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缺谣言、更不缺辟谣的年代。
普罗之我们好像生活在一层造谣和辟谣的迷雾中:辟谣未必就是真切,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哪一句是事实凝结?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谣言应当是一门普罗政治学,而辟谣当是一门精英政治学。因为,譬如,在中国,辟谣通常意味统治部门直斥“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阴谋”。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辟谣政治学实际上是普罗大众和统治精英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完全的真相”,而后者追求的是“有利的真相”。
我乐于站在谣言者和辟谣者之间的真空地带看他们相互撕咬、相互对冲、相互检证。因为我坚信,谣言某种程度上是走向彻底真相的必然通道,没有谣言就没有彻底的真相,甚至铅写的历史也因为没有对冲和释放不同的信息而造成“历史的错误”——我曾在河南老家一处旧房子里邂逅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在中国,辟谣是一种聪明者把玩的艺术,一门简单而又复杂的政治艺术,但遗憾的是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的辟谣政治学的第一章永远都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否定。有谁见到过传言一出现就被证实的(不包括那些纸掩不住火的)?辟谣的全部使命似乎就是否定二字,奢望以简单的否定来安之大吉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鸵鸟政策。
把握话语权的部门为什么急于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仅靠金口和权威不仅无法将谣言扼杀在摇篮里,反而可能暴露自己的“心鬼”。因为卑贱者了解到一个不为高贵者所了解的基本常识是:如果谣言宣布是伪即是伪且自行消失的话,那么谣言永远不会来。
而事实上,真相如果永远掌握在宣布者手里,那么这种真相是一部分人的真相,是另一部分人的谎言。
我们不妨看看最近的几个例子:
同是地震期间,新华社报道“广元1749套安置房防火隐患大被责令全部拆除”,引来广元市政府辟这个最权威的媒体——新华社的谣。朴素的真理是,一方为真,另一方必然为假。
是地方政府在说谎还是新华社在说谎?结果是新华社删除报道于无形中——没有谣言没有真相。
更早以前,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指责
铁道部的谣言为什么这么多?从2002年到2006年,铁道部共对11个传言进行辟谣,结果表明:确有其事、但传言不准者有5;确有其事、提前造“谣”者有2;个人猜测或专家设想者有2;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者有2。作者指出,真正的谣言只有最后这两件,即郑武两局合并和铁道部门撤销。但从两年后的今天来看,郑武两局虽然没有最终合并、铁道部没有撤销但并非谣言,因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郑州铁路局遭“三家分晋”,铁道部在大步制改革中意外幸存,这不过是在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中,博弈各方发生了力量的倾斜,绝非作者所言的“子虚乌有、空穴来风”。
小时候我们就饱读箴言,被反复教导“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说谎,因为后果很严重。而且更糟糕的是“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来掩盖,一千个用来掩盖谎言的谎言需要一千个一千个谎言来掩盖”,一如
湖南非法高息揽资,一如不断被吹大的气球,总有爆棚或爆炸的那一天。
除了这种以否定为中心的辟谣政治学之外,还有另一种辟谣政治学:即偷梁换柱、辟谣者先造谣。细观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便可以发现这种真相谣言互变的路径。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孟连事件回头看瓮安事件发现,两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事件一出,地方权力机构先下结论、先定性,然后“翻箱倒柜”地找证据证明(一如学术界的论证路径),企图先“踏上一只脚,让真相永世不得翻身”。无论是瓮安事件还是孟连事件中,地方权力机构均依据惯性思维方式寻找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前者被认为是黑恶势力的政治阴谋,后者被认为是农村恶势力挑战政府权威。但事实已经在并将最终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冲释出来。
如果均遵循此种路径为群体事件定性,那么我们岂非生活在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资料表明:“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因此简单的消谣政治、辟谣政治玩不得。以否认对谣言不仅不会让谣言消失,反而会削弱社会对公权机构的信任,最终的辟谣变成了“狼来了”的呼喊。
基于此,我在密室政治中热情地呼吁:让谣言来得更猛烈些吧,因为只有谣言的疾风暴雨中才能露出辟谣政治背后的真相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