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雨晨 |
2024-08-12 15:19 |
2025.4.11 知行读书论坛2024级研究生第三期 1组
主讲人:刘钰、唐晓竹 评议人:张瑞雪 记录人:周琴 参与者:曹帅星、陈万柱、吴林静、赵本容、唐晓竹、刘钰、张瑞雪、张浩天、周琴 主题:现代性 刘钰: 读书论坛发言稿:现代性的双重面孔——从制度性反思到伦理困境 一、引言:现代性为何需要被重新审视?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现代性"听起来很学术,但其实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我们用手机扫码买煎饼果子时,当我们在网课和教室之间切换时,甚至当我们为"该考研还是考公"焦虑时,都在经历现代性。 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革命与全球性危机频发的当下,吉登斯说现代性像一辆不断加速的列车(《现代性的后果》),而鲍曼提醒我们这辆列车可能有危险的岔道(《现代性与大屠杀》)。本次发言将从三本经典著作出发,揭示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二、现代性的制度性解剖 1. 吉登斯的现代性四维框架 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现代性被定义为一种"后传统秩序",其动力源自四大相互交织的制度性维度: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市场扩张) 工业主义(对自然的改造与机械化生产) 监控能力(信息控制与社会规训) 军事力量 (暴力手段的集中化与工业化) 关键概念突破:"脱域机制"——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并通过符号系统重构(如货币、专家系统),这既带来全球化可能,也制造了信任危机。(例如爷爷那辈人借钱要按手印画押,我们现在用支付宝借呗,信任从"人脸"变成了"人脸识别"。但生活中大多数实例足以证明,这种数字信任也可能突然崩塌。) 2.自反性现代化:现代性的自我颠覆 在《自反性现代化》中,吉登斯提出:现代性正在经历"自反性"转向。传统社会的确定性被打破,科学理性不再是绝对权威,反而成为风险社会的制造者(如核技术、基因工程)。这种自我质疑与修正机制,使现代社会陷入"专家系统的悖论"——我们依赖专家化解风险,但专家本身正是风险的缔造者。 三、现代性的黑暗面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给出了震撼论断:"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失败,而是其恐怖的成功。" 理性化的暴力 :科层制将道德责任碎片化,技术理性消解人性判断(如"最终方案"中的铁路时刻表优化) 道德盲视 :现代分工使作恶者无需直面受害者,屠杀成为"办公室里的日常工作" 园艺国家隐喻 :现代社会试图以技术理性"修剪"社会,这种乌托邦冲动蕴含着极权主义基因 吉登斯与鲍曼的对话 :二者都揭露了现代性的制度性暴力,但吉登斯更强调结构矛盾,鲍曼则直指道德溃败。这提示我们:现代性危机既是系统的,更是人性的。 四、现代性的未来 1.自反性现代性的出路 吉登斯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在承认风险不可消除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如协商民主、全球治理)建立"积极信任"。但需警惕:这种方案是否过度依赖技术治理,重蹈工具理性覆辙?同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第六章提出"生活政治"概念,强调从解放政治转向自我实现的政治。例如中国年轻一代的"躺平"现象,表面看是消极抵抗,实则是通过身体实践重构工作伦理——这暗合了吉登斯所言"个体必须在反射性组织的环境中构建自我认同"(《后果》P.125)。但需警惕平台算法对"自我叙事"的收编:当小红书用户用滤镜制造标准化生活模板时,自反性反而沦为了新的规训工具。 鲍曼伦理学的中国实践场域 鲍曼晚年著作《流动的现代性》强调“恢复邻近性的道德力量”。在中国语境下,浙江“枫桥经验”通过基层调解将矛盾化解在社区,可视为对抗“脱域化”的本土智慧;而疫情期间“志愿者网络”重建邻里互助,则是对“道德主体性”的激活。这些实践与《现代性与大屠杀》末章呼吁的“为他者负责”形成共振。 五、结语:做个清醒的乘船者 现代性像一艘没有终点的船,我们既要利用它的发动机,也要警惕漏水风险。最后分享两个思考: 1.当教室刷脸系统越来越智能,逃课会消失吗?师生关系会变化吗? 2.如果你将来成为公务员,如何在效率与人情之间找平衡? 吉登斯说过:"认识现代性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打开未来的可能性。最后,我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分享: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传统形式的社会秩序,其深刻程度正如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观看它的全貌一般。"
