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家店村家庭结构及其不完整,大部分家庭都存在两者生产方式,也存在两个日常生活单位,甚至存在两个会计单位。姜文元家算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的小农家庭,尽管形式上维持着两个会计单位,姜夫妇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农业生产及兼业维持日常生活,而其儿子儿媳则在外做一点小生意并维持自身生活,还有相当的积蓄。姜文元儿子儿媳的积蓄到底要用来干嘛,似乎并不清楚。但是,在曹家店村调查时,听到最多的是盖楼房,并且,盖楼房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从盖房的普遍性来看,曹家店村的非农收入主要用于盖房应该是没错的。
曹家店村这几年盖楼房的极多,在本村盖楼房的有28户,在县城买房的则有10户,这其中,2006年之前在本村盖的楼房只有6座,但在县城买的房却也有6户;从大致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本村盖的楼房集中在2006和2007两年,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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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时间 |
本村盖楼房 |
城关买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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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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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之前 |
3 |
1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0 |
1 |
2 |
0 |
0 |
0 |
0 |
0 |
3 |
0 |
0 |
0 |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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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0 |
0 |
2 |
1 |
0 |
0 |
0 |
0 |
0 |
1 |
0 |
1 |
0 |
0 |
1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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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5 |
2 |
0 |
4 |
0 |
2 |
0 |
2 |
0 |
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1 |
0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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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
8 |
3 |
2 |
5 |
1 |
2 |
0 |
2 |
0 |
3 |
0 |
2 |
2 |
0 |
1 |
0 |
0 |
0 |
5 |
0 |
1 |
0 |
1 |
0 |
曹家店村的楼房所昭示出来的意义是非常有趣的,从此表看出的情况是:一,大量的楼房在这两年拔地而起;二,2006年之前,本村盖的楼房和城关买的房相当,但2006年之后,本村盖的楼房却大幅增加,按照副主任李向荣的估计,2008年还得增加40多座,但是,城关买的房子却仍然没有太大变化。解释这种状况,与曹家店村的不完全的家庭状况密切相关。
我还没来得及调查姜文元家的儿子儿媳的打工收入的预期用途,但是,从已经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人的预期用于盖房子。在我所调查的十二户人家中,支书黄志强家的大儿子在镇上居住,属于工薪阶层,基本上不太可能回到本村盖房,但到县城买房却是一定的;小儿子夫妇两个则在年底从上海打工回来,打算回到家中跑车,其继续基本上用在投资上了,跑车不仅是生活所需,而且是发展之需;副主任李向荣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资店和工资,由于儿子上学,每年得7000元左右,故而,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其预期在于小孩上学;主办李勇的哥哥的打工收入,李勇本人并不支配,只是替其保管,显然,李勇哥哥的收入是为了将来的养老,而李勇夫妇的收入,也基本上只能维持小孩上学;妇女主任郑春英的女儿女婿的收入,“理想”的是县城买房;七组组长汪世荣的女儿女婿的想法和郑的女儿女婿的想法差不多;黄朝度家和王振苏家都已经盖了楼房,黄家在2002年左右就已经盖了楼房,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之前夫妇俩和大女儿的打工收入,儿子当时还在上学,而王家的楼房则是今年盖的,儿子拿了两万元出来,王本人以前也常年在外打工。
从我所调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未婚的年轻人和已婚不久的年轻人对于非农收入的支配是建立在预期之上的,而且,这种预期主要在县城做楼房,但并没有付诸实施;但大部分的中年人的预期是在家乡盖楼房,且大部分人家已经开始付诸实施。这几年曹家店村的楼房拔地而起,基本上都是这些中年人的功劳。
