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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三十年:一个大队支书的懊悔(河北,老李)

    老田整理(未经口述者审阅)
    访问时间: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

    一、 家乡的生存环境

    我是47年出生在河北衡水地区武强县周窝镇大段庄村,这个村子在滏阳河边上,现在平均每人一亩半到两亩地,大部分一亩半,属于黑龙岗地。49年以前,种的品种不行,一亩地的产量就是三四斗、四五斗,百来斤的样子,以春玉米高粱为主,或者春天种谷子,收起来之后种麦子,重播之后产量就只有六七十斤。也有人收了麦子之后,不种了,把地翻过来等着秋后种麦子,称为“留麦”。我们那个地方在虎特河以南,低洼易涝,解放前非旱即涝,贫困得很。如果哪年发水,地淹过,可能亩产一百多斤麦子,亩产二百多只听说过,没见过。

    49年之前,很多地就是一年种一季麦子,好地产量也到不了200斤。有个姓贺的地主,在王库那个地方当庄子头,有年收了一百口袋麦子,在我们那一带是个很大的新闻,到了文革之前都还在讲这个新闻。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就是图名气,意思我有多少多少地,实际上地也不是他的,他只是为地主管庄子的头头,后来就按这条新闻把他给定成地主。

    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就没有来过,八路军打来之后,47年土地平分的。共产党在37、38年就建立了支部。56年成立高级社,慢慢产量高点,后来学大寨,慢慢好起来。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以冬小麦玉米为主,也种棉花,麦子产量大部分八九百斤,个别的能破千斤,平均400公斤没有问题,玉米产量可以到550公斤,水浇地年产一吨粮能保住。

    我是63年初中毕业,18岁就开始当生产队长,那个时候,小队160多人,每年收获能吃九十个月,还要吃两个月返销粮。小麦收下来之后,留一两个月口粮,剩下的交给国家,等到东北的粮食收下来之后,再返销给我们,参加国家调剂。困难时期,吃食堂,吃不饱,那也比旧社会强多了,起码有一点,国家也还照顾,旧社会粮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没有人管,真是走投无路。

    那个时候,人均口粮360斤达不到,大队里头差的小队,粮食只够吃半年,加上返销粮才够吃。等到70年我们小队就开始对国家有贡献了,不再吃返销粮,到72年,全大队六个小队的粮食都能自足了,等到我到大队干上,就不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我们那个地方是子牙河的支系滏阳河,63年下了一场大暴雨,一昼夜100毫米,灾情很重。毛主席提倡根治海河之后,就开始挖一条新河,东面和西面各挖一条河道,中间是分洪区,年年挖,每年大队都要派出一二十个人工,工程非常大,一直到80年前后才正式完成。上游还修了很大的水库,岗南水库,王快水库。

    那个时候,就是想着玉米饼子能够随便吃,就只这么个标准,为了吃饭这一条折腾,拼命想法子生活。按照当时的口粮标准,一天八两,这个肯定不够吃,省着吃也不够,一个小队的人齐心得很,一般的要搞点瞒产,三五千斤的样子,然后按照人头私分下去,劳力多的人家还不高兴。其实,小队私分,大队和公社也知道,多了就不行,一年就是偷偷人均分个三五十斤的样子。

    从58年开始,人工试打机井,当时是木管井,58年打成一个,当时柴油机不好使,水泵也不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69-70年开始用上冲击钻打井,下的是水泥管。我70年一上任主要就是打井,一搞到钱就打井,目标是争取到74年做到一人一亩水浇地,到了75年一个人能达到300斤小麦300斤玉米。那个时候玉米还是土种子,亩产就能达到500斤。我们那个地方原来是盐碱地,打井之后地下水水位下降了,也不碱了。63年那次大水之后,闹了两次水,此后就光是抗旱了,77年大雨,内涝,算是补充了一次地下水。

    二、 从私人投机倒把到集体副业

    我年青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想去当兵,想到这个就特别来神,因为我家里有三四个烈士,老爷坚决不让去,武装部长亲自去做工作也不行,我心里憋气,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在小队好好干活,我就自己骑个车子倒卖布票,一天能够挣个两三块钱、三四块钱。我们西边的一个庄子,很多人家自己织布,国家发的布票就多出来了,我去收过来再卖到别的地方去,当时这个行为照说就是投机倒把。

