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来森 山东省昌乐县第三中学 邮编:262409 Email:lulaisen123@163.com)



    栗色箱柜


    在我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久远的习俗:一个女人,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要到男方一家“填柜子”。“填柜子”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财物,包括被褥、衣服、盥栉用品,以及结婚用的糖果等,全送到男方一家,装入男方早已备好的空的箱柜里。

    这一习俗究竟起于何时?恐怕是不得而知了。但“填柜子”,它的寓意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女子结婚的那一天,送着女儿离门后,父母要将一盆水泼出门外,喻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一样。一个女子,将自己的所有,都填入了夫君家的柜子里,是不是喻示着:装进了财物、装进了爱情的同时,也装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从此之后,就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夫家了;从此之后,夫妻俩就要共同划着这一艘婚姻的船,浮行在生活的河流里。这条河,顺也罢,逆也罢;这艘船,扬帆也罢,倾覆也罢,就只好交给命运和自己了。其实,有多少人已在这条河流里划过啊,结局也无非是那几种,但只要你填过了柜子,你就得划起自己的船,并且力争划出属于自己的航道。

    “填柜子”,今天已经泛化了,或许人们更多的是用它的概念意义。因为旧有的“箱柜”,已被名目繁多的组合家具所代替。

    但从前的“填柜子”确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的家乡,过去的女儿家,结婚必须“三大件”:柜子、箱子、食盒。柜子,是方形的;箱子,是长方形的。柜子要比箱子大些、深些,正应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说的那句话“造厨立柜,无他智巧,总以多容善纳为贵”。食盒,是圆形的,上面覆一圆盖,盖上有一木把提钮。箱柜上,大多装有一虎头状,或蝴蝶状的铜片合叶,是上锁用的。“三大件”都要染成枣红色,或称栗色,俗称“栗子红”,这是一种喜庆、温暖、端庄的色彩,渲染着一种燃烧的喜悦。“三大件”在室内的规制是,最大的柜子在下,上面渐次为箱子、食盒,家庭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在柜子下装一镂空雕花的“柜架”,看上去,显得踏实、稳重。现在,六七十岁以上年纪的女人,大多拥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嫁妆。

    我小的时候,曾亲睹过一次“填柜子”。女儿家,先把被褥等大件的东西放入柜子里,再把衣服、头巾等放进箱子里,最后则把喜庆的糖果放进食盒里。然后端端正正地,在箱柜上分别锁上一把拴有红布的锁,“虎头”闭上了自己的嘴巴,“蝴蝶”收拢了自己的翅膀。女儿家,把自己的爱情和愿望也锁进了箱柜里。钥匙是要掖进女儿自己的腰里的,钥匙的掖起,仿佛意味着她才是箱柜的真正的主人。可我知道,当新娘变成主妇之后,在岁月的风尘里,食盒就会变成主妇的“针线笸箩”,日子的贫穷和琐碎,取代了食盒里的美食,穿针走线,才是农家妇女实实在在的日子。

    我们家,是有两套这样的箱柜的。一套是我的祖母的,一套是我的母亲的。

    祖母的那套箱柜,已是破旧不堪。柜角,磨损了昔日闪亮的棱边;原先刷上的栗色红漆,已是斑驳陆离,像是一张苍颜上缀满了岁月的斑点;虎头状的铜片合叶,尘垢混在青色的锈斑里,画出了些许的无奈和苍凉。看上去,它似乎比我的祖母还苍老。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却贮满了我的幸福和希冀。

    小的时候,一直伴随祖母生活,吃、住都是跟着祖母的。那时,伯父在外地工作,回家时,总会捎一些稀缺食品孝敬祖母,于是,这一套箱柜就收藏了那些稀缺的食品;于是,我就有了最大的口福。冬夜里,我躺进被窝,刚想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就觉得被人推了一下,睁开眼,眼前正晃动着一个红红的苹果;或者,祖母掀开箱子,弯下微驼的身子,手在里面窸窸索索地摸一阵,一个半干的橘子就送在了我的手中。看上去这个橘子似乎已经收藏好久了。闲暇的时候,祖母也会从箱柜里捧出一捧软软的红枣,同我一起分食。我把枣儿一颗颗地投入口中,像一只啄食的雀儿;祖母则放一颗枣儿于嘴中,就用她那没牙的嘴蠕动、咀嚼好久,她总是一边咀嚼一边乐乐地看着我。她那慈祥、和蔼的目光,穿透着我的喜悦。有时,祖母不在家,我也会偷偷地掀开箱柜,找寻那些好吃的东西。一次,小小的人儿用力掀开了最低下的大柜子,踩着脚凳找寻,因为身子前探过猛,人竟然一下子掉进了柜子里。此事,好长时间里成为家人的笑谈。所以,那一套箱柜,就是我的温暖,就是我童年对幸福的希冀。祖母从她的箱柜里,提取了最大的疼爱,倾注到我的身上。因之,每思至此,我就想起祖母那张胖胖的、菩萨般的笑脸,象一轮太阳,照亮和温暖着我的一生。

