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乡村基层共同体
——读《村将不村》有感
罗义云
中国的村庄是不是一个共同体?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界曾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来比较占上风的意见是,共同体内部应该有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中国的村庄缺乏严密的组织,故而不能算作共同体。不过,正如有的研究者(如张思)所指出的,最后归结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日本学界对于共同体这个概念,有着过多的期待或者说过于严格的界定,认为一定只有日本基层社会那样的严密结合方式,才能算共同体。事实上,如诸多长期坚持农村调查的学者(如贺雪峰)所指出的,至少从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角度来说,村庄是一个共同体,村庄生活由此而展开。这个共同体,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相对集中的生活性群体(如城市中的社区),而是作为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重要单元而存在的。
那么,在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村庄,其中的生产、生活与娱乐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这可能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得分时间和地点来谈。《村将不村》的中心命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在农村生产、生活与娱乐的许多种结合类型当中,有的村庄在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这个意义上,已经有“解体”的苗头,甚或说正在发生“解体”。这里说的“解体”,不是指地域上村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村庄了,更不是指他们在行政区划上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管理单位,而是说不具备了在村庄层面上协调生产、生活和娱乐的能力。
《村将不村》所考察的鄂中地区艾村,由于村庄历史本身就不够长,居住形态也较为分散,导致了村庄集体记忆缺失。之后,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导致村民行为理性化,村民关系更呈原子化,并最终在村庄文化当中反映出来。在群体性文化活动急剧消失的情况下,依据理性算计的人情往来十分频繁,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上是冷冰冰的利益考虑。人情往来失去了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变成村民的一种负担。但问题是,当所有村民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人情负担“裹挟”之后,自己也会积极主动地主办一系列旨在收取礼金的喜庆,从而也加重了别人的负担,而不是尝试着从这种恶性竞争中退出来。
由于这种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村民更看重的是实际收益,那么,凡是在经济上看来具有正向外部性的事情在村庄里要做起来就格外的难了。若再说得白一点,那就是凡是公益性的事业就难办。这可从艾村的水利建设当中见一斑。
众所周知,就稻作区而言,农田水利建设可谓最重要的公益事业。在这个“最……”的句式之后,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二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但是水利,尤其是稻作区的水利,又绝非一家一户所能解决得了的事情。艾村的状况尤其如此。地处鄂中的艾村,只是整个江汉平原水利系统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点,泉水是十分缺乏的,依靠地下水灌溉大面积水稻则更是一种荒谬的做法。那么,如果村民不想完全依靠天吃饭的话,必须依赖大的水利系统,从汉江引水至大的干渠,然后到稍小一点的分渠,再到支渠,最后经过毛渠将水灌到田里去。如此庞大的水利系统,当然需要较大规模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可就是在这一点上,江汉平原的例子告诉我们的是,在人际关系高度理性化的原子化村庄当中,村民要合作起来维持大小水利系统的畅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首先,有的村民为了自己的责任田能够扩宽那么一点点,将毛渠挖了变成了田,或者有的在渠道中种上了蔬菜、果树,将渠道变成了旱土或林地,总之无法再用于灌溉。这样,大的水利系统虽然犹在,由于小水利系统被破坏了,在干旱来临时,村民只能看着大江大河里的水白白地流失掉,却完全无法利用得上。其次,即使在某些地块,大小水利系统仍是完整的,却因为无法合作起来抽水而使得完整的水利系统成了摆设。由于部分村民想占其他村民的便宜,而拒绝缴纳抽水的电费。而问题就出在了,当一部分村民有此想法时,其他村民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也绝不愿意让人占便宜。由此,在并不缺乏水资源的江汉平原,许多村民舍弃了大江大河的水利,转而依靠堰塘、水井等抗旱能力极差水利设施进行灌溉。可以说,《村将不村》给我们呈现出,村民间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结构上的原子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协调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生产的整体性协调。