唐晓竹: 人工智能背景下浅谈现代性 ——以《现代性的后果》与《现代性与大屠杀》读书总结为基 一、何为现代性? 《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下的定义是现代性指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于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特指了时间17世纪,特指了地点在欧洲,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定义中的影响更偏向是一个中性词,但标题中后果一词明显包含着贬义色彩。这也能看出作者吉登斯的感情倾向。作者认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既在解构又在建构,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下,“他人”又一次不复存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创造了风险与危险的新形式,同时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远方。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至关重要。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从这个定义看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作者鲍曼显然和吉登斯一样,对现代性文明保持怀疑,他也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现代理性如何让道德丧失和冷漠。 从现代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深刻变革的综合性概念,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与人工智能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主要体现在现代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基础,包括理性思考、技术基础等。 二、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其影响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现代性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性的一些新思考,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现代性特征的强化,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算法和数据处理信息的能力,我们只需要输入相关的指令就可以只需几秒,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思维和效率原则。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的技术,实现了生活、工作、学习的便利性与舒适度。《现代性与大屠杀》书中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数学算法和计算机算法,但是作者鲍曼在书中通过对这些“严密算法”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中的理性化、官僚制度、科学技术等要素与大屠杀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醒人们警惕现代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屠杀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屠杀者并不觉得自己是惨绝人寰的杀人犯,他只是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以及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导致对人性的忽视和对生命的践踏。犹太人为了保护大多数其他人不被屠杀,自己甘愿被牺牲,甚至连汉奸都不以为耻,因为他们觉得不是他充当汉奸还可以是别人,说不定会屠杀得更狠。当暴力被赋予了权力,当个人的道德义务无法在现代性的文明中展现出来时,那个时代的人们只能选择服从、妥协、自我保护。就这样,大屠杀通过详细的登记名单、大规模布局精密的铁路运输、一级级准确的命令传输、严格的流程与步骤有序地进行着。作者在书中提及了园艺文化”思维,将社会视为需要整理的园林,犹太人被当作需要清除的“杂草”。通过统计学归类、生物学术语包装等方式,将受害者进行分类和客体化,剥离其具体人性,使其变成需要处理的“问题”,为大规模屠杀提供了理念支持。而这么如此精细化的大屠杀在当时现代文明的背景下,竟被合理化了。这也是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我们需要警惕与借鉴的。比如前段时间的小米汽车时间,女大学生不听母亲的告诫过分的依赖智能辅助驾驶,最终导致了三名年轻的女大学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出现无疑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优化交通流量,减少交通拥堵等方面都有好处,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依赖复杂的硬件和软件,可能出现故障或误判。那位女大学生就是过度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注意力不集中,当系统出现故障或遇到超出其处理能力的情况时,无法及时接管车辆,引发危险。由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实际运用中也需要充分的考虑伦理困境。人工智能在面临复杂的道德抉择时,缺乏像人类一样的道德判断能力和情感因素。 三、如何顺应时代,利用好人工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的决策空间和自主性可能受到限制。当智能系统承担了大量的决策任务时,人类可能过度依赖机器的判断,从而削弱自身的思考和决策能力。在大屠杀中,在工具理性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官僚制这一组织形式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悄然笼罩了社会的每个领域。然而,这种过度理性化的趋势也带来了新的困扰,即“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没有去思考这一行动背后的目的,只是一味地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了解科技,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学习相关的数字技能,如数据分析、编程等,以便更好地与人工智能技术交互和协作。其次是拥抱科技,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便利,激发创新想法,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商业模式和生活方法,例如借助人工智能辅助进行艺术创作、写作等。最后是创新科技,将其更好地运用在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
