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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昭 2021-11-25 23:54
2021.11.25
1.对《教育思想的演进》的简要梳理
       涂尔干之所以对法国中等教育采取了历史的考察方式,是想区别于认识所谓“属于自己时代的人”,即该种教育理论随时尚新潮变换不断而处处冲突导致混乱,而是要历史性地去梳理、辨析具同等正当性需要与必要性间的差异,从而可能促进一种全新的社会性的教育理论发展。
       简略地概括说来,首先是由于早期基督教非唯智主义的质朴性和强调情感的真挚性,其与日耳曼民族物质、情感、思想上的朴实谦恭具有亲和性,而传教又区别于古代注重具体知识、行为的教授,而是强调培育某种特定的理智、情感倾向,因此不同于之前无关联的多教师分散独立教学,而是建立起了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学校,由此便是法国学校教育的起源。
       基督教僧侣的高流动性及其共同的道德情感使长期动荡更迭的欧洲社会有着潜在的同质性,而查理大帝统一后的帝国为这种潜在的同质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组织力量使其为帝国的稳固、发展服务,由此尘世权力推动下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开创了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出于前述整体心智培养的目标,与认为尘世真理与神圣真理同具统一性的观念,该种教育具有追求把握人类总体性知识的百科全书式倾向,并归总出偏重形式主义特性的“自由七艺”分科,“三科”是其中注重心智认知而具形式性的基础、主导、普遍的内容,“四艺”则是探索实在事物的补充性小众内容。同样是因为当时基督教真挚、质朴的情感、思想特性,“三科”中轻修辞、辩证而重文法。虽然“文法时期”的教育不足以充分培育人清明的头脑,但其逻辑性、辩论训练等特性为接下来的“经院哲学”时期做了一定准备。
       为解决10世纪的纷争而积聚起的道德、权力能量造就了一众吸引人才的城镇中心,使得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其中尤以巴黎作为政治、精神的中心。逐渐溢出的学生使教师被授权得以在教堂附近教学,由此倾向于独立于教堂的教师法团渐渐形成,而基于教师间更多、更紧密的连带关系的环境催发,使得学术有机体观念浮现、被追求,一个具有复杂而含混体系的大学及其各院系便由此诞生,而法团自身一定的封闭特性及对教会或抵抗或庇护的关系,过程中便衍生出了一系列学位考试与执教权等结果。另一方面,由受到捐赠的学子们的“同乡会”演化出的学院,由于其体系化的训练、具图书馆,和由于膳宿制而学生们不至道德败坏等优势,渐成为主流的结构,同时受15世纪法国中央集权特性的影响,大学对膳宿制学院有了日益绝对的管制影响使其成为越来越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由此,大学世俗与教会的双重出身特性决定了中世纪理性与信仰的相互渗透,强调逻辑的经院哲学盛行开来,视辩证法为学问之主、之源,从而决定了论辩与艺学院的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上财富的积累,生活变得愈发闲适、优雅、奢侈,以及政治上各民族国家的成立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冲击,种种变化使得人们对原本简朴、禁欲的生活方式及其教义有了怀疑。由此,文艺复兴产生了过去不曾有的自觉、明晰的教育思想及其对过去的断裂式抵抗,其中重要的两位代表分别是拉伯雷与伊拉莫斯,前者主张通过对任何程度、范围知识的认知激情来充分发展人好的自然本性,并厌恶一切束缚、管制;后者强调本质上是以声誉为动力的说与写的审美能力,将其他知识作为辅助文学性研究的次要知识,对古典语言及礼貌有严格的追求,还出现了学术性练习。该种教育理念因耶稣会在对抗新教等威胁的过程中手段多元而目的绝对的特点,其愈发变得片面、极端,并不强调对古典作品的自主理解,而是在于竞争环境下通过大量高强度的写作练习学会说和写,并且其非历史性、非具体性的片段性摘选也迎合了宗教利益的刻意态度,由此使得学生思考上对复杂性的无视而显非时空性的一般化。
       随新教对世俗的关怀及现实主义者教育理论的发展,18世纪中期思潮达到了高峰,提出教育的宗旨在于确保社会的有效运行,但其观念中还有一系列矛盾,于之后长久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连串挫折而不稳定。
       最后,涂尔干以面对不同的思考对象会发展出不同的思考力为前提,提出以社会性为重要取向之一的中等教育应以培育面对现实的一般性思考能力,即其思考对象应是现实中关于人的肉体、心理和关于物的。但该种科学性思考还需一定对自己思维的主宰能力而要求另一种教育前提,即通过文法、语言的学习来系统性练习分析、综合的思维能力,其重点不在于优美或雄辩。另一方面,通过对精选的具异质性、多元性、时空因果性的历史及文学的学习,培养学生正视现实的复杂性思维。由此,涂尔干强调通过文体、历史、科学的学习来培育强调理解能力、清明思维的新型理性主义。