这种情况是与曹家店村的家庭结构之不完整所彰显出来的意义是相切合的。曹家店村在1980年代始即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到1990年以后,则大量外出,从整体的情况来,英山农村外出务工的时间要比全国其他农村来得早。但是,曹家店村的人都认为,在几年前全国大规模治理农民工欠薪之前,打工收入并不多。打工收入真正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是2000年以后的事。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曹家店村村民到这两年算是已经有了积蓄盖楼房了——不过,很显然,这部分村民是早年就外出务工的现在的中年人。而还有一个契机是,从2006年始,新农村建设开始在英山农村有实质性的作用,其中,启动小区建设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小区建设的房屋都是统一设计的楼房,档次并不低,更关键的是,一旦成为一个模式,对曹家店村的村民的促发作用是巨大的。换言之,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成为曹家店村人盖房的一个催化剂。不仅如此,曹家店村的以前的房屋,大部分都是集体时代盖的土坯房,已经到了非换代不可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改善居住条件也成为盖楼房的动力。
二
但是,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即便这两年没有新农村建设,曹家店村的楼房也会不断地出现;而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花费不菲的楼房,装修高档,所有设备一应俱全,“和城里没什么差别”,大部分人家却仍然举债造房;当然,还有一个矛盾现象是,在村内盖房,尤其是在小区内盖房(小区内盖房至少得多10000元左右),已经和城关买房差不多了,但大部分仍然选择在村内盖房,而相反的,从我所调查到的年轻夫妇的想法来看,城关买房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曹家店村的中年人盖楼房,是一种很有趣的结合体。曹家店村的人会赶时髦,楼房的样式换代比较快。大概在10年前,曹家店村出现了第一座楼房,这座楼房为一厅二室,两层,一字排开,门前有简单的走廊,样式极为简单;再到后面一点,楼房变成了两层半,而且,用上了有色玻璃等装饰材料,室内贴地板砖,楼上楼下都有卫生间;到如今,普遍的是新农村建设的样式,两层半,有柱子,欧式建筑,内部装璜则更加高档。曹家店村六组的一户人家,甚至搬来了“上海模式”,室内和室外的风格都和他在上海看到的别墅一样,曹家店村不少村民前去参观。曹家店村的村民认为,只要来了一个最新的样式,就马上会在村内流传开来。曹家店村楼房的高档性及现代性,显然与曹家店村人外出打工接触城市生活密切相关。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接触,说到底就如同楼房的装饰一样,是一种形式,真正的内核在于,楼房的整体本身所代表的曹家店村的中年人们的行为逻辑。
妇女主任郑春英的“理想”和八组组长王振苏建房的理解,很能代表曹家店村的一般人的想法。郑春英觉得,女儿女婿在村内盖楼房,而非在城里面买房子,是因为村里面“出产多”,可以中种水稻、小麦,还可以中茶叶、药材,每年下来,虽然收入不多,但够家用。并且,日常生活所需都可以从田里产出,吃的菜可以自己种,猪可以自己样(曹家店村流行杀年猪),自从修了路以后,生活也算方便;但是,如果到城里住,郑觉得,又不是国家干部,“以后老了怎么办?”,“没有工作,连吃饭都困难”。王振苏的解释也很有趣。八组位于仅次于九组远的高山中,到曹家店村的中心需一个小时左右,交通也不太方便,只能通三轮车。但是,八组已经有两座楼房,爬上山,很突兀地看到两座楼房屹立山脚下,无论如何都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但是,王振苏的解释却很自然。王觉得,把楼房盖在小区,甚或在城里买房,没有田地怎么办?如果在小区居住的话,得走很长的路前往八组种田,无论如何都算是很不“理想”的事。王家的房子在建楼房之前已是危房,王本人觉得家中资金不够,干脆见个新的平房就行了,但是,王的儿子建议,既然要建新房,就不如干脆做个楼房,于是,王借了一些钱把楼房给建起来了。
如此看来,曹家店村的楼房尽管外表豪华,极具现代都市风格,甚至有欧式风情,但是,骨子里面却遵循的是小农生产的逻辑:简言之,曹家店村的楼房是附着在土地上的。曹家店村的楼房其实和之前的土坯房没有实质差别,都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之需。反过来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正是农业生产本身支撑了居所。
曹家店村的农业显然还是村民的主业,但是,这种主业的意义不在于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在于一个家庭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打工收入显然不能支撑郑春英和王振苏等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对于常年习惯于小农生活的曹家店村的中年村民而言,真正能够支撑未来生活的仍然是脚下的土地。当打工收入只是作为一个生活的技艺存在,而非生活的寄托的时候,无论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多大比例,都不可代替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如此,打工收入对于曹家店村的村民而言,的确和传统的农业兼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曹家店村的打工收入的兼业性质,就如其家庭的不完整性所彰显的一样,尽管在日常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甚至会计单位中呈现出两个单位,从而导致了不完全的小农家庭状况,但是,曹家店村人的家庭却在意义系统上保留着,因而,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也正因为此,外出打工的收入以及生活系统是围绕着小农生产和生活进行的。这种状况,主要体现在小农生活的逻辑可以贯彻进不完全小农家庭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曹家店村中年人的打工这个兼业收入,主要的并不在于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而融入城市生活,而在于城市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系统被吸纳进农村的生产生活系统之中。