    母亲的那一套箱柜,记忆中,似乎只是蓄满了贫穷和忙碌。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年秋后,进入农闲时节,母亲就从她的箱柜里,寻出一些破碎的布片,为她的孩子们做鞋袜。母亲先将一块块布片熨平,再在布片间抹上浆糊,将布片粘住、晒干,打成“敪子”,然后,用粗大的麻线,一针一线地将“敪子”衲成鞋底、袜底,或鞋垫。飞的针,走的线,穿在了儿女的身上,系在了母亲的心上;那针针线线,穿行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穿透了多少母亲的岁月。而儿女轻快、舒适的鞋子,却踩老了母亲的红颜。

    最用心、费力的,还是母亲为妹妹们做棉鞋。鞋子做成后,还要在鞋子的头部绣上“花头”,每在这时,母亲就会深翻她的箱底,寻出珍藏多年的彩色丝线。配好色后,母亲就开始绣了。她总是迎着太阳去做,阳光下,花线闪着它亮丽的色彩,母亲的手柔婉地拐着,仿佛在空中画着一道道彩虹。累了,她就抬抬头,顺便在头皮上划一下锈钝的针。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偏西了,母亲就随着太阳,挪动着自己的身子。她努力想从太阳那儿汲取温暖,好让“花儿”尽快的开放。在母亲的手的舞蹈中,“花儿”渐次开放了,最终灿烂成一片,开在女儿的脚上,幸福、满足在母亲的心上。母亲用自己的辛劳,绽放开女儿的美丽。

    祖母的箱柜,母亲的箱柜,那个时代所有女人的箱柜。

    或许,在她们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仰望了,仰望那栗色的梦幻般美丽。可是当这箱柜,陪伴她们走过自己的一生,人已老,花将谢的时候,不知道她们可曾想些什么?希冀过、饱满过、幸福过,抑或失望过、干瘪过、心酸过,其实,这一切已是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已经梦想过、生活过,这栗色的箱柜里,曾装载过她们生命中的一切。

    楸木木桶







    静静地,一只古朴的木桶,端庄地立在那儿,立在一个家庭的现实中,立在一个家族的记忆里。

    木桶,高约一米半,直径约半米。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板,没有刨光,显得朴拙而又古雅,它们以其最美的弧度呈现在那儿,上中下被三道铁圈锢住,看上去结实、精壮,美观而又大方。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表面据满了灰尘,像一个沧桑的老人。它究竟存在多少年了?我不得而知。

    祖母在世时,我曾经问过祖母。她停下手中正做着的针线活儿,迷离着双眼望向远方,极力在时间的隧道里寻觅着。终于摇了摇头,一脸迷茫地说:“记不得了,都是老辈传下来的······”继而又跟上一句:“是楸木做的,结实着呢。我年轻的时候,这木桶是盛钱的,现在都装些什么呢?”语气里,有一种无尽的遗憾和惆怅。

    我知道,在年迈的祖母那儿,她已把自己生命中的最美好,停留在记忆的驿站里了。

    楸木,一种现在近乎灭绝的树种。乡下人通常称之为“楸树”。

    它,是一种叶似桐叶而又薄小的落叶乔木,生长速度缓慢,生长期长。但木质坚硬,木材细致,适于做家具、乐器,及棺椁。而且做棺椁的历史,似乎已经很久远了。《左转·襄公二年》:“穆姜使择美槚,以自为櫬与颂琴。”其中的“槚”就是一种“山楸”。可在我的家乡,楸木作为一种名贵的木材,只是用来做家具的。不知哪一位先辈,就用它做成了我们家的那只木桶,进而装载了几代人的生活和记忆。