2.对《国家精英》的简要梳理
       布迪厄旨在通过对相关社会结构与认知构建的对应关系来揭示社会秩序于高等教育场域中日益漫长、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以下对其大体性的部分内容做一简约概述。
       首先是包含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本在内的学生家庭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学生的惯习及其于教育场域历程中的模态轨道, 即决定了于知识型学校、权力型学校与名牌的“大门”学校、普通的“小门”学校两轴构建起的大学结构模型中可能的位置。同时,学生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由对家庭资本结构的差异性感悟所形成的“向性”也影响着其学业资本所能及的范围内的志向选择。另外,学业称号于经济、社会收益上的变现也依赖着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本。
       另一方面,教育场域内也存在着一套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学业分类等级序列及对学生学业感知、评价的范畴,即或属于“自由文化”、需要天赋的先锋学科,或属于“学校文化”、仅需要努力的中庸学科,或具“天赋”与“杰出”品质的“早熟”学生,或仅具“勤奋”等一般品质的“平庸”学生。但以上表面看来“婉转化”、“中立化”的学业评判,实则很大程度上基于学生家庭的资本总量及其结构所能给学生塑造的诸如衣着打扮、风度礼仪等“形体常态”,及家庭资本转换为学生学业资本的能力。在此中,一次次选拔带来的分隔、聚集及彼此社会化使学生间具同质性而具有了某种共同文化,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大小则取决于群体中每个个人的象征资本及可能调动该资本的实际连带关系。所以正是通过上述这种“象征性暴力”及学生对其参与、认同的“共谋”,使社会空间位置于教育场域中制度化仪式的“神化”及学生自我预言的实现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
       此外,学校基于自身的资本总量、结构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升社会对学校象征资本的信仰,同时权力场域中毕业生位置变化的积累也会对学校于位置空间中的等级竞争产生相应影响;同样,家庭也会根据其资本总量、结构而于再生产策略体系中选取诸如繁衍、继承、教育、预防性、经济、社会投资、社会公正等不同的再生产工具或进行资本类别的转换。从而一定程度上整体社会的权力场域与高等教育机构场域有着对应关系,都在争夺对于权力的权力,即对于不同资本类别权力合法化问题的合法原则的支配性霸权的争夺。例如过去巴黎高师与第三共和国间的同谋关系让位给了新的国家精英与专家治国论者,相应的,教师、研究人员的社会位置相对下降,而新精英们凭借世俗权力提升了其于知识领域的权威。再如,随众多条件的改变,资产阶级越来越企图绕过学业资本的门槛而对庇护性学校的需求日益增加,从而使得庇护性学校既渴求获得教学、文凭的认可,又不得不努力使其学业价值体系非学术化。
       最后,以上讨论中的场域结构与场域原动力,即是以客观结构与具身结构二者间的无中介契合为基础的,而该种结构是历史进程中集体的具一定必然性的产物,“不服从于任何规划,不听任某种晦涩的内在理性,但也不会因此而放任自流”。

杨宇昭 2022-04-24 00:09
《寻求空间正义》之小结——索亚之空间转向与空间正义
一.列斐伏尔、索亚之“空间”转向
(1)

一般地,多样而复杂的各式西方哲学都很可能在某些基础上内涵着不同侧重、不同程度的以下经约简化表达的主客二元理念,即现实世界被认为是独立于人及人类解释的绝对实在,为“客体”,而人对它产生的感知、认识、情感等意识,则作为“主体”而区别于“客体”。在此,实在的主要特性存于该实在本身,如尺寸、形状、质量、外延、运动等,可由数学、物理等科学来认知;其次要特性存在于实在与人的联系,如颜色、质地、味道、气味等,因其认知基于人之特有的构造产生,而不具实在性,于纯粹的科学性上不予承认;再有便是称之为第三级的特性,其比次要特性更基于个体之主体性,例如各式先验或超验所提倡的种种体验等。

而列斐伏尔则批判这种基本传统理念下的各式认知为“双重幻象”。

或为倾向于非实在性认知的“透明幻象”,

“都被压缩为关于真实世界的某些可以交流的再现物和再表现物,以至于再现代替了真实世界本身”(索亚《第三空间》)