张瑞雪: 两位同学讲得都很好,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且能把书本上的内容结合现实中的例子。刘钰同学主要讲述了现代性的制度性解剖、现代性的黑暗面、现代性的未来这三个方面,在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制度性解剖这部分中,她讲述了吉登斯将现代性被定义为一种“后传统秩序”,由四大制度驱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 监控能力、 军事力量,并强调了脱域机制:社会关系脱离具体情境,通过货币、专家系统重构信任。然后是自反性现代化,这部分讲述了科学理性成为“风险制造者”,形成“专家系统悖论”——依赖专家化解危机,而专家正是危机源头。第二部分现代性黑暗面,鲍曼的核心论断是大屠杀是现代性恐怖的成功,其机制为理性化暴力、道德盲视、园艺国家隐喻,强调了吉登斯和鲍曼二者都揭露了现代性的制度性暴力,但吉登斯更强调结构矛盾,鲍曼则直指道德溃败。第三部分讲述了现代性的未来,吉登斯方案包括乌托邦现实主义和生活政治这个概念,乌托邦现实主义承认风险不可消除,通过全球治理建立积极信任,生活政治是指从制度抗争转向“自我认同重构”(如年轻人用“躺平”解构工作伦理)。另一个是鲍曼伦理实践,要恢复邻近性道德,通过基层实践对抗技术脱域(如浙江“枫桥经验”调解社区矛盾),还要为他者负责,激活未被数据驯化的主体性(比如疫情期间志愿者重建互助网络)。晓竹同学的观点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何为现代性、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影响和如何顺应时代,利用好人工智能。在第一部分何为现代性中,晓竹同学讲述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将现代性定义为“17世纪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生活模式”,其全球化进程既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也创造了风险与危险的新形态。这种定义本身已暗示现代性的矛盾性:它打破地域界限促进文明交融,却又通过科层制、技术理性等工具重构不平等秩序。正如书中所言,“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这种不平衡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极致——现代官僚体系用严密的铁路运输、命令传输将屠杀变成流水线作业,科学家用统计学将犹太人归类为需要清除的杂草。第二部分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影响,晓竹在这一部分中讲述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当暴力被赋予权力,个人的道德义务无法展现时,人们只能选择服从。大屠杀并非野蛮的返祖现象,而是现代理性计算、官僚制度与科学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分析指出了当代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的算法与数据处理能力强化了现代性推崇的效率原则,但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人类决策空间被压缩。小米汽车事故中,女大学生因过度信任智能辅助驾驶丧生,正是手段压倒目的的现代性陷阱再现——当人们像大屠杀执行者那样只关注技术操作,不追问行为意义时,工具理性便异化为吞噬人性的怪兽。同时鲍曼用园丁修剪花园比喻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这种思维在数字时代演变为更隐秘的控制,通过算法将人标签化,用数据优化之名实施偏见。人工智能可能重复大屠杀的认知暴力,统计学归类、生物学术语包装与当今用户画像、精准推送共享同一套逻辑——将具体的人简化为可操控的数据点。例如,电商平台用“女性专属”标签收取粉红税,本质上与纳粹用科学术语合理化屠杀同属剥离人性的操作。第三部分如何顺应时代,利用好人工智能,关于这一部分晓竹提出“了解科技、拥抱科技、创新科技”的三步策略,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更深的启示。吉登斯强调知识的反思性对现代性至关重要,鲍曼则用大屠杀告诫永远警惕理性的非道德化。如果将这些思想映射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做到拒绝技术中立的说法,需意识到算法背后存在价值判断,避免重复执行命令不问对错的悲剧。正如大屠杀中仍有藏匿犹太人的人,数字时代也需要在算法洪流中坚守同理心,我们普通人可以通过对比商品价格抵制粉红税、质疑算法推荐逻辑等微小抵抗,守护不为数据所驯化的主体性。
