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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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笔者曾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10年改革十分鲜明地显示,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
一方面,在10年改革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方面实现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改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国生机最为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实惠最多、民主进程较为迅速的十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通过改革推进现代化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和希望所在。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在改革前就存在的许多不协调因素,改革中新引发的许多不协调因素,以及一些来自内外的加重社会不协调的因素,都在这十年里集中暴露出来了。这种种不协调带来的痛苦,现在集中地表现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表现在社会分配中的许多不公正现象,表现在发生于某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行为,以及表现在由上述种种原因而引起的社会不安甚至动乱上。面对这种希望和痛苦并存的复杂过程,社会学应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阐明这种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过程的根源,研究切实的途径,为减轻、缓解现代化的痛苦、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作出自己的贡献。
20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近30年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两重性。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近30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间、人际关系、城乡关系间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以笔者亲眼所见为例,现在连南疆这样边远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网,连民丰县这样新疆南端的县城也能上网,接收电子邮件,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中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发展困境”,简要地说,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iv] 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当然,确切地说,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一种“类发展困境”,即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是不同的。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其次表现在,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这样那样的问题,象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结构优化本身就是有代价的。这是因为结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各类既得利益者,而且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还表现在,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剥夺感,受益者也会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而受益者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因此不仅在受益者的个人、群体与受损者的个人、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间也产生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希望、优化、进步、协调而盲目乐观;人们往往更容易只看到痛苦、弊病、代价、失衡而盲目悲观,甚至导致否定一切。应当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难的,特别是否定一切,还是解气的。但它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同时,还应当客观地说,我们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样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我国社会三大部门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政府组织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市场盈利组织要更讲自己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要更好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功能,通过功能互补、结构调整,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每个社会成员也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行为——官员通过自己的行政行为、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行为、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1,不同时空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
中国社会不得不同时面对、承受诸如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的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等等社会问题。而这在西方则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差,使他们能够充裕地分别地加以应对。
西方现代性的古典阶段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资源的匮乏,是否能够较为公正地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上,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怎样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样使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块蛋糕,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社会公正的问题。那时,他们的人口还没有老化,风险分配的压力还没有提上日程,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在这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手段、有些过程是十分残酷的。只是进入后古典阶段,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普遍富裕,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才逐渐出现,“老龄社会”或“银发社会”才渐次到来。这时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加关注对自我生命和财富的保护、防御意外后果、规避社会风险,其中也包括人口结构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知识和行动越来越进入到未知领域,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风险领域之中。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后古典阶段最为集中的问题是社会风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安全问题。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v]。
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不同,我国社会面对的却是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vi],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但是我国人均国民产值,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仅为美国的1/40,为高收入国家1/30。到2008年我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估计约为美国的1/20。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里,老龄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狭路相逢,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能力的挑战、对劳动力结构调整能力的挑战、对消费产业服务能力的挑战[vii]。
这种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势,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面对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的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政界和学界都容易顾此失彼。就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来说,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我国政界和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们主要倾向于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视为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一种调节手段,作为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现状的一种应对方式。显然,这就大大局限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加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风险分配的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例如,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矛盾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实际上弱势群体很难来共享。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保险,再不考虑解决这种风险承担中的不公平,显然是不行的。
2,不同时空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
中国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不仅表现在要应对不同时空社会问题扭结的顾此失彼,而且要面对不同时空社会思潮重叠的尖锐分歧。当代中国是各种古今中外思潮汇集点。尽管对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是各种思潮汇集点这一点,据我所知,学界还没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viii] 有的则主张“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左翼平均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核心价值,这三大思潮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响曲。“[ix]。还有的认为 “6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涉及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社会思潮”,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x] 有的作者则这样概括: “一些年来,国人关注过外国的社会思潮,如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也关注过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如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现在到了应该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了。------现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国家发展的主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错误思潮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值得引起人们重视。这些错误思潮择其要者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xi] 这种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
由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的存在,同样一个社会措施,同样一件社会事实,从不同的思潮看来,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因此,如何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中。这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例如认同宪法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差异和多样。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这表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惊小怪的,同时又不能听之任之,放弃引领,而是必须引领的。问题是如何引领。引领的根本方法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引领的具体方式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提倡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对于思潮这样的集思想、学术、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于一身、又这样那样曲折反映现实问题的复杂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办法、论证的办法,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通过百家争鸣,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形成旗帜鲜明的主文化,用它们从思想上来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缩小各种错误思潮的市场。当年,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针对特区初办阶段的一些特殊问题的,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的。把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说成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问题都适用的,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竟然造成一种类似“争论恐惧症”的东西。更有甚者,当前还形成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似乎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学派,就会受到种种责难。现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一重要精神表明,该是结束这种误解和不正常社会氛围的时候了。正如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矛盾,相反,社会和谐是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达到的一样,引领社会思潮也不等于没有争鸣,相反,思想共识是在百家争鸣中达到的。