或为倾向于实在性的“真实幻象”,

“这种真实幻象的‘真实’被缩减为仅仅是物质性的或自然的事物及它们之间直接可感的关系”(索亚《第三空间》)
二者最为约简化处理的简单表达即分别为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客观主义-唯物主义。

对此,列斐伏尔则强调须通过一种“他者化——第三化”的解构与重构方式来破除上述主客二元对立,就此便提出了一种相互间彼此交融的三元辩证式认知。即一方面关注具实在性的诸客体,其中包含人本身及作为形式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关注作为内容的非实在性认知;最后还须策略性地关注、强调实际中实在性客体与非实在性认知间彼此的交互影响与转化。他如此概述道,

“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2)

就此,列斐伏尔针对其情有独钟的空间倾向提出了一组三元概念,索亚则基于此更进一步地进行了确定与丰富而提出了一、二、三空间理论:

(a)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

“是生产社会空间性之物质形式的过程,因此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索亚《第三空间》)
即第一空间所强调的是物质基础,偏重于外在的客观性与物质性;

(b)空间的再现/构想的空间,

“‘概念化的空间······他们都把实际的和感知的当作是构想的’。这种‘构想的’空间还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或设计相连。这种秩序通过控制知识、符号和符码得以确立:它控制译解空间实践的手段进而控制空间的生产。”(索亚《第三空间》)
索亚称其为第二空间,与第一空间于张力中彼此互构,但单独地于概念上索亚则强调它“用艺术家对抗科学家或工程师,唯心主义对抗唯物主义,主观解释对抗客观解释”(索亚《第三空间》)以及其它应归属于第二空间的各式认知;

(c)再现的空间/实际的空间,这是一个既包含着一、二空间又区别于两者的空间,是对两者的肯定性解构与启发性重构,与列斐伏尔所强调的社会性一脉相承,其始终给予各式神秘性与不可知性以宽容,

“这是全然‘实际的’空间,丝毫没有改变棘手的性质,它是展布在伴随着它的形象和象征中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它也是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人种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其他‘此类再现性空间的研究者’,居住和使用的空间。他们只是想‘描述’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不想译解和能动地改变这个世界。”(索亚《第三空间》)
这即是索亚所谓可能无尽地趋向于绝对实在的实际的“真实和想象的第三空间”,于此中各式社会与空间的互构才成为了可能。

(3)

就此,在对“空间”的重视下索亚于传统的“时间——社会”理念中择重加入了“空间”这一要素,其强调于“时间——空间——社会”中不应预设某方面的优先性而同具有相应的阐释权力。其中,“空间——社会”的辩证关系即索亚所言,

“社会进程在塑造空间性的同时,空间性同样在塑造着社会进程”(索亚《寻求空间正义》)
或如大卫·哈维所述,

“空间和空间的政治构建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曾经是城市化制造者的工业化正在为城市化所制造······”(大卫·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

二.福柯之“权力”下的空间中的力量竞争
这里不是旨在针对福柯之“权力”进行论述,而是在于要通过对福柯“权力”的部分内容,及对其他人的相关思想的描述来过渡到索亚之实际的“真实和想象的第三空间”之生产及再生产。

因而我们仅提及以下的内容,第一,福柯之“权力”强调对其的理解不应止步于制度与机构、法律形式或控制系统,而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为内在于各式领域,在彼此变动、多样的相互关系中运作,而不断改变、增强或颠覆着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其次,由能够在不同权力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话语要素构成,多元、变动的话语世界,作为具“策略上的多价规则”的中介而连结着权力与知识,就此才可能进行一般的或更进一步的控制。因此,在这里便初步地显现出了福柯之“权力——话语——知识——控制”这一思想,但我们先就此打住,在此基础上回过头去讨论索亚之空间中的不同力量及其关系。

虽然索亚认识到了、也描述过了“权力”思想下空间中各式各样的力量及其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但是于其中所侧重强调的,以及单独在《寻求空间正义》这本书中所主要讨论的,是如下这样的一对双重力量。