    因为不让我当兵,所以索性民兵也懒得参加,文革也没有参加。就是四清的时候,让我当贫协代表,管发放救济粮、返销粮什么的。这年冬天整风,队长下楼了,公社书记也已经靠边站了,老公社书记的太太张金英拖一个小孩,住在我们那里,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她问我识字不,我说识字,她要我去抄大字报,结果坏了,她非给我做工作,说我是勇敢的闯将,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要我当队长,说让红卫兵瞎闹可不行,要掌握政策。过年的时候,她小孩多,要给闺女做一条裤子硬是差一尺多布,没有布票就是买不回来,我正好是干这个活儿的,给了她三尺布票,她简直是感激得没法说。接着大队成立代销点,她要我当代销员,要我干,我不愿意,最后要我干出纳,总得干一样,回头小队没有会计,又兼会计,接着又当队长。

    小队会计是高小毕业的,他家成分高,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文革时期清理阶级队伍,一个队一个人参加,我让他去了,他感到自己受信任挺感激我,有很大的积极性。我后来又让他入了党,当指导员。我自己就腾出精力来,专门搞副业。当时一个煤油灯的灯芯是四分钱,玻璃管要两分多钱,我就做那个玻璃管。我有一次看到管子上面印有南阳的工厂名字,我就买票上了南阳,找到了这个工厂,供销科长是个女的,跟她磨菇了很久,就是不肯卖给我们,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我就想办法跟踪她上她家里去,她下班骑车子回家,我就偷偷跟着她的车子跑,一次只能跟跑一小段路,分了四天,总算找到了她的家。那个时候,还没有送红包一说,我买了块料子,花了6块钱,长度是1.06米,我今天还记得。我去敲她的门,她看见我拿的料子脸色都变了,问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她说咱们都是国家供应的东西,你这么小就搞些歪门邪道还行!这不是送礼的问题。后来她到底不肯收礼物,算是额外开恩,给了我一个集装箱的玻璃管。这个管子的价钱是一分钱,回去之后可以落下三分钱。

    这个管子用完之后,再也不好意思去南阳找了,有一次看到日光灯上天津东方红玻璃厂出品的字样,我又摸上天津去,跟他们磨菇,卖给我们五箱。在库房提货的时候,碰到多年没有来往的表姑父,他问我短的管子行不,我说可以,结果他们厂子有一次在龙卷风中间损失的管子报废了,有一大堆,这样我就找车子拉回来,没有二年工夫,赚了11300块钱。慢慢地,煤油灯不时兴了,农村用电也多起来了。我们也想着改行。

    有人传来信息说,有个老工程师有制造互感器的技术,要价一万块钱,还保证说用他的技术挣不到这个钱他就不走。我才初中毕业,啥也不懂,那个时候还好,没有什么人出来糊弄人,我上天津,约见一个老头,他坐在嘎斯车里过来随车带了两桶树脂,几块铅板铝板,做成互感器之后,拿到保定标准计量所检验,还真合格,做一个卖一个,就是原料买不着,当时矽钢片、铝材都是一级物资。后来,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人寄了一套互感器的图纸给武强县工业局,宋技术员让我去找公社马副书记,这个图纸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从北京邮寄过去的,图纸是北京互感器厂的,从此开始我们才有了全国各种型号的互感器的图纸。老百姓对我也是怨声载道,说我是败家子,好不容易挣点钱就这样被败了。

    我是70年参加大队支部,是委员,还兼小队指导员,主要还是搞副业。那时出门要去公社开介绍信,到处搞原材料,72年2月,我在南方呆了50多天才回来,有人告诉我说高书记要找我,非让我当大队书记,怎么说都不行。我负责大队工作,也是什么都不管,谁拿强就谁来当队长,不然就管不了。

    73年秋后,9月的样子,推广水浇地,学习节水灌溉,搞小垄小丘标准节水。冬天开队长会,布置一个任务,在不影响小队农业的前提下,搞点大队副业,由大队支部委员兼一个生产队干部职位,其余的人由大队安排搞副业。有两个支委带头同意,党员们都同意支委的意见,每个小队留一个搞农业的,配一个得力的助手,副队长我要来搞副业,业务员有能力的都归大队,小队再自己下去培养。由这开始搞铸造,做鞭炮,到了74年底,已经积累了十多万块钱。