总之,上述社会问题扭结重叠所表现的客观复杂性,社会思潮众说纷纭所表现的主观分歧性,不能不加大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加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这里,沟通、协调、民主决策,积极引领,百家争鸣,越来越重要。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对此国际社会做出了种种反应:肯定、羡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种种所谓“中国威胁论”;同样,代价是如此沉重——对此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种种反应:有善意提出改进办法纠正措施的,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恶意利用于妖魔化中国,更有人用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xii]
笔者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罗荣渠先生一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xiii]。在和一些人士交谈中,当我说到“五年后,中国会如何发展,-----”,不等我说完,一位人士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还要等五年,两年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加上美国的制裁,中国这条大船无可挽回地要下沉,两年就要沉没。那时很多美国人是这样估计中国的前景的。可是那时以来已经18年过去了,中国这条大船不仅没有沉没,反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航程中,前进得更好。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社会沉没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国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人的论调沉没了。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得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六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xiv]
在社会学领域,对中国前景、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xv]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xvi]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为了论证这一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有人把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称为“第二次大转变”,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xvii]。有人则把“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一个“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致力于对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xviii]。也有人致力于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更直接的讨论,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的解释[xix]。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三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xx]。通过所有这些,他们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似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不仅如此,“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还渗透到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xxi]。这不仅把“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其中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人的颠覆性、否定性的思维定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对青年学子的祸害。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动向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上述观点和宣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预期: 似乎中国社会转型真会沿着他们设想的资本主义轨道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现实,不论是自上到下,还是自下到上的现实,都使新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两方面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不断地看走了眼。关于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为了叙述的方便,放到下一节讨论。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一直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或者说自我应变能力。这是中国社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历史不曾中断的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经过建国至今近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现在,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第二,它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第三,它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1,共同目标的坚定性。
自中国杰出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xxii]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坚定不移的根本目标。
根本目标的重要性,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于它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的来源。一个有坚定正确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一个前景光明的社会。而一个根本目标失范的社会,即多数社会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等,这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这是失范的第一阶段,因为这种失范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绝不能听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恶性膨胀,因为这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演变为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根本目标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小问题。十七大报告,这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决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那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红色资本家,“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等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觉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是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
就第二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七大报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牌。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从而同样明确无误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方向。
如果说,第一方面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开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强调是它的创新性。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发展初始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重要,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则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在不断制度创新中持续成长壮大的新型的社会主义。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绩,这表明它是一种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xxiii] 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xxiv] 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xxv]。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有勇气的。
2,动员能力的可持续性。
执政党的动员能力,是它的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社会动员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的两弹研制、卫星上天、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中显示出来,在2003年战胜“非典”中,在最近南方应对多少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也充分显示出来,当前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又集中地表现出来,更不要说在建国前、建国初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了。当然要正确发挥这种优越性,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精神,在实施过程中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把宝贵的力量真正用到刀刃上,防止有些地方对它的误用滥用,防止以它为借口,来搞不切实际、做做样子的形象工程之类劳民伤民的事情。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它可以应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困难、风险,表明自己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谁对此估计不足,谁就会在中国问题上留下“测不准”的记录。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被重点用来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工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今,这两大工程正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各地是在把资源和力量用于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但决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3,党的领导的无可替代性。
在近来的社区调查中,笔者和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要在陌生的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关键是要找到能够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找到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从各地的经验看,这个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正是他们的工作,把陌生人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整合起来。各地的调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研究社区建设如果看不到以党建带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在基层起到这样的整合作用。在对北京建外街道这个最典型的陌生人的世界的考察中,我们深切感到,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第二、全国社区运转模式都离不开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
在中国,社区运转模式通常有“1+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2+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志愿者大联盟)、“1+3”(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甚至还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会。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有“1”,它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同时,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社区资源动员、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等等都离不开基层组织。《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也反映了这一点:“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