一方面,是于实际斗争中往往占据着上风却很难获取最终的、绝对的胜利,且常具有着强大话语合法性策略的空间之再现与实践。列斐伏尔对其这样描述,

“这是被统治的,因此是被动体验的或屈从的空间,是想象试图改变和占有的空间。它遮蔽物理空间,以象征的手法运用其事物······将非语言的象征与符号构成或紧或松的连贯系统。”(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而在德图赛那里则具体地表现为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宰制性权力及其规训“战略”,即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下,商品化、官僚化种种促推了多元价值向交换价值拜物教的转向,与对立于“全球在地化”的“增长全球化”下的合理化及同质化,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平等地具有实在性的,从属的、外围的、边缘化了的反抗统治秩序的“反面空间”(列斐伏尔)或“对立空间”(德图赛),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它则主要表现为在错综复杂的特定环境中,自下而上的基于各自“社会组成过程”,为寻求个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实践性、过程性的抵抗规训之“战术”。

就此双重力量共同实际地塑造着对空间的认知与实践,同时也在相应地被物质与想象的空间所限制、促进、改变着。

三.空间的力量竞争背后的资本主义市场之一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的动态制度
在这里,当然可以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理论来讨论空间竞争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并且这也往往是十分有效的解释,不论是针对微观、中观、宏观的诸空间范围,还是针对于空间中的(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过程。但是,虽然它是更为根本性的阐释,却也是直接导向了更为彻底性、激烈性的可能;同时,若置于实际应运中,它也往往是需要一个初步的相应态度,而位于了更进一步的操作性的第二位置。因而,我们于此要讨论的是,索亚在面对上述空间之双重力量的竞争时,其更靠近于波兰尼解释的一个态度。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论证了经济是“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同时强调了整体性的市场经济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靠着国家之律法与政策等等的支持而构建、实施的,其须根植于相应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性,而否定了仅凭其所谓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经济的逻辑便可以自然而然、自下而上地生成、发展的可能;再有,波兰尼根据多种层次、多个方面的目的之论辩,决定其是否是为了市场销售而存在,区分了“真实商品”与“虚拟商品”,其中,当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经济的规则不受限制地应运在如土地、劳动力、货币等“虚拟商品”上时便会造成环境毁灭、“撒旦的磨坊”、经济危机等灾难。

因而便有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动向”,一方面是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理论的“乌托邦”,以及市场以资本主义逻辑为动力而倾向于积累、集中的无尽扩张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嵌入”于社会的事实,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于“脱嵌”倾向中必然遭遇的社会之自发抗拒。于此逻辑下便可推论出一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的动态制度,其强调不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制度重构对于调整经济以良好地“嵌入”社会之重要性。

该种态度可以通过阅读如下表述来加以理解,

“我们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一般性命题:第一,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第二,国家与经济都嵌入于具有独特的制度性结构的社会中,而且这种嵌入性对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这种嵌入性是动态的,它经常因那些重构了国家与经济交叉方式的制度变革而改变”。(布洛克、埃文斯《国家与经济》)

就此,一方面,大卫·哈维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道,资本主义发展下空间生产及再生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同时,他还在上述整体性社会系统下的动态制度的态度上分析道,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形势下,权力与资本日益紧密地结为了联盟以彼此扶持各自利益并解决各式大环境下的风险与危机,而现代性城市化就是其结盟下的一种手段与结果。即于“公共利益”话语下对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空间的改建,在解决了过剩资本的同时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纯粹性消费,而原本具共享性的公共资源则愈发或明或暗地转变为了价高者得逻辑下的排他性私有资源,同时土地等资源资本化后的收益及使用价值,其大部头都集中到了财政与资本所有者手中,而下层阶层则于该增长逻辑的过程中被隔离,最后当泡沫破灭的时候下层阶层却成为于个体层面上来说最大的受害者。由此该增长模式是在权力与资本的联合下,结构化、制度化地对下层阶层的权利、利益的侵蚀与剥削。从而各地不断上演的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等的各式运动,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很大程度上便是上述增长模式的受害者对自己城市权力及利益诉求的争取。

四.索亚之空间正义
正是很大程度上对空间的认知与强调,和对空间中多样权力的竞争之理解,以及对其背后资本主义市场之一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的动态制度的态度,最终决定了索亚之空间正义的特性。

首先,在交通运输与传播媒介等科技的发展下,官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影响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延伸至无所不在,因而争取空间正义或城市权的斗争也已扩展至各个区域、各种范围。同时,该种正义既是对结果的追求,更是对过程的争取,即不仅关注结果分配之公平,更是强调对过程的控制之公正,因而,该种斗争便于经济性之外更是富有了政治性意涵。而于斗争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或策略,因“第三空间”理念与动态制度之态度的原因,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组织化策略与政治目标,注重包容、综合、促进性与可行性,倡导多样化、交叉性联盟与联合的组织、动员与汇合,着眼于更加广泛的正义之领域与目标,而于实践中探索到的具体经验则是“劳工——社区——大学”的模式。整体上,其意涵可较大程度地体现在如下这样的一段话里:

