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家店村的九组位于村内最远最高的自然村,村部有一条简易的土路通往九组,可通三轮车和摩托车。我从村部走到最近的一户人家,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考察九组近几年的变化,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或许给我们揭示了乡村社会的变迁的一个粗略的逻辑。
先来看看九组的大致的居住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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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 时间 |
李 |
吴 |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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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 |
人口 |
户数 |
人口 |
户数 |
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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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11 |
72 |
3 |
22 |
14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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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15 |
45 |
6 |
35 |
21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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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 |
8 |
14 |
5 |
11 |
13 |
25 |
1982年的数字是当时分田到户时的数字,2007年的数字则是我调查时的数字。九组住着李、吴两个姓,从表中可以看出,从户口上看,九组现有21户,80人;但是,在我调查的时候,我和我的调查对象仔细清点了一家一户的情况,计算出现有人居住的户数是13户,而人口才有25人。如果把2007年的户籍上的人口情况和当时的常住人口状况进行对比,是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首先看看两个数字的不同,户籍上的户数是21,但实际居住在九组的只有13户,换言之,至少有8户人家已经没有人居住在九组了;从人口的差别也可以看出来,户籍人口应该是80人,但实际上只有25人居住于此。其次,计算一下户均人口,户籍上的户均人口是4左右(80/21),而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出来的户均人口则为2左右(25/13),户均人口减少了一半。
解释数字上的差异是比较容易的。户籍户数和实际居住户数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搬迁。九组在1981年就开始有人外迁,当时还是处于集体化时代,因而,这一户人家并没有在表中的数据显示出来。分田到户后的十几年的时间内,九组并没有人外迁,真正大量外迁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并且主要是近几年的事。正式搬迁的结果,导致了至少8户人家全家外迁。但是,大部分人家则还留有部分人口在九组居住,一般老人并不随着搬迁,如此,可以解释为何常住人口的户均人口如此之低——实际上,户均人口2人,基本上是两个老人的状况。
收集了九组外迁的户数及流向,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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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 |
户数 |
流向 |
户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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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 |
4 |
石镇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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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滩 |
3 |
