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农民工
正月十五过后,农民工们又开始了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浩浩荡荡的“漂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中国今年大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 乡村已经盛不下他们物质的梦想,也盛不下他们已被城市生活改变的精神需求。而到城市重新寻觅一份工作,已经成为失去工作的农民工最迫切的需要。
在中国,无论是在财产权利、政府提供的基础服务,还是进行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方面,农民都与非农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些差别同样体现在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性差异之中。
想要改变农民工的漂移状态,很显然,改变城市本位主义,从公民权利平等的角度审视有关农民工的基本制度是首要的。另外,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培育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
-- 中国新闻周刊

此处不再是我的“家”
金融危机和经济调整导致的失业使顾忠暂时回到家乡,但在这里,顾忠们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本刊记者 杨龙(发自湖南慈利)
农历正月十七,中国农民工流出大县湖南省慈利县零溪乡岩桥村。19岁的岩桥村村民顾忠和他的表弟林勇在县城慈利游荡了整整一下午,他们想找点事做,最终却什么也没找到。到了快晚上的时间回村,他走到了一家叫做“岩桥村信息服务中心”的网吧门口。
顾忠在门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门口进进出出的,全是同顾忠一样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网吧今年生意异常得好,15台从县城里淘汰的旧电脑,24小时都满员。
这家网吧,最后成了顾忠和比他小四岁的林勇晚上的栖身之处。
在家住了三个月,回乡农民工顾忠的生活主题,便大致变成上网、找人打麻将、睡觉三部曲。顾忠很不喜欢这个在白天也看不见几个人影的山村。在他打了两年工的城市顺德,就算是半夜,街上的小店还会放《狼爱上羊》。
顾忠喜欢流行歌曲,人也很时髦,虽然父母不喜欢,但他去年11月回家之前,额前还是带着几缕紫色头发。
游荡的“油子”
半年来,顾忠已经在家乡岩桥村和广东顺德市之间来回游荡了三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去年6月份。顺德的灯具工厂因为订单减少,顾忠面临第一次放假。这也是顾忠自17岁外出打工以来,两年内第一次回家。回家呆了一个月,顾忠又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让他回去上班。
但他回去一个月后,不得已在8月份又回到岩桥。位于顺德的工厂正式倒闭了,这时候家里的稻子也熟了,顾忠便回家帮忙收稻子。之后,村里的同伴介绍顾忠去了东莞一家灯饰厂。在那里,他拧螺丝,工资每月1000元,这个工作比顺德的工作要累些,工资也少200元。三个月后,顾忠拧螺丝的右手手臂全都青了。
去年11月份是顾忠第三次回家。他辞掉了拧螺丝的工作,之后,没能找到新工作。
顾忠并不是村里唯一在家“赋闲”的人。他发现,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陆续从南方回来,时间比往常都早了好几个月。
这个春节,村里多少年来头一次这么热闹。年后也没有人急着去南方。顾忠家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七八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顾忠的表弟林勇,今年15岁,在慈利县城读技校。过完年之后,林勇再也不肯去学校了,每天跟着顾忠和其他年轻人玩耍。他认为那些打工的人都找不到事情做,现在学校的毕业生更是很难找到工作了。所以不想去学校“浪费钱”。
在这个位于湘西的小县城,县里有关部门发现太多顾忠们在游荡了。于是,在年底,慈利县劳动保障部便开始针对顾忠们开展“春风行动”:包括对顾忠这些返乡人员提供了免费餐宿、进行劳动法律知识、劳动维权知识培训,并组织了农民工返厂专车,春节之后帮助农民返回务工地。
顾忠对此无动于衷。他去年已经三次回乡了,即使一分钱路费不花再回到东莞,也没什么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
回到四里地之外的村集市外,两个不满20岁的男孩坐在田边。顾忠掏出打火机,毫无目的地点燃田边的枯草。
“弟,我们去做什么?”
“打油!”没有收获,表弟林勇垂头丧气。村民把四处晃荡、不务正业的人叫“油子”,“打油”的意思,就是去做“油子”。
撕不掉的农民标签
林勇说:“打死我,我也不想像爹一样成为一个农民。”
父辈们给他和顾忠的建议是:如果不去打工或种田,他们可以做的是木匠、泥瓦匠、漆匠,或者在城里学着父辈们做小工,挑土挖沙。
晚饭时,父亲又说到这些,林勇气冲冲放下碗出了门。周围还有几个失业在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发牢骚,顾忠也和家里吵架了,他要去学开车,家里拿不出钱。大家都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来撕掉农民的标签。最后,干脆聚在一起打了几小时“斗地主”。
顾忠们跳出农门、向上流动的方式极其有限,大部门人出去仍然是做苦力工人。城市生活需要城市户口、工作岗位,以及养老保险金等,这些使得顾忠和林勇成为一个城市人的梦想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村支书王兴国对顾忠说,读书才是年轻人脱离农民身份的唯一出路,但顾忠摇摇头。村里出来的大学生很少,在这个村的龙台小组,甚至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让孩子读大学跳农门的出路也不是顾忠父亲顾长青的想法。对于顾长青来说,培养顾忠读书,一是希望孩子跳出农村的藩篱,不再重复自己的苦日子;二是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使自己在村中扬眉吐气。
然而,顾忠邻村的表兄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也不过1000多块,这彻底击碎了顾长青的想法,“读高中了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读大学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十多年来,村里几乎没有人愿意送孩子读高中。县城里有两所职业高中和一所技校,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是三所学校的毕业生。
顾忠的表姐林敏,2003年从技校毕业,之后被学校统一输送到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打工的第一年,就往家里寄回了一万元。有了这个榜样,2008年林勇初中毕业后,家里同样让他读了县城的技校,希望通过学校将他送到工厂去打工。
但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三所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开始变得困难。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学生们只能三三两两的陆续被送往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工资每个月多数难超过15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袭来,将要毕业的学生们工作几乎全没有着落,刚读半年的林勇也不愿再去读书了。林勇在县城读技校的学费是一年2600元,每个月生活费400元,算起来,他一年需要花费6000余元。看不到出去打工挣钱的希望,父母宁愿林勇在家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