“一个正义的空间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植根于积极的、多样的、公共的协商中,寻求通过差异而建立团结的生产性道路。这个空间——作为过程和结果——是由最广泛意义上的公众来定义的;探索其意义的机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正义不是抽象的,不仅仅是传递的或者由国家施舍的,它是一个由那些居住和(再)生产其空间社会系统的人所分担的责任。”( 《批判性规划》 2007 )

杨宇昭 2022-05-27 20:01
波兰尼:《巨变》
一.阅读背景
(1)
最早了解到波兰尼的《巨变》是在大二上学期经济社会学的课堂上,姜老师主要是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地,在复杂的板书结构中提到并略微讲解了这本书的一些主要讨论,当时留了些大致的印象,但也仅是知晓了“大转型”、“嵌入”这些概念,及对其有了初步的理解。后来在阅读一些社会学专业及具一定哲学性的相关著作过程中,其中部分书籍有意无意地引导着我最终去阅读了波兰尼的《巨变》及相关书籍,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尼采《疯狂的意义》、艾默生《艾默生随笔全集》、梭罗《瓦尔登湖》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它们带给我的一个念头是,人类主体性精神认知在相关时间、空间、社会构成的结构涡流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又相当程度地促成了当今成为你我眼前的当今,就此其中一条相当关键的思路是精神认知与生产、再生产等经济活动间的相互形塑,以及其中关涉到的有关权力的主题。在这条思路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趋势是韦伯所提出的形式理性化与工具理性化进程,或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简单地对其进行描述即是波兰尼《巨变》中的“脱嵌”式乌托邦。但对于我来说,前述各式殊途同归的讨论虽然极具洞察力与穿透性地把握住了本质,可对于这个本质似乎依旧并没有十分一击中的地、很清晰地描述出该命题,至少对于我来说略微地感到有些不完全地满意。
(2)
因此我也尝试性地去描述这一主题。首先我区分了根本认知与一般认知,前者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下经验、逻辑,以及自我实现、社会之何以构成等问题,而一般认知则既一定程度上是根本认知的基础,又很大程度上受根本认知的指引,是关乎经济、权力、文化等领域的认知。当然若按着一种策略性的极端式的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认知来看待认知本身的话,人类意识及其下的认知,作为一种“我思故我在”意味下的形式,人类意识是实在的,但是当把意识下的认知作为实在来对待的话,那么实在于真实上的意味便少了一分,即作为内容的认知是非实在的(将康德所谓对“绝对实在”的无限趋近向原始方向推进一步,即尽管在科学认知下,我们以为世界就是那样,但我们所想的终究不是实在的物自体本身。但这并不是在否决人类意识的认知能力与效果,可以借助笛卡尔来对此进行理解,他提出的两个恰好同步运转的精神时钟与肉体时钟或许是对此的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尽管这听起来似乎十分地可笑,但或许人类并非那么地先天相比万物便具有所谓的意义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认知会触发意识、心理、实践、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变化,因而尽管认知本质上是非实在的,但其作用却是实在的,它是“实在性的非实在”。也正因为认知是“实在的非实在”,其作用真真切切地影响着你我,因此康德所谓“绝对道德”才显得如此的是真知灼见。所以像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正是基于近似这样的逻辑,来考虑认知何以为实在性的“真理”,而跳脱出认知何以为非实在的认知性“真理”。但于实际遗憾的、于个体痛苦的、于社会担忧的是,你我实难随时随地、清晰辨析脱离开认知的实在性作用。
在这个区分及上述认识上,根本认知对有关真切关系着个人主体性的实在性幸福、自我实现等有着丰富多彩的多元辩论,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与社会何以构成的出发点。可实在性的时间、空间、社会构成的结构涡旋与其同构压力却形塑了一个谁也难以不管不顾、独善其身的背道而驰的“理性化牢笼”或异化劳动等等本末倒置的多重“生活空间”或场域,尽管在“有限意义域”集合中存在着“意义飞地”,但其与实际的日常生活认知、实践过程中惯习间的张力也恰好正是向“意义飞地”跃迁的关键与障碍。尤其是在信息化、网络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福柯“权力——知识——控制”逻辑下,令人细思极恐的“全景式监狱”隐喻下个体自我规训技术日益精致,马尔库塞所讨论到的单向度社会中“虚假的需要”愈发地占据了原本“真实的需要”的“意义飞地”,使得不论是张力的扩大还是协调的倾向都跟本地与最初的根本认知愈走愈远。由此一般认知,甚至是根本认知都相继变得模糊,被吞没、忽视、遗忘。
(3)
但这样的描述极其缺乏实在性的过程性,而有关上述本末倒置的最突显的因素之一的经济因素则最先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在大二下学期选择了波兰尼的《巨变》来阅读,继而又找来马氏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三浦展《下流社会》来读,还攒了一些书慢慢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后来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但遗憾的是,当时因课业、学业任务较为繁重,仅读了三分之一多些便一直搁置一旁了。
