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行为是现代社会中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是自杀死亡高发国家, 多项研究认为, 我国农村人口自杀死亡率高于城市人口, 而在农村自杀与自杀未遂人口中, 老年人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某些农村地区, 农村老年人自杀比例呈上升趋势, 引起了社会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的报道,我国城市自杀率并不高,约6~8/10万,农村自杀率则是城市的3~4倍,约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
据世界银行使用模型调整的结果 ,全世界人群自杀的死亡率为 15.23/10 万 。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是匈牙利、芬兰、丹麦等 ,每十万人口每年达 30 人以上; 最低的是冰岛、西班牙和希腊等 ,每十万人口每年少于 5 人 。可见 ,我国农村自杀率在全世界自杀率中处于较高水平。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死亡登记制度,且自杀死亡者的家属大多不情愿主动报告自己的亲人是自杀死亡的。另外,少数可疑自杀死亡者难以判断,多报告为“意外死亡”。故完全根据资料而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的自杀率可能比实际自杀率低。
一、农村自杀率特征
根据《全国卫生统计年报资料》的数据 ,卫生部于 1999 年第一次公开报道我国(1993 年)的自杀率为 22.2/10 万。农村自杀率为 , 为27.1/10 万 ,同期城市约为 8. 3/10 万 。曹卫华等报道 ,1990 ~1997 年农村自杀死亡率波动于 22.5~29.1/10 万 ,同期城市为 6.5~9.1/10 万 ,农村自杀率为城市的 4. 5 倍。自杀死亡始终位于农村 15~65 岁劳动力人群伤害死因顺位的首位 。我国农村自杀率各地报告结果不一 ,但大部分均波动于 22. 5~29.1/10 万之间 。
目前,尚无一个系统、合理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的现象。有学者认为 ,这可能与我国城乡差异大 ,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 ,精神卫生方面的医疗服务少 ,精神疾病很
难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有关。且农药中毒后急救措施不得力导致许多本可以救活的人死亡 自杀死亡率增加。(肖水源,王小平,徐慧兰. 我国自杀研究与预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J . 第七
届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27 - 31.)
1、人群分布
在我国农村,自杀率呈现双高峰现象,在15~24岁出现一个小高峰,65岁以上组自杀率最高。已有研究均表明,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 ,农村地区尤其明显。据 Qin 报道 ,1992 年中国农村男性自杀率为 22. 5/10 万 ,女性为 28. 7/10 万 ,男性比女性为0.78:1(7 Qin p , Mortensen PB. SpecificCharacteristicsof Suicide in ChinaJ .Acta Psychiatr Scand, 2001 , 103:117 )-
老年时期是人生最后一个时期, 农村老年人大多经历了养儿育女、辛勤劳作的年轻时代, 到了老年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 安度晚年。但研究发现, 在部分地区农村老年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 有些地方这种现象还有上升趋势。据 2004 年卫生部统计年鉴中的抽样 调 查 , 2003 年 农 村 75 ~80 岁 的 老 年 人 自 杀 高 达101/1万人, 80 岁以上更高达 132/1万人, 分别比农村平均自杀率 17/1万人高 5 倍和 6.8 倍, 也比同龄城镇老年人高 63%和 67%。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较, 农村老年人自杀率也明显偏高。1990 年农村老年人口自杀率比全国农村总人口自杀率高 42.96 个十万分点,1995 年高 52.19 个十万分点,2000 年高 53.85 个十万分点。从城乡比较来看,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 且城乡之间老年人的差别不断拉大。1990 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约为城市的 2.63 倍,1995 年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约为城市的 3.82 倍;2000 年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约为城市的 4.80 倍。
2、文化水平
不同文化程度自杀率明显不同 ,文盲及小学水平最高(11.4/10 万) ,初中水平(8. 6/10 万)次之 ,高中(5.0/10 万)和大学(4. 5/10 万)水平者最低。而在英国则文化程度越高 ,自杀率越高 。山东省 1989~1994 年间 ,对自杀死亡者的研究表明:小学以下文化者中发生率最高 ,且随着文化程度递增 ,自杀率降低 。目前 ,尚未见农村不同文化水平的人自杀率的比较 ,许多有关报道均为自杀者中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构成比的比较。如 ,江苏大丰县(1976~1991)年文盲及小学文化者分别占自杀者的 33. 53 %,40. 47 % 。反映了自杀者中多为低文化水平者 ,这与我国农村整体文化水平低 ,且小学及文盲占的比重大 ,受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很少在农村工作有关。
3、婚姻状况
国外研究表明 ,婚姻是自杀的保护因素之一 ,美国自杀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寡居的、离婚的、单身的或没有结婚的、已婚的、已婚有小孩的 。国内研究结果与其一致,山东省 (1989~1994) 研究表明 ,离婚者人群者自杀率高达107.47/10 万 ,远远高于在婚者 16.48/10 万。对农村老年人的自杀情况研究表明 ,自杀组丧偶者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0.005) 。(鞠红珍,孙淑香. 30 例农村老年人自杀情况分析J . 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0 , 8(4) :441 - 442.)
