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我曾经计划去三亚,当时知道孙老师也在那里,就跟他通了电话,他说春节期间住地很紧张,很热情地帮助我联系家庭旅馆。后来,因持续暴雪航班取消我未能出行,原以为这样只是失去了一次与孙老师见面的好机会而已,没有想到这却成了永诀。



    很多年来,以孙老师为代表的一群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执着于在浩瀚大漠中间不计成本和代价地经营着小块绿洲,给那些在精神荒漠上中间艰难跋涉的孤独旅人以鼓励和希望,为那些在压抑和愤懑中间孤独徘徊的精神旅人,守护着那一抹亮丽的绿色。正是他们不计代价地经营着孤独者前行线路中间的精神驿站,鼓舞了很多孤独的旅行者,让他们勇于前驱。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位来自南京工厂的工程师,述说自己在工厂生存环境中间的孤独和精神苦闷;述说他到北京见到参观毛泽东旗帜网站、乌有之乡网站时感受——就好像是回到共产党人跋涉千里回到延安一样,并为此情难自禁而流下激动的泪水。



    我认识孙老师,是在他作为一群老共产党人中间的“少壮派”,主持“毛泽东旗帜”网站之后。那时,《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两份杂志已经被某高官下令关闭,而一些共产党人认定自己的历史使命无可逃避,他们视残民祸国者如寇仇,继续创办毛泽东旗帜网站,而呐喊不止,继续鼓励那些在沙漠中间跋涉前行的人。



    主流知识精英们所叙述的党史国史,在我的心目中间早已失去了起码的信誉。但是,自己又迫切希望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希望对于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的真实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在2003年秋天到北京找到孙老师,他热情帮助我联系老同志,安排时间进行访谈学习。正是在与许多老红军、老八路的面对面交谈中间,我获得了很多书本上从未传达的内涵,部分地把握到了老革命家那一代人做出特定选择的具体场景感。从而也了解到为什么这许多耄耋之年的革命家,自己有优渥的待遇,还念念不忘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那是从战争年代就与底层民众结成的“鱼水关系”——有些人进城后做了大官就与时俱进地割断了与老百姓的联系,但是,也有许多老革命家却选择把战争年代老百姓的种种支持,看作是需要个人负责的“良心债务”,甘愿背负一辈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杂志被封闭之后,就转移到网络上,仍然呐喊不已的原因。



    在邓某人上台之后,“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已经成为最严厉的党纪要求,公开地全面反驳最高官员的瞎说,已经成为政治自杀行为。但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不识时务,即便是在《中流》杂志被封闭、有人滥施淫威对老同志进行“自由限制”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勇于站出来反驳那种站不住脚的胡说八道。在江某人担任总书记期间,一份要求其下台的纸面声明,在一些老党员中间流传并得到许多人的签字支持,据说,在签名被强行终止之前,已经有五十多位老共产党人签下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名字。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临终之前,仍然念念不忘提醒大家,要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那样的人。



    越是对于权势集团失望,就越是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信任和厚望。一些原本跟着邓某人走的同志,看到了这些年来老百姓生存状态的极大下滑,让他们无法满足和陶醉于自己的优渥生存状态,认识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困惑之后继之以清醒,许多老共产党人逐步获得了对于晚年毛泽东的新认识,孙老师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记得在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办公室里听到这样一段对话,一位关心网站生存的热心人提醒说:“老孙,你们网站上有些言论要为江青和文革平反,这个会不会太激进?”孙老师原本已经走出了办公室大门,他听到这个话特意返回来说:“平反肯定是要平反的,对文革的评价还是要回到毛主席的‘三七开’。”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对于政治和国家管理的参与,如何看待作为“外行”的群众参与政治所带来的种种代价,这是考验一个人到底是站着大多数一边还是少数一边的试金石,这是考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名副其实的最终标准。许多人包括孙老师都曾经相信过那样一种说法:只要公有制经济基础加上优秀官员和技术专家的专门管理,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将会得到持续改善;在这个说法中间,社会主义事业未能达到应有的兴旺程度被说成因为“群中大民主”的干扰和破坏。孙老师曾经告诉我说,他自己是“陈派”,在北京日报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批邓了,这一批邓工作进行了二十多年。历史总是在不停地演进,各种说法和所谓的理论乃至重要思想,都得在这个无情的过程中间进行检验,区别在于:有的人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去看问题的,但是,也有的人能够超出自身的狭隘利害关系来看问题,历史检验的结果常常会及时改变后一部分人的看法乃至信念。人民群众丧失了政治参与机会之后,中国终于丧失了除了社会主义名义之外的一切制度成就,许多老共产党人在这样的严酷历史检验面前,又产生了新的认识。



    马宾老曾经公开主张,中国应该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让人民群众来显示自己的意愿并做出选择。已故的老同志李友九生前曾经评论说:苏联和东欧都资本主义化了,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具有普遍性;马宾马老说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条件恐怕不成熟,中国现在这个样子了,三中全会方向就错了,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从必要性上讲是应该的,但是没有条件。



    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和运行,都必须落实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精英阶层的“民主选择”中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位置,所以,无论群众参与政治的社会代价有多大,都必须承担,没有“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作为政治上的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的声音在精英阶层中间永远是少数,靠少数真共产党人的力争和执着(也许就是被一些人批判为“僵化思维”),是无法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事业的,这也许是孙老师在“批邓二十年”中间的切身感受。



    以孙老师为代表的那一批共产党人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强权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人们原本是可以超脱一己狭隘的利害算计而存在的,也是可以超脱自己的狭隘利益来看问题的。孙老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所经历的认识曲折对于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那些人可以封闭杂志,可以迫使“毛泽东旗帜网站”处于“半关闭”状态,但是,他们终究无法阻挡人们走出那些编制精巧的谎言,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终究要把他摔垮,让张贤亮这样的精英人士在政协里去设法“刹住毛泽东热”去吧!



    愿孙老师安息!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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