(4)
本部分的最后,我想说明下本次《巨变》读后尝试性思考写作的相关背景。因为读过《巨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同时当初阅读时做得相关结构、勾画等笔记在书上,而书又不在身旁,因此本次写作我主要是写《巨变》的大致性脉络,及在部分地方涉及到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讨论。所以本文会显得不够有细节性来支撑,也会显得对《巨变》阐述不全,还望多多见谅。
二.主要脉络
1.最大圈层的问题与主线性回答
波兰尼于《巨变》中所提出的最基本、最大圈层的问题,就是何以在经历了百年和平、发展的19世纪后,20世纪则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战争与衰败,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引出了后续的一系列讨论,所以说它是包含了其余讨论的最广泛一圈层的问题。
而波兰尼对此问题的主线性回答,就是妄图“脱嵌”的自由放任主义式自律性市场的乌托邦,与基于人类历史所发觉的经济“嵌入”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构成的整体性社会系统中,二者之间的张力(例如波兰尼在分析19世纪百年和平时描述的动态维持和平的世界均势制体制,其中银行业或金融在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个话题又是包含于最大圈层问题与主线性回答的一个次级问题、支线性回答)。
2.对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经济神话的几点驳斥
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飞跃,19世纪经济学家提出了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的理论,即由看不见的手——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自动地调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而政府的任务则仅是保证市场不被包含政府力量在内的任何外力性因素所扰乱。由此出发该理论构建了这样的一套社会系统,其中市场经济居于核心地位,而政治、文化、社会等等领域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动而变化,并且完全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由此整体社会系统会在自由放任主义式自律性市场的自在逻辑下自动地达至动态平衡下和平、发展的愿景。
而波兰尼为了反驳上述这一乌托邦,首先从探索19世纪整体性的自由放任主义式自律性市场经济何以形成出发。
(1)
他起先回顾人类历史说明了经济是“嵌入”于整体社会的,许多例证中就有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所描绘的,基于神话——巫术精神认知体系下,新几内亚群岛的土著们经由财富上的流动来组织起社会的运转,如酋长各妻子的兄弟们都需交付酋长作物,酋长则通过夸富宴等具有财富分享性质的活动来实际地组织起人们进行各式的社会性行动,而各族群内部及之间则更是通过“库拉”这样一种非直截性、非直接性,而是连绵的、迂回的对象征着荣耀、声望、地位的宝贝的交换而组织运作起来,但这并不是说整体社会是围绕着经济而展开的,正相反,虽然经济是该土著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制度性组织运作机制,但它根植于整体性的神话——巫术精神认知体系,并相当程度地受限于政治、社会组织运作的过程。(这里插句题外话,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也强调了经济受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演绎道,掠夺期(可视为旧石器时期)人类虽依靠较稳定的采集为生,但仍要出猎弥补很大的食物空缺,还需面对兽类、自然力、同类的威胁,因此自然而然地从各种险象环生的追猎、斗争、奔逃中于情感、认知上生发出对强劲、激烈事务的敬畏,相形对比下温和、舒缓的事务则被归属为次等。进而准和平期将(可视为新石器时期)劳动生产列入次等,守卫、将侵略、猎捕则列入上等,随着这系认知发展,生产物、权力亦开始集中。由此,凡勃伦又引入了对比心理来申述在此歧视性对比认知下明显浪费、明显有闲及代理浪费、代理有闲的经济、权力、文化特征。)
(2)
接着,波兰尼反驳了传统经济学家所论述的整体性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自然而然地、自下而上地形成的,他反之则强调整体性的市场经济原本最主要地就是通过国家力量下的法律、政策等强有力的方式来推行的,尽管整个过程中也有社会、文化等的参与,但权力终归是一个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重要因素。而在这部分论述过程中他最主要地是通过回溯、分析18、19世纪英国的劳动、救济、土地等法规、政策来揭示前述的这一事实的。最后,他得出哪怕是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其根植于其中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整体社会系统使之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单单倚靠其自身的特性、力量就可以实现的,市场并不是“脱嵌”的,即波兰尼所谓“自由放任其实是有计划的”。但是与之相悖的是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的逻辑却要求社会服膺于纯粹的市场简单法则,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以市场为核心的体系中,而非将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这也正是何以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而不可能存在的原因之一。
