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经验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李培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社会学也是社会学主要的传统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家庭社会学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社会学的两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研究项目,一个是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小城镇研究,另一个就是雷洁琼教授指导和主持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调查。但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壮大,随着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中家庭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家庭社会学自身却似乎有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或者说某种淡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学研究队伍中,从事家庭社会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比例在下降;二是在发表的社会学论文中,家庭社会学领域的文章比例有所减少;三是在各大高校的社会学系里,把家庭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课程来讲授的已经为数不多。这种情况,与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提出的社会需求是极不相称的,与中国社会学发展壮大的需求也是极不相称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国社会学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分析和解读中,也使得转型时期的制度分析、社会分层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组织和社区研究等等成为更宏大的主题,家庭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社会学的职业化问题成为大学生关心的安身立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与就业直接相联系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工作、社会统计、大众传媒、社会消费、社会政策等等,获得新的发展,而经典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却相对被冷落了;第三,家庭社会学研究本身对家庭理论研究的忽视,也是一个弱点,没有理论上的热点和学术激励,使得家庭社会学尽管有大量的现象研究,但难以形成具有学术对话力量的主题;第四,家庭社会学研究者的女性化也使家庭社会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在全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中,估计70-80%是女性研究者。
现在,学界在筹备组建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这是推动中国家庭社会学获得新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下面,我仅就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发展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家庭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经验
关于什么是“中国经验”,我在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谈过。“经验”并不是单指成就,而是包括我们经历的挫折和成功;“经验”也不是模式,不是已定型东西,而是在发展和形成中的东西;“经验”也不是普世的东西,“中国经验”是与中国东方的后发的国情相联系的。但这个“中国经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们说中国社会学当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是与中国近30年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巨大社会变迁的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变化程度之深,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家庭社会学要想获得跨越式的发展,也要紧密地与解读这个巨大变迁相联系,特别是注重研究这个巨大变迁所形成的一些特有现象。例如,与一般国际经验相比,由于中国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这对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依赖传统代际养老的国家来说,家庭结构向倒金字塔型的转变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在这方面缺少扎实的经验预测。再比如,独生子女现象也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这方面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但还是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对“80后一代”过去有一些模式化的分析,但在四川震灾之后,在奥运火炬传递之后,在青年志愿者队伍的迅速成长中,我们需要很多新的反思,“80后”还是新事物,现在又有了“90后”,快速变迁中的代际在缩短,他们的思想观念、素质和性格,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二、性别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在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中,性别视角有它特有的优势。中国通过妇女解放运动和对男女平等的长期倡导,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保护各种妇女权益的制度。但是,在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的深层,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因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正处于快速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十几亿人生存状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但很多宏大的社会主题,也往往会掩盖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然而,来自经验调查的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男女新生婴儿性别比的畸高问题、妇女自杀率的偏高问题、大龄女性离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的问题、打工妹特有的权益保护问题、农村年轻女性出外谋生造成农村传统老人抚养模式变化问题、城市离婚率上升和单亲母亲家庭增多问题、艾滋病在母子之间的病毒传播问题等等,都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性别研究视角,来关注这些常规视角容易忽略的问题,来更深刻地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来更好地概括和提炼“中国经验”。
三、性别视角和女性主义方法论
性别视角和女性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一回事。现在在家庭社会学和女性研究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在青年学者中比较流行。女性主义方法论是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往往与当代绿党运动、消费主义批判运动、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运动一起,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本来,从学术意义上讲,女性主义方法论与人类学的方法论有共同之处,就是关注“他者”的经验、立场和看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与建构论的“主体间性”方法论以及当代社会学、经济学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共同之处,即注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注重同一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这种方法论往往具有对既定成见和话语霸权的纠偏作用。但女性主义方法论有时也会被误用,形成具有排斥力量的女权话语,从而限制了与其他研究视角的对话,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四、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也要跳出“家庭”
现代的家庭与传统社会的家庭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都被社会化了。如家庭生产的社会化产生了工厂,家庭储蓄的社会化产生了银行,家庭抚养的社会化产生了养老保障体制,家庭消费的社会化产生了商业,家庭教育的社会化产生了学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家庭自身的问题,就会使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传统的家庭问题研究不重要,比如家庭、家族和宗族的联系和相关研究,我们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没有超越上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水平,而这种家族扩展的血缘地缘关系,至今仍深深潜入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谓家庭社会学的发展也要跳出“家庭”,就是要使家庭社会学研究具有与其他方面研究的进展产生对话的能力,实际上是把家庭当作一个基本变量和主要窗口来揭示整个的社会变迁。如通过家庭生育行为的研究与人口社会学产生对话,通过家庭代际流动的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产生对话,通过家庭消费取向的研究与消费社会学产生对话,通过对家庭关系和谐的研究与和谐社会的研究产生对话,等等。
最后,我衷心祝贺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组建成功,希望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注:本文为李培林会长在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