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民经济组织的迫切性及其路径探究
——来自河北、江苏、湖北农村的调查报告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无论从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还是从土地、价格保护,农业补贴、农民增收等各个方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发展适合新农村发展情况的农民经济组织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然而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对冀、苏、鄂三省的调研、分析后认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坚持“路径依存”的原则,并基于该原则,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建与运行、经费与监督、业务服务等重点问题出发,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用性、效益性,找到突破农民经济组织发展瓶颈的办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农民经济组织 迫切性 实用与效益 地域群体区别 创建与运行 经费及监督 业务服务
一. 背景及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经济组织建设在我国各地的农业配套改革实验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许多组织甚至已开始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尝试。新型的农民经济组织与我国传统的农村风俗、村治组织融洽如何?各个区域的广大农民对农民经济组织的诉求如何?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农民经济组织?又怎样恰当地解决农民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呢?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有选择地对河北、江苏、湖北等三省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
我们调查的农村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各自代表了农业发展的不同水平,不同类型。湖北省A县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县,农业生产基本是传统的种植业,特色农业生产较少。河北省B县,以生产钢材以及其外包为主要产业,农业生产为传统种植业,主要由家庭留守人员经营。江苏省C县是农业水平较高的县,主要以花木种植,特色蔬菜种植和水产养殖为主。江苏省D区某镇位于城乡结合部,城市化水平较高,农业生产较为简单。我们调查不同的地区的目的在于验证不同的农民群体、不同的农业产业、不同的发展水平下,农民对农民经济组织的诉求程度、关注问题、业务要求等各个方面的区别,为探讨农民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找到一些思路。
二.农民信赖、经济实用的经济组织建设迫在眉睫。
1.传统农村组织瓦解,留下组织层面的空白。
从1978年小岗村农民签下的这张“单干”合同,传统农民组织瞬时瓦解。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给了农业发展一个短暂的繁荣期。
(图片来源:新华网)
然而,当人们还都沉浸在脱离生产队的喜悦之中没多久,小农作坊式生产的弊端已然显露。时至今日,我国农业生产在技术层面上发展迅速,机械化生产开始普及,许多新科技应用于农业生产。但在组织制度层面上,却多是空白,未有与现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相配套的组织形式。
因此传统农民组织瓦解之后,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趋于松散,缺乏组织的单个个体农民被边缘化,没有话语权,在与市场中的强势集团谈判时居于弱势地位。
2.各色不成熟的农民经济组织发展艰难。
农民组织的发展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国民政府依靠地主、富农、乡绅等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①]。到1936年就已经有各类合作社37318个,社员164万人。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数量已达2363万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数超过15万个。[②]然而这些农民经济组织大多是迅速崛起,迅速倒下。原因主要在于这些组织的非法性和经验短缺,机制不成熟。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农民经济组织建设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制和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故而导致农民经济组织纷纷失败。
例如:山东平度的“两田制”;东南沿海地区的“反包倒租”;北京顺义的农场式经营;安徽肥西的农民合作社;重庆四川的“股田制”、公司式改革;还有“昆山模式”、“南海模式”……以上均为对农民经济组织的探索,但都少有经历过困境突出重围者。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递减,土地的效益未能充分实现。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随后给农业带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但随着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小户经营的弊端渐渐凸显。小农作坊生产资料购置、生产经营过程成本过高,农产品销售价格过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递减,农业生产的效益整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中。