曹帅星: 前面三位同学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认识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讲的内容也很精彩,非常棒!让我对这个话题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到多维度的概念,它涉及社会、文化、经济的全面转型,它的本质是对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重构。刚才瑞雪同学和刘钰同学都以现代性的视角分析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我最近也在思考,我们学习社会学知识,或者说有了一定的社会学基础,怎么样才能以社会学视角来看待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如何才能用其中的一些观点来分析自己的观点? 正好浩天同学刚才讲到了国家之间的可能存在关于主权和人权之间的争端,我想请教浩天同学一个问题,我们大家也一起讨论讨论,说说自己观点。如何用现代性的理论去解释现在的国际争端?例如“中东战争、俄乌冲突、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浩天同学知识筹备很丰富、很博学!他从历史脉络和国家利益还有社会学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也想和大家聊聊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以及它怎么帮我们理解现在的国际争端。 首先,吉登斯说的现代性有个“断裂性”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国际争端里体现得特别明显。现在各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有的国家富裕强大,有的国家贫穷落后。这种差距让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就像是一块块拼图,拼不到一起就会产生矛盾。全球化虽然让国家间联系更紧了,但也让这种矛盾更容易暴露出来,所以国际争端就频发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第一个是“时空分离”,就是现代科技让我们能快速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也能快速做出反应。但有时候,这种快速反应就像是冲动行事,没想好就动手,结果就让国际争端变得更复杂了。第二个是“脱域机制”,就是说国家现在越来越依赖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的影响,这种依赖性让国际争端不再是两个国家的事,而是涉及到很多国家。第三个是“反思性”,就是国家会想自己的行为对不对,好不好。这种反思有时候能让国家更理性地处理争端,但有时候也会让国家间更不信任,因为大家都会想:你是不是在算计我? 再来说说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让国家间都在抢资源和市场,就像一群孩子在抢玩具一样。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变革,让有的国家富裕起来,有的国家却更落后了。这种差距让国际争端更难解决。还有国际监督机制,虽然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但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比如偏袒某个国家,或者处理事情不公平。最后就是军事力量,这是国家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但有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也会让争端升级,甚至引发战争。 当然,我们还得注意现代性的风险性后果。比如极权兴起,就是有的国家领导人想独揽大权,不顾人民死活。核战争更是可怕,一旦爆发,全世界都得遭殃。经济崩溃也会让国家陷入困境,人民生活困苦。生态衰变更是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未来,环境破坏了,我们以后怎么生活? 因此,运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来审视当前国际争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根源、发展和影响。这要求我们在看待国际事务时,必须具备更加全局性的视野,更加深入地分析各国之间的利益纠葛和文化差异,以更加和平、理性和有效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评议 陈万柱: 针对以上四位同学讲述现代性的内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曹帅星: 在大家讲述的过程中我有个疑惑啊,我想知道就是现代性涉及多个维度的概念包括制度化还有资本主义这些多维度层面。其中我困惑在于现代性的这些国家在现代性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主权和人权的争斗,就是如何用现代性解释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这些? 张昊天: 现在他们知道过去有很多那种大的那种就是国家比如说像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土耳其会像沙皇俄国他们这些国家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国内的民族社非常众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有很多民族所构成,但是他这样的国家在前现代能够维持住是因为前现代他是一个分解的社会,可能只需要地方各个领主对你君主进行效忠就可以了,就说他是通过君主制来联合的就像那个比如说向英国,他就比较典型英国的国王他可能他也有我也是秦王啊什么之类的职务就是他沟通过这种国王用他自己的申请去连接这些国家包括其实中国也有那个比如说大清的皇帝他也是佛教里面比如菩萨,他对于蒙古族来讲他们蒙古族之间有很长时间联姻的关系,然后包括他们的部落可能会称呼他是可汗等等的。