草盘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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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 |
4 |
五冲村 |
2 |
从表中所显示的情况看来,九组一共外迁的户数有17户,而在这个统计口径下,有7户人家没有迁出来。如此计算,九组应该共有24户人家。这与上一张表格所显示的总户数为21户的情况有出入,原因估计在于统计口径的差别:上一张表格的户数是按户籍计算的,而这张表格则是按照自然的居住和生活方式计算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并不影响分析;实际上,两个统计是相互符合的:上一张表格只统计了户数和人口,换言之,可以部分反映整体搬迁的情况(8户),但是,并不能反应部分搬迁的情况;而此张表格则反映了搬迁的户数,但是,无法反映整体搬迁的户数,不过,却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未曾搬迁的户数(7户)。
对九组外迁情况进行分类是比较有意思的:17户人家中,大概有7户人家可以认为是搬迁到了城镇,其中,搬迁到城关的4户人家是肯定到了城镇,过路滩是乡镇合并之前的一个小乡,不太清楚这3户人家是否都在乡场上;其余几户人家都是搬到农村,基本上属于从“山头地区”(“上头”)搬到“下面”的情况。而从搬迁的路径来看,搬到城关的4户人家属于外出打工以后一步到位到城关的情况,而其余13户人家基本上都是投亲靠友的状况,这其中,大部分属于搬到岳父母家乡的情况。
至今为止,曹家店搬迁到城关的户数总共才10户人家,但九组就占了4户,占40%,而九组的户数只占曹家店村总户数的7%不到,很显然,九组如此之高的搬到城关的搬迁率,与村内别的小组有很大差别,九组所表现出来的对城关房子的需求,与村内别的小组有很大差别。换言之,九组的村民到城关,有九组自身的特殊原因。实际上,解释这个原因和解释九组村民搬迁的理由是一样的。曹家店村几乎每个小组都有楼房或者将有楼房,仅次于九组的八组也有两座楼房,但是,九组却没有楼房。更能揭示问题的实质是,九组的组长和其他村民都断定,10年以后九组不会有人再居住。
二
解释九组没有人居住的原因就相当于解释了九组村民搬迁的理由。九组组长李向清列举了几个理由:最关键的理由是交通不便,并且,“经济效益较‘下面’差”,“‘上面’体力劳动高些,‘下面’轻些”、“‘上面’种粮食不行,野猪对农作物的危害大”。李向清的解释非常实在,不过,仔细琢磨其推演的逻辑,却非常有趣。李认为,由于交通不便,导致了“上面”和“下面”有巨大差别,比如松树,“下面”是700元每立方,而上面才100元每立方,天麻也是,“下面”如果是10元没斤,“上面”则才8元每斤,总而言之,山上的资源要变成经济,必须“肩挑背驮”,成本极大。
李向清的解释,有两个方面是很值得琢磨的。一是什么时候交通变得很关键了,这是一个问题,换言之,需要回答的是,九组的村民几十甚至上百年来都生活的地方,竟然因为交通的问题而要逃离家园了;二是李的解释始终围绕着传统农业和兼业的生产进行的,从而最终论证现在九组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并不好。1998年左右开始,曹家店村开始规模修建组级公路,到2002年左右,已经基本上修通。曹家店村的情况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差不多,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尤其是涉及到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于这段时间完成。由于八组和九组是属于村内最为偏远的地方,工程比较大,因而,放在了最后曹家店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九组的公路连接着八组的公路。2002年开始,从村部连接八组的公路开始修通,但是,村里面只是组织义务工,并且只组织了2002年这一年,投资方面基本上还是靠村民自己集资。当年八组和九组的村民对于交通的看法,还相当正统,其逻辑是建设美好家园,“生于斯,死于斯”的考虑。几年以后,八组组长王振苏们在八组盖楼房,遵循了当年修路的逻辑,但是,几年以后的九组村民,却有很大的变化,明显发生了分化。
确切地说,九组的交通集中成为问题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情,这时,正是因为曹家店村各个小组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才很明显地让九组村民觉得交通已经成了很大的问题。2002年修路的时候,九组动员了大部分的村民参加修路,但是,2002年以后,参加修路的却寥寥无几,由此,九组作为一个自然村落,其意义对于九组的村民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留下的几个人,修路的努力一直坚持到了2006年,尤其到最后两年,只有一两个人坚持修路,可谓是愚公移山的精神,终于使路到达了九组的地界。九组的修路过程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过程,仔细分析这个不平凡的修路过程,对于理解九组这个自然村的变迁是相当关键的。
分析一下修路时各家各户的情况是比较有趣的,或许可以解释交通和九组村民的分化及九组这个自然村的变迁问题。