例如,我们调查的一位湖北省A县农民王某,有土地4亩,种小麦、玉米。
小麦:每亩700斤,每斤0.6元,毛收入420元;成本:种子50元;耕地播种50元,浇水4次,80元,施化肥2次,200元,农药15元,收割50元,计445元。亏25元。
玉米:亩产800斤,每斤0.5元,毛收入400元。成本总计220元。虽赢利,但净收入也不过180元。
以上还均未计算劳动力成本,且是在旱涝保丰收的年份,可见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不是生活富裕的依靠,而仅仅是维持农民最低生活的保障。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甚至即使是拥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农业生产,也是收入有限。
例如,我们调查的一位河北省B县农民代某,种植1亩大棚蔬菜,家庭2个劳动力进行劳作。其成本为:建大棚政府补助5千,集体补助2千,政府补助卷帘机2千,自己投资2万。收入是:未计算2个劳动力成本前提下,2003年至2005年7千。按10年折旧实际收入4千。前景:前几年菠菜、油菜每斤0.7~0.8元,现在0.15元;香菜过去8~9元,现在0.2~0.3元。代某的蔬菜的销售范围以前达到多个地区,现在各地都上马大棚蔬菜,销售竞争加剧,效益快速递减。
我们在江苏省C县的访谈同样证实了当今农业生产的不经济。2008年,《南方周末》报道了江苏省某农民养鸭的案例。朱某全年都在养鸭子,一年养了6茬。第一茬保本;第二茬鸭价涨至每斤3.8元,挣9600元;随后鸭价一路下跌,最低至1.4元。朱某谈到:这一年没赚没赔,白忙了。眼下鸭子的料肉比2.3:1,鸭饲料每斤1.1元,加上其他成本,鸭肉卖到每斤3.3元才能保本。现在鸭价每斤2.4元,养一只亏一只。[③]
小户经营的效益递减更重要的原因是非农产业劳动力报酬的提高。农业收入虽然增长,但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农产业务工收入的增长速度(见下图)。大量农村劳动力因此脱离农村,甚至出现了农村土地闲置和落荒的尴尬情况。
河北省B县农民两项收入对比 1
图表 1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下,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农村的农业生产,本不应当完全用市场的眼光来考量,而应当在某种意义上当作一项事业来投入,当作一个弱势群体来扶助和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主任叶剑平教授认为:“仅仅考虑土地的生产经营也即农产品价值的话,土地永远没有实现最高的效益。”土地的价值除去农业生产外,还有社会保障和吸纳就业的功能。鉴于目前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远低于非农务工收入,我们更应当应当着力发挥土地在社会保障和吸纳就业上的功能。温铁军教授认为,到2050年,按60%的城市化率,16亿人口,中国尚有约六亿多农民。这六亿多农民的安置问题必然要求农业要达到相当的吸纳就业的水平。这就要求着要有专业化的高科技的农民经济组织来指导来统筹。
4. 农业生产细碎化、各行其是、无组织面临困境。
进入新世纪,城乡二元之间流动性加强,从进城务工到城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私营、经商等非农人员增加,导致农村人口变动频繁。加上许多地区农村土地质量各异,“三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导致难以稳定的规模经营,即使引进先进生产要素,也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两年的事件案例和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农业生产琐碎的困境。湖北某村进行水利灌溉实验,因为“搭便车”行为难以克服,成本较低的大水利不得不让位于代价高昂的小水利(如打井灌溉,修挖堰塘等)。湖北某县农户普遍合作养牛,往往是5—10户合作喂养一头耕牛,极大降低了耕作成本。但在该县某村,甚至兄弟也不能合作养牛,原因是几家合作养牛容易闹出矛盾。2007年7月,河南汝南农村因为不能组织起义务工疏淘排水沟,大雨积涝无法排出,全村70%的玉米地受淹绝收。黄淮海平原沙地尤其适宜机械化作业,一台小四轮耕作的土地可以达到80至100亩,足以供5户以上农户使用。但合用小四轮,往往会在使用顺序,损坏责任方面闹出矛盾,农民只得每户买一台小四轮,甚至兄弟也不合用。一台小四轮要花8000多元,一年的使用时间不到10天。难以靠单个农户来形成规模经济,获得规模效益。
农户必须组织起来,才可以有效地应对生产中的公共事务,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农业风险,提高农业收益。传统的依靠宗族互惠、及道义经济的农民内生组织手段,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已不再具备基础。离开强有力的自外而内的基层组织介入,农民在生产合作上的可能收益就难以实现。
5.农民采集信息能力、营销能力、农业技术较低,需要农民经济组织提供相应服务。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农民在现代化的知识,技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漏洞。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由于信息滞后、缺乏营销能力导致的产品滞销,由于缺乏农业技术导致的农作物或牲畜达不到规定品质甚至死亡,都屡见不鲜。
