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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琼 2012-09-20 20:52
这次并不是我首次进入农村进行调查,本科时我也曾在甘南农村调查过代课教师问题。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全程观察和参与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实地调查中来。我深深地感到,“中心”已经在多年实践中逐渐拥有一套成型的调查方式,这套调查方式保证了“中心”调查的独特性和深入性,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对很多质疑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对很多未明的领域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使得“中心”能够在整个学术圈内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旗帜。我们的组长和组员中不乏经验丰富的调查高手,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对“中心”的一整套调查流程做出了自己略显幼稚的思考。从一开始对于这种调查方法的新奇、惊讶、不适应甚至怀疑,到最终的接受、“上手”、“食髓知味”,虽然到最后我仍持有某些疑问和保留意见,我还是对“中心”的这套调查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我由衷地感到,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如果真的想发现一点什么,总结一点什么,建构一点什么,“中心”的调查方式不失为一种可操作的、回报率高的、信度和效度均得到保证的方法。下面我就简略地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关于“进入”
我作为一名新人和进组较晚的组员,对于一开始的选择、联系、安排调查地点并没有太多了解,“中心”前期的组织工作保证了我们一进村就受到村干部的友善接待,调查工作也顺利展开。我们吃住在农户家里,和当地农民朝夕相处,在小小一个堎上村迅速混了“脸熟”,当地村民对我们的身份和调查意图似乎也很容易就予以接受。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作为异乡人,要想真正触摸到村庄生活的内核,窥见村庄治理的本质,具体到了解每一个重要事件的真相,掏出每一个村民的心里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开头一连几天,我都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村庄的种种现象近在眼前伸手可及,可是却好像被一层无形的力量蒙蔽着,让人看不清原貌。村干部看似热情却避重就轻乃至语焉不详的介绍,村民看似坦率却被个人情绪和主观看法严重左右的回答,各种平静的现象下潜藏的暗流,各种不同人物不完全一致的说法,还有各种难以得到的真实数据,都让我无所适从。我努力想从一堆碎片化的材料中拼出全貌,却总是前后矛盾,重要环节缺失,无法自成一说。这也许并不是我一人的感觉,犹记得第一次大组讨论时,每一个小组提出的对于村庄的初步认识都大相径庭。例如对于“宗族”这一问题,有的小组认为宗族仍以强劲的方式在本地存在,乃至辐射到外地打工的人群,是村庄最根本的组织方式,有的小组认为宗族在本地已经名存实亡,修宗祠等一系列行为不过是披着宗族外衣的“借尸还魂”,最终还是以经济目的和物质利益追求为指向。各个小组的结论有非常大的分歧,根本无法形成共识。我猜想,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都还没有真正进入村庄,村庄的真相还未向我们揭开面纱,我们的结论仍大部分基于想象。随着调查的继续,到调查中期的时候,熟悉和信任感开始建立,村干部开始说出“内幕”,回访的村民开始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许多暧昧不明的资料得到了澄清。但是直到调查结束,许多领域仍然对我们封闭,我们几次试图进入堎上村的公共话语空间——水塘边的聊天和聚谈,都以失败告终,每次得到的都是集体的沉默。我们没有得到许多重要事件的真相,例如卖沙、维修水塘,竞选抢票……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由此我得到几点看法:第一,不要在调查初期轻易得出结论,不要用原有理论去硬套村庄的鲜活现实;在调查初期,我们就像查案排除嫌疑人一样,得到的结论多是否定性的,例如本地重男却不轻女,有押金而无彩礼,有宗族而无族长……这些否定性的结论为我们接下来的调查提供了线索,而不要急于建构结论,首先要搞清村庄“不是什么”,才能回答村庄“是什么”。第二,回访很重要。回访并不仅仅是找不到新的访谈对象时的权宜之计。每当我们对同一事件得到了来自多人的不同说法,回访开始的访谈对象,既是一种求证,又是一种澄清,我们作为“知情人”会比一开始完全不知情时得到更多信任以及细节资料,但是要千万注意不能提及具体人名,不能明确的用一个人的话去推翻另一个人的话,不能在另一人面前提及“某某”说过。第三,锁定知道真相又敢于说出真相的访谈对象。这样的人物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组对一个敢说能说的老书记前后访谈了四次,得到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第四,要注意自身的访谈态度,要在有限的调查时间内和当地村民建立信任,培养感情。当我们以一种深深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姿态去采访对方时,对方往往愿意说出全部;当我们和一个多次访谈的对象建立感情的时候,往往能通过他了解更多细节,接触更多访谈对象。
