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和顺德两地两个村庄的发展历程再次说明城乡一体化导向的政策变通实践必须谨慎地展开探索,必须摒弃积极地政府主导的一体化进程,而实施顺其自然的与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以农民为本位的“村民”变“市民”的城乡一体化。
    当下的城乡一体化必须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的转变,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全民共享改革开放伟大成果为根本导向,防止地方政府打着各种名号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追求政绩成效的城乡一体化试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乡一体化首要的不是农民身份的转变和户籍的变化,而是决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机会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民众已经开始直面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外界风险,生存的处境面临着诸多的就当下而言难以预测的“不一定”。
    风险社会的本性是残酷的,以“应然”为政策出发点的改革实践并不一定会使“应然”转化成“必然”,而农民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却极易受到改革成败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农民自身条件还不能达到城市生活水平所要求的临界点的时候,“应然”状态的积极的城乡一体化战略难以真正确保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很有可能将最后改革失败的成本强加到农民身上。因此,城乡一体化导向的政策实践必须要以为所在地农民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必然前提,以化解农民的后顾之忧和避免给国家带来的发展隐患为根本前提。
    其次,人还要有劳动的权利。城乡一体化还表现在农民在身份转变的同时还从事着“人”的劳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工作载体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了日常生活的载体。工作一方面可以使农民获得一定的相对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并借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有利于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有尊严而又体面的生活,保证一家人能够真正获得在城市生活的资格;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民在身份转换的同时获得新的生活的意义,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不会长久地无所事事,而避免大规模流民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潜在威胁。
    因此,城乡一体化还要以农民在身份转换的同时能够获得一份在城市里生活的职业为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再让农民自愿来选择是否要更换身份,过上市民的生活。从当下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就可以看出,如果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普遍性地推行了积极的单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那么那些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返乡的农民工也就无乡可返,一旦数百上千万的失业农民工聚居在某一个固定的城市,难以想象会给当地居民正常性的生产生活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而且这样的城市还数以百计、千计……
    正因此,当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必须舍弃政府主导的积极的一体化战略,而实施谨慎的农民主动地一体化战略。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允许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增加个人汇集成的“集体”的谈判能力,让农民自身来选择是否接受类似于“土地换社保”的把“应然”当做“必然”来对待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建议及其改革实践。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目标,要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必须在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发育良性的农民组织,培育健康的市民社会的生存土壤。
     
  • 责任编辑:zhxf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