有两户人家始终没有参加修路。2002年修路的时候,还是义务工,具有强制性,但是,仍然有两户人家没有投工,也没有投资。其中一户是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妇,其儿子在村内的卫生所,不在“上面”住,共有六口人。还有一户也是一对老年夫妇,两个儿子,一个在乡兽医站工作,一个则在外打工,共五口人。由于这两户人家的不完整状况是比较早,且较为彻底的,因而,如此,家庭的行动就容易出现异化。2002年九组的所有家庭,无论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还是事实上确定自己仍然希望居住在九组,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放弃九组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如此,九组的大部分人是按照当地的乡土逻辑来进行的。但是,很显然,九组的这两户人家显然有条件不按常理出牌:这两户人家的老人以“年纪大了,住的时间不长”为由拒绝投工投资,而年轻人则以“不在这里住,不走这路”为由拒绝。尽管老人和小孩的理由不甚相同,年轻人的理由显然很彻底,其理由在于已经逃离了这个村庄,年老人在小农家庭的不完整的状况下,失去了对整个家庭在村落社会中的预期。从这两户人家的状况来看,正是因为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基础,从而使得不完全的小农家庭的行动逻辑可以突破乡土社会的逻辑,这种突破是以彻底地逃离乡土社会为前提的。
不过,大部分人家尽管也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些家庭在生活的预期上和家庭的意义上仍然保留地相对完整,因而,其行动是乡土性的,2002年的修路,调动了大部分的九组家庭。
然而,2002年以后,大部分人家并不参加修路活动,九组的大部分家庭已经如上面提到的两户人家一样,其生活的预期已经在村庄之外。始终坚持到底的只有六户人家,了解这六户人家的状况,对于理解其行动是很有帮助的。
(1) 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两个儿子均已结婚,但都住在儿媳娘家,且均外出打工。夫妇俩种了3亩田,两亩地,其中,有五分地的茶叶,二亩药材,每年收入万把元。
(2) 是一对组合家庭,男方家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已经结婚,住在儿媳娘家,外出打工,大女儿也马上结婚。女方家带来两个女儿,大女儿打工,小女儿才12岁,在上学。夫妇俩也在家务农。
(3) 一对40多岁的夫妇,上有一个有眼疾的母亲,下有两个上学的一女一子,女儿比较大,今年12岁。种了5亩地,其中,3分地的茶叶,5分地的药材,“全靠卖功夫”,生活比较困难。
(4) 一对30多岁的夫妇,上有一个父亲,下有一个12岁的儿子。儿子上学很不方便,逼着父母要搬家,于是,于2007年搬到了石镇。
(5) 单身汉兄弟,都已40多岁,还有一个70岁的老母亲。哥哥智力有问题,弟弟外出打工,五六年没有音信。老母亲当家。
(6) 一个72岁老母亲和一个40多岁的智力有问题的单身汉组成的家庭。也是母亲当家。
对比一下上文提及的不参加修路的两户人家的状况是非常有趣的。在这六户人家中,家庭的不完整有本质的不同。进行简单的归类,可以看出三类:一是(1)(2)户人家的情况。此类家庭是曹家店村比较典型的不完全小农家庭,具有两个生产单位和两个日常生活单位,但是,拥有两个会计单位。换言之,已婚子女自己有一个会计单位,其行动逻辑并不影响中年夫妇构成的一个具有会计单位意义的小农家庭的行动逻辑。对于一对才50来岁的中年夫妇而言,并没有附属于已婚子女,可以自成相对完整的小农家庭,其自身可以建立生活预期。这种不完全的小农家庭,显然并不同于那两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妇,其自身是没法建立生活的预期的,可以这样认为,是附属于儿女身上的——也正因为此,其行为逻辑受制于子女的行为逻辑而不参与修路。如果说一对70多岁的夫妇可以用“年纪大了,住的时间不长”为理由拒绝修路的话,那么,一对50多岁的夫妇显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二是(3)(4)户人家的情况,说到底是完全的小农家庭。这两户人家并没有人口外流,并且,生产和生活的系统是相对传统的农业及其兼业。这类人家甚至比第一类家庭还积极融入地方的乡土社会当中,因而,积极参与修路是自然而然的事。三是(5)(6)户人家所代表的情况。这类人家实际上是传统上的不完全的家庭,是残缺家庭。在乡土社会中,此类家庭作为弱者,是可以在公共事物中承担相对少的责任的,但是,作为当事者的家庭,却也因为积极参与而活得乡土社会的认可。九组的这两户人家,在70多岁的老母亲当家的情况下,显然在践行最为传统和纯粹的乡土逻辑而积极参与修路,并获得别的农户的尊重。
九组的这六户人家,无论是较为传统的完全的小农家庭,还是传统的残缺家庭,恰恰不是九组及曹家店村的主流的家庭形式。但是,第一类的家庭形式,却是曹家店村的主流的家庭形式,这种有相对完整的意义系统却内部界线相对明晰的家庭,为乡土逻辑的贯彻提供了社会基础。
三
然而,在不完全的小农家庭占主导地位的曹家店村,在乡土逻辑吸纳现代性的曹家店村,九组修路所彰显出的纯粹的乡土逻辑却多少有点异类。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村落资源的外流而非村外资源的吸纳。九组的修路,主要靠的是完全的小农家庭和传统的不完全的小农家庭的主导,而大量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不完全的小农家庭并没有介入其中,并且,即便是介入其中的,也没有将村庄之外的资源通过不完全的小农家庭输入乡土社会当中,而仍然是依靠会计单位相对独立的家庭的一部分。九组修路的乡土逻辑是最纯粹的,但是,这种纯粹的原因不在于乡土逻辑的足够强大,而在于另一种逻辑进入不了乡土社会。