    这只木桶“盛过钱”,我听祖母唠叨过多次,也听村庄的老人神话般地传说过,那都是有关我爷爷的故事,我那个未曾见过面的爷爷。

    听说,爷爷年轻时,曾带着全家在外经商。在一个小城里经营着一家木匠铺,一家钱庄(我估计至多是一个放高利贷的钱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他是一个精明的人,更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他大概知道:在对待生活的细节上,一个女人总会十倍精明于男人的。他把已经打理规范的商铺,交给我的“大祖母”经营,自己则终日钓鱼、吃酒,悠闲的如神仙。钓几只青虾,热水一汤,再加进一点酱油、麻油;或逮几只蚱蜢,过油一炸,他就能美美地喝上一壶。但他最爱的美食是“狗肉”,“冷狗肉,热烧酒”是乡下人的美欲,这也固守在他的心里。曾经有一年的“腊八日”,家里人叫他起来吃早饭,他趴在被窝里问道:“割狗肉了吗?”家人说:“大清早,到哪儿去割狗肉?”他答道:“没狗肉,还叫过腊八日?”说着,又懒懒地躺下了。这一故典,传得很响,很是让村中的老年人羡慕。但他在外垂钓,衣着破旧,与人混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他是个有钱人,这一点,倒很有些“良贾深藏若虚”的味道。

    后来,我站在时间河流的这一头,向上游眺望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爷爷还算是一个生活的精致、讲究、风雅的人。不过,真是应了那句话:风雅得有点“俗气”。

    我们两个,处在家族生命时间河流的两端,他居于上游,我居于下游,他终止在上游,是永远不可能在我的河流里下行了;但我却可以,凭着他人的记忆和回想,上溯到他的河流里。我和他在时间的河流里对望着:他,讲究、精致、有钱,但不识字;我,粗疏、囊涩,却认识几个酸腐的字。我和他对望成一种人生的宿命:生命和生命之间,大概就是这样,补充着,又丧失着,很难找到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就是这样的一位爷爷,把我们家的木桶,装满了钱。

    我的舅老爷(我祖母的弟弟)在世时,曾经证明过。他来到我们家,常常述说:“那时候,你们家真是有钱。我给你家当小伙计,木桶里装满了银元和铜板,抓着花多少也没人知道······”他那份贪婪的目光,让我明白,那时他一定没有少抓着花销的。

    这就难怪我的祖母,是如此地铭心于那时的岁月了。可后来,这些钱又都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人述说。但祖母却也反复述说过这样的话:“幸亏钱没了,要不然,解放后就会被打成地主了!”真是“祸兮福之所存也”!

    后来,就只剩下木桶了。并且倔强地留存了下来,留传到了我的母亲的手中。

    我见证、记忆木桶的时候,它只是用来盛粮食了。可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木桶里是很少装满过粮食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生产队给每口人分了八斤小麦,我们家七口人,总共分了五十六斤小麦,这是全家人整整一年的细粮。母亲认认真真地将其封存进了木桶里,平日是绝对不能取用的。待到年终,打开木桶准备取出小麦,磨面过年的时候,却从木桶里倒出了一窝老鼠。老鼠比人聪明,它们从木桶底部打了一个洞,直接把自己的家安进了粮食里。全家人哭笑不得,受穷的日子,连老鼠也是遭罪的。那些岁月,木桶常常张着它饥饿的嘴。

    岁月嬗变,一切都在进步和发展中。粮食已不再是问题,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也老了,我们不再种地,木桶连盛粮食的使命也终结了。后来我盖了新房,木桶的笨拙、灰旧,仿佛成了房中一件碍眼的东西。

    我曾经建议母亲说:“把木桶扔了吧,放在房中太不协调了!”母亲愣了愣,她似乎对我的话感到意外。忧郁地说:“还是留着吧,都是老辈留下来的东西,看着就能记着。”后来,我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母亲将木桶移进了她居住的房间里,端正地站立在了一个角落里。我知道母亲想“记着”的是什么,我理解她的恋旧心理。

    是啊,保留一点“旧”,该多好啊!一个家庭,若还活着一位百岁老人,不仅证明着这个家庭的兴旺,更给这个家庭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安详;一个村庄,最好是有几棵参天的古树,纵是枯枝倒挂,只缀着几片残叶,但它那盘旋屈曲的虬枝,仍会演绎着这个村庄历史的风烟。若是村头再有一座苍然的古庙,梁柱上再生长出一颗酱紫色的灵芝,纵是古庙已醔瓦残破,墙垣残损,那又有何妨?“破”得让人厚重,“损”得让人怀想。

    母亲要保留下那只木桶,大概也是想保留下一份家庭的“厚重“和”怀想“吧?一个传统的家庭,怎能没有几件“旧物”呢?