对丧偶老人再婚前后用状态 - 焦虑问卷(STAI)调查表明 ,丧偶老人再婚有利于老年人的心身健康 。(林守芳. 丧偶老人再婚前后心理状态分析J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 , 8(4) :17.)婚姻对自杀有保护作用 ,可能是因为婚姻对精神健康有保护作用,夫妻双方在经济和情绪方面的相互支持 ,有助于减少应激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4、社会阶层
关于社会阶层与自杀行为的关系,国外研究颇丰,且表明二者关系密切,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自杀率高,处于较高阶层的自杀率低。国内目前尚无社会阶层与自杀关系的研究。为此,开展社会阶层对农村居民自杀的影响,确定自杀的高危人群是完全必要的。
二、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若干分析
1、农村老年人的自杀方式
我国农村居民以服农药自杀为主 ,这与农药家家都有 ,易于获得有很大关系。。据贺敬义等报道 ,对山东滕州市某镇 8 万多居民自1990~1999 年实施加强农药管理等综合性干预措施 ,十年内自杀死亡率从 1989 年的 48. 56/10 万降至 1999 年的 5. 98/10万 。关于加强农药管理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贺敬义,江永华. 综合干预对农村自杀影响研究J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 , 16(2) : 100 - 101.)
老年人自杀多采用暴烈性和致死性方法。赵连俊(1985)报道的413例中,服毒为42·37%,投河为8·96%,自缢为48·67%;王道华(1987)区分451例老年人自杀方法为服毒45·1%,自缢27·3%,投河8·4%,刎颈0·9%,碰撞0·9%,触电0·4%,跳楼0·2%。美国老年男
性多采用枪击、自缢和服毒,而妇女则以服毒和高处跃下占多数。
老年人除采用暴烈方法自杀外,采取间接自我毁灭行为者较多,如拒食、拒饮、拒服药、自残肢等。老年人自杀遗书多涉及摆脱痛苦,较少期望使他人经受痛苦。自杀的精神病原因,老人多为抑郁症和脑器质性疾病,年轻人多系物质滥用和人格障碍或适应性障碍。
2、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相关因素
老年人自杀的动机一般是是心理内部原因(如久病对治愈失去信心)引起,老年人自杀未遂与成功自杀之比4∶1,年轻人为100~200∶1。故老年人自杀未遂少。离婚对感情不和的年轻人有解脱影响,对老年人则有不良作用,可导致自杀。经济繁荣对年轻人自杀率起不利影响,对老年人反而发挥有益作用。老年人自杀前较少把意向告诉他人,即自杀并非是为了寻求帮助。
与老年人自杀最为有关的生活事件一般是人际困难、经济问题、躯体疾病和其他丧失。日本居住于大家庭的老年人自杀风险高,其实老年人并不孤独,但缺乏来自家人的支持。Carney等(1994)和Heikkinen(1995)报道年轻人与老年人自杀死亡者在死亡前社会接触量并无区别,关键在于老年人社会支持不足。虐待老人占老年人自杀的4%。
老年人患有慢性难治性躯体疾病或疼痛性疾病时有较高的自杀风险。躯体疾病在老年
人自杀上所起的影响超过年轻人,如年轻人因躯体疾病自杀占10%,老年人为此轻生则占35%。早年报道指出,65岁以上自杀者70%与躯体疾病直接有关。另外,单独精神疾病尚非构成自杀的充分原因,还必须有个体脆弱性或环境因素参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包括持续性视力下降,显著不适感,疑病性妄想和精神运动性激动。在医院条件下,老年人自杀与持续强烈的焦虑和抗精神病药物所致的烦躁不安有关。另外,绝望与老年人自杀高度相关。老年抑郁症患者体验到不幸、无助和绝望以及自我观感和自尊心降低,这些都介入到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3、家庭结构变迁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案例】据 《重庆晚报》2007 年 2 月 27 报道, 2007 年春节期间, 重庆巫山县庙宇镇文昌村七旬老人梁忠秀在家服毒自杀身亡。邻居说, 寡居的老人虽年过七十, 但精神矍铄, 耳聪目明, 为不给子女添负担, 老人还自己喂猪、养鸭。老人的 4 个儿子连续 5 年都分别在巫山县城、重庆市及湖北宜昌打工, 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年前得知儿孙们都要回家过年, 老人非常高兴, 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等到大年初一儿孙们才陆续赶回家, 而从初二开始儿子们就纷纷离家前往打工地。因嫌儿孙春节回家团聚时间太短, 老人一时想不开, 当二十多个儿孙一起离开她时, 她悄悄服毒自尽。
家庭是每一个人生活的港湾, 是老年人度过晚年的主要场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村家庭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正经历由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的重大变迁。中国农村传统家庭以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为主要形式。在这样的家庭中, 老人大多与儿孙辈一起生活。现代农村家庭则以两代人同居的核心家庭为主要形式, 很多青年农民结婚后都另立门户组成新家庭, 老人的居住形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由原来的与儿孙共居为主变为多样化的居住形式, 如独居的老人逐渐在一些地方明显增多, 再如在子女家轮流居住等形式。另一方面,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兴起的“民工潮”的迅速发展, 大批中青年农民远离家乡涌入城市, 他们中有些人频繁来回于城乡之间, 有些人则长年在城市很少回家乡。农民进城使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形成了一批“隔代家庭”“空巢家庭”, 即由老人和孙辈组成的家庭及因子女离开居住地而仅由老年人生活的家庭。(邓伟志、徐榕, 2001: 113)