    三、 从大队核算到分地到户

    75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说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小队核算,以后发展了要逐步过渡到大队和公社核算。我头脑一热,回去就搞大队核算,并提出口号一年达到“双百万”——粮食产量过百万斤、副业收入超过百万元。当时全市是第一家,别人说我年青,不大相信。我当时也有一定的勇气,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很幸运地,76年就达到了,那时是很硬的任务,不是说说而已的。集体内部,也有不平衡的,队与队之间,公粮任务,返销数量,都还是要争的,合并了就没有了;在生产队内部,劳力多少也是有矛盾的,工分粮占多少,三七、四六、五五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带了两个年青人王春年、王惠珍去开县里会,他们两个才18岁,学校里刚毕业,我就鼓动他们两个,背着下面的队长,要他们带个头支持,趁着那个劲头先过渡到大队核算算了。回去开会,党员一个组,干部一个组,老百姓一个组。当时我所在的6队刚花了300块钱买了两头骡子,一二队就看着6队怎么说,老百姓也竖着耳朵听着怎么处理,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大队最老的党员是30年代入党的,都已经70多岁了,他们也都支持,这样一呼啦,都行了。接着就各个小队的仓库大门一封,钥匙上交,清查家底。十一月几号,成立了一个审查组,由小队指导员组成,预备平地。

    我们大队的地都在沧石路边上,六个小队有七等地,开始的时候光是调地都把人弄糊涂了,划方都累坏了,怎么调都有意见。最后说,社会主义大农业不是单干户,要求小集体服从大集体,趁着下雪天,沿着大路每300米划为一方,一拉两条线,200亩地为一方,分成六摊。割麦子一下地就有几百张镰,社员的积极性非常高,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群众的那个积极性真是没得说的。种棉花也是我们带头,推广鲁棉一号,全县就一吨棉种,就我们种了400亩,每亩5斤种子,头一天把种子催好,买了十张褛,行距株距排好,好几百人的活,手工下种一天就完成了,其他地方的农民还是抱着老一套思想,老队长也怕风险新东西接受得慢,只有我们肯要新种子。60万砖,社员一天就装进窑里,积极性真是没法说。当时沈阳给一台捷克的60马力拖拉机,全武强县就只有我们买得起,从此开始搞机械化。

    副业也统一起来了,光跑外的就有20多人,75-76年度产值60多万,76年全大队的工分值达到一块钱。77年副业产值达到127万,粮食超过120万斤,工分值就是一块五,吃饭开始要炒菜了。看病都是大队出钱,电灯用电也是大队出。78年劳力过剩,开始搞作业组。大队成立了后勤组,各村娶媳妇、盖楼什么的,大队有三辆马车,三个大拖拉机可以拖木头砖什么的。

    79年上面推行责任制,大队支部不愿意分,社员更不愿意分,在工厂里干着活的也不愿意分。坚持到了82年,全县都分光了,乡里县里和地区,三级的一把手都来找我,地委书记李铁,专员韩培普,县委书记傅志则,县长郭云路,乡党委书记刘林雨,乡长图九章,都跑到大队来蹲着,我一看形势不对,都不敢呆在办公室里。他们跑到我家里,坐在院子里的木头上,要跟我做思想工作。

    我就跟他们说:李书记,你们是这么大的官,见识比我强,都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的看法是按劳分配是手段,各尽所能才是目的,现在光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反过来强调,我搞不懂。就说有大地方小地方,我们这个大队算是个十来斤的小猪吧,一个地区是1000多斤的大猪,大猪小猪得了感冒都得打针吧,要是得了癌症大猪小猪都得死,没有救的。中国搞责任制家庭生产可不是什么新鲜事,都几千年了,解放前毛主席算是一个作业组吧,蒋介石也是一个组,是谁越搞越好,怎么今天倒过来要向台湾学习?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小孩是吃父母的,我们这个村子,学校毕业回来一报到,就决定了命运要吃农村粮,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从支书到突击队员,没有一个人不重要,哪一个工作岗位都不能少,年纪大了不能做强体力劳动,分配看树一天也给记五分工,家里两口子上下差不到30块钱,谁多劳谁少劳,也不一定要分那么清楚,少劳少得的回去家里矮一截?我说还是从各尽所能出发,统一分配,均衡分配比较好。要是论质量产量,我可以向全县挑战,谁挑战我们都敢于应战,可以比一比,谁能够做到让社员真的做到各尽所能?他们没有别的说,就回答说:王玉昆、耿长锁他们那些著名的模范,也都搞责任制了。

