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作家浩然与世长辞,享年76岁。28日,浩然的追悼会将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围绕在浩然头上的争议以及众说纷纭的评说,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标本。

      “作为一个作家,浩然是勤奋和本分的,同时,他也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来自时代和他自身的性格。”现任《北京青年报》副刊部编辑陈徒手说。

      陈徒手,曾于1998年在采访浩然,并在2000年出版《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2月24日,陈徒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披露了这位已经与世长辞的作家晚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革后长期失意夫妻关系不和

     

      陈徒手介绍说,1954年,22岁的浩然以小学三年级的学历调入《河北日报》通州记者站,不久后到《河北日报》编辑部,之后一路顺风进入中国作协。

      文革开始后,浩然于1966年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之后由军宣队推荐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夏,被江青确定为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拟接替袁水拍(据刘庆棠回忆)。甚至坊间还多有浩然与江青关系的传说。

      “文革结束后,浩然受到审查,没有整过人,没有问题,但从此进入人生的低谷。之后引发的三次争议,都一次次让浩然非常郁闷。他晚年生活的不幸,乃至脑溢血都和他那种委屈的心情有关。他一直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老舍自杀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人来了解过,加上老伴身体不好、夫妻关系不好,老年的浩然让人觉得很可怜。”陈徒手说,“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陈徒手甚至为浩然的早逝感到惋惜,浩然身在农村,身体底子很好,“如果不是文革后长期的失意、郁闷,本不至于这么早离开人世”。

     

      不能接受称呼文革为“浩劫”

      目前,对浩然作品的争鸣,更多地来自对他职业经历的关照,对他作为文革时期仅存的幸运儿的鄙视和拷问。

      “活在那个年代,他也是没办法。”陈徒手以自己的采访经历告诉记者:文革时,浩然也知道之前农村有饿死人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不能写呀”,也是有点身不由己。

      文革结束后,浩然似乎还一直活在“毛泽东时代”,认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做了一个作家该做的”,甚至不能接受称呼文革为“浩劫”和“动乱”,似乎还一直活在“毛泽东时代”。1990年代,浩然也对过去有反思,但仍然很固执,对文革、对江青、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一直有自己固定的看法,不愿改变。

      “他是既回不到过去,又走不出来。”这是陈徒手对浩然悲剧性的总结。

     

     

     

      学生张爽为浩然辩解

      他至死都是一个农民

     

      对于浩然的争议,一直有声音说他是“傀儡”、“御用文人”,一个“政治的传声筒”。对此,北京作协委员、农民作家张爽说,“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站着说话不腰疼”。2月25日,在张爽在和记者的通话中,他称浩然为“恩师”,“我和他接触了近10年,他始终是一个作家,非常关心农民,关心出身在农村的青年作家。”

     

      江青让他搞创作,能不去?

     

      “固执、内向,是浩然的性格,这让他一直不能从过去走出去,这也让别人老批评他。别人的不宽容,让他很难受,但是内向和固执,又让他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所以,老师那种苦闷的情绪一直在发酵,一直很不开心。生病过后,每每想到过去,还流过泪。”张爽说到此,非常痛惜。

      但是,“老师有什么错呢?上头叫你做事情你能不做吗?江青让他坐直升飞机、带着她的亲笔信去西沙搞创作,浩然能不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由得着自个儿?”张爽觉得人们对浩然太苛求,“不能把对特定时代的不满,发泄到一个人身上”。

     

      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在打听了记者的年龄之后,张爽非常诚恳地劝告记者去读读《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你这个年龄肯定没读过,你去读了就知道,他写的农民是多么生动,对于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我所知道的,问100个40岁以上的北方农民,90个都知道浩然。有些人老在攻击浩然老师,说他为政治服务、根本不了解农民……他至死都是一个农民,贫病交加。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对他的批评和争议,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出历史的漩涡,超越特定的历史年代。没有浩然,文革中的怪事就会少一些?据我所知,浩然没有做过坏事,他一直都是以作品来说话,始终坚持一个作家的本分。”

      “评价一个作家,不要脱离时代的背景,要关注于作品本身,有更多的理解和关怀。”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浩然了

      一段无法选择的文学记忆

     

      他的去世,将一个40岁以下的人并不熟悉的作家带入了大众视野。但回到30多年前,几乎所有人,“哪怕一个不识字的农民”,都知道《金光大道》、《艳阳天》,知道有个著名的作家——浩然。天涯网友赵勇说,“那实在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年代:不是我们选择了浩然,而是我们被选择来做了他的读者。”

     

      大家排着队争着看他的书

     

      “他是我少年时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学记忆。”家住渝中区的薛应秋女士回忆,30多年前,初中毕业后的她在彭水鹿鸣公社当知青,“那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小孩子下地干活之余,想看书。但许多文学名著已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恰好当时不知谁带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大家排着队争着看。那个时候,似乎只能看到浩然的小说”。

      那是一个“八个样板戏加一个作家”的年代。诡秘的历史波涛将浩然推上了一个“众人的喉头都已喑哑,唯有他意气风发”的舞台,使他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作家。

      “我感觉他把人物写活了。他笔下的那些北方农民,虽然和彭水乡下的农民不同,但你觉得那就是农民,是农民说的话,是农民做的事……”薛女士说,“现在回过头,除了指责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太过高大全外,他无疑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浩然,甚至很多人都不看小说了。但用浩然的那种思路创作出来的小说,放在现在,肯定没有人看。毕竟,时代不同了,一切都变了。”薛女士说。

     

      澄湛的“浅”和朗悦的“俗”

      著名文学批评家雷达认为,“浩然作品中那淳朴的民俗美和线条单纯的动势美,让我们觉得它浅俗和单纯,缺乏深沉、悲郁的涩重,但这‘浅’是澄湛的,‘俗’是朗悦的,‘单纯浅’是朴真的。”

      雷达称,在他的小说里,农民式的喜怒哀乐声息可闻,农民的性格——哪怕是外在的性格,鲜活跳脱,错杂缤纷,这些成就了他。尤其是他的语言,气味清新,节奏明快,杂以口语,又不失幽默。

      2月22日,在雷达的博客上,他写道:“仅以上面的话,表达我对曾经以其作品感动过我的,重要的、充满矛盾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浩然先生的深深悼念”。

     

      我们被选择做了他的读者

      “时代不同了,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浩然了。”就职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转》作者郑实说。

      他表示,浩然从大红大紫到落寞离去,是一个时代发展轨迹的侧面,“现在,不可能出现文革时只有一个浩然在写作的情况。作家的创作空间,越来越摆脱了政治、政策和钳制,不用大唱颂歌,不用瞻前顾后,不用任务安排。自由的空气,是浩然们感受不到的。时代的悲剧、个人的悲剧都不可能重演。”

      “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阅读经历,浩然给我留下了独特的记忆。”天涯网友赵勇说,“那实在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年代:不是我们选择了浩然,而是我们被选择来做了他的读者。”但作为一种时代的烙印,“它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欲忘不能。”

  • 责任编辑: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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