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经济基础与农民外出务工
宋丽娜
摘要:打工经济是影响农民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其中村庄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村庄经济基础的不同,农民的行为模式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有两种运作逻辑。一个是以湖北英山伍家冲村为代表,村庄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贫困落后,内部经济不分化不明显,打工经济之后农民在建房上兴起了剧烈的面子竞争,其中的逻辑是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并且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另一个是以湖北荆门新贺村为代表,当地资源丰富,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农业剩余就可以支撑少数村庄精英转移出村,打工经济之后有更多的农民通过在城镇买房而转移出农村,村庄内部不存在建房竞争,农民的面子竞争集中在吃喝用等注重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的方面,其中的逻辑是打工经济是农民进城的资本,村庄精英越来越退出村庄中的面子竞争。
关键词:打工经济 村庄经济基础 村庄精英
一、导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兴起了大规模的打工潮。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了农民新的收入方式和生活方式。可是打工潮对于农村的影响却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和生活方面,它甚至从深层次上改变了农村的村庄结构,以及村庄文化传承。正如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中说,“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数亿农民的外出打工是这一变局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正是这一场悄悄的变局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导致了农村的巨变,在经济收入、村庄治理、老人年状况、农民的伦理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打工潮是当代影响农村社会的大事,理解农村的打工潮其实就是理解村庄社会性质。
目前国内外对于农民工的优秀研究成果不少,但是绝大多数却是从城市的视角来研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很少有人从村庄的角度来理解打工对于农村的影响。笔者认为,从城市中研究农民工,农民工就具有了同质性和群体特征,这样农民工可以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径路就忽略了农民工之前的村庄生活,抹杀了村庄社会对于外出务工的影响,和各地外出务工不同的特征。
从村庄角度对于打工的研究,多是一些打工之后农村社会现象的总结归纳,比如说,打工造成了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打工造成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等。贺雪峰和董磊明从个体行为特征上论述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他们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逻辑:一个作为小农兼业行为和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一个是作为积攒进城资本的外出务工,其中,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是村庄内部考量农民工行为模式的重要变量。贺雪峰等认为农民务工的两种逻辑是因为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而有所区分的,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多遵循第一种务工逻辑,而第二代农民工则遵循第二种务工逻辑。(贺雪峰/董磊明,2009)笔者认为,从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来解读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这是从农民工个体角度对村庄纵向变迁逻辑的考察,但是从村庄整体的角度来考察,两种务工逻辑不同所引起的农民工行为模式和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可以在更多的变量中获得解释。
经济基础是一个村庄基本的社会生态,它对于农民的社会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主位的角度来理解农民外出务工不同的行为逻辑。笔者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后的行为逻辑是受制于村庄经济基础的,其中,村庄精英的行为在农民的行为模式中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从村庄经济基础来看,农民外出务工也有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是以湖北英山县伍家冲村的经验为基础:打工收入服务于农民的小农生活理想,或者说打工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第二种逻辑则表现为农民通过打工退出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通过打工积攒资本在村庄之外的城镇买房,这是以湖北沙洋县新贺村的经验为基础。