例如,2007年,河南东部地区辣椒行情较好,每公斤批发价达一块五以上,然而之后价格急剧下跌,至2008年6~9月,跌至每公斤六分钱左右。但农民并未得到即时信息,不懂得供求规律,反而加大了辣椒种植量,结果导致许多农民损失惨重。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因却乏信息,盲目跟风扩大生产,导致的07年6月,广西著名“西瓜之乡”吴圩社区的西瓜滞销,08年上半年上半年,山东金乡县的大蒜滞销。山东省金乡全县80万亩耕地中有70万亩种大蒜,出口量占中国大蒜出口量的50%以上,被称作“中华蒜都”。2007年5月金乡蒜价1.2元/公斤;8月2.6~2.8元/公斤;10月0.4元/公斤;2008.3.跌破0.2元/公斤。2008年3月北京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蒜价挂出3年来最低每公斤0.6元。来自国内几个主要大蒜集散地到金乡贩蒜的近2万人。江西上饶地区中小贩蒜农民近千人,一半以上是抵押房产携带大笔贷款来此贩蒜。安徽鹤壁的时雪抵押了房子、清空了股票并向朋友拆借,总共凑了150万元买了1000吨大蒜干起贩蒜生意。金乡南店子市场“中国大蒜贸易网”主任孙伯赞:这回市场跌得太惨了,谁也无法估计会跌到这么低的价格。约70%的贩蒜人,尤其是将全部家当都押上的人,一开始意识不到风险,应该跑时没有跑,后来是不舍得跑,现在是跑也跑不掉。中国农民在农产品全球化,以及现代交易方式操控市场的背景下,以个体的力量参与议价、参与资本市场的博弈时力单势微。为什么中国占世界出口大蒜90%,却没有形成规范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只是自相残杀,使得交易各方惨淡经营?
信息滞后与盲目跟风的导致的损失可见下图。
盲目跟风价格损失率 1
又例如,我们调研的江苏省C县某草莓种植大户,种植的草莓质量较好,但由于缺乏营销能力,始终只能在国道边零售自己种植的草莓。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就能看到组织不起来的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一个专业的农民经济组织,在信息、营销、技术上提供支持。
总之,尽管存在地域、人群、发展水平差异,但是农民经济组织诉求呼声很高。
那么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呢?
我们经过对三省市的调查总结:在建设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了促进农民经济组织长远生存、效益明显、实用灵活,我们应该在整个制度、机制和过程中坚持“路径依存”的总原则,这或许是其发展的一个思路。当然,我们调查的范围可能还比较小,实际生产经验很少,农村社会变化很快,我们提出的方法或有不当之处,但是坚持这个原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实用稳妥的思路。
坚持这个原则在新型农民组织的创建中要考虑: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利用现有组织优势;考虑农民的现实诉求。新组织应该尊重传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这样可以降低创制成本和推行成本,使村民更容易接受,减少社会动荡。应该让农民创建自己的组织。权利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捍卫;其他不人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具体到建设发展的细节中我们应该从创建与运行、经费及监督、业务服务等重点问题的解决中注意尊重大部分农民意志,沿袭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抓住地域、人群差异,调整组织经营范围,不贪大,不贪广,尽量做到业务的精细化。正如陈锡文先生所讲“农村的改革,我们宁肯让它慢些,也要做好。”这正是我们要坚持路径依存原则的关键所在。
一.依据农民诉求尊重传统与地方特性解决产权归属、合法性问题。
产权问题:农民经济组织的产权归属应该是基于农村土地产权基础之上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抵押等的讨论成为焦点,也有人认为这是土地产权的变化,对于这以涉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举措国家是慎之又慎,也有人认为这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追认。农村土地的问题,一直以来是三权交织:国家(管理权、征地权)——集体(所有权)——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见下图)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与集体在土地征用方面的强制性行为和官僚化行为给农民塑造了不信任的形象,加上三权的边界不够明晰,且三权交叉,责权利不明,容易滋生腐败,短期行为难以避免,难以阻止强势集团对耕地的低价强征。基于我国人多地少情况的严重性,实行土地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基于土地使用权建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应该明确为广大农民所有。按照经济学理论只有明确的产权归属才能够带来边际效率最高。我们对三省市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广大农民所有,与村委会无关”(创建与运行调查问卷题1)。
产权归属 1
然而从理性角度出发,我们担心的是一些相对贫困地区人员组织性差,社会环境相对较恶劣,再加上信息封闭没有了村委会的主导农民经济组织起步困难。