不过,更有趣的是,楼房这个集现代性及乡土性于一体的事物,却能够在曹家店村遍地开花,解释从土坯房到楼房的转变是比较容易的事,简而言之,打工的收入的确和传统的农业兼业有很大的差别,打工这个兼业的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主业”的收入,也正因为此,曹家店村的中年人可以支撑的是楼房而不是土坯房。但是,曹家店村并不是每户人家都可以在这两年内盖起如此豪华的楼房,也并不是每户人家都必须盖房,大部分人家是借钱盖房的。解释曹家店村人盖房的积极性可能还不仅仅在于曹家店村人对楼房的实用性的问题,实际上,大部分人家的楼房并没有多大的实用性,正如不完全小农家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样,曹家店村的中年人实际上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单位都不在村庄内而是在城里。如此,楼房的意义可能就不仅仅在于居住本身,还在于居住之外的象征意义。
三
曹家店村楼房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曹家店村的楼房和曹家店村村民的面子联系在一起。曹家店村喜事的范围之大,让人吃惊。曹家店村人办喜事,不仅全小组的邻居会来,而且,同姓族的也会来,再加上亲戚,普遍达到50桌左右。不过,曹家店村的喜事的举办,主要是因为交往圈的大而导致每家随礼的频次会相对高一些,操办的喜事和传统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一般只有结婚、搬家、生小孩会请客,过生日极少请客,并且是在小范围内请,而丧事办得极为简单,并且,随礼的金额并不大,普通的一般是二三十元。换言之,曹家店村的人情往来实际上并没有向很多地区一样发生了实质性的异化。人情的异化有两种表现:一是人情往来的理性化,人情往来功利化;二是人情往来淡漠,交往圈及交往的频次不断缩小。人情往来功利化的表现在于办的人情越来越多,且人情费用越来越高,形成恶性循环;二人情往来淡漠的表现则在于所办的人情越来越少,并且范围越来越小。两者人情的异化表现虽然不一样,但实质却一样,即人情往来的人情表达及互惠性质越来越少。曹家店村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和之前相比,并没有出现这两者人情异化的情况。
相对而言,曹家店村的人情往来要比其他地区正常得多,这种正常到不在于其往来相对于别的的确而言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在于曹家店村的人情往来,现在的情况和以前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这一点上,可以从曹家店村人的结婚过程表现出来。曹家店村人的人情不仅表现在人们之间的互动还表现出表达性和互惠性的往来,同时也表现在人们举办喜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面子观念。曹家店村人这几年的结婚礼仪,变得越来越复杂,花费也越来越大,不仅得拍婚纱,还得刻碟子,并且,曹家店村的婚姻形势极其正规,礼仪过程和婚事的举办,都安排地极有程序,并且,这些程序都会写出来,贴在堂屋旁,可以随时对照;如此,传统的婚姻仪式也保留得极为完整,在这一点上,很少地方有英山农村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认为,英山农村的这种婚礼状况在侧面表达了曹家店村楼房的乡土性贯彻现代性的逻辑。
了解到曹家店村黄家湾2005年的一起婚礼,整个过程总共分为十部分,做一简单的分析是非常有趣的:
一,结婚典礼开始;二,鸣鞭、奏乐;三,引导员引新郎新娘就位;四,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来宾就席;五,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六,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讲话;七,新郎、新娘行鞠躬礼;八,新郎、新娘交换信物;九,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十,礼成、入洞房、鸣炮。
集体化时代,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婚事简办,但曹家店村人在分田到户以后即开始这样办结婚过程,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是相当有趣的:看看主婚人和证婚人的结合相当有趣,主婚人一般是族内的有威望的人,而证婚人则是村内的正式制度的权威,一般是村支部书记;而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的意义也相当有趣,因为有这一项,说明英山农村的结婚仪式过程已经把正式制度的认定融入进来,就如证婚人和主婚人的结合;而交换信物则一般是结婚戒指等,谈恋爱过程等也是比较现代的事情,尤其是人口大量流动的情况下,曹家店村十几年来的婚姻,三分之二左右是自由恋爱而成的,如此,结婚的礼仪也把现代婚姻形式混合进来。曹家店村的以为刚结婚几年的年轻人甚至说,如交换戒指、介绍恋爱过程之类的礼仪过程就如西方人在教堂里面一样的。曹家店村的婚姻礼仪过程,所内含的因素的确可以令人深思,把制度性的权威认真、国家政权的认可,以及对现代婚姻形式的尊重,统入非常其传统的婚姻形式当中。
曹家店村的支书黄志强自从党上支书以后,有一件脱不开的事就是给村内结婚的年轻人做证婚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有一对新人将于十几天以后结婚,黄对我们说,到时肯定会请他去做证婚人,还邀请我们一起前去参加婚礼,果然,在我们离开曹家店村之前,已经确定邀请黄当证婚人。 黄觉得,之所以请支书当证婚人,是可以让婚礼的当事人“有面子”。如此,“有面子”贯穿于整个婚姻礼仪过程。“有面子”的最直接的表现应该是如何把婚礼办得有排场。妇女主任郑春英已是50多岁的人,但是,谈起结婚,仍然是兴致勃勃。郑在描述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时,有点夸张地描述当时她在街上看到的情景,“一车一车地拉,都是带电的,电视、冰箱、电热器、摩托车……”,郑回忆自己结婚的时候说,那时讲究带角的家俱(桌子、凳子等),大部分最好的人家是十二只角,一般人家三四只角,有十只角就算是非常好的了,郑说,她姐姐结婚时是六只角,而自己结婚时则有八只角,郑在说起八只角时,用手指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显然还对当年的风光出嫁兴奋不已。英山农村出嫁女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赚钱的了,这一点,也的确和大部分地方的婚嫁极不一样。
