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生:五十多年来三次农业危机
——愿《中国乡村发现》发现多多 创新多多
在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有机会再次通读了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乡村发现》第1——4辑和《乡镇视角下的三农》、《乡镇债务的危机管理》等著作,联系个人一生生长学习和工作在农村,尤其是近七年山区老家居住的所见所闻,感到很亲切,很实在。
现在的农村,信息化加快发展,农田劳作的,山上砍柴的,腰上都别着手机,广播电视更是基本上普及了,加上政务开放,从中央到地方,“上情下传”的信息渠道很多,农村中的不少人也具有了观察中国大问题的机会和可能。但是,要使这些发生和观察到的信息及时地得到传递,“下情上达”,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创办《中国乡村发现》这一通俗读物,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据初步统计,《中国乡村发现》第1——4辑的作者中,学者写作的64篇,县乡各类人员写作的42篇,政要写作的13篇,农民写作的4篇。这样,就把学者、官员、实际操作者拉到了一个平台,在一个平台上,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实现了理论、政策和实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
在当前和今后,乡村还有更多的实际,需要我们及时而准确的发现。如果用农民的一种口头叙述的方式来描述,五十多年来,农业的危机似乎有三次,但每次的背景和解决的办法都不尽相同。第一次是1960年前后,农业产品极度短缺,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先是“三自一包”,后是“队为基础”。“三自一包”不到一年,有的地方只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面貌一新,到1963年的春节,农村就有了拜年的声音,放鞭炮,玩龙灯,小孩子也有了过年的小红包。
第二次是1990年代末的几年,主要农业产品卖不出去,不值钱,叫做“结构性剩余”。1998年,早稻谷的收购结算价,张榜公布的只有每50公斤28元,不够当时一条长沙牌的烟钱(每条33元),而当时的农民上交的税费,多数地方平均达到每亩100多元,个别地方甚至更多。当时,我在县里一个部门工作,为收取农田生产费用,水稻收割时,到全县去转了一圈,看到一些农村集市张贴的稻谷结算价,想起一些地方的农民闹事,回到办公室,瘫倒椅子上,脑子里一片迷惑,几小时不想起来。后来,也就是几个字的政策:免除税费,再加补贴,解决了问题。
第三次是2007年以来,粮油肉,大涨价。对此,不管农村之外怎么说,在农民那里的说法只有一个字:缺。而且不是几个字的政策就能立马见效的。这其中一个最为具有历史断代意义的就是,农产品出现了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时代,用农民的话来讲,就是“少数人养活多数人”,越来越少的农民,用越来越少的耕地,生产越来越多的食品,供应越来越多的非农业人口。如何让少数农民乐意并有足够的实力生产出保障多数人需求的农产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容易。以牲猪为例,一个县近万个村民小组(生产队),数十万个农户,过去家家户户养猪,一个生产队销售一头,全县就是上万头,且无论这个生产者是赚是赔,都不左右一个家庭的生死。劳力有的是,没有饲料可以扯野草,柴火山上有,养猪如同储蓄。如今,多数农户不养猪了。假若全县有一半的户退出养猪,比如说是20万户,按一户2头计,就少养了40万头,而要让养殖大户来替代这20万户的40万头猪,以每一大户年养1000头计,就要有400个大户。如一户一年出栏1000头,经常存栏数为300头,在资金、场地、防疫、饲料、保险、销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比过去的千家万户难得多,稍有闪失,谁也难以承受。以资金论,按每养一头猪需流动资金1500元计,共需流动资金4万5千元,400个大户计需流动资金1亿8千万元,即便能由银行供应,一次拿到手里,用上4——5个月,其利息的成本,能承受的起?这就说明,新形势下促进养猪业的发展,如果还停留在原有的工夫上,是无济于事的。
市场农业,给农业生产的几大要素都带来了变化。在劳动力上,大多数出自农村的劳动力外出了,不少农户已快两代人没下过田了;在资金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进入农业是不平衡的;在农地上,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变为无地农民,依靠经营面积上的规模生产,在现有的制度下,难度不少;还有进出口对农业的影响。
以上的现实说明,当前和今后,农村、农业、农民中还有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发生出来,而其首先影响的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城市,是非农业人口的食品安全。因此,要有更多的政策规划设计者、学者,及时地深入农村第一线,与基层的同志一道,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此,就要更好地利用《中国乡村发现》这个平台,让学者、政策规划设计者和实践工作者在这个平台上,平等对话,相互交流,有机统一,愿《中国乡村发现》更加发现多多,创新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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