第三、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基层军事基础,那么现在,支部建在社区,则是保证社区建设成功的基层社会基础。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之一。各地以党建带社建,为这一点提供了新的例证。当然,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如何结合得好,仍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例如,支部领导如何改进,居民自治如何推进,两者的结合方式如何创新等等,不是都解决了。各地的实践本身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不论是“进步代价反差鲜明”,还是“治理管理难度很大”,不论是“自我调适能力极强”,还是“沿着既定目标前进”,都这样那样第反映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这样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为客体、为服务对象,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水之源,木之本。只有与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并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加以认真探索,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才能实现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的崇高使命。
二 日益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
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xxvi]
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
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xxvii] “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xxviii] 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xxix] 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xxx] 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xxxi]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 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 M. 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xxxii] 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xxxiii] 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xxxiv]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xxxv] 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xxxvi] 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
这是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xxxviii]。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
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 “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xxxix]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xl] 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
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xli]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xlii]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xliii]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xliv]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 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xlv]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
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
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xlvi]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xlvii] 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xlviii]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xlix]。
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l]。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
[i] 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载《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89年10月增刊。
[ii]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iii]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5页。
[iv] 郑杭生:《警惕‘类发展困境’——社会学视野下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第3期。
[v]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vi]联合国的老龄化标准是: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vii]高和荣:《“未富先老” 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三大挑战 》,
[viii]房 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 2007年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fenzhishehuixue/zhengzhishehuixue/
[ix]萧功秦:百年困境与中国的三大思潮,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
[x]刘少杰:快速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liushaojie/
[xi]李树桥:当前我国几种错误社会思潮点评,《经济观察报》,
http://www.sociologyol.org/shehuibankuai/shehuipinglunliebiao/
[xii]张志伟:《 世界性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现代中国学之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xiii]郑杭生:《中国的大势所趋——一个学者的看法》,后发表于《社会科学》1990,第十期。此文后被收入《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xv] “布达佩斯学派”最初是以卢卡奇(1885-1971)为代表的,一般来说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后来以卢卡奇和他的学生为主体的布达佩斯学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分化的过程。1989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前后,由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学者加入到对于匈牙利的改革和转制的研究中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这已经远远超出原来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围。为了区分这种不同,我们更愿意把上述新的趋势叫做“新布达佩斯学派”。但是我们并不反对把这一趋向也叫做“布达佩斯学派”。只是要注意,这样意义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已经与卢卡奇没有直接联系了。
[xvi]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 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54页。
[xvii]Burawoy, M.(2000) The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xviii]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rupoe. London: Verso;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 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54页。
[xix]Lin Nan,The Rising Chinese Neo-Capitalism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 the pap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 Asian Sociologists on The Global Futures of World Regions: The New Asia.
[xx]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Fir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xxi]其中如台湾國立政治大學开设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研究》课程,http://sociology.nccu.edu.tw/Chinese/course/china.htm
[xxii]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xxiii]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
[xxiv]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xxv]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0页。
[xxvi]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4-25页。
[xxvii]郑杭生:《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载《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0年第1期。又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xxviii]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序言>,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xxix]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5-26页。
[xxx]郑杭生:《我的社会学定义》,此文写作于1990年11月,发表《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又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
[xxxi]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的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又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xxxii] Milton Yinger: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xxxiii]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xxxiv] 蒂特姆斯:《社会制裁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xxxv] 阮新邦:《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3页。
[xxxvi]何莉君:《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广州访问记》《“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http://www.sociologyol.org/shehuixuedongtai/xinwengonggao/xinwengonggaoliebiao/
[xxxvii]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16页。
[xxxviii] 郑杭生:《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又见郑杭生:《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33-41页,
[xxxix]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13页。
[xl] 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xli]参见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社会学研究》2000/4。
[xlii] 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xliii] 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这一篇主题讲演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发表时,改名为《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xliv] 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
[xlv] 参见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3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又参见: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xlvi] “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一提法,在拙著《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在《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发表时,曾表述为“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后来将其中的“弘扬传统”改为“开发传统”。
[xlvii] 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xlviii] 郑杭生 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xlix] 同上。
[l]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