与此同时,我也存在着疑虑:首先,我们研究村治模式的比较,奔赴各地,这和人类学长期的一地的田野调查存在着不同,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二十天),我们能否真正“进入”村庄,或者说村庄刚刚愿意向我们敞开,调查就结束了,这样匆匆来去的调查究竟能得到什么;其次,我曾问过组长,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层次不能上升到镇一级,以国家—社会的更大视野来反观村庄,组长说,对于官僚体制、科层制的进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在村干部带领和护送下的“进入”,能否观察到村庄的原生态。例如对于村干部修水塘贪污的
问题,由于我们被认为是“他们的人”,村民往往避而不谈。
第二,关于“找人”
由于外出打工经济的影响,现在的村庄大多是“空心村”,只有留守儿童和老人。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一开始的找人是从村干部入手,从村干部口中,得到现任村干部和历年村干部的名字、任期等基本资料,然后再去一一寻找。后来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逐渐拓展访谈范围,用滚雪球的方式,经由现有访谈对象的介绍,从村里的实权人物再到宗族的权威人物,再到种粮大户、老党员、致富能人……一一进行了访谈。但是这种“滚雪球”的方式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人们介绍的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往往是同一阶级同一网络的人,同质性过强,直到最后我们得到的是本村的权力网、富人网、能人网,而非整个社会网。所以在调查后期,我们也采取了偶遇的方式,去采访田里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去采访路边一个最寻常的老人。与此同时,我们还依据得到的低保名单、光棍名单、纯女户名单等,去采访村里相对弱势的群体。总之,“找人”,既要找到最清楚村庄情况,最能说出村庄真相的人,又要注意找的访谈对象的异质性,并且不可避免的要回访。
第三,关于“提问”
和问卷调查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的提问是非结构式的,往往不完全依据事先的提纲,而是根据访谈的进程逐渐开掘话题。这让我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也许是因为我对村庄的话题所知甚少,也许是因为我缺乏经验,总之我开始听别人提问,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提出这样琐碎而具体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每次访谈的时间又相当长,整个过程就像在一片漫漫浩淼的海面航行,找不到任何参照物。但是一到晚上的讨论,一经组长的提炼和总结,我就赫然发现,原来琐碎而散漫的资料,能够逐渐勾勒出逻辑的轮廓。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看着一堆沙逐渐形塑出一件艺术品,原来散落各处的资料都有了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多种不同的现象能够有序地组织起来支撑一个结论。当然这和个人的理论知识以及总结提升能力有关,但是也充分证明了,好的提问能够为接下来的总结提供丰富详实的资料。和问卷调查
所得到的有限的干巴巴的资料不同,我们扎实而仔细的提问能够提供鲜活的信息量巨大的资料。这种看似散漫却无微不至的提问,可以算是“中心”调查方式的一个独特之处吧。遗憾的是,由于过去调查经验的影响,我的提问往往是问卷式的,预先提供几个参考答案,强迫对方用“是”或“不是”回答,对方的思路就被局限住,使我无法得到预想之外的细节。这是我的不成熟之处,也是我以后要多加改进的地方。
  善于提问的人,往往能引导出很多新鲜的话题。在大组讨论的时候,其他组开掘出的新话题往往让我眼前一亮,也促使我思考,为什么有人就能问出新东西,有人却只是在旧有的框架内打转。
第四,关于“提炼”
每天晚上的小组讨论和每三天一次的大组讨论,都促使着我们不断地思考,不断地重组材料,争取提升再提升。但是每次交流时各人截然不同的结论,又让我担心“过度概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每个小组得到的个案资料都各不相同,使得基于个案之上的提炼都不一样,很难说谁的结论更正确,更难说谁的结论更能反映总体。那么在此之上的讨论和交流,又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但是让我惊讶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在后面的几次大组讨论中,我们逐渐在一些基本问题如宗族上达成了某种共识。这说明调查的结论是有某种公认性的,并非只是一家之言。这也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不同的组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有人关注婚姻,有人关注红白喜事,有人关注铝合金经济,有人关注养老,却都殊途同归,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提炼,需要扎实的理论储备。在这个方面,几个同组成员的理论知识都让我佩服不已,也让我认识到沉下心读书的重要性。但是,也有人完全照搬书本结论,而不顾具体现实的做法让我产生质疑。我们凭借自己的摸索,能够一步步接近真相,也许我们的提炼不成熟,结论不强大,逻辑不精美,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比空中楼阁要好得多。

总之,安义之行,使我和“中心”的调查方式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也促使我开始反思,
“中心”的调查方法,到底好不好,好在什么地方,又独特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提问技巧还是总结提升能力,都是我以后要努力学习的东西。就让此次安义之行,成为我新的起点吧。

在此感谢其他四位亲爱的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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