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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治研究向何处去?

                     

    ——读贺雪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李洪君

                    

     

    村治研究,系由“村民自治”的政治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治理”概念于1990年代被引进之时,村治的内涵便由“村民自治”发展到了“村级治理”,并进一步扩展到“乡村治理”。随着更多主体(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个体)的纳入,以及相关学科的加盟,村治研究视野愈加广阔,分析触角愈发深入。村治研究也遭遇到严厉的批评,如,村治研究的唯经验论、对象分散、缺少对话、拒斥普适性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的“土著”意识形态、非专业化的低水平重复等等。这些批评也促成村治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他们在问:“村治研究,为何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可被视为一名村治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集中回答。

     

    一、为何研究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消灭”农民,然则消灭9亿农民的过程,必然漫长而痛苦。中国农村更具有特殊性:拥有5000年自成一体的绵延的文化传统,嵌入于百年来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建立在60年的社会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直面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时间之维,纠缠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空间互动。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剧变,足以让当代学者兴奋不已:能够遭遇、理解、解释这场剧变,既是我辈学人责无旁贷,也是生逢其时、时不再与的良机。

    这个良机昭示,村治研究或许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温床。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良机,其中,村治研究以其强烈的问题导向而尤具可能性。贺雪峰将西方社会科学分为两块,其一是普适性稍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其一为地方性突出的基于西方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一些命题和判断(《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下同。385页)。在贺雪峰看来,一旦进入专业领域,社会科学的整体视野将很容易被屏蔽,研究者就会无法跳出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预设,失去反省西方社会科学命题是否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能力,以至失语,以至信仰大于对话。面对同一社会事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作出各种不同视角的解释,彼此并非水火不溶,或是不相往来。贺雪峰认为,“当社会科学被分割在不同学科,并因此仅仅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的话,这样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本土化”(第385页)。如此,贺雪峰乐观地表示,“问题导向的,以理解中国乡村治理逻辑为中心的研究,与一般以学科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些差异”,它是与中国现代化相联系的,“可能逐步积累研究成果,提升研究水平,并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提供范例”(24页)。

    这里要遇到一个问题。正如胡荣所讲,作为后起者,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像遵守交通规则一样遵守西方社会科学历时几百年形成的学术规范。更有人将中国社会科学定位于解决西方社会科学末梢的“枝节问题”。对此,贺雪峰认为,我们需要打破学术无国界的迷信。要知道,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是理解、解释并服务于中国社会。这个语境决定了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必然处心积虑地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因为二者形成的社会背景、面对的问题意识、产生的语境都截然不同。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总体语境中才具有意义。我们必须建立起中国总体的社会科学语境并对其进行讨论,必须知道具体研究在中国总体的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因为,在贺看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其核心就是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话语并讨论其中的前提(26页)。社会科学具有地方性。在中国,西方社会科学可能要面临词与物的分离。我们可以适当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但应注意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与特殊性(389页)。中国之大,我们若能提供解决了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就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的贡献,我们应有这样的自信。贺雪峰乐观地相信,作为大国的中国,具备“大国学术”自成一体的条件。

    建立社会科学总体语境的功能在于,它能够让研究者厘清具体学科的体用之别。中国大地是各种社会科学共享的地气,此为“体”。具体到村治研究,可以以“乡村治理”这个关键词来搭建研究平台,在“用”的层面与各种研究展开对话,可以“拿来主义”,吸收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这种“体”,能够凭借整体性关怀来突破学科界限和地域界限,从而使这一关怀可以具有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敏感性和良好的问题意识。他们虽然会因缺乏对每一个环节细致可靠的专门的经验研究,却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并敏感地把握解决问题的方向,可以逃避西方社会科学的陷阱(387页)。贺雪峰对当下的村治研究有些保留看法。他认为,从体-用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乡村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不能站在整体和全局的高度理解乡村治理;二是缺少具体研究对话的平台;三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与其他研究展开对话和交流(21页)。

    在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指导下,贺雪峰认为,检验中国村治研究学术的标准,不应以是否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能否对西方理论进行修补(或“对话”),而是以“对中国农村本身的解释是否到位,理解是否合理”,“能否正确理解中国当今农村的处境及其原因,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及可以作出的选择”(390页),即,检验村治研究学术水准的语境必须是中国的。无疑,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其它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如此,村治研究,既是为中国社会服务(如通过提供社会层面的实证研究,服务于社会政策的制定)之需,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之途,是问题与主义的统一体。

     

    二、研究什么

    确定了村治研究的目标,那么,村治研究需要研究些什么?作为学术下沉的一个注解,1990年代以来,政治学在村民自治研究中已经将研究触角深入到社会层面,开展了在社会中观察政治现象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在贺雪峰看来,这种政治社会学视角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及微观。宏观层面的研究为村治的背景性研究(历史及全局性视角,如现代化、城市化等主题研究);中观层面的研究为制度实践(机制、后果)研究;微观研究则“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1页)。

    作为背景性研究的宏观研究,并不是真正的“农村研究”,因农村只是这种研究的背景性材料。不过,这种研究为村治研究提供了宏观视野,为中层理论的提炼确立了坐标。中观及微观研究,更多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重学术(微观、实证)、轻思想(宏观、形而上)的发展轨迹,正是目前中国村治研究的主体及重心所在。村治研究之中观、微观研究的主题及其内在的相互关联,可以从贺雪峰这些年来村治研究主题的变迁路线得到说明,它鲜明地体现了一个追求“学以为农”的学者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路径。

