么你通知开会,你是谁?新组长也不客气地回应说:“我是你爹!”

      矛盾在这个村庄里累积着。直到2000年的春节,累积着的矛盾在瞬间被引爆,最终酿成一场血案。

      原本,王保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19岁结婚,盖了三间新瓦房,娶了邻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了儿子。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还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家喝着酒,三个月大的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并且尿湿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为孩子户口问题,在一家茶馆门口,与村委会主任王新安、村委会委员王建国和新组长王新军等一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初只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新组长王新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保洋看见他一手拿一块砖,向自己的堂弟扔过去。怒火不可遏制地蹿起,借着酒劲,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着王新军砍了数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捡起了刀,向王新军胸部捅过去。这位新任组长当即倒地,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随即出逃。

      这一夜,整个村庄陷入了混乱。不同的人士证实,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开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为了追打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有人撵出了2里地。王保洋在襁褓中的儿子被藏进了麦田。混战中,王保洋的父亲被对方的人砍了十几刀,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后来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17岁的弟弟被人砍伤了腿,爬到邻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邻居将他用花被子裹着,托前来拜年的亲戚把他送出村。

      在惊惶和恐惧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逃跑时,他们据说“连根火柴棒都没带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艰难。

      两年后,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归案。堂弟被判死缓,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亲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过去了,这一幕王保洋却始终无法忘怀。如今,躺在监狱的高低铺上,只要看到电视上有火烧房子的打仗场面,他就会想,那烧的就是他们家族的房子。

      他没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门口妻子种下的鸡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记得家里的每一件摆设,席梦思是红色的,下面压着5000元现金。结婚时,同学送的玻璃壁画就挂在堂屋,“画很美,有山,有瀑布”,画的长度是3.3米……

      “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那个夜晚,王保洋的家族里有四个老人没有出逃。大爷爷、大奶奶和三爷爷、三奶奶,他们自认为应该“安全”,因为事发时,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了看”,没有动手,甚至三爷爷看到有人流血,当场就昏倒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许算得上“安全”。几个妇女只不过当着众人面,把大爷爷的裤子从裤脚撕到腰,羞辱他,却没打他裤管里的腿。

      可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把锅砸烂了,有人把热水瓶摔碎了,还有人把他们的被子泡在粪坑里。甚至有一次,他们正端碗吃饭,有人冲上来往碗里添了一坨屎。老人们走在路上,死者的母亲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

      一个月后,四个老人最终忍受不了,离开了村庄,与其他人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们领着孙子孙女徘徊在离村庄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地方,捡垃圾度日。10多个年轻人则远赴千里之外的大连,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亲友,讨生计。

      总惦着要回家的老人们,一直在商水县、周口市打转,他们不愿去更远的大城市郑州,尽管那里捡垃圾更容易,赚钱更多,可那里“听不到村里的任何消息”。

      起初,几位老人总是试探着回家。

      大爷爷两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两天就被骂出来。二爷爷也偷偷骑车进了趟村,可还没进家门,车就被截住,扔到了坑里。麦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麦子,收割机都请好了,有人把这个老婆婆拦在田里:“你要敢收,俺就睡车轱辘底下。”

      他们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让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两个兄弟没管好孙子,惹下祸端,连累了自家10口人。

      在这场争端里,她觉得自己最无辜:出事时,她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另一个儿子到尾声才出来“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没有任何过节,甚至,她还是死者夫妻的“红娘”。

      “毛主席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嘛!谁跟谁有仇,剁了包饺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这样没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说。

      尽管如此,这个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这30多口人公认的“最勇敢的斗争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骂回来。第二回,对方一群人拦着她,一个从后头抱着她的腰,一个从前头给了她两耳光。第三回,村里答应给她家8亩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亲和好几个人正在那块地里忙着撒化肥。她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当乡派出所的人赶到时,她和死者的母亲都躺在地里。她哭着喊:“俺犯啥法?不让俺回家!不给俺地!”

      这期间,她找过乡政府好几次,她的开场白总是:“俺们几十口人要吃饭……”一位乡干部对她说:“地可以给你,没人给你量地,我给你量,可你要考虑考虑,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种?种了地,你能不能收?”