    原以为木桶移进母亲的房间后,也会象在我的房间里一样,冷冷地被搁置在一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蛛网尘封了。没想到我几次进去,竟发现木桶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只是上面堆满了杂物。

    有一年的春天,我回到家中,正是苦菜长成的时节。父亲找出一把镢,想到山上去挖点苦菜,好让我走时捎上——他知道我喜欢吃“苦菜蘸酱”。可镢竟没有了“镢栒子”,我们只好四处寻找。母亲默然,静静地从木桶中寻出了一只“镢栒子”交给了父亲。

    又是一年的冬天,我回到家时,天刚下过了一场小雪,屋门口的路滑滑的。我正想铲一掀灰渣洒在门口前,却被母亲制止住了。她又是走到木桶前,从木桶中寻出了一块麻袋片,抻直后,铺到了门口前。门口的路不再滑了。

    我惊讶于母亲的“物无弃物”,那只古旧的木桶,贮存了杂物,也贮存了母亲用于家人的一份精细、一份周到。这让我想到了《世说新语·政事》对陶侃的记述:“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初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妨碍。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竹头木屑”,陶公亦废物大用。谁能想到,一千六百年后的农妇,会和一千六百年前的将军,站在了同一道德线上?在这儿,“渺小”和“伟大”叠印重合了。

    那只木桶,还站在母亲的房间里,也许,它还会继续地存在下去,记忆下去。

    一枚铜钱



    一枚铜钱,捏在我手中,我反复地把玩着,端详着。它比一般的铜钱大,边唇厚,阳面印有“崇宁通宝”四个字,钱面已生了一些积年的青锈,可是因了手的把玩,青锈表面滑滑的,温润如玉。我把它放进手心里,稳稳的,温温的,好似躺进一轮青色的太阳。

    铜钱是从母亲的手中拿过来的,只是觉得好玩。那些日子,母亲是把这枚铜钱,用一根红色的麻线拴着,系在她的衣襟上的。闲暇无事,手里停下针线活,村中的一些年老的女人会找到一处聊天,聊她们曾经的如花的灿烂,聊她们暮年的端庄和安详。这个时候,我常常看到母亲,一边仰头聊天,一边手中习惯性地摩挲着这枚铜钱,仿佛在摩挲、体味着她那曾经的岁月,品味那生命悠长的滋味。

    我曾经问母亲,铜钱是从哪儿来的。母亲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当然是不会掉铜钱的。事实是,全家人住在老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围桌吃早饭,忽然就从房顶上掉下了一件物什,恰巧掉在了母亲的碗里。碗中稀饭四溅,粥立即成了一碗黑粥,碗沿上却探上了一根黑红的麻线,母亲顺手一扯,扯出一串铜钱,和一缕呛黑了的红布。母亲笑了,灿烂的如同春晨的阳光——碗里掉进了“钱”,她觉得吉利。

    在我的家乡,盖房子有一种习俗。壁墙垒至“平口”,即“上梁”——支撑房顶的梁木,“上梁”时,要在梁木上绑上几双筷子,串上一串铜钱,铜钱的末端则系一红绸布。“筷子”大概是象征人口,“铜钱”则象征财宝,红红的绸布像燃烧的火焰,取其“人财两旺”。庄稼人盖房不容易,从“上梁”的那天起,就把心中美好的意愿和祈求,交给了现实的、心中的“顶梁”,飘荡在自己的头顶上。