农村家庭规模也在变化,家庭人口明显减少。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农村家庭的规模逐步缩小。大多数年轻农民只生养 1至 2 个孩子, 这样无论是联合家庭还是核心家庭, 其总人口必然少于过去提倡多子多福年代传统家庭的人口。有数
据表明, 农村平均每户人口 1985 年是 5.1 人, 1990 年是4.8 人, 1995 年是 4.5 人, 2000 年是 4.2 人( 刘豪兴, 2004:268) , 反映出农村家庭人口规模正日益减少。另外, 随着经济、教育等制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通过求学、经商等形式进入了城市, 也使部分农村家庭的人口减少。
农村家庭关系的变化——老人在家庭中地位下降。传统的家庭中心准则实行的是主从关系, 家庭的代表是父系家长,家庭关系以父权和夫权为主要特征, 父母或家长居于最高地位, 长辈拥有绝对的统治家庭权力。而在现代家庭中实行的是个人中心准则,个人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在这种准则下的家庭中, 老人的权威地位逐渐丧失, 年轻的子女逐渐成为家庭的决策者。另一方面, 传统农村家庭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 老一辈的生产经验、技能是年轻一代无法比拟的, 因而老人到了晚年依然在家庭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现代农村家庭的生产出现多元化趋势,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老人所掌握的传统技能经验显得落伍甚至不合适了。这些变化都悄悄改变着农村家庭成员的关系, 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悄然下降,老人逐渐在家庭中丧失了发言权和决策权。
家庭伦理观的变化——“孝道”观念淡化。家庭伦理观是对家庭道德的态度, 即对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准则的态度和看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广大农村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孝道”观念遭受了猛烈冲击,“拜金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盛行。有的家庭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 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一些年轻人组成家庭后,只顾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孩子小的时候把父母当保姆,孩子大了就不愿与需要照顾的年迈父母共同居住,不愿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转型时期家庭的种种变化给农村老人的观念、生活都带来了明显冲击和影响, 其中有些消极影响直接或间接导致了部分老人以自杀形式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1)老人家庭地位下降易给老人带来失落感.传统大家庭中, 老人是一家之主, 享有至高无上的家庭权力, 有权决定一切家庭大事。而现代家庭中, 一方面家庭分化儿孙减少或外出, 另一方面在身边的儿孙对老人的尊重程度因家庭而异, 有的家庭儿孙从感情上是尊敬爱戴老人的, 但实际上老人已没有什么决策权了; 而在有些家庭中, 老人得不到子女起码的尊重和赡养甚至还受到家庭成员的虐待。调查发现,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 80%以上。如 78 岁的张某有 3 个儿子, 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 3 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 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 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 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 3个儿子告上法庭, 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 仍不尽义务, 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 最终张某服毒自杀。(王传华, 2001)在现代农村家庭中, 老人正逐渐丧失权威地位, 这些变化无疑会给老人带来极大的失落感和无奈感, 甚至使部分老人心理不平衡, 产生怨恨、抱怨的心理。