城市生活的逻辑进入不了九组这个乡土社会,不在于九组的乡土社会的特殊性,也不在于不完全小农家庭的实现形式,而在于两者的结合。九组的交通之所以成为问题,实际上可能不在于交通条件如何,而在于这种交通条件对于九组的村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始终坚持修路的六户人家而言,交通仅仅意味著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本身并不会颠覆其在九组的生活意义;但是,对于大部分九组的村民而言,交通意味着乡土社会的维系,当交通成为问题时,乡土社会便无法维系了。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瓦解九组乡土社会的,实际上并不是城市生活的逻辑,而是乡土社会本身的变化造成的结果。因而,进一步理解乡土社会本身的变化就成为理解九组变迁的关键。
沿着李向清的解释路径,交通问题会带来一系列的相关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山上的资源要变成经济,相对于山下而言,会花费多几倍的力气;并且,李还解释了一个相关的变量,即现在的年轻人并不适合干体力活,换言之,体力劳动的多少相应地成为乡土社会能否维系的一个关键因素了。如此,交通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及兼业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曹家店村及九组的村民长期居住在山头地区,其耕作条件并不好,并且,其山多为灌木,乔木极少,山上的产出也不高,长期以来,曹家店村人的生活是相对贫困的。生存经济下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对交通和体力并没有苛刻的要求。实际上,曹家店村人长期以来是适应高强度的劳作的。曹家店村的田分为两者田,一种是麦田,一种是白田,白田的泥层厚,都是淤泥,因而,插秧之前得花费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割草填田,而所有的田,在没有下粪之前就不能插秧,如此,曹家店村的农业生产,仅插秧这一道工序就得花费极大的功夫。在芒种和夏至之间,得在半个月内完成如此之大的工作亮,加班几乎成为定律,也正因为此,曹家店村在集体化时代,农忙季节有更战、早战、夜战之说,而正常的劳动时间也是从早上天刚亮劳作到晚上天黑。
曹家店村的村民为了获得粮食,不惜花费极大的劳力和时间,显然不在于说曹家店村的村民不知道效率之说,也不在于说曹家店村的村民不知道劳累之说,可能也不在于说集体劳作制度强制性本身(相对自由的副业生产,以及非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劳累程度不亚于集体时代),而在于生存经济的压力。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和长三角的农村时指出,中国传统和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都具有内卷化的特点,通过不断加大劳力投入而换得经济增长,但是,效率却没有提高,即有增长无发展。内卷化的农业生产,同样切合于英山农村,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劳力的投入本身,甚或说体力投入多少,并不是问题。简言之,当生产本身作为生存之需时,对于体力投入之多少就不太容易成为问题,对于生产效率的考虑和轻闲的讲究就会让步于生活资料的获得。
但是,自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始,农业生产的非体力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很显然,农业生产之非体力化的作用却是近年才发生的事。这其中的缘由,主要有两点:一,很长时间以来,尤其是组级公路以及机耕道未曾发挥实质作用以前,农业生产的非体力化的改造,仍然是通过体力的投入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突出地表现在曹家店村集体时代的大寨田的建设上——1970年代,曹家店村专门组织了10几人的“专班”,专门在八组改造大寨田,连续搞了几年,知道分田到户。农田基础设施的改造,其过程和结果是相当不同的,改造的过程并不容易凸显出非体力化的效果;二,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农业生产系统内,各个地方的差异并不容易凸显出来,换言之,当农业生产作为“主业”不仅体现在生活的预期上,还体现在收入比例时,农业生产区域的内部差异并不容易凸显,农业生产本身的效率并不容易成为一个关键。但是,一旦这种封闭的农业生产系统被打破,尤其是打工经济成为主要的兼业时,农业生产的效率本身就成为问题。曹家店村内部各个小组的生产效率的差别,实际上也通过农业生产本身的转换凸显出来。1990年代末以后,组级公路大量修建,与此相关的是,农业及兼业的致富经济性质明显地凸显出来,生存经济被改变,尤其是茶叶经济进入曹家店村以后,效率的计算不断地上升。