明晰农民所有的经济组织所有权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趋向,我们认为以后关键要做到对农民经济组织产权的保护。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认为“农地产权是明晰的,只是农地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有法不依。”一方面,农民经济组织建设的法律、条例、方法都还没有详细出台,甚至专业的注册规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在自我维权方面还缺少主动性,有的时候行动过激,具有盲目性。在河北省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在土地征用问题上,一些农民干脆任由村委会与开发商商量定价,补贴多少只能听任,过于保守,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肉食者谋之”和社会分层分工严格有很大的相关性。要改变农民在建立合作组织的过程中这种“求稳”的心态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监督和长远发展的困境。在农民经济组织面临市场定价的大环境中,只有让农民真正成为经济组织的主人,才能培养其农民的主动性,才是农民维护自我权利的根本途径。加强针对不同农民组织的制度建设,用合理、严密、规范的制度来约束经济组织行为,保护经济组织的产权,而不是用人来约束。我们应当用长期的制度塑造行为,进而内化为一种文化。
由土地、产权问题引发的另一个矛盾就是解决问题极端化,上访、群体性事件不断。曾经有学者称“进京上访者有68%是土地问题”,同时鉴于我国信访机关的权力限制上访问题解决率仅为3%,虽然回复率很高,但是互相推诿,无济于事。原来相对封闭的农业生产经营在农民经济组织的建设中必然会加入各个企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应该做好农民维权事件突起的准备,未雨绸缪,而不是被动应付。司法部门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应该针对地域特点从广大农民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探索相关的司法保护程序、纠纷解决程序、仲裁机制和赔偿机制。
合法性问题:系统解决我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问题能够促进农民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确定。目前对农民经济组织甚至对民间组织的注册管理目前还是比较严格的[④]。(见下图)
可见,历史原因下我国社会团体的发展一直随着国家管制的大环境而变化。这也是我国非赢利性组织发展的障碍。我们所了解的农民经济组织不知道会有多少是“山寨版”的。

(政府管制与社团数量关系)
农民组织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可在农民经济组织的活动中就会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农村金融、土地股改、经济合作等领域的行为,我们可以在最近几年的实践当中发现没有一个真正的合法身份其行为明显掣肘,尤其是在初创时期的融资以及经济争端中的司法程序中我们的农民经济组织和政府管理部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经过实地访谈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合法地位应该是灵活的,不应该固定在一种形式上,应该根据组织的服务范围来确定其性质,尤其是在出现了土地征用诉讼、外部公司合作等新情况之后。但是最基本的一点是要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地位。同时适当简化农民经济组织登记的程序与步骤,避免一次登记盖十几个章的繁冗状况。(见下图:社会团体登记步骤)
2006年底,民间组织近34.6万个(社会团体18.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9万个,基金会1138个)。非法人草根NPO组织无法统计,实际数据不明。据学者分析,其数量大约是有法人格的民间组织10倍之多,大约在200-270万家。(见下图)

农民经济组织只能够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一样加入到民政部门规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大军当中,获得这样一个尴尬的身份。通过实地调查和总结以上所提到的各种模式的失败经验,我们要坚持路径依存的原则,就应该去伪存真给农民经济组织一个真正的身份。政府的准入门槛应该降低,但是应该对其性质认定和服务方向进行明确,以保证这一领域的规范和正规。
二.利用传统组织资源和现有组织优势解决经费成本及监督问题。
经济学讲究的是成本最低化和效益最优化,广大农民虽然不懂理论性的知识但是他们对经济组织效益最大化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过去有过一种看法认为农民知识水平低,素质差,不能够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合作经济组织,但是我们能够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⑤]中能够找到最深刻的反驳。只有广大农民成员参加到经济组织当中去,才能够实现组织成本最低和效益最优。为了同时利用组织的传统资源和现有组织优势,可以按照原有生产队分组模式和当地家族宗族关系建立广泛的监督群体,依照路径依存降低成本,保障监督有力。
农民成员自己监督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最近因一枚由本村村民发明刻制的“公章”而闻名全国。他们将刻有“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才可入账报销。这枚印章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公章”。[⑥]

我们的调查也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对农民经济组织日常监督和对经济组织的市场经济行为监督的调查中,三省市农民多数选择了“村民大会”和“成立农民监督小组”。当然,固定采用这样的方式或许成本很高,因此更应该灵活一些,在我们调查的河北省B县大多是宗族式村庄,这样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者(多人)生活中有很多闲暇又不与经济组织有直接联系,再加上轮流监察,应该对改变组织腐化有启示意义。