    他们蹲在大队不走,天天跟着我们下地去劳动,看来不分他们是不答应的。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说,条件好的生产队也要搞责任制,不搞责任制没有出路,老百姓听了之后,心里也都是七上八落,也来问咋个分法。麦子割完之后,八九月的样子,开个群众大会。大队农具多,大拖拉机有三部,分下去就只跑运输没法种地了,一两天之内就把地分完了,18个人一个小组,一头牲口一套犁耙。

    大队原来有个退伍兵,他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干活跟不上趟,我曾经批评过他几句,说他不大众化,负面影响大。他分到一头小黑牛,牵着从我旁边过去,对我说:李书记,我可没有搅和,你自个儿就散了。我从来不掉泪的,听到这个话眼泪就下来了。从75年大队核算开始,到82年8年,我没有哪一天睡过六个钟头的觉,现在真是后悔呀。每一天都要调节农业副业之间的矛盾,争劳力争资金,副业清闲钱也多些,都争着搞,整天要平衡这个。

    集体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机械化,一天之内积蓄全部勒逼着分完,一分钱都都没剩。我接手大队书记的时候,一个小坐柜,一把椅子,两个桌子,还有就是一堆1947年发的土地证,今天还留着,合作化时期农民交上来的,就是这么些东西。分地单干,绝不是我个人要搞的,但是顶不住,大队副业原来是大队一摊,现在是各家各户办工业,一摊变七户。老百姓是真的不愿分,但是上头连10%的集体都不肯保留。

    四、 反思与后悔

    我是在计划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策略使不出来,不懂得市场经济,统统都不对了,跟不上趟。一到春节,心里就别扭。前年我写了副对联,反应自己的感受:
    因过渡扎田头哪怕披星戴月
    为吃饭种玉米何惧夜露朝霜

    特别是到了去年,我已经60岁了,就老想这个事儿,这个责任制共产党长不了,我们当初大队支部的一伙青年人,都变成一伙老头了,全村32个党员,都是老的,死一个补一个都有困难,找谁入党,谁都不入。他家爷爷是党员吧,找上门去,做小孩的工作,还不愿意,推你去找谁谁。现在农村当支书的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我这样的“老皮老脸”的,另外一个就是别有用心的;老家伙出于面子党性,硬着头皮干,再就是别有用心的人,跟你有意见,我上来了好拾掇你。

    我们这些基层的大队支书,都跟罗陀底下那个尖尖一样,政权在高速运转,磨损最多的就是那个尖尖,党和政府多少政策底下都是我们去执行,跟广大社员磨嘴皮子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那么大阻力,有些人说他都断子绝孙了真跟你有深仇大恨,当了几十年干部执行政策,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替共产党得罪了多数人。原来支书一个月给300块钱,现在不要税费了给100元,一个大学生下来当村官助理月工资1200元,这样对待基层干部,恐怕以后难以找到人替你卖命了。上头老是想自己捞好,农民不要公粮,农民确实感激你。那个时候要用你农村干部的时候,得罪人的时候找农村支书,现在不用你了就一脚踢开,人心早就木了。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帮你去组织?支书不算个行业,但还得有人干,这些活儿也很难有什么效益,扯皮打架了支书去劝和,总不能一天收30块钱吧。我们村子30年来,没有出过一起刑事案子,也没有离婚案子,头两年出了刑事案子是在外打工时出的,今年有个离婚案子,也是因为打工。

    我们辛辛苦苦弄了一辈子,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这么过来的,这样努力有什么用呢?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承认,宣传上看,反而好像是我们底下的干部不好,破坏了中央的好政策似的,成了障碍。回想起来真倒霉呀。我真想串联农村支书,向中央写个联名信呼吁呼吁,然后自己骑上摩托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串下去,找人签名,真想去干这个事儿。

  •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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