他是用制度上的多元主义进行解释的,沙皇俄国之后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是列宁所提倡的是民族自觉制度,就是每个国家以加盟国的形式加入到了苏维埃那个联盟。典型的比如说1945年联合国创立之后苏联在那个联合国有三个席位: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说到俄乌是在当时民族识别的时候就是制造出来一大批国家,比如说中亚的五个国家,他们从边境包括民族认同很多都是苏联自主创造比较紧密的关系。乌克兰在俄语中表达边疆边陲之地的意思。这涉及到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原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乌克兰。但是就是当时涉及到苏联解体的时候,他是有通过公投的形式也是民族自觉。当时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乌克兰总统他们三个要分解苏联。独立苏联那个前提就是乌克兰要独立然后俄罗斯才能独立。他们是通过其是一种妥协的形式,以后乌克兰从苏联这个体制中独立出来。由于乌克兰东部有很多讲俄语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苏联境内的盟国之间他是没有边境的,就是你在各个加盟国里面,他们这个文化语言都是非常紧密的关系。再者就是涉及到2014年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事件是当时俄罗斯总统反对加入欧盟引起了乌克兰国内一个社会运动满。俄罗斯紧接之后是把那个克里米亚拿下来了。这件事我觉得俄罗斯一方面保留帝国制度那种文化,你看像俄罗斯一些高官他可能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就类似一种旧的帝国,但同时又不能接受旧的帝国慢慢分裂。对于巴以冲突我还不太了解。 陈万柱: 曹同学刚刚问的是怎么用现代性来解释现在的国际争端,昊天提到这个在前现代性国家都是一些多民族的国家,他用这个土地用统一的多元制度去维护这个封建统治。然后在现在的现代性国家,现在的现代性该怎么解释现在国际冲突,我觉得刚刚这个张瑞雪开头她提到了在算法科技的加持下,我们要保持个人的同理心以及这个刘钰提到了我们的现代性他是理性化,换言之是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然后而现在的一些国际争端感觉都是过分考虑工具理性忘记了那些价值理性所以才包含一些冲突吧。
陈万柱: 刚刚两位主讲人和一位评议人针对现代性谈了很多议题,其中都谈到了现代性的定义问题,而我又联想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代化。要论知晓程度,现代化明显比现代性更被人熟知,那么接下来,我想主要探讨一下现代性与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一、两者的定义 1.现代性指代一种以理性化、工业化、世俗化等为核心特征的社会形态,起源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并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业革命逐步全球化。其中理性化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自然的联想到韦伯的理性化。韦伯现代性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化驱动现代性,韦伯认为,现代性起源于宗教世界观的瓦解,科学理性取代神秘信仰成为解释世界的主导方式。理性化的最高表现是科层制,其以效率、规则和非人格化运作成为现代组织(如国家、企业)的基石。涂尔干也认为现代性是宗教让步于科学,具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究其根本现代性是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根本性颠覆,强调科学理性、个人自由和制度创新,同时伴随着对宗教权威与传统价值观的批判。 2.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核心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科技革命和制度革新。其特征包括,系统性变革,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联动转型,例如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民主化伴随世俗化。全球化扩散。始于欧洲的模式通过殖民、贸易和技术传播影响全球,形成趋同与本土化并存的格局。 二、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现代性更像是一种为结果,现代化为过程。现代性是社会形态的目标状态,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状态的动态实践。 最后,因为现代性是具有两面性的,在了解过现代化之后,再去了解现代性的成因、积极或者消极的方面可以更好的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吴林静: 我主要想谈谈现代性的双面性,从前面几位同学的发言我们也能看出来,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屠杀暴力的一面。现代性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例如刘钰提到的借钱,以前借钱需要双方面对面沟通相关事宜,当面清点现金并交到对方手中,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支付手段逐渐兴起,人们在手机上就能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完成借钱交易。