既然艾村村民间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结构上的原子化会影响到生产,那么同样它会影响到村庄的政治。这是《村将不村》呈现给我们有关村治的思考。
例如,《村将不村》描述出了原子化村庄中村治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村委会选举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却缺乏村民参与。在艾村,临近村委会选举的时候,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总是会打破一贯宁静的村庄夜晚。狗叫是因为有人拉票,每一个竞选者都有若干人为自己拉票。在这背后,当然是村庄派系的竞争。若按照真正的“民主”规范,夜晚私下拉票是违背村庄整治民主参与要求的。若是在仍十分“封建”的宗族性村庄,为本宗族的人投票是村民无意识要做的事情,是不需要更多的理由的。换而言之,在这样的村庄,本宗族或宗族内房支的选票是不需要收买的,而外宗族或外房支的选票则是小恩小惠所无法收买的。在并没有强大集体经济利益刺激的农业型村庄,竞争如此激烈的村庄选举正是村庄派系竞争的舞台之一。这是村民积极(甚至是有些过于积极)参与村庄选举过程的根本原因。
可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村治面貌当中的另一番景象,那就是在村庄的日常管理当中,村民参与程度是很低的。在轰轰烈烈的村委会选举结束之后,当选者必须在公共资源分配上优先向为自己拉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倾斜,或者当这些人做出而了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时,当选者要为其护短。那么,一个让人自然而然想到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没有反对派抓住当选者这些“小辫子”,将其拉下马,或者至少制约此类行为的发生呢?这就是原子化村庄的“政治秘密”。面对村干部及其支持者的贪污行为,或者其他损公肥私行为,一般的村民是不会出来挑头表示反对的,虽然在私底下议论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忿忿不平。原因在于,这种得罪人的事情所得的好处往往不是一家一户的,而是属于整个村庄大多数村民的。在人际关系高度理性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己得罪人让别人或者大家(包括自己)得好处的事情,便没有人愿意去干。质言之,这里的干部及其“铁杆”虽然是少数,却是团结起来的少数,被损害了利益的多数村民虽然是多数,却是难以团结起来的多数。而事情的结果便往往是,团结起来的少数“战”胜了不团结的多数。
由于这种格局的存在,村干部要做“好事”(例如出面组织公益事业),是十分困难的,但若要说做“坏事”(例如损公肥私),则相反十分容易。因为,做“好事”就要有集体行动,是需要村民的积极配合和合作为前提的,但在原子化村庄中恰恰缺乏这样的前提,而对于村干部做“坏事”,这种集体行动能力的缺乏则恰恰为他们造就了一个缺乏有组织化的反对派的“宽松”环境。由此,我们才看到了《村将不村》中所提及的村委会的债务“如珠峰”。在村级债务上,因为不同的村庄类型,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却又值得深思的对照:在江西的宗族村庄,村支书会对1.8万元的村级债务“整夜睡不着觉”,而比这高得多的村级债务却让艾村之类的村支书看做骄傲的资本:“看,我们村的债务是多么少啊。”此间的原因就在于,在前一类村庄中,村民的舆论压力对村干部举债有制约作用,又尤其让村干部对村级债务有负责任的感觉。在后一类村庄中,村干部可以不顾其他村民的意见为政绩工程或损公肥私而频频举债,更不会对公的债务有责任感。也即,由于缺乏村民的参与,村庄日常管理陷入了公共权力无约束的状态。
在教条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当中,村治中的竞争,往往被套上了党政关系(村支部代表党,村委会代表政)、国家与社会关系(村支部代表国家,村委会代表社会)等符号性分析模式。《村将不村》以厚重的经验资料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这种做法可能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围绕村委会的竞争或者村庄中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与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内涵相去甚远。至少有的时候,其间表现出来的矛盾,可能仅仅是村庄中的派系矛盾,是村民人际关系高度理性化在村治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
不用再从更多的角度进行论证,以上诸方面的分析已然足够表明,《村将不村》呈现了一种村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村庄当中,村民的生产高度家户化,在村庄层面的整体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从水利的例子当中可看得十分清楚)。同时,村民的社会交往和人情往来走向工具性的一面,村庄闲暇生活私人化,公共生活萎缩。这些因素集中在村治层面表现出来,就是村庄选举的过度参与和日常管理的参与缺乏。一句话,以集生产、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标准来看,虽然村还是那个村,村民还是那些村民,村庄的整体性却的的确确在迅速消解。在这个意义上,真可谓“村将不村”。联系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将不村》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除了经济、政治方面的建设之外,新农村建设当中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建设已变得极为重要。尤其是针对“村将不村”的村庄类型,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个如何重新认识和再造乡村基层共同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