打工经济进入曹家店村,对于九组村民的对体力活的考量而言,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直接的在于它使得农业兼业的性质进一步明确,致富经济成为兼业,甚至农业生产本身的主要逻辑。一旦致富经济代替了生存经济,交通及其相关的体力的考量,就成为必然。
四
近年来,九组的村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体力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多办法,在2002年,绝大多数九组的村民选取了修路的办法,延续了几十年来改造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的非体力化的做法,但此后,九组的村民明显地发生了分化,对于老年人及无法逃离九组的村民而言,继续了传统的做法,而对于大部分中年人而言,选取了逃离九组换取体力活相对轻一些的“下面”的生活,主要手段是搬迁,而对于年轻人而言,采取的形式更加有趣,到女方家上门或者类似于上门的做法。
仔细分析近年来九组的婚姻,是相当让人惊讶的。
九组总共有4个光棍,其中两个45、6岁,还有一个41、2岁,另一个为30多岁。其中,有两个是残疾人,“智力有问题”。
九组20-30岁的,没有未婚男青年,都结了婚,并且,都是2005你啊左右结婚的。
可以这样认为,九组的婚姻状况,在曹家店村是比较正常的,和“下面”没有多大差别。
不过,再看看九组的另一种婚姻状况,很令人吃惊。九组20-30岁结婚男青年,共有7个,7个无一例外都到女方家去了。更为诡异的是,这些到女方家的年轻男子,都是在外打工自由恋爱而成的,且女方家都在曹家店村周围村庄。
九组的男青年们,通过自己的婚姻离开了九组,这种选择,极其有趣。这些到女方家住的新婚不久的男子,对方无一例外都是独生女或没有兄弟只有姐妹的家庭。李向清在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也感觉有点哑然,其解释在于,九组的年轻男子在和女方谈恋爱的时候即注意到了对方的家庭情况,换言之,都清楚自己将来是有可能到女方家居住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的是,为何九组年轻男子都可以找到附近的女子,李的解释是,英山农村的大部分人都在上海打工,因而,很容易通过老乡关系确立恋爱关系。九组年轻人的通婚圈显然并没有脱离传统的通婚圈,但是,婚姻的形式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7对年轻夫妇,没对夫妇都生了一个小孩,其中,7个小孩中,有两个和女方姓,还有5个和男方姓。按照当地的说法,其中的两个是真正的“坐堂女婿”,其余七个都不是上门女婿。不过,李向清觉得,两者其实没有实质差别,都是到别人家里住了,唯一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后代”。九组的人们保留后代的做法是通过“典礼”的形式。“典礼”本身是一个仪式,不过,同样和正常的典礼很大不同,基本上不买什么嫁妆和家俱,因为不住在夫家,只是通过典礼请客而已。
不过,对于九组的人们而言,在哪里“典礼”显然有很大的差别,其实质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有后代。九组的人们面对这种差别,采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即通过养老的放弃来换取婚姻的实现及后代的延续;而相对于女方而言,则是通过放弃后代的延续来实现养老的功能。九组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执着,要大于对养老的预期,一如女方家对养老的预期大于对后代延续的预期。
九组的年轻男子通过上门解决了婚姻问题,而八组的情况也很有趣,他们是通过外来媳妇解决问题的。八组的人口和九组差不多,先共有8个外来媳妇,其中有5个是外省的媳妇,还有3个则是外县的媳妇,其中,两个外省的媳妇,孩子分别有16岁和15岁。八组的年轻人结婚,与九组及曹家店村人的婚姻已有很大不同,婚姻仪式已经极为简单,不过,八组的外嫁女并算多,总共有3个。
将九组的情况和八组的情况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九组已经被认定为是“十年以后没人住”的地方,换言之,九组是一个将要消失的村庄。从种种迹象来看,九组的村民已经在做逃离九组的行动,无论是盖房、还是婚姻,都表现得极为彻底,但是,这种做法,却饱含着浓厚的乡土逻辑,九组的村民实际上仍然是在乡土社会的逻辑里面行动的,但是,却在引起乡土社会的巨大变迁。八组的村民显然并不如九组村民那样放弃家园,其预期是很乡土的,然而,这种乡土社会的保留,却是通过跨省婚等行为来得以实现的,并且,相应的带来的是,小农家庭的行动的乡土性出现变化。
九组的乡土社会变迁,既是小农社会内部变迁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口流动嵌入乡土社会的结果。这种变迁的逻辑,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变迁通过几十年的小农社会的改造,最终在近年的高速社会变迁中集中爆发,其表现不仅在于村落社会本身的改变,更在于小农家庭内部的重新组合。而九组和曹家店村的乡村社会变迁,与其原有的乡土社会性质密切相关,因而,理解曹家店村的乡土社会性质是非常有必要的。
20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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