(2)家庭分化及人口减少增加老人孤独感。传统家庭中人口较多, 即使老人与子女分家也往往住得比较近, 而且大小家庭之间联系紧密、来往频繁, 且老人在家庭中地位较高, 这样老人晚年生活的物质照顾和精神慰藉都有客观上的保障。而现代家庭人口明显减少, 很多农村老人未能和子女一起生活。200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中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人中与配偶一道生活的占25.3%, 单独生活的占 7.6%, 两者合计占到了老年人数的1/3。( 张本波等, 2007) 而随着此后农村青壮人口的进一步流出, 这种比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这些老人不仅在生活上难以得到晚辈及时周到的照顾, 在心理上也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悲伤情绪。尤其是那些“空巢家庭”中独居的老人更显得孤单、无助, 久之易形成封闭、抑郁的心理, 不利于老人晚年生活的维持。
(3)家庭关系冲突易使老人受到伤害。现代家庭中, 家庭成员的关系正发生着很大变化。由于老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而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甚至有些家庭成员因为老人年老体衰丧失劳动力而将老人当作负担嫌弃老人。另外, 家庭权力移交给年轻一代后, 年轻一代在生产、消费、生育等家庭决策方面往往采取与老一辈不同的做法, 老年人则观念更新较慢, 容易对年轻一代的做法表示不解甚至反对, 两代人观念和决策上的冲突难免引发家庭矛盾甚至关系受损, 而在老人权威逐渐下降的情况下, 在矛盾冲突中, 老人往往成为弱势者而受到伤害。
三、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思考
费立鹏(Michael Philips)博士认为,中国每年有10万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身亡,原因可能是中国对自杀没有较强的宗教禁忌及法律约束。因此,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或存在慢性生活刺激(如患绝症)的人也许会认为自杀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用于减轻自身痛
苦,减少家庭成员的情感负担。统计显示,在多数伊斯兰教、天主教影响大的国家自杀率都是比较低的(这些宗教的教义强烈反对自杀)。只有信仰佛教的人中相对高一些。
费立鹏等人2002年曾开展过一次针对农村地区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在被调查的326例自杀未遂者中,有83.1%是服农药。很多人在服药后就后悔,催着家人送自己去卫生院。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缺乏抢救农药中毒的特效药,甚至连像样的洗胃机都没有,一般人认为喝药可以留“全尸”且痛苦小,还可以减轻家人负担。
作为一种社会反常行为,自杀归根到底是心理严重失调的表现,而这种失调往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分析老年人的自杀就需要从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有关的各种可能导致其自杀的风险因素来分析。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的支持,这里笔者借用我国学者提出的“丧失理论假说”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一些假说性的解释(穆光宗,2002)。“丧失理论”认为,老龄化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生资源不断丧失或者说丢失的过程。这是人口老龄化原发性的挑战根源。显然,个人在老龄化过程中所遭受的一系列“丧失事件”———如健康、角色、亲友及理想的丧失———都有可能引发老年人的“心理危机”。如果对老年心理危机调适不当,就可能导致老年人对生命的自弃。老年人的生活以及对自我价值的确认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加强社会整合程度来协调人际关系是学者们的一个共识。社会整合程度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紧密程度。如果社会关系的互动越是紧密与和谐,老年人得到的关心就越多,求死的负性心理就越可能得到缓解和释放,自杀的动机就越弱;相反,自杀动机就越强。自杀无疑是生命自弃的一种极端方式。
颜廷健尝试用“丧失”模型对老年自杀的作用机制做出理解:
(1)机体健康的丧失。一般来说,老年期是各种疾病的多发期和高发期。根据流行病转变的知识可以知道当今的疾病类型已由过去急性的传染病转化为现在慢性的退行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这些消耗体力的慢性病的长期折磨及由于病痛带来的经济困难、子女的厌烦等都会使老年人丧失生存的勇气和信心,造成轻生。
(2)“角色”的丧失。老年人面临着许多角色困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失去原先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得到新的角色;此外,大多数的角色丧失多半是不可逆转的,如:因丧偶而丧失配偶角色或因退休而丧失劳动者角色等(霍曼、基亚克,1992)。角色丧失往往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一种人际资源的断送、一种良好感觉的丧失。这种“无角色”景况往往会导致老年人对自己的社会性存在产生怀疑和困惑,从而产生一种被社会抛弃的不良感觉。同时有些角色丧失对老年人造成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如亲友尤其是配偶的死亡造成的角色丧失。