农民组织工作人员绩效付薪制度能够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农民成员满意度。目前的农民经济组织中存在两种现象:要么农民抱怨工作人员“食君之禄而不忠君之事”工作懒惰;要么兼职的工作人员尤其在一些地方村委会人员兼做农民经济组织工作,还要处理家庭宗族事物顾及不暇。其实农民对绩效工资制已经不陌生。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对“你认为应该怎样为工作人员付薪?”的回答中,很多人选择了“与工作服务和工作量挂钩”,固定工资制已经不再受欢迎。在以技术培训和生产资料购置为主要内容的组织中,农民也选择了“依据交易额和培训费用成比率付薪”,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们对农民经济组织经费来源的调查当中,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不再简单选择“会员会费和国家支农补贴”等固定性的项目了。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及公共部门选择企业式绩效管理已然成为趋势。农民经济组织的费用管理及成本控制不能容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和“不打勤不打懒只打不长眼”那种表面勤奋的工作态度了。就像原来有人戏谑国有企业员工一样“不干不够意思,干多了没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农民经济组织不能容许无效率的工作方式。
在重点调查“经费来源问题”上,我们访谈了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的人员。鉴于目前“乡政村治”和“吃饭财政”的现实困境,防止过去那种“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的负担,我们不支持政府对农民经济组织大包干式的经济支持。并且目前中国乡村干部工资归县财政,农业税取消后县乡两级政府财政困境突出,尤其是在那些传统的农业县,而农业县中农民经济组织的工作要相对繁重人员、费用成本更多,这样就更不能够将这些费用完全转嫁给县乡两级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对象我们更主要的是针对县乡主管部门和农民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而不是广大农民群众,这样避免了单方面的偏颇。农民经济组织虽然是非营利组织却不是“非赢利”,因此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自力更生,内部筹集才是生存长远之道。
三.抓住市场信息和地域特性,明晰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最终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保护农民利益。
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建立适合的农民经济组织。我们对三省市的调查发现,对于相对传统的农业地区(如湖北省A县)主要是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资料购置等基础性的农民经济组织比较适合;对于外出打工和城镇企业较多的地区(如河北省B县)更加关注交出土地后的省事和回报以及农民(工)维权;相对有农业特色的地区(如江苏省C县)更加看重技术培训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追踪市场信息、建立互助互救机制;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地区(如江苏省D区某镇)在土地征用、农民(工)维权、征地后的社会保障方面更感兴趣。(见下表)

(注:D区某镇的统计当中没有农民社会保障指标,因为其他三个县均没有这个指标)
在江苏省的实际调查印证了地域独特性对建立农民经济组织的重要性。
我们重点调查的D区某镇靠近城区,且在城市发展的方向上,农业为较为简单的水稻和小麦种植。农业特征很有代表性:
一,该村多数家庭的男劳力都在江都城区工作或在扬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打工,农业主要由妇女或老人完成,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小,农业生产过程的采购成本也小,农民较为不在乎。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农民经济组织来减小成本,也无从发挥销售,技术作用——因为当地是较为简单的,无附加值的粮食种植。
二,该村农户普遍反映,在前些年的种子采购过程中,曾出现过干部腐败失职致使农户受损的现象。因此,该村农户对镇村干部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但农户又担心没有政府官员组织牵头,农民经济组织建立不起来,这两种心态交织一起,使得农民更对农民经济组织充满了疑虑。
三,但是该村农民对农民经济组织职能中维护农民土地权宜一项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农田可能在将来被用作城市发展扩大后的用地和江海高速公路的建设用地。
笔者认为,该村作为缺乏特色农业产业的村庄,干群关系不好的村庄,位于城市周边,土地问题较为敏感的村庄,在这三点意义上,对农民经济组织问题的探讨都有价值。根据不同人群对不同农民经济组织的诉求来建立灵活的形式是以后创建农民经济组织是发展所需。
理清农民经济组织与政府部门、私人企业的界限。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对农民经济组织会员和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主管人员三方的反馈说明,农民经济组织服务范围要有明确的倾向性,而不是一刀切。政府抓好自己在农业生产经营、扶持、补贴等各个方面的职责,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手让农民经济组织去做;同时农民经济组织不能够盲目扩大自己的项目,那样反而不能消化掉过大的业务量。在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和涉及较大金额的项目以及冒险性高的项目上不能够盲目操作,头脑发热。