(3)
再者,波兰尼又驳斥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全球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挫折、失败都归咎于“集体主义者的阴谋”的这一说法,他则称这些遭遇都只不过是社会各阶层全面参与的、自发性的、非计划性的抗拒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必然性结果。
3.何以妄图“脱嵌”的自由放任主义式自律性市场是乌托邦
(1)
首先,需要区分一下“真实商品”与“虚拟商品”。“真实商品”即是为了市场销售而生产出的产品,而“虚拟商品”则不具备目的是为了市场销售这一特性。因此,土地、劳动力、货币都不属于“真实商品”,而是归于“虚拟商品”之列。也正因为这样,当更多地是针对“真实商品”而提出的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经济规则生生套用在“虚拟商品”的头上时,便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被不合理地、过度地掠夺、破坏而招致灾难性的毁灭,其中最直接地危及人类生存的恶果之一便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产之可能性与适宜、良好的生活环境。
而劳动力是人的一种活动,当它被视作“真实商品”并在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中出售、消费时,人自身的一系列特性随之便会被抹去,由此造成的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泯灭;同时纯粹的市场化不仅单单破坏了道德,还破坏了原本的各式社会性群体、组织,因此原子化的个体会失去支持性、保护性的缓冲力量而更加彻底地被市场的洪流所吞噬。就此市场会成为“撒旦的磨坊”,其间流淌着的是被剥去了人之为人后的血、汗、泪。
而与各生产组织相关联的货币则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市场本身的一系列缺陷却会造成价格机制的各式突发性失灵由此会造成生产上的混乱、亏损;同时全球性的市场机制倾向,尤其是在其完美的制度——金本位制下,其不需各政府干涉而全凭通胀、紧缩来自动达至国际贸易量平衡的简单法则,会使得各国各阶层的任意成员都无法接受该逻辑下带来的周期性、摧毁性、要求不切实际的巨大伸缩性的无妄之灾。
所以,正是因为“虚拟商品”的存在才充分说明了何以经济无法从社会中脱嵌。而真正的“市场社会”必要地需要政府在市场调节上发挥一定的必须性力量、扮演一定的积极性角色,而此角色有赖于法律、政策等制度的决定,当然值得强调的是,上述这些都自然地不能化简为某种单纯的技术或行政功能,而是随着整体性社会系统下的具体状况而经由制度变动、创新来调整、实施的。
(2)
而正是基于上述逻辑,波兰尼才提出了“双重动向”论,即一方面是以自由放任主义下的自律性市场逻辑为动向而倾向于推广、扩张市场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则是反向而生的社会保护主义以防止经济脱嵌,即在之前逻辑下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努力所必然遭遇到的社会的抗拒,它力图将市场与市场逻辑限定在一定的范围。而“双重动向”论也就是之前讨论中所提到的波兰尼在驳斥“集体主义者的阴谋”时着重论述的一点理由。
(3)
最后,正是妄图“脱嵌”的自由放任主义式自律性市场乌托邦与实际的经济“嵌入”于社会之间的张力,及由此带来的“双重动向”,逼使各国加强其内部整合,并提升其国家甚至帝国疆界的重要性,由此全球性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兴起的各种保护主义(从保护性关税到帝国殖民主义)抵消,而就是这个充满了内在矛盾的体制性压力不断地向政治领域转移压力,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国内、国际的紧张与冲突,表现即是两次世界性大战,与走向了另一极端方向的法西斯主义的乘虚而入地崛起,即一种借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个体、社会免受市场伤害的逻辑。
三.在一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动态的制度”视角下的比较
(1)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一开始强调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是一种相对暂时性、不断因况制宜地处于调整中的制度才是适合的,所以他所反思、批判的所谓“计划经济”更多地是指向恒久性、根本上一成不变的一种本质上涉及经济、权力、文化等领域的体制。在反思、批判过程中虽然部分论证并不足以使人能够信服,例如对于德国法西斯渊源讨论中的部分追溯、分析,以及关于竞争与垄断的例证与讨论,再有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传统讨论中的观点等,但这些终究只是部分中的部分,整本书的整个过程都极具洞察性与穿透力,读起来酣畅淋漓、十分痛快。
经济方面,一方面是出于计划经济自在的追求平等的逻辑,而另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主义中基于洛克传统的对于私有财产的强调下以金钱贯串自由的逻辑,因此国家作为以平等为目标的主导者,其计划性力量势必会不知不觉地不得不顺着金钱延伸至各范围、各层级、各方面的各个角落来贯彻其平等意志,因为计划下的平等与金钱基础上的自由往往是难以绝对地分割开的,二者相互地紧紧缠杂在一起,可看作构成同一线的两根纱。