(3)社会地位的丧失。老年期社会联络的减少、自主经济能力的下降、孤单寡居及人际支持的减少等等都会使得老年人感到社会地位的丧失。长期的社会孤立就会使老年人丧失生活的兴趣,所谓“百无聊赖是老年”,产生消极思想,主动地、毫不畏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男性老人的身上。
(4)理想或价值感的丧失。这种丧失常常是老年人持有的悲观观念的反映。表现为生活上缺乏积极的目标,自尊自信的降低,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等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理想”的丧失也可以理解为“追求的丧失”、“意志的丧失”和“心理健康的丧失”。
(5)“养老支持”的丧失。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养老支持力”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包括照料和情感方面的支持。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所以他们更多遭遇的是照料者不断减少所带来的困境。如:更多的妇女参与就业所引起的照料者的减少。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从养老的经济支持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老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老年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从养老的照料者方面来看,在我国农村,照顾老人主要是媳妇的事情,因而,儿媳的态度对老年人的生活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婆媳矛盾常常对老年人的赡养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之,无论从经济的支持力来看,还是从照料者方面的支持力来看,农村老人所面临的养老风险都远高于城市老人,这也是农村老人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老人的主要原因。
(6)“孝道文化”的丧失。我国传统的孝文化认为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向燕南等,1996)。但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时下经常发生的子女不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事情就是这种
孝文化丧失的典型表现。
如果说健康丧失、角色丧失、地位丧失、价值丧失可以理解为“个人性丧失”,那么养老支持的丧失和孝道文化的丧失可以理解为“社会性丧失”。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两类丧失的叠加或者说夹击,使一些老年人走上了自弃自杀的不归之路(见下图)。
总之,这一系列的丧失事件都对老年人的身心造成了打击,如若心理调适不当,就容易使得老年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产生否认。但不同的丧失事件对老年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机体健康常常表现出随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穆光宗,1995)。退休、丧偶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男性老年人的打击往往大于女性老年人(王梅,1993)。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老人在养
老方面比城市老人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因此养老支持力的下降对农村老人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城市老人。同时又由于农村老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与城市老人相比,在相同的境遇下他们更容易否定生命和生活的价值。
杜尔克姆认为,只有加强集体的统一性, 使个人被置于集体的保护之下, 才能有效地预防自杀, 而具有这种功能的集体只可能是职业团体或曰协作团体。协作能为个人创造一个环境, 使他逃离道德的孤独状态。对于我国农村老人来说, 职业团体显然不合适, 除了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加强尊老养老风气的宣传, 以增强农村家庭团结力外, 还可考虑建立或加强农村社区( 村落) 老年团体的建设, 使老人在家庭之外的村落同龄人中能寻找到集体的温暖和保护, 从而减少老人因孤独、无助、受虐而发生的自杀悲剧。
四、对已有研究的简短综述