    贺雪峰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农村政治在各个地区呈现出来的差异性。为了寻找制造这种差异现象的社会层面的自变量,贺在坚实的经验调查基础之上,曾经提出过“村庄关联”、“半熟人社会”、“社区记忆”等极具解释力的概念。2003年,贺雪峰及其学术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从村民自治研究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转向。不过,社会性质的说法毕竟还是太抽象且缺乏可操作性(415页),贺雪峰便提出并转向更具体的“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的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的调研,深入理解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深入理解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415页),并具体化为三条道路:制度的实践研究,区域社会比较,建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在此学术进路的规定下,2004年,贺雪峰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操作化为“村治模式”的写作方案(416页),即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揭示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背后复杂而又自洽的逻辑,并由此把握特定区域乡村社会的特征,以为区域比较做准备。贺本人更将他撰写的11个村的村治模式整理为《村治模式》一书。2005年,贺雪峰先后提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地方性共识”、“乡村利益共同体”等中层概念,试图从社会结构层面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区域差异提供若干中观层面的解释。2006年,贺雪峰在村庄调查中敏锐地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现代性因素持续发醇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民生活的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巨变。贺雪峰遂将研究重心转到“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250页),如,以“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这两个概念来理解村民的内心世界。

    可以看到,贺雪峰近年来的村治研究焦点呈现明显的变化:从政治制度到社会结构、从村庄的公共领域到村民的私人生活空间、从村民的行动到其价值观嬗变。一路走来的变动的路线背后,是贺雪峰不变的对中国80%村庄中的80%现象的理解的执着(“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由中观到微观,由现象到文化,由表象到内心,研究触角逐渐深入到社会内部。贺雪峰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自己对自己从前研究的背弃与否定,相反,变化本身表明,这种进路的村治研究更加成熟与深入。在我看来,村治研究焦点的这种变化固然可以从作为学术的村治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但也不可忽视其外在因素,如村治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对话机制不完善、各种研究课题的不同侧重点、学术研究边际效益(如个人学术兴奋程度)的递减效应,等等。当然,这些外在因素在社会科学其它领域同样存在。

     

    三、如何研究

    研究对象既明,如何操作?《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即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经验研究。从“社会科学还不是科学”(273页)的判断出发,贺雪峰主张,农村研究必须要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发现中国,解释中国,服务于中国(即建立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性)。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农村研究还缺乏对经验研究足够的关注。这种缺乏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将中国经验视为可以随意切割的碎片,忽视经验本身的完整性。因为,中国经验自有其内在逻辑,不同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随意切割经验,削足适履,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能是证实各种(西方)理论的普适性。经验成为理论的玩偶(9页)。其二,用过于厚重的理论眼镜去看待经验材料,缺少对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不可否认,如果没有理论指导,社会事实可能会让观察者视而不见。不过,经验研究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欢迎来自其他经验的挑战与讨论。贺相信,“正是大量的对同样经验事实的讨论,可能会将较为客观的经验本身呈现出来。并且,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建构起一个用词汇和概念来进行概括和抽象的具有共识的理论”,这种由经验发端,经由概念发展而来的理论,“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

    经验如何发展、跳跃为理论?贺雪峰根据其个人长期经验研究经历,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向读者提供了一些颇有实用价值的经验研究方法。如,在资料获取上,经验研究者要进行“作为理解实践的深度访谈”(288页),而不要剑走偏锋,玄之又玄,将访谈哲学化。作为调查者,一定要做“深度农村调查”(293),不要将村庄现象想当然,“要问为什么”(298)。这种将熟悉现象“陌生化”的调查方法,使人不禁会想起张五常在调查中遇到的纤夫现象及其发现。贺雪峰很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推进“集体学术”,经常实行集体调查,在此过程中,各调查组成员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材料,分享发现,互相启迪,共同推进对经验材料的理解。在对经验材料的理解及概括过程中,多数学者会直接形成问题意识及工作论文。贺雪峰对“调查随笔”情有独钟,曾出版过随笔集(《新乡土中国》)。“为什么要写农村调查随笔”(304311页)?写了上百篇随笔的贺雪峰认为,调查随笔可以直抒心意,将调查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事实简单明快地呈现出来。针对一个村庄的调查随笔写得越多,对这个村庄的理解就会越深入,这个村庄的“村治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如何写作村治模式”,311218页)。

    收录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中的几则村治研究“宣言”,则公示了贺雪峰等人心目中的“村治研究向何处去”。要言之,贺雪峰等人一直坚持,村治研究的目标不是用中国经验去为西方理论做注解,而是要以直白的文风、野性的思维、田野的灵感来激活中国经验(“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343页)。他们主张“乡村研究要有国情意识”(357页),倡导“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375392页)。贺雪峰等人坚持多年的这种主位视角,并不是要与西方社会科学(及以与国际学术“对话”为取向的某些中国社会科学)“不共戴天”。在贺的心目中,二者虽然唱着对台戏,却眉目传情。在“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一文中,贺雪峰这样企盼:“以理解中国为目标,具有现实关怀的农村研究,与以对话为取向的田野研究之间,具有广泛合作的空间。正是这个合作的空间,可以为尽快建立起中国自主的农村研究提供可能”(383页)。

     

    贺雪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定价30.00元。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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