农民经济组织的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止这些,同时不同地区的重点问题不同,程度不同,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农民经济组织建设的诉求很高,在现实和理论上已经是大势所趋。关于建设什么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怎样建设才是我们探讨的核心。
最后,我们在反思这次调查的整个过程之后,对“路径依存”理论应用于农民经济组织的实践作出自己的判断:要依据各地农民经济组织发展阶段的不同,调整建设步伐,切忌过快,否则过犹不及。
在有过相关尝试、农民组织性积极性都很高并且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适当加大加快建设步伐,大胆尝试符合新形势下的合作模式,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效益为主旨,为全国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做好范式,同时能够做好理论总结,完善长远发展战略。
笔者走访的江苏省江都市丁伙镇,有较悠久的花木种植传统,在多年前即拥有大量的花农和相当面积的花田。花木业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建立农民经济组织的条件较为成熟。2000年,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花农们成立了江都市丁伙花木协会。
笔者走访了一位较早加入协会的花农,他向笔者反映:由于丁伙镇良好的花木业基础,协会从建立之初就运作良好,到目前已发展到有四万亩土地,年收入四亿元以上。他们的协会有自己的章程,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和固定资产(主要是电脑和汽车),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但在土地问题上则交由花农自己解决,土地的承包权完全属于花农,协会主要在服务层面提供五项帮助:
一是提供信息,便于花农捕捉市场行情;
二是帮助销售,由约两千名经纪人在全国各地为花农跑市场,跑销路,该农户认为这一点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三是在物流,配送,采购物品等方面为花农们进行集中的服务,降低了成本;
第四是在花卉的栽培的技术问题提供了支持;
第五是代表花农在政府方面争取到了许多支持,包括土地,国家级的项目资金等等。
该农户谈到,加入协会后的八年时间里,他在以上帮助下,得到了较好的收益(该农户坦承其年收入稳定在十万元以上),他和他周边的许多花农,都对协会有较高的认同。
丁伙镇也因为花木业的繁荣,赢得了朱镕基总理和费孝通副委员长的赞誉。
而在基础相对薄弱,农民历史收入紧凑的地区,或农业产业规模较小的地区,则要以成本最低,实惠受用为基础,切忌盲目扩张。
与丁伙镇毗邻的郭村镇,有一定数量的苦瓜养殖户,他们于2002年开始种植苦瓜,形成了中等规模的产业,并且在销售和技术上得到了政府农技部门热心的干部的支持。但苦于规模不大,物流成本高,一直努力的上海市场始终未能打开,农户之间也无从建立像丁伙镇那样的大型农民经济组织。
在这个情况下,由政府牵线,这些农户和该镇的一家苦瓜茶加工厂提签订了协议,组成了一个较小规模的松散的农民经济组织。由茶厂负责加工,销售苦瓜茶,主要寻求在周边县市销售。虽然规模未能取得突破,但整个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链条十分通畅,运转良好,且单个农户的利润较可观。
可见,结合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立足现有的条件,稳妥地推进农民经济组织建设是必要的。
经过了对湖北、河北、江苏三省市的调查和访谈,我们的任务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我们既从农村朴实性调查和实际感受中受益匪浅,又感觉到我们在这一领域还仅仅是浅谈和尝试,同时,我们所参照的文献大多也都著于二十世纪末,时过境迁,如何针对当今现实的农业情况来建立一套更加具有理论性的知识系统来指导农民经济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任重而道远。
[①] 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J]。
[③] 《南方周末》[N],2008年3月20日。
[④] 《2007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J】,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⑤] 【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⑥]《 重庆晚报》【N】,2007年12月5日。
参考文献:
韩元钦:《中国农村的合作经济》
魏道南,张晓山:《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
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王蒲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发展》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
附:调查问卷
关于农民经济组织的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想要调查关于农民经济组织的相关问题。本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问卷将仅用于学术研究,保护受调查者的隐私。同时为了调查的真实性,请您真实回答,谢谢您的合作!