不过,嫁女儿当中,娘家不会有物质上的收获,对于娶媳妇而言,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和娘家人一样,男方家也得尽量把婚事办得排场,有面子。黄志强家的两个儿子结婚时,黄想到了一个全英山绝无仅有的做法。黄在县气象局搞了两个氢气球,两遍挂上常常的对联,放在房门口,远远望去,在山中飘舞,甚为壮观。黄说,像他家这样办婚礼的,全英山都找不到,因而,黄总是竖起大拇指,说自己家在英山很有名气,很好。
如此,对于英山农村的婚姻礼仪而言,表达性的意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娘家需要通过嫁妆来表达面子,男方家需要通过豪华的礼仪来表达面子,男女双方共同在这些礼仪当中活得了生活的意义。其结果就是妇女主任可以因为几十年前的一场有面子的婚礼来活得现在的生活自豪感,村支书可以因为多年前的风光婚礼,而感觉风光无限。
婚姻礼仪所表现出来的面子观,很能表达曹家店村人的乡土生活逻辑,实际上,曹家店村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这种面子观所卷入。从一定意义上看,曹家店村人生活的精神意义远比他们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来得重要得多。也正因为此,这种精神内核可以把看似现代的物质活动卷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乡土生活逻辑的画面。曹家店村迅速拔地而起的逻辑不在于小农家庭之不完整所导致的打工收入的量的不断增加,而在于打工作为农业兼业的本质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如此,也如曹家店村人的人情及婚姻,面子观的贯彻,使得各种现代因素融入其中,曹家店村人过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追求乡土社会的有面子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子的表达象征,从“角”变成了“电”。
四
不过,曹家店村人的面子观及乡土生活的逻辑,并不表现在所有人身上,曹家店村显然在发生变化。
从曹家店村的楼房的情况来看,2006年之前的楼房,村内和村外没有太大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看,做得起楼房的都算是村内的有条件的人,换言之,无论村内还是村外,实际上遵循的逻辑都是差不多的,村内盖房及城里买房,都可以在村内获得面子。但是,一旦楼房本身慢慢普遍化的情况下,对于村民而言,村内盖房和城里买房就会有实质性的差别。村内楼房的意义和城里的房子的意义对于曹家店村的外出人员而言,所表达的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的不同,具有了不同的生活逻辑。
在村内盖房,其遵循的逻辑在于小农生活的逻辑的,其主要的表现就在于楼房得附着于土地之中,也正因为此,会有妇女主任郑春英的“理想”的解释和八组组长王振苏的高山上的楼房;而正因为楼房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人们生活的预期在村庄内,因而,也就不能不在乎当前的村庄里的乡土生活规则,为着面子,尽可能地盖楼房。而在城里盖房,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在于融入另外一种生活世界之中,表现出来的是楼房其实是脱离于土地的束缚,而是附着在城市生活当中的。换言之,楼房本身象征意义并不太大,其作为居所的含义主导了一切。并且,楼房与具体的职业并没有实质的联系,但与脱离乡土生活的逻辑有联系。曹家店村的年轻人们,已有相当大一部分梦想着脱离村内的楼房生活。正如郑春英的女儿女婿的想法,其“理想”已经不在村内,而在城里。
小农生活的乡土逻辑有两个相关的特征,一是生产消费可以在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完成循环,二是在这个生产消费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规范。当前的乡村,在人口流动规模极大,尤其是小农家庭的不完整已经普遍化的情况下,显然并不存在理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的自然经济,但是,这种逻辑在很多地区却仍然存在。考察这一生产和生活形态的关键在于界定农业兼业的性质。换言之,尽管打工经济为主要表征的兼业形式已经与传统的农业兼业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从曹家店村家庭生活的消费行为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来看,打工收入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简单地说,打工收入背后城市的生活逻辑并没有贯彻到底,而是进入村庄以后,被村庄的生活逻辑所卷入。这种卷入,主要的并不在于家庭生活的实质需求,而在于乡土生活逻辑所延伸出地方性共识迫使人民的象征性的表达行为,打工经济为这种象征性的表达注入了新的经济基础,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新的象征仪式。
然而,很显然,尽管这种乡土生活的逻辑对于不完全的家庭而言,象征的意义要大于实质的意义。但是,对于乡村社会的维系而言,却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在乡土生活的逻辑处于变迁过程中多面表现出来的。因而,在考察小农家庭行动的乡土性后,进一步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及逻辑就很有必要。曹家店村的经验,或许可以解读部分的乡土社会问题。
20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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