      无奈之下,这个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访办,市信访办把材料转到商水县信访办,县信访办把信又转到乡里,乡里说:我们跟村里反映。

      据三奶奶说,没多久,村里有人放出话来:“不管外面的官儿有多大,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觉得大家怕是进不了王寨了,他们的财产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杨树、手扶拖拉机、缝纫机、电视机、抽水泵、压面条机、木工用的电刨机、家具、衣服……他们的房子,有两家被别人住着,其余有的被夷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只剩下一口棺材在屋里,那是她给自己老母亲准备的。

      没人能说清这几家的财产究竟去了哪里。据死者的哥哥称,杨树被法院作价抵了1.5万元的赔偿。至于这几家的30多亩耕地,死者家属承认,他们占了14亩。

      三奶奶一直想跟对方和解,甚至把要对死者母亲说的话,在心里念叨了无数遍。连和解的礼物都想好了:不能买点心和干果,怕人家怀疑自己下毒,要买4只活鸡,活的自然不会有毒,这才算诚心诚意。她还找了中间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说情:俺想找你娘说几句话,俺们从前没红过脸,俺回家了,会待(死者的)孩儿们跟自家孩儿一般重……但这些并不管用,她被轰了出来。

      几位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回家的路这么艰难。大奶奶在临死前终于回了家,尽管这个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对方的辱骂声仍然没有放过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儿子从大连赶回来看她,老人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你要还想俺多活几天,趁天黑赶紧走!”儿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这也是这个儿子10年间唯一一次进家门。

      回家10多天后,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时,身边没几个亲人。她留下的遗嘱是:千万别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礼上,也还是有人追着送葬的队伍骂骂咧咧。几天后,二爷爷和二奶奶绕道来坟头烧纸:“你在家不敢去看你,只能来荒野地里看你。”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门在商水县城捡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坏了,只能弯曲30度,这让她常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值钱的铁疙瘩被别人捡走,而自己只能捡轻点儿的东西。累一整天,也只能换到几块钱。

      跟这几个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一样,在千里之外的大连市,在那里谋生的17个亲人中,有4个也干着与他们相同的行当。只不过,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门就能捡到白面,即使已经“结成了疙瘩”;而在大连,他们则在寒冷的冬天里希望能捡到一件羽绒服。

      在大连的这17口人,都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东北第一高楼裕景。巨大的电子屏幕向路人介绍:它将以383米的罕见高度,以14万平方米的空间,成为七星级宾馆、顶级豪华公寓……而属于他们的只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窝棚,“进屋就上床,举手就撞顶”。

      他们搬过多次家,甚至有一户人搬了10次。他们住过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楼,也住过废弃的国企厂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简单:骑上三轮,卷着铺盖,塞上几件随身的衣裳、锅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捡破烂,男人们也在市场上蹬三轮,卖烧烤,女人们在海边分拣虾贝。他们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来,女人们不舍得买海鲜,男人们不舍得买新衣服。

      他们从没奢望在这里安家,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觉得在火车站这样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呆着“心里踏实”,在大连中山广场,看着花旗银行门口的大石狮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连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们还是想回去!”女人们说。

      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孩子。孩子们对村庄没有记忆,可他们还是愿意回那个大人们念念不忘的“家”。因为没有固定的家,这些孩子要么跟着捡破烂的爷爷奶奶,要么被寄养在亲戚家。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转学的经历,转学次数最多的一个,“一年换了五个同桌”。

      还有的孩子,当年离开时没来得及报户口,到了上学年纪也报不上名。而一个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来就是“黑孩子”。因为在大连给人刷广告的父亲舍不得花钱让妻子去医院待产,浩浩就出生在一处由废弃的没有窗户的黑厂房改成的临时住所里。接生婆只收了300块钱,可代价是没有出生证。后来浩浩的妈妈改嫁走了,孩子只好被送回在商水捡破烂的二爷爷夫妇那里。

      3岁的浩浩每天跟着70多岁的老人走街串巷,这个夏天总是光脚的孩子收获了好心人送给他的一个“圣诞树上趴着兔子”的玩具,和一辆掉了踏板的三轮童车。

      孩子们不在身边,女人们想念孩子。她们每天下午在海边等渔船靠岸,穿胶靴、戴手套分拣鱼虾,干完了这班船的活,就等下班船来。有时候她们在海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就想念孩子,给孩子打电话,孩子说:“妈,别打了,越打越想,又见不着,还费钱!”