权力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前述经济上讨论过的渗入方方面面的计划性触角(生产、消费、职业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由于计划性内在逻辑的必要地进行判断的逻辑,即实际实行过程中必须要在各种熟先熟后、轻重缓急、尊卑贵贱、价值高低等等上做出“先验性”判断,而判断过程及施行过程中底下的个体都绝无选择、抵抗的空间而显得无所适从、听天由命。由此会形成一种行政超越法制的认知、实践过程,导致国家特定影响之不可预见的特性,就此涉及、触动到了关乎计划之合法性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间论辩的讨论。哈耶克讲正是上述这种特定力量之不可预见性导致了原本在追求“实质平等”美好理想愿景的努力变成了仅于部分物质、部分法律上讲求平等的部分人的“形式平等”,即“实质不平等”。
最关键的,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于根本上会造成对文化、思想上的抑制,会搓掉个体、社会的多元性的、独立性的、生机勃勃的话语创生之源头,“使智识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认为人的心智必须‘自觉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见解,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能够‘自觉地’控制一切的个体理性,同产生个体理性的成长的那个人际过程,混为一谈了······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2)
波兰尼在《巨变》中对自由放任式自律性市场的反思、批判,而强调要于国际、政府、社会、个体等各个层面上对其进行干预、限制、缓冲,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则反思、批判了他所担忧的计划体制下政府对于经济、权力、文化等领域的绝对力量下失去自由的奴役状态,二者似乎针锋相对,但这种针锋相对实则仅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本质上,二者所关切、强调、反思、批判的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动态的制度”中的两种策略性地偏于极端的状况。
所谓“整体性社会系统下动态的制度”,是我根据布洛克、埃文斯在一篇基于波兰尼的思想而展开讨论国家与
经济的文章中所试图提炼、总结的一个框架,其中他们的理论可归结如下:“我们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个一般性命题:第一,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干的自治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第二,国家与经济都嵌入于具有独特的制度性结构的社会中,而且这种嵌入性对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这种嵌入性是动态的,它经常因那些重构了国家与经济交叉方式的制度变革而改变”。
该框架强调经济是嵌入于包含有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整体性社会系统的,而它们最终都依赖于建立在互动秩序基础上的规范性认同。把特定社会发展的成功或失败都根据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间的充分协作或协作不足来理解、分析,其间独特的制度性关联能产生功能性和功能失调的后果。同时,这种制度是动态的,即“‘嵌入性’概念旨在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个人的经济行动总是被特定的理解力和制度性安排所形构。但是这些理解力和安排在‘市场社会’中都是变动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对创新和建立新机制的刺激以改变经济行为嵌入的模式。”在这种动态过程中,改变经济活动被嵌入的方式中有许多不同的动力机制在起作用,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则就是嵌入性通过制度创新而改变,即强调这种制度重构能力的重要性。
因此在这种理解框架内,一定程度上波兰尼的《巨变》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在反思、批判一种缺乏可以动态地使经济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制度重构能力的事实倾向,而其中一种是市场“脱嵌”逻辑下不断纠结、徘徊的动乱状况,一种是“形式平等”下过于僵化的奴役状态。
正如波兰尼在《巨变》结尾中所表述的那样,在这种“整体性社会系统下动态的制度”框架下市场有着多种的变体,可根据自身的时间、空间、社会的特性而结合来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波兰尼也强调,“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应能自由追随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担心在社会生活中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力量。”同时波兰尼也乐观地说道“只要人们仍忠于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
四.尾声
也正是在同样的逻辑下,面对之前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本末倒置的发展倾向并非是一种唯一性的必然性的结果,而同样是一种可以经由整体社会系统中的动态性制度变迁而予以改变,最终朝向丰富多彩的、包容性、谦卑性的根本认知下的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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