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多发表在医学卫生类杂志上,且以定量研究为主,重在描述样本特征,对自杀的原因多有不足,更缺乏对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的讨论。社会科学界专门针对自杀现象和自杀率进行追问的研究则数量很少,而且其研究目的多在于与西方的自杀学研究对话,缺乏对具体的中国问题的针对性。当前,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研究非常少见,能够见到的少数几篇富有针对性的论文都是医学及社会工作行业的从业者所著。
发达国家对自杀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爱米尔·杜尔凯姆(1858~1917)是当代社会学的创始人,1897年他的著作“自杀论”一书问世。他认为自杀有其社会原因(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成为后来自杀社会学研究中心概念。发达国家早已创立了专门学科——自杀学,有专门杂志和研究团体,举办了自杀专题研讨会,相比之下,中国的自杀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80年代以来才开始探讨自杀问题。在这个领域中,我国基本上属于起步阶段。何兆雄著《自杀与人生》、《自杀病学》等专著和一些文章,尚未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在自杀研究上,还存在各种阻力,呼吁医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教育界等共同来深入探讨自杀问题。据何兆雄研究,中国可能存在一条自杀带,这条自杀带是长江流域诸省,由江苏到四川,再朝北延伸到黄河流域的河南省。根据是:①这5省的推定自杀率高,计江苏(24.14/10万),安徽(27.54/10万),湖北(32.43/10万),四川(19.40/10万),河南(21.61/10万)。②这5省又是外伤、意外死亡、中毒的高发区。这种自杀带的研究,提出了自杀流行学特征,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会不会向邻近地区传播辐射等问题。
80年代是中国自杀研究启动期,主要表现在出版界,学术界自杀研究的“禁区”开始被打破,开始翻译国外自杀专著,也出现了谈论自杀的国人著作。江苏省召开自杀问题研究会,开创了政府与学者共同研究自杀问题的先例,承认自杀是个社会问题,不能单靠公安局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大量自杀的案例促使人们深思。这是自杀研究的启动期,为90年代中国自杀学研究打下了基础。1979年国家恢复了社会学学科,在高校中开展招收社会学专业学生、研究生,开展广泛社会调查,为中国自杀学科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80年代出版有关自杀著作:
时间 书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数 字数
1983年 西方社会病 柏忠言编 三联出版社 35000册472千字
1987年 越轨社会学 道格拉斯著 作家出版社
1988年 自杀论 杜尔凯姆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1750册2774千字
1988年 死亡论 永毅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年 青年社会病 张潘仕 北京春秋出版社
自杀研究译著
时间 书 名 著 者 译者 出 版 印数 字数
1991年 自尽者之谜 莫尔茨伯杰 高峰强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 自杀与文化 布施丰正 马利联 文化艺术出版社4500 102千字
自杀研究专著
时间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印数 字 数
1991年 中外名作家自杀揭秘 陈 辽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年 揭开自杀之谜 刘继成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3年 危险的年龄 杨张乔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050册 284千字
1994年 中外名人自杀之谜 刘劲生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年 自杀与文化 何兆雄 广州出版社455千字
1997年 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瞿书涛 人民卫生出版社 3000册227千字
1997年 自杀与人生 何兆雄 广州出版社455千字
1997年 自杀病学 何兆雄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0册1156千字
1998年 超越死亡 温志大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4000册162千字
1999年 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谢丽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 5000册191千字
……
2007年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吴飞 三联书店 8000册 6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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