      而老人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孩子们的心:16岁的孙女知道爱美了,她不再满足奶奶捡回来的洗发水,她宁肯不吃早饭,剩下钱,去买一种叫“姗姗娜”牌子的洗发水。上8年级的孙子话很少,可他会偷偷在英语课本的封面上,给漂亮的姑娘描黑,画上一副眼镜。

      不识字的老人也不知道孩子们对一个安定的家的渴望:贴在墙上的课程表,被孩子们写满了“Don'tgiveup!FAMILY!(不要放弃!家!)”孩子们还在窗玻璃上、墙上用彩笔写着:“神的家真可爱!”旁边画个笑脸。

      “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近10年里,有的孩子出生,有的老人死去,“30多口人”的数字在变化。

      可有一点没有变:这个数字里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这个家族人眼里,他是“异数”,有人甚至用了“势不两立”这个词。因为,只有他目前还住在村里。

      大奶奶死后,大爷爷再没进过家门,而这个儿子也从没去看过父亲。但大爷爷理解儿子:儿子住在村里,跟家族人联系“不方便”。

      事发当天,大伯在外地煤矿干活。他常年不在家,与村里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后面,据说如今这个中年人“很少轻易出门”。但他希望亲人们能回来,因为“要饭的都有个家呐”!

      不过正是这一活“案例”,佐证着村委会主任王新安的说法:“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举例说,前不久收麦子,收割机一路开过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他认为,被死者家属骂几句很正常,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毕竟“杀人又不是杀鸡”。他说村里治安良好,“自家开的超市,冰柜晚上从不搬进屋”。他相信,“现在社会和谐了,他们回来不会出现大冲突!”

      6月11日这天,村委会主任的这种态度,让前来调解此事的周口监狱的干警和律师精神为之一振:这事儿有戏!然而当他们一进死者家的院子,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死者的一双儿女趴在堂屋的麦垛上哭个不停,死者干瘦的老母亲搂着他们,哭得几乎昏厥。老母亲哽咽着说,儿子当组长没几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孙女出生了,她妈妈给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来就没爸爸,太可怜”。

      男孩从抽屉里拿出他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一给干警看。两个孩子一直靠着墙哭个不停。干警们向那位母亲介绍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况。但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嘴唇不停地打颤,用了很大的力气吐出一句:“捡破烂也发财哩!”

      看着老人情绪几近失控,调解不得不中止。干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横卧在堂屋门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气、流泪。

      调解者又走进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样不乐观。他面目清秀的老婆头上裹着蓝条毛巾,蹲在门口。摘下毛巾抹泪时,露出白花花的光头——她得了乳腺癌,化疗了好几次。这个中年汉子听了干警的来意,半天没吭声。

      他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吓跑了,心里愧疚了近10年。“俺一辈子也忘不掉俺弟那个死法!俺对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场风波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认为判决的赔偿太少,大闹法庭,被关了一天,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年后上吊自杀。而死者的父亲背着馒头跑了好几次法院,终于从法院拿到转交过来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不干净”,最后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条命换他家一条命,冤不冤?俺也活够了,随时准备好拿俺这第四条命,换他家的命!”他边哭边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头上的毛巾抹眼泪,听说对方几个老人靠捡垃圾度日,她说出了与婆婆同样的话:“捡垃圾也能发财!”“他们家都在外头打工赚钱,俺们家一条命接一条命地送!他们回来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见他们那边的人!”女人的哭声,终止了这次原本试图和解的努力。

      事实上,这已是第二次调解。去年,关押王保洋堂弟的豫东监狱,也曾与当地的派出所、乡政府、村委会一起前来调解,同样以失败告终。

      有人分析说,“杀人者不能偿命”,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让王保洋及其父亲赔偿29805元、让王保洋堂弟赔偿15000元的判决,令死者家人无法释怀。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将出狱,而双方的僵持看起来还将继续下去。在豫东监狱教育科副科长余红军看来,30多口人不能回家,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同情受害人,执法手段软,政府职能发生错位甚至不作为。

      王保洋已经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出狱后,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会去找各级政府协调;如果仍不能解决,他会起诉对方;一旦无果,他将启动策划了好几年的“复仇计划”。

      但那是最后一条路。

      无论如何,回家的愿望如今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为老人们也许“等不及”了。

      6月10日这天,王保洋的三个爷爷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是弟兄三个近10年来的首次相聚。他们很清楚,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团聚。

      84岁的大爷爷,脚已经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大号布鞋,他已经为自己备好了戴着簇新的黑绒帽子、微笑着的遗照。拄着木棍的三爷爷,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们相聚,不是因为“很想念对方”,而是因为“北京来了记者,问题有解决的一线希望”。

      大爷爷牙齿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语调,道出了他“清晰”的愿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里种上麦子。

      这个愿望,他说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王保洋说。

      没有人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长,但不少人担心,如果寻求不到一条和解之路,一个新的“火药桶”也许会在不久之后被引爆。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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