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基层干部对三农政策的感触
                    (在第二届县乡干部论坛大会上的即兴发言)
                                 蒋曙辉
    涉农政策多,涉农法律多,但是农村的问题还是多,这是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许多惠农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一项政策还没有落实,另一项似乎想改进弊端的政策又出台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新闻,一位网友说:特好消息,国家最近成立了预防腐败管理局,今后国家对腐败的预防就更有希望了,笔者在帖子后发表这样的评论:必须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监督机构,国家腐败治理才有希望。我们国家反腐的监管机构太多了,有必要再成立一个“管理局”吗?为什么不先把已有的机构作用发挥好?
    二是许多涉农政策根本就不切实际,在第二届县乡干部论坛大会后笔者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们交谈时,笔者就毫不客气地说,三农专家与县乡干部在三农理论研究方面必须互补。三农政策单靠专家决策甚至专家救国是不全面的,农村问题纷繁复杂,许多专家并不知道农村实情,几次有限的调研难免不开出错误的处方。而县乡干部虽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理论素养不够,难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升华到一定的政策高度,这就是许多涉农政策为什么总与农村实际相脱节的原因。
    笔者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当选为村干部,2004年考上国家公务员,至今在乡镇工作已经八年。八年之间,笔者从一个农民到村干部,再到乡镇干部,作为一个见证者、执行者,笔者对三农政策是深有感触的,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左改革,右改革,极少有实质性的改革
    举两个列子:先说说机构改革,乡镇裁员喊了很多年,乡镇其实并没有减少多少人。真正被“裁”掉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带薪离岗者,这是地方政府甚至是乡镇基层政府的首创,直接管理单位为了甩包袱,鼓励那些拿财政工资卡的富余人员带薪离岗;二是提前退线者,在乡镇,上了四十岁的副科级几乎不再有任何政治前途,这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人都是慵散地等着告老还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安定这些“老同志”的情绪,干脆给他们安排个“主任科员”退位。裁掉的这两种人,实际上是增加了政府负担,因为乡镇裁掉了这些人后,却又源源不断地在增人,国家与其再花大量的财力去培养新人,为什么却让这些已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去闲着?事实上,在乡镇的七站八所,却真正成了皇亲国戚的后花园,因为这些单位,不需要公务员身份,不需要凡进必考,只要有关领导一个条子、一个电话就能进来。在现行乡镇,公务员很少,七站八所占的比重很大,但是每个进来的人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菩萨保着,谁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这么些年的乡镇改革、裁员,只带来一个后果:让乡镇干部的政治前途越来越渺茫。在论坛大会上,笔者听到一个专家在大谈分省、撤乡,笔者不明白的是,现在的政府架构明明是个倒金字塔型,撤掉这些底层的“兵”,谁来干事?专家们应该去调查一下在县城养尊处优的各局,他们的待遇是乡镇干部的几倍,责任和工作却是乡镇干部的几分之一,一个县,乡镇干部的总人数只有几个局那么多,为什么不撤掉那些“缓冲”机构?
    再说说财政体制改革。基层政府为什么会负债?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信用危机?干群关系为什么越来越恶化?地域差别为什么越来越大?这一系列的问题与财政包干政策是分不开的。在现行乡镇,主要领导很少有人愿意替农民去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农村发展。他们都干什么去了?都去“创收”去了。没有钱,乡镇领导的乌纱难保,没有钱,乡镇的基础工作难运转。上面对乡镇领导的考核基本上也就是看这个乡镇的财政状况。一个乡镇的经济发展,靠的就是几个主要领导,一靠领导的实际能力,能不能想办法增加本地税收;二靠领导的官方关系,能不能到上面争取政府的钱。财政包干政策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老板财政”。一个乡镇的钱从何而来的,少有人去问,有钱就行。一个乡镇的钱是如何支配的,少有人去管,不出乱子就行。乡镇的财力支配全凭几个人做主。谁愿意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去搞公益建设?谁不愿意四处欠债让下一任去偿还?政府负债、信用危机、干群关系,一系列的问题能不存在吗?不根除“老板财政”现象,任何好的惠农政策都是徒劳的,农村的社会矛盾将会此起彼伏。
    我们的许多农村改革为什么没有起到真正的实效,主要是没找准病根,主要是没有真正落实。
             这政策,那政策,大多是难操作的政策
    李昌平老师说,中国农村地域分布这么广,各地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中央对农村的政策不能搞“一盘棋”,“一刀切”。作为一个曾经在乡镇工作过的专家,笔者认为可谓一语见的。许多涉农政策在农村是很难操作的,笔者选择性地谈谈几个常见的问题:
    村民自治  卲康先生刚刚讲得很好,村民自治本身是对的,但是在农村真正推行还很难。笔者最近组织一个村的换届选举,选举前到农户考察时,村民都说现任必须下台,但是结果还是原任当选。在农村,有两种势力在左右村民的意愿。一是宗族势力,谁家的实力大,谁家的意愿就具有代表性;二是利益同盟,许多农民的个人利益集中在一起,就成了一种同盟,这种同盟,甚至可以与社会公德相违背,而这些却是现行的自治章程无法控制的。
    计划生育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靠的是乡镇干部,但是上面对干部执行权力的规定极其有限,乡镇干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遭受人身攻击已经屡见不鲜。前不久,我们这里发生一起暴力对抗计划生育的群体事件,明明是群众殴打政府干部,却被一些人恶意操作,颠倒是非黑白,致使事情的处理异常艰难。政府对违规生育者慎用硬性措施,但对出现计划生育问题的乡镇干部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明明是群众违法,板子却重重打在干部身上。乡镇干部处在一种“上逼下顶”的狭缝中,上面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可能落实,就只有造假。所以才有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的:“计划生育由天下第一难事变成了天下第一假事”。
    土地政策  最近有些专家在倡议土地实行永包制,笔者认为这将给农村带来新的动乱。且不说现行土地政策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提两个简单的问题,大家看看合不合理,一是实行永包制后出生的农村婴儿是谁剥夺了他们一生赖以生存的享有土地的权力?二是作为无业的城镇居民,既然土地是国有资源,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农民一样享用?
    粮食直补  一个乡镇的粮食直补面积到底是多少?恐怕没有谁能给个实质的数据出来。现在一些专家又在提议直补款按产量补发,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乡镇的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可能统计到精确的数据。粮食直补的初衷是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是这一点点钱对于农民的增收是微不足道的。政府为了把这笔钱发到农民手中,行政成本巨大,得不偿失。
     
    增加农民收入喊了很多年,农民收入始终没怎么提高,这几年农民收入倒是剧增,但是形式依然不容乐观。因为这些收入是政府直接给的,粮食直补、农机补贴、粮食保护价等等,都是政府直接给农民的。要想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增收,还必须探索新的长效机制。县乡干部处于最基层,最熟知实情,政府和三农理论界不可忽略底层的声音。
     
                                   20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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