A.个人信息调查
1.性别: A男 B女
2.年龄____
3.家庭人口____
4.家庭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
5.身分:A政府人员 B农民 C其它_____
B.农民经济组织诉求调查
1.您认为现在建立农民经济组织有必要吗?
A.十分必要 B.有一定的必要 C无所谓 D没有必要
2.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在技术培训中有无作用?
A.作用很大 B作用一般 C可有可无 D没有作用
3.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在反映和表达农民利益诉求中有无作用?
A.作用很大 B作用一般 C可有可无 D没有作用
4.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在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方面有无作用?
A.作用很大 B作用一般 C可有可无 D没有作用
5. 如果建立农民经济组织,您是否愿意参加?
A.非常愿意 B愿意 C无所谓 D不参加
6.您希望农民经济组织在哪些方面对您有所帮助?(可多选)
A.农民技术培训 B.生产资料(如化肥、种子农药、农机)购置 C.农产品销售 D农民维权 E.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 F. 形成农民的互助、互救机制 G. 建立农民工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H.其它_____
7.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是否有必要设定监察机制?
A.非常必要 B.有一定的必要 C无所谓 D没必要
8.您希望农民经济组织成为什么样性质的组织?
A.政府基层组织 B.农民自发组织 C.社会公益组织 D.农村自治组织 E.其它_____
9.假如您向该组织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但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得到及时解决解决,您能够等候多长时间?
A.一个月以内 B.一个月到半年 C.半年到一年D.一年以上
10.您认为应该吸纳哪些人员加入农民经济组织?(可多选)
A.应届毕业大学生 B.相关专业技术人员C.政府退休人员 D.农民 E 农业商人F 农业专家
G.其它_____
11.加入农民经济组织,您是否愿意给付一定的费用?
A.愿意给适量的费用 B 愿意给少许的费用 C不愿意 D看效果如何再决定
C.农民经济组织创建与运行问题的调查
1.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或党支部)的关系是怎样的?
A.由村委会创建、管理 B.村委会指导、监督 C与村委会无关 D其它_____
2.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合法性能够得到认可吗?
A.能 B暂时不能,不过随着其发展以后会得到认可 C不能
3.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应该由谁来负责?
A.村委会(或党支部)指派或兼任 B长期务农的村民代表或党员代表C村民与市场方代表联合 D宗族代表制 E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代表 F其它_____
4.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应该固定还是流动?
A.固定的 B_____更换一次
5.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的经费的来源应该是?(可多选)
A.乡政府及村委会拨款 B会员自行筹集(会费) C农产品交易中抽取 D村委会与农民统筹 E其它_____
6.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全职还是兼职?
A兼职 B全职
7. 您认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否应该有工资?
A固定工资 B少许补贴 C没有工资
8.如果对工作人员给付工资,你认为应该如何支付?
A.设定一个固定的工资 B按照每年市场交易额和培训费用成比例进行给付 C按照工作天数付日薪 D其它_____
9.您认为应该由谁来对经济组织进行监督?
A.村委会(或党支部) B村民大会 C民政及农业主管部门 D农民组成监督小组 E其它_____
10.农民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与市场企业联系密切,您认为该如何对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可多选)
A.信息全部公开 B党支部和村委会定期检察 C.聘请专业审计部门审计 D其它_____
11.您认为应该怎样保障农民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可多选)
A.工资与服务质量和工作量挂钩 B.建立质询机制 C.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D其它_____
12.您认为应该怎样提高经济组织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效率?(可多选)
A.提高硬件设备 B.建立企业—经济组织—农民联动机制,随时互通信息 C.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D.政府部门定期进行技术指导 E. 其它_____
13.您认为应该如何在购置生产资料上压低价格、销售农产品上提高价格?(可多选)
A.多联系厂家,建立竞争机制 B.建立固定价格收购和采购合同,成立价格保护机制 C.经济组织随时观察市场价格,择机采购、销售 D.督促提高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 E.争取更多的政府支农补足 F. 其它_____
14.您认为目前农民经济组织提供的服务应该偏重什么?(可多选)
A.技术培训及指导 B联系厂家购买生产资料 C.联系厂家销售农产品D.在土地征用和价格保护、支农补贴等农民维权方面 E. 其它_____
再次谢谢您的合作!
问卷编号_____
调查员_____
调查地点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