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日益形成一股热潮,而研究者的视野和问题意识,都与中国现实的农村农业状况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间的地位、农民的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涉及到相互牵连的方方面面,但是研究视野却集中在几个非常单一的问题上,而且研究结论往往仅与研究者的嗜好相联系,完全与现实脱节。农村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学界却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没有进行像样的反思。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初步归纳和描述。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issues have gained spotlight in China, but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vision and issue-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rospect of peasants, etc., all these big issues have escaped the narrow and simplified vision of the researchers who have been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predilection. There are some structural issu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over 20 years, but have so far failed to stir the mind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一、 对中国“三农”问题成因的个人判断

      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是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竞争性体制便于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控制权”的精英阶层去追求“剩余索取权”。物质财富和社会剩余的分配规则——无论是由政治体系决定的、还是由市场体系决定的分配规则,都是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强化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局面,农村的衰败过程就不可避免了。

      农民在经济上的分散化,也相应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抗衡基层干部依托政权所形成的优势地位,因此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就成为可能,这是农民负担沉重的结构性根源。李昌平为此而大声疾呼:“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

      由于资源分配方面日益集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广大农村已经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在失去了适当的资源支持后,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呈现“断裂”状态①。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无法突破组织成本的限制,分散的农户对基层官员的谈判能力极低,因此决定了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不足以保护自己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相比,缺乏吸引资本进入农业的收益率水平,这使农民也无法指望在资本的主导下组织生产,单个农户的家庭生产方式无法超越,因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间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农民和农业在现有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处于弱势地位的结构性原因,这个结构性原因最终导致农村在全国资源分配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结果当然是难以获取足够的资源,去维系或者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前述判断相联系,我认为:“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农民的不利地位,恰恰是中国引进西方式的竞争性社会分配规则所隐含的排斥机制注定的,因此研究和探求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就需要突破僵化的西方现代化信条去看问题。

      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局限

      前不久,笔者在武汉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一个基层干部说,“我们也不反对各位专家主张的国家退出,社会跟进,可是社会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找不到呢?”这个发言很深刻地接触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也很清楚地暴露了简单地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叙述模式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局限,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回应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学者们的嗜好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几乎完全脱节,这不能说不是“三农”问题研究热中间的巨大遗憾。

      “三农”问题的成因是由农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与此相联系,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学者提出的对策也相应集中:要么是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主要是想通过村民直选干部方式,改权力“向上负责”为“对下负责”,或者主张取消基层政权并裁减干部,以减少对农民剩余的提取;而针对农民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常常设想各种资本回流农村的方案,推动种养产业结构调整,并找出一些特殊地区的案例包装成为某种“发展模式”,在指望资本发挥作用之外,也还有指望基层政权的,希望赋予基层政权以发展经济的职责,以改变个体小农在市场中间的弱势地位。这些设想的特点都是把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然后再去设想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能力。

      (一)中国农业的收益率水平与资本的可能流向

      学者们设想的改善农民市场地位的方式有二:一是寄希望于资本,一是寄希望于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寄希望于资本者,显然是忽视了农业的收益率水平对资本有没有吸引力这个根本问题,农业收益率水平受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又无法在市场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这将意味着资本流出农业而非流入。而寄希望于政府者则忽视了政府是否具备组织农民发展经济的权力和能力。

      本来1983年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否定的就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把公社体制废除后建立乡政权,取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同时把农业生产的主体缩小为单个农户。许多研究者在农村实地调查中间看到,单个农户确实无法满足市场对经济主体的要求,指望资本或者政府发挥作用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根据许多农村调查的案例显示,基层政权参与发展经济的努力过程,其结果非常不乐观,是带来乡村政权负债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

      华中师范大学贺雪峰教授的许多调查案例都揭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区对乡村强行赋予经济发展目标,并使用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指标来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区,乡村这样的小地域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像中央政府那样通过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节市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要求只能是促使政府重新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而订立的各种考核指标,实际上是默认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乱收费”或者举债来搞“政绩工程”的合法性,许多地方还频繁出现了“逼民致富”以突出官员个人政绩的恶劣案例。在发展村级经济、消灭“空壳村”的口号下进行的创业风潮,在助长了摊派和搜刮之风之后,并没有因此形成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很快陷入破产。依靠视野和见识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官拍脑壳出的致富点子和项目,失败倒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真的奏效了肯定是一个意外的“低概率”事件(大概跟“人咬狗事件”的发生概率差不多),中央电视台记者去追踪报道是有道理的,因为低概率事件总是格外具有新闻效应,学者似乎不必跟风。大量借债进行的投资无法收回,使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背负的债务急剧上升。目前乡村两级债务非常沉重,许多人估计在4000 6000亿元之间,这比在“大跃进”时代干部瞎指挥带来的损失和后果都要严重得多。

      在寄希望于发挥基层政权的组织作用,去改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间的弱势地位的希望落空之后,一些研究者也寄希望于资本,设想种种在资本主导下的“公司 农户”模式。资本总是要“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益率高的地方”。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产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以上,这必然导致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中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继续高于国际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进口的海外农产品必然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天花板价格”,农业的高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价格中间得到足够补偿的,这注定了中国农业特别是大多数农民所从事的粮食种植业,其投资收益率会相对低下,因此正常的资本流向只可能是由乡村到城市,而不可能反过来。

      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的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上升,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必然是逐步下降的,这就是恩格尔系数跟着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的规律。在农村和城市的交换关系上,农民出售农产品取得收入注定是跟不上城市收入水平增长的。最近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在GNP中间的比重节节下降,至今已经不到15%,由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将相对下降,这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不可能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来全面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肉蛋奶等转化食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才是市场规律的真正体现。在城乡人口比例相对稳定的现实中间,农业收益无法跟上GNP增长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