    年代久了,麻绳要腐烂。掉进我母亲饭碗里的铜钱,就是这样下来的。

    好几次,我听到母亲絮叨:“那一年,我们家的日子可红火了,卖了四头猪,庄稼种什么收什么,粮囤都装满了······”母亲叙述时,脸上流光溢彩,她的心完全沉浸在了彼时的喜悦中。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那一年的天空,定然是格外蓝的,阳光明媚得让人想飞翔;那一年的庄稼,肯定是浮漾着一种梦幻般的绿,母亲手持农具,劳作在田地间,心中揣着一个饱满的希望;收下的苞谷挂满了墙垣,满院子是金灿灿的丰收。那种灿烂的喜悦,沉淀为不灭的记忆,转化成一种感恩的情怀,融注到这一串铜钱上。以至于母亲固执地认为,丰收,不是源于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是铜钱的吉祥赐福。

    于是,母亲摘下这枚最大的铜钱,用一根红麻绳系在了自己的衣襟上,终日以手把玩、摩挲,手泽落满了铜钱,浸润着昔日的岁月。

    其实,这枚锈迹斑斑的铜钱,或许还“锈住”了更多的故事。在我的家乡,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人们也会拴一枚铜钱,系在他(她)的手脖或脚脖上,谓之“长命钱”。这枚特别大的“崇宁通宝”或许就曾“长命”过某一位粉嫩玉琢的孩童。

    这枚铜钱的边缘,有一个细小的圆孔,细的仅仅能穿过一条丝线。圆孔的圆润,告诉人们它不是一种破损。也许它曾记载过一段香艳的故事,故事中的那位姑娘,就是用一条红红的丝线,系着这枚铜钱,挂在自己的胸前,作为一种美丽的装饰。象今人戴上的一枚玉坠。于是,这枚铜钱也就存留下一个姑娘的芳泽,也有了自己的一段风流遗韵。

    我的母亲不知道,铜钱的方孔,不仅是一只欲望的眼睛,也是一扇进入历史隧道的门户。

    “崇宁通宝“这四个字,让我们翻开了宋朝的那一页历史。宋徽宗赵佶即位后的第二年,为了表明对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支持和崇敬,改年号为“崇宁”。“崇宁通宝”是徽宗亲笔御书的钱文,这一类钱就称谓“御书钱”,他的“瘦金体”书法在一枚铜钱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清秀骨瘦,铁划银勾”、“撇如匕首,捺如刀”的笔意,淋淋漓漓地洒在了一枚铜钱上。这个政治上的弱智,在他的崇宁年间里,干了一件触怒天意的事,那就是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碑事件。李新传《道命录》:“崇宁三年六月丁巳,诏元符奸党,通谓元祐奸党凡三百有九人,上书刻石于文德殿之东壁。”此碑,直到后来遭雷击而毁。赵佶,金石书画无所不通,却重用奸臣童贯,终于用自己的一笔一画,“瘦”削了大宋的山水,“划”倒了大宋的江山。

    其实,前车之鉴并非遥摇,死于他的先祖赵匡胤手中的南唐后主李煜,阴魂并未走远。李煜沉溺于丝竹琴弦,落了个“垂泪对宫娥”,最后饮下了赵匡胤“赠送”的牵机药,他把自己的身体呻吟成了一张弦弓,可是,他再也不能弹奏他的琴弦了,因为生命陨落,琴弦已经断了。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李煜,耽于丝竹琴弦;赵佶,溺于金石书画。对于一代帝王来说,均属“小道”。李煜本是应当用他的手,撞响国运的黄钟大吕的;赵佶,本是应用他的笔,描绘大宋王朝的锦绣河山的。可他们偏偏务于“小道”,终是不能“致远”。赵匡胤灭掉了一个“小道”的李煜,他可曾想到,他的子孙也会因为务“小道“而亡国?这是不是一种宿命的轮回?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遥遥相对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向对方发出相似的质问?或许他们本就是同一颗生命的魂灵,都是为着灭亡一个朝代而降生人世的。

    历史上,那些曾经轰动和辉煌过的人物和事件,今天是这样的宁静,宁静在一枚铜钱上,宁静在我的母亲的手掌心里。母亲的手牵出了一个帝王,当他们在看不见的时空里对望的时候,我在想:谁更伟大呢?似乎我卑微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一个帝王相比的。可一个祸及兆民的帝王,又怎能比得上一个慈爱一家的母亲呢?

    今天,这枚铜钱捏在我手里,对之,我只能慨然一声长叹!
  • 责任编辑:gj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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