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次土地政策对农村理性精神的影响
肖海英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不久的11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决议》针对三农问题,围绕“土地使用权流转”为核心,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这如三十年前始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可以肯定,这些政策必将对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作出积极贡献,但具体分析这两次政策的出台,有根本不同之处,其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值得思考。
农村现状对经济的控制力很不理性。小农意识处于统治地位的广大农村地区,团结合作、理解包容一直是困绕农民群众的大问题,这里不说雷同城市的农村新的道德和伦理危机,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农民的仇恨情节”,很多有亲缘、甚至血缘关系的农民为了一点小事、小利、小矛盾,就骨肉反目,老死不相往来,但彼此为邻的农业社会,怎么可以避免摩擦呢!不知道农民朋友为什么爱面子的心理为什么这么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建国后的农村集体化的失败,误认为集体化缺少一种农民可以自由进出的机制,但我要说的是,既是有这么一个机制,农民就自由出入其中了吗?其实,由于农民缺少过组织生活的理性,一旦和别人产生了摩擦、矛盾,通常以敌视的心态,逃避再次接触,所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说:“乡村建设所包括的事情很多,而顶要紧的则在这点。1、农民自觉,2、乡村组织”。旨在让农民学会过组织生活,因为的确,过组织生活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
新中过成立后,特别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来,农村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迫使教育的升学考试的附加功能更突显,本来的提高素质的义务教育,只是转化了一批一批农民有志青年,即农村教育使得由农民变成了从事各种职业的市民,农村从事农业社会事务的农民群体,在观念和理性的层面并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农村社会对抗落后社会因素的力量不仅没增加,反而随着经济大潮的侵袭弱化了!困苦的生活传统,浓厚的非理性的“氛围”,钱对于农民来说既是必须的,又是可怕的,比如经济的发展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有积极意义,但财富的增加,也使得人们有能力从事赌博、迷信活动和一切可以显示富贵的攀比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析农村道德滑坡原因吧。
三十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完全自觉的一次政策突围,是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趋势,这代表了新时期农民意识的局部觉醒,是农民对自己命运的一次新的思考和把握,所以,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推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比较这次土地政策的生产,以后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就很难听到农民自己的声音了,这反映了农民理性的不断丧失,也反映了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错位和越位,就以“建设新农村”为例,到处是造村的政绩工程运动,农村存在的矛盾、问题及对策、出路却很少引起基层政府的思考。农民理性精神的缺失,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必然减少了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怎么理解一个没有农民自觉和参与的农村改革呢!新农村建设,更应该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塑造新型农民,切实培养、提高农民的理性,这也是“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基础。
当我们为中央的农村政策欣喜鼓舞的同时,也应该洞察土地的承包导致的农民自私自顾的负面影响,由于自己忙自己的地,发自家的财,加上非规范市场竞争的渲染和残酷,都使得农民残缺的集体观念更加恶化,由于土地承包,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也明显下降,这于应该倡导、加强的组织建设和农民自觉是背道的,从长远来看,没有现代精神的农民,很难支撑农村长久的繁荣和农村实质的发展。同理,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新的经济个体、实体的产生,对农村、农民产生的思想分解也必将重现,那么如何避免经济发展对农民思想产生的消极影响呢?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特别重视社会建设,包括发展教育、完善民生,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看,基层政府要真正让权、放权,建设服务政府,服务农民发展,就应该特别注重农民“职能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让农民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并使之明白如何采取手段实现自身发展的目的,即真正实现谁的事让谁负责,这样的改变或许带来阵疼和代价,但绝对是一种涅磐和新生的阵痛。同时,要承认这也当然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特别是执政观念的转变,基层政府个层面(人、才、物)管理方式变革,但必须从这样的大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既使外界推着农村和农民积累了财富,也很难说农业发展了、农村现代化、农民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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