      借产品结构调整和市场力量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因此改善了自己的分配地位,通常只存在于中央电视台的“富民新闻”中间,学者与那些专门寻找“人咬狗新闻”(“极低概率”事件)的记者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模式转换与农民对政权的制约监督

      针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学界的“民主”和“自治”研究很热门。“自治”出自一部行政法律,学者们往往发生“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去搜罗材料,最终陷入一种“自证自明”的怪圈。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村级政权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已经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村治”了。“村”事实上也没有被赋予日常治理和施政的权力,农村的争执和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言说村民“自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道义立场。

      一些选举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在特定的派性或者宗族动员因素下,有时候也对选举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对选举结果也不是不在乎。而问题在于,即使他们选了自己想要的人,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比如农民最关心的子女就学问题、医疗问题、家庭难以承担意外风险的问题、土地退化和水利设施失修等重要问题。没有一个生产性的经常组织作为依托,不管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都难以解决对农民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村级政权的上级组织对村官的制约,显然要超过选民的影响,共同点是没有对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村级以上的官员对于村级政权的要求是二十年不变的:当好上级政府的基层收费代理和完成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材料,表明村级政权已经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改变了“对上负责”。

      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指望通过直选村委会成员,或者再更进一步直选乡长,来增强农民对官僚精英群体的谈判地位。从理论上讲,任命制下的官员是“对上负责”的,而海选产生的官员应该向选民负责,体现民众的意愿。而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把海选制度延伸到国家政权级别,也根本无助于控制政府支出的膨胀。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功能膨胀、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民主政治的作用过程与机理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三个关键的原因在起作用:一是政治活动中信息获取不是免费的,大多数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做出理性的选择;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较少的受益人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人所受的损害;三是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组织起来的开支,因此少数受益人比多数受损者更容易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为增加自己的利益进行政治活动②。所以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赞成政府增加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比企图减少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也有效得多。如果美国学者的分析能够成立,或者这样的分析能够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话,哪怕直接选举发展到中央一级政权都是不行的,农民是永远没有希望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的。看一看那些诉说在政治上只要有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的瞎话,看一看那些在经济上鼓吹“拉动内需”和考核政绩的理论,哪一个不是在客观上为“政绩工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寻租”提供合法性辩护呢?在民主之类的美妙旗号下说话和做文章,显然就具有了道义高度,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把对真问题的艰难探索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来进行低投入、高产出的学术成果制造过程,满足自身的职业利益需要。

      总体来说,许多研究者寻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设想是真诚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无视农民和农业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所具有的结构性质,试图通过简单的程序或者制度调整得到普遍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研究者在完成叙述时,常常要依赖“特异”案例,多数是走上了与中央电视台“富民新闻”差不多的路子。

      这种“撞击—反应”式的研究视野迫切需要反省,这种注重单个问题或者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近距离”设想的研究不仅丧失了适当的前瞻性,而且也已经失去了建设性的批判视野。例如过分强调官员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就此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在关注农民负担问题时就建议把政府撤销,在看到了单个农户难以适应复杂的市场时就指望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结果得出相互矛盾的政策建议,这提醒学者们要确立完整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上走出过去的局限。

      三、研究视野上的自我屏蔽

      自汉代起,中国南方农村有了水车这种灌溉方式。吱吱呀呀踩水车是春天里的一种轻松愉快的集体劳动。图为江苏兴化的农村妇女边灌田,边放声高歌。(任镇北摄,1963年)

      最重要的视野屏蔽,是完全不看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拒绝考虑制度成本,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嗜好去设计乡村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体系。而研究者的自我屏蔽,在制度之外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改革后“农业增产”的原因分析上。主流学界的言说,实际上与“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逻辑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只突出劳动者的意志和行为影响,完全漠视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限制条件。

      (一)农业生产的特点与理论视野的屏蔽

      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粮食增产过程,主流舆论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先是说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抑制农民的积极性而影响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因为这个解释的理论高度也不够,高层官员不甚满意。后来林毅夫先生用“退出权”和“监督成本”去解释生产队内的劳动低效率。这两个阶段解释农业产出理论,都满足于把农业好转说成是“政策英明”的结果,以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由于政策只能是作用于有意识的人,因此在这个言说背后,逻辑上就隐含着一个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着“劳动投入不足”的假设,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增强农民的劳动投入意愿,这一逻辑明显与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精耕细作方式很早就得到普及的现实完全对立。

      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受命领导一个课题组,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集体化的低效率是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参加者有林毅夫、温铁军等人,希望通过实证分析以证明生产队是因为监督劳动困难而必然地导致低效率,非常遗憾的是生产队台帐恰恰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林毅夫也始终没有写出这样一篇具有真正实证意义的论文来。但是这个先期提出的假说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信念,成为一个学界共识。这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间不小心漏出来了一点:“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③

      生产队没有效率,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在通常的舆论中间,就把监督困难和农民因为生产成果不直接与劳动挂钩,推断为必然没有积极性,结果简化为劳动投入不足。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始终拒绝对农业的各种要素投入做具体分析,把土地、资源(如化肥、农药等)、技术和耕作制度等的变化,都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把特定时期的农业增产完全说成是制度原因,结果形成一种农业上的“单一政策”主张——只考虑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投入对应的激励关系,完全拒绝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今年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以及对粮食种植进行补贴的政策,都是继续沿着这个“单一政策”思路展开的。

      典型耕作程序分析表明,这个“单一政策”实际上没有效果,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并没有跟着农业增产过程而增加,反而急剧减少。

      笔者是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例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4次)方式进行,今天的农民已经大量使用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今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考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150个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一半。农民自己决定的劳动投入,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的。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际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纯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容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没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 责任编辑:w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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