二、打工经济与面子竞争
英山县地处山区,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只6分,资源有限,整体经济状况在湖北省处于下游。笔者所调查的伍家冲村有16个村民组,415户,2007年时有大约1560多口人,但是据说在80年代的时候有1800多人,在1997年的时候还有1712口人,也就是说它以每年10个人的速度在流出人口。伍家冲村是典型的原子化村庄。因为相互之间居住遥远,农民之间的血缘联系并不突出,而在同一个湾子中的湾邻关系却非常重要,它维持了农民生存所需的日常互助和交往,可以说,伍家冲村是一个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组织起来的熟人社会。在1995年前后,伍家冲村同全国大部分的农村一样兴起了大规模的打工潮。
打工者中,男人多从事建筑业,做小工或者技术工,如油漆工、木工、瓦工等,女人一般做钟点工。伍家冲村人在上海打工者居多,据说是早期时候有人带村里人出去的。打工的收入并不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可以挣到一万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对于城市来说是低收入,但是对于伍村的农民来说是高收入。农民挣到了一些钱就回家做楼房,目前伍家冲村已经有近200栋楼房。现在建房每年有30~40户。农民的钱有限,为了能够建楼房,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比如说楼房用钢筋比较牢固,有的人钱不够也要建房就用竹子代替钢筋,这样安全就有隐患;村子里有专门做大砖卖的,一般情况下做出来的转头要晾干才好用,有的人做房子急用,也不管,直接做出来就拉走用了。这些都有安全隐患。
大部分农民建房都是要欠1~7万元不等的帐。4组的明组长家里2006年刚刚盖起了三层楼房,共花了11万了,自己出了1万多元,共借了将近6万元的债务,剩下的是儿子打工挣的钱。明组长告诉笔者,打工混的好点的出去4、5年就能盖所房子,一般情况下,夫妻两人出去打工10年才能盖所房子。明组长说,打工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为盖房子,其次是为了生活更好,一般情况下是“先搞好生活,再盖房子”。而同时,明组长又说,打工的有70%都是想盖房子。现在想要存满钱盖房子是不可能的。存钱的时候事情多,存不到,基本都是先存多于一半的钱再借钱盖房子,然后还钱。
36岁的余女士家里也是去年刚建了楼房,花了将近10万元钱。余女士说自己家原来在山上住,一个土房子,穷,大约在1997年前的时候家里都是没吃没穿的,后来丈夫和他哥哥出去打工了条件稍微好些。2005年他们有机会在公路旁边建房子了,借钱也要建,不然机会没了就找不到地皮。丈夫的哥哥是个光棍,建房子的时候,哥哥拿出了在外打工挣的1万多元钱,自己家有1万多元,剩下的全是借的,给亲戚朋友借的,买水泥、钢筋等建材材料的时候赊了人家2万多元钱。现在丈夫和哥哥依然外出打工,余女士在家种田、做家务和带孩子。
39岁的周老板是一个司机,自己花了8000元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靠拉人跑运输挣钱。2006年建房子的时候他手上只有1万多元,共花了8万多。剩下的钱有三万是银行贷款,然后跟兄弟姐妹总共借了不到4万元钱。3万元的银行贷款只有一年的期限,他说马上要到期了,他现在没有钱,准备去借私人的钱还贷款,然后再贷款还私人。
打工经济的兴起对于伍家冲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态。首先,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因为当地土地资源有限,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仅够维持小农家庭生活。全村的经济社会分化不明显,按照农民的说法是“都是在糊生活,谁也不比谁强多少”。其次,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收入有了较多的余钱,但是马上就兴起的建房竞争,农民又都陷入了建房竞争之中,为建房所累。据一位组长讲,他家的楼房是2000年做的,当时村子里只有4户是楼房,而现在伍村已经有近200栋楼房,村民说村里的楼房有80%都是打工收入做的。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对村庄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改变,最开始有少数农民通过打工获得了远远高于种田的收入,并且通过建房在村庄中较明显的表达出来了。也就是原本均质化的村庄在打工初期,使得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出现了不平衡,这样就促使更多的农民参与到追赶高收入的行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建房。
伍家冲村的打工收入流入村庄建房,其中的逻辑就是打工收入服务于农民的小农生活理想,或者说打工服务于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并没有改变伍家冲村熟人社会的性质,也就是村庄中的面子竞争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打工带来的收入却改变了原本村庄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最开始通过打工在村庄中建楼房的人家都是一些头脑灵活的村庄精英,他们通过楼房在村庄中获得了面子,同时也打破了农民经济条件均质化的想象,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农村打工,并且引起了不断剧烈的建房竞争。农民一个相当普遍的说法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村庄中越来越多的楼房给了在村庄中生活的农民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三、村庄经济基础与面子竞争
