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现实情况来看,眼下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固然与时下种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相关,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环境的弊病:税费负担过重,融资渠道狭窄,监督管理繁杂,优惠政策缺乏而且不配套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希冀中小企业在当下的困境中突围而出,不仅有待于他们自身的努力,更要依靠国家的支持。上期对话,我们和两位来自深圳的企业负责人从微观的层面讨论了这一话题,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更进一步对其展开讨论。
主持人:从去年年底就传出中小企业准备“过冬”的言论,今年的形势更为严峻,上半年我国就有6.7万中小企业倒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处于半停产状态。大家普遍的感觉是: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有人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到来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这一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天勇:前两年,有学者讲,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即将来到。我觉得,2008年中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则是真正来到了。
一是劳动要素成本上升。新近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维护劳动者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保强制提取、节假日补偿、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能随意辞退劳动效率低的职工等等,都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将增加。
二是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提高,用地成本上升。国家对建设用地供应加以控制,土地供应与土地需求差距加大,需求拉动土地价格上升的力量较强;各级政府取消协议出让土地,对工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的用地也实行招拍挂,寡头垄断供应,多家需求竞争,也会使土地价格持续上升;政府对土地使用的税收标准提高,要进入企业的用地成本;由于土地和房屋价格上涨或居高不下,企业租地租房的成本也会上升。
此外,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运输费用上升,原材料成本会上升;四是政府对各类资源开征和提高资源税,既会提高开发资源类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使用资源类企业的成本;五是国家改进和提高企业排放费的征收,也会提高一部分企业的成本。六是减少和取消出口退税,将相对提高出口及与出口相关企业的成本;七是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各种收费罚款等显性成本,与政府各部门审批核准许可检查等打交道的隐性攻关成本,以及吃拿卡要隐性成本也居高不下。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币汇率的频繁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一些出口贸易企业,其利润也就在5%左右,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能程度不同地顺入出口产品的价格中,则使一些出口贸易企业的成本会上升,而利润却大幅度下降,甚至会亏损。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因为很多的“变因”,导致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上升。那么,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是否有一些因素是长期存在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数据,中国是中小企业发育严重不足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将个体工商户按照10人折算为一个企业,共有企业1000多万,13亿人口每千人不到9个企业。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每千人20—30个企业存在巨大的差距。
周天勇:企业的发育面临着三个外部环境:市场环境,政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总体而言,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过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多方面环境的制约:市场准入过严,许多行业的注册前置审批较多和较严,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本金额度限制使将近三分之一的非正规创业被此规定所抑制,许多正规创业,也因门槛过高而受到限制;监督管理繁杂,一项事务有许多个部门来监督和监管,结果:要么重复执法,将企业监管倒闭了,要么谁都不管,问题得不到根治;税费负担太重,企业难以承受;此外,融资渠道狭窄,场地获得较难,优惠政策不多且不配套等等因素,不仅抑制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同时对一些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日后的经营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限制。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企业反映,在生产成本如此高企的情况下,国家应该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来让利于企业,对于这一点您如何认为?
周天勇:我国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确实太重了。一些省不论销货赔赚,都得按照发票额的2-4%交增值税,小企业的所得税低于25%的政策实际上没有执行。一些省对小企业为合并征税,不论赔赚,如按不同行业以销售额的10—15%征收。一些个人独资公司和小有限公司,分红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因为中小公司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上是重复征税。
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名下岗后创业者在7年前筹资办了个包装厂,年产值200-300万元。辛辛苦苦7年多了至今投资都没收回来。一方面,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本来就微薄;另一方面,税费重,增值税外还有个包底税。举例说:某月销售是20万,进项是18万,差额是2万,按增值税交20000/1.17×0.17=2905.98元,但税务部门规定不得少于销售额的3%,也就是20万×0.03=6000元,这就是保底税。也就是说20万的销售必须有40000元的毛利,在企业的经营中怎能保证有不低于20%的毛利?像现在,原料涨价,产值虚高,利润下降,这个保底税也随着增加,是不合理的。
主持人:税之外还有费,这同样也是造成中小企业发展不堪重负的一个方面。
周天勇:现在一些个体和微型企业的情况是:综合收费额大于税收额,税费综合负担率太高,许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难以经营,破产倒闭。我在调研中,86%的个体工商户和79%的私营企业认为:收费文件不透明,收费标准弹性大。另外,反映较大的是,执法部门对哪些该罚、哪些不该罚,很少预先告知;许多文件缺乏实施细则,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大。
2005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普查数据显示:2004政府各部门收费罚款规模高达9367.67亿,我在许多省调查的结果表明,这部分收入年增长率在30%以上,按此计算,2007年收费罚款为20580.8亿,如果保守按照年增长20%计算,2007年也为16187.3亿元。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像免除农业两税一样,对于月经营纯收入人均低于1200元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免税政策。对于能大量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综合税率应当为大企业的三分之二合适。财政和地方政府不能在鼓励创业上舍不得放弃利益,与民争利,应清理一切收费项目,废除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全部改由财政拨款供养。行政、执法和司法,以及行政性事业单位职员的工资标准执行同一标准,与其收费和罚款及收税多少无关。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
主持人:眼下,虽然我们看到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了一系列的难题,但是企业的发展本身也有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过程,社会上也有一些评论认为,6万多企业倒闭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您怎么认为?
周天勇:不值得大惊小怪是不对的,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不一定会增加就业,因为增长的部分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大型水电站项目、高科技产业;但是当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时,一定会损害就业。因为一旦国家紧缩信贷,受到影响的都是中小企业,国家要保大压小,保重点压非重点,中小企业的融资受到限制,资金链条一断必然大量倒闭,可以预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就业问题。
我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之中,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来,中小企业是解决这些人就业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现在正在搞新农村建设,也向韩国新农村建设吸取经验。需要注意的是,韩国不仅有新农村建设,更重要的是有中小企业振兴计划,二者是互动的———农村中转移出来的人,要到城市中就业和居住,而转移农村中的劳动力又为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眼下,我们必须正视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体制上为中小企业发展破冰,积极推动一系列有利于创业的制度落实。在2009—2015年7年的时间里,启动和实施“21世纪中国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按照“培育千万个创业者→增加千万个中小企业→扩大几亿个就业机会”的战略解决思路,抓住就业这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大事。
主持人:也许,眼下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更多表现为暂时性的,但是,在梳理这一系列的问题时,我们深刻地了解到长期以来我国在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中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的弊病。我们应该抱有期待,这可能会是一个契机促使更多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性突破的到来,这必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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