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1122下午2点半至晚上10点半,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举办了第十三届硕博论坛,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四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参加了论坛。论坛主要就中心十月的京山集体调查及与此次调查相关的报告、论文中的某一个专题的最新发现进行交流。交流中,集中就乡村治理问题、乡村仪式和文化、家庭婚姻与农民的意义世界等问题,展开了广泛和热烈讨论。唇舌论战中,拟定探讨的问题得以一步步拓展和深入,新的思想火花和见解得以砥砺和呈现。以下是本次论坛中的主要发言人的代表性观点。

    第一节的讨论主要围绕乡村治理和村庄政治展开。看似三农学界老生常谈的乡村治理问题,在这次的深入讨论中焕发了新意。与会者们对乡村治理危机的出现有了新的判断,认为以前从农民税费重的现象切入,认定乡村社会在税改之前即已经陷入治理危机的判断,有失偏颇,乡村的治理危机在税改之后才正真开始显现。

    吕德文主要讨论的是1978年以来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他认为,税改之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不尽相同,群体性事件及骚乱事件的集中爆发是一个风向标。这种关系的变换,不仅与国家治理转型有关,还与30年来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 他以近两三年内群体事件和骚乱事件的频发爆发为切入点,通过比较此类事件与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恶性事件的异同和频度,指出这类事件背后相同的结构性因素——国家与农民关系变迁及其变迁的逻辑。他指出,当前关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都侧重于国家治理的转型,要么认为国家权力太强,以至于逼死了弱小的农民,从而催发了恶性事件;要么认为国家权力太弱,无法有效的治理基础从而引发了基层的混乱,总之都是将全能主义的国家侧退和国家常规控制手段的减弱作为唯一视角。基于此,他提出另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即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转型,不仅与国家的治理转型相关,还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在最近30年,在乡村社会中,整个国家的基层权力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 引导国家和农民关系的“人”或者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中介,不再是传统的地方精英,而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变而涌现的特殊利益追求者,是来自乡村或者乡镇乃至更高一级的黑恶势力。在乡村社会失序的当下,他们成为群体事件的组织者和谋划者。伴随着近30年来乡村社会机构的变迁,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得以凸显。

    田先红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乡村底层已经出现动荡,乡村社会面临后税费时代的治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困境,这一惊人判断来自他与杨华最近一次在湖北某镇的调研。在隶属此镇的8个最难治理的乡村(共24个村庄)的选举前后,5个村庄的选举遭遇或大或小的恶性事件(老人在选举现场遭殴打后自杀)和200位村民集体上访事件,另有3个村虽如期进行了选举但选举结果不符合“上面的意思”。田先红认为,要正确认识这一混乱的选举图景。从乡村一级来看,村民力图通过选举将“不干实事”的村干部拉下台,是对公共品供给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曲折表达。取消税费之后,乡村干部普遍的“有理由”地——资金来源有限而且需有能力才能争取到——消极无为,导致了公共品供给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当“不做实事”不能成为有效的理由推倒无作为的上任村干时,贪污粮食直补、土地确权未落实等就成为了上访农民干扰选举的正当理由。从乡镇一级来看,面对关于选举的上访和恶性事件,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政治目标乡镇政权遭遇了政治合法性的挑战。由此反观李昌平90年代即提出的三农问题和相关专家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其实税费较重时期的乡村治理状况尚未恶化,那时候的危机是干群关系紧张带来的政治危机,乡村因为因干群之间的利益关联而能够得到相应的甚至是较好的治理。农村税费取消之后,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够,同时难以在面上均衡,比如粮食直补的分散性就对乡村公益事业无任何实质性支持,乡村组织的运转因此难以激活。田先红强调,不仅要看到村民干扰选举的直接原因——公共品的缺失,还要看到这一原因可能进一步促使乡村陷入治理性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困境,而这正是当前许多关于乡村选举的研究所忽视的。作为对田先红的发言的补充,杨华更为直观地指出,乡村治理危机刚刚开始,并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之前的乡村治理并没有问题,当时的乡村社会只是陷入了税费提取过多带来的政治危机。乡村选举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转换为政治危机爆发出来。三年一次的选举总是能带来选举前后一段时间的频繁的上访,就是因为乡村的政治选举成为人们期待善治的表达方式。他预言,不仅仅是治理危机,基督教在中国乡村传播体现出的伦理危机也必将通过政治危机的形式表达出来。

    郭亮关注的是京山一带普遍而频繁的土地流转体现的若干问题。他通过对有关农村土地的政策和法规的文献梳理,并结合最近一次的京山调查,指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土地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京山一带1980年代末即开始的严重的土地抛荒,表明土地不再是人们的命根子,费老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农民”因为土地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来源,而成为过去,土地不再成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核心。即便是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土地纠纷,也不是因为土地在人们心中的重大意义被重新拾起,而只是人们对自身拥有(耕种)土地的权利的追求,农民对土地的认知方式和土地的重要意义都已经改变。二是当前学界关于农村土地能否私有化、物权化等一系列的讨论,都是土地的两种功能:生产要素功能和生活保障功能在各派之间的地位相持不下。右派通常看到土地作为权利而不是生存问题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即宏观的社会背景允许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并经受得起更大的国际市场带来的更大风险,而这一风险往往突出是农民需要土地带来的最后的生存保障。左派则认为土地承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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