打工经济的进入加剧了伍家冲村的面子竞争。而在同样是原子化村庄的湖北荆门新贺村,打工经济的进入则对于村庄内部的生活影响不大,面子竞争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新贺村地处江汉平原,是“鱼米之乡”。虽然是历史较短的移民村庄,但新贺村人均耕地多达2~3亩,土地肥沃,并且几乎每家农民的实际田地面积都要比计税面积多上一些,这是因为农民可以开荒,并且当地农民并不是按照标准亩计量田地面积,而是按照习惯亩,即按照800平米、1000平米等标准来计量田亩的。此外,这里的农民还可以承包鱼池养鱼。本地资源丰富,农业收入较高,再加上交通方便使得当地农民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前就是相当富裕的,农民的生活质量较高。同时,因为本地资源丰富,使得打工经济之前,头脑灵活的村庄精英就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财富,这些财富能够支持他们在县城或者市区买房生活,也支持了本地农民向外的生活面向。新贺村4组原有76户人家,目前为止已经有25户在外买房子不在村子中生活,还有8户人家的承包地全部转包给别人。
2000年左右,新贺村迎来了大规模的打工潮。如今,村庄中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在外务工。打工经济兴起之后也同样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并没有被农民用于在村庄中建房,而是在城市中买房。4组25户城镇买房的人家中,有15户左右是在近几年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才买的。这与英山伍家冲村村庄内建房竞争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打工经济虽然在表面上对于村庄生活没有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隐性的表达在那些在外买房者的身上。
笔者认为,因为经济基础的关系,打工经济进入新贺村是另外一种逻辑,即外出务工用来积攒进城的资本。
因为本地资源丰富,在打工经济之前,新贺村的少数精英就可以通过较多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农业之外,也就是农业生产的剩余支持他们在附近的城镇买房生活。村庄精英在外买房被认为是有面子的,这逐渐形成了农民向外的生活面向和在住房上的面子观念,即在村庄中建房不是有面子,在城镇买房才是有面子。但是,在打工经济之前,村庄中的农业剩余是有限的,它只能够支持少部分的村庄精英在外买房生活。这些少数流出村庄的精英实际上是在把面子竞争转移到村庄生活之外,也就是退出了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
打工经济之后,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打工获得在城镇买房的资本,村庄中就再生产着不断外流的面子竞争。更多的人通过买房流出了村庄。而原本就因为村庄精英外流而均质化的村庄,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就更加均质化了。新贺村的精英不断外流,这产生了一个客观的后果就是留在村庄中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明显,这影响到了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农民告诉笔者,在村庄中建房子不算有面子,反而会被人认为是“神经病”,在城市里买房才是有面子,村子中的房子只要能住就行。相反,在村子中生活的农民却非常注重吃穿用方面的面子竞争。当村庄精英大量外流,村庄中的经济条件更加均质化,农民之间的面子竞争就容易集中在一些吃穿用等生活实际的方面。
英山县伍家冲村和荆门市新贺村都是典型的原子化村庄,但是因为村庄经济基础的不同,打工经济对于村庄的影响就不同,村庄中的面子竞争也因此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
四、小结
村庄经济基础的不同,对于农民外出务工后的行为模式有不同的影响,这构成了贺雪峰等论述的农民外出务工的两种逻辑的不同的解释变量,即从村庄角度的解释。
以英山县伍家冲村的经验为代表,打工经济的进入加剧了村庄中以建房为表现形式的面子竞争。伍家冲村当地资源贫瘠,在打工之前的农民生活只处于“糊口”的水平,很少有人能够转移出村庄。打工收入流入村庄之后,很快就成为了村庄生活再生产的资源,打工经济促使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突然拉大,这引发了农民之间的面子竞争。即造成了贺雪峰所讲的第一种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以荆门新贺村的经验为代表,在打工经济之前,丰富的村庄资源就能够支持少数村庄精英转移出农村,村庄精英引领农民向外的生活面向,面子竞争也出现外流的倾向。在打工经济之后,打工收入成为了农民进城生活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外买房。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精英不断退出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而到村庄之外寻求村庄内部定义的面子。而在村庄内部,由于精英不断外流,面子竞争失去了发起者,村庄内部的竞争集中在吃喝用等对生活质量和生活享受追求的方面。这是第二种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用村庄经济基础来分析打工经济之后的农民行为模式,村庄精英是一个关键。在一个熟人社会圈中,村庄精英的行为带动了农民的行为方向。在以上的两个例子中,不管是打工经济加剧村庄面子竞争,还是打工经济并没有影响到村庄的面子竞争,村庄精英都是关键的角色。在伍家冲村,村庄精英在村,并且通过打工发起了面子竞争;在新贺村,村庄精英外流,退出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使得农民的行为面向在打工经济之后依然向外。
参考文献:
[1]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贺雪峰、董磊明.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9(2)
原文发表于《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