科技的发展、工具的进步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脱离时空的限制,在何时何地都能与他人取得联系,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同时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机器化大生产与新的技术手段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并促进了新产品、新工艺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性所带给我们的有利的一面。但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像万柱提到的工具理性逐渐大于价值理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日益变得淡漠,金钱、利益等这些功利性目标成了人们的追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坚守。例如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是理性的、勤劳的、有节制的,它能使人克服懒惰,对待工作恪尽职守,但随着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逐,资本主义变成了剥削工人的贪婪恶魔。以至于我们今天提到资本主义都是暴虐的、无节制的、贪婪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也提到了现代性理性化、官僚化、技术化的特征使得人们在进行大屠杀时并不直接面对受害者的死亡和痛苦,而只是去遵循上级的指令,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直观感受屠杀的残酷,也无法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屠杀的进行。这些正是现代性的另一面,也就是刘钰所说的现代性的黑暗面,因此现代性是双面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周琴: 现代性与教育发展:规训、流动与解放的悖论 现代性不仅重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教育体系的发展。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揭示了现代理性如何使暴力系统化;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分析了现代制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鲍曼后期的《流动的现代性》则描述了现代社会从固态向液态的转变。这三部著作为理解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关键视角:教育既是现代性规训的工具,又在其流动化进程中面临新的困境与可能。在鲍曼的分析中,大屠杀并非前现代的野蛮回归,而是现代理性、科层制和技术管理的极端产物。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教育作为理性化的规训工具。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诞生于工业化时代,其核心是标准化、分类和效率计算。类似于中国小学初高中这种填鸭式教学。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与此呼应:学校通过时间表、考试、分级制度塑造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合格主体”。鲍曼指出,现代科层制使暴力“去道德化”——执行者只需完成局部任务,无需思考整体后果。类似地,现代教育中的标准化测试、分流机制使个体的差异性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潜在排斥"不符合标准"的群体。吉登斯强调,现代性依赖“专家系统”和“抽象体系”来维持运转。教育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机制,通过文凭、能力认证将人分类,进而决定其社会位置。这种分类并非中立,而是隐含暴力倾向。例如,纳粹时期的“优生学教育”将犹太人、残疾人等排除在“正常”教育体系外,而今天的教育竞争同样可能边缘化弱势群体。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提供稳定预期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风险。教育体系同样面临这一悖论。传统社会中,教育传递稳定的知识和价值观;而在现代社会,知识不断更新,职业需求快速变化,教育内容必须持续调整,导致学什么有用成为难题。文凭通胀、技能过时等问题削弱了教育作为社会上升通道的可信度,加剧了个体的不安全感。 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描述了当代社会的去中心化、不确定性和个体化趋势。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呈现新的特征。固态现代性的教育强调稳定结构(固定课程、长期学制),而流动现代性下,教育变得碎片化(慕课、微证书、终身学习)。 表面上,这解放了个体(可自由选择学习内容),但实际上,个体被迫不断自我更新以适应市场,教育成为“自我优化”的无限任务。教育被重构为“服务商品”,学生成为“消费者”,学校迎合市场需求而非培养批判思维和创新型人才。鲍曼指出,流动现代性的控制方式从强制变为诱惑——教育不再用纪律约束人,而是用“自由选择”使人自愿服从竞争逻辑。我们如何选择,是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人还是成为我所想成为的人。面对现代教育的困境,鲍曼的伦理呼吁尤为重要:教育不能仅培养“技能”,还需培养“为他者负责”的能力。恢复教育的人文维度,培养对系统性暴力的反思能力,如何避免平庸的恶和对恶习视而不见的道德漠视。现代教育的发展折射出整个现代性的悖论:它既是解放的力量比如普及识字、促进社会流动,又是新的控制形式标准化发展、分类排斥;既提供确定性文凭社会,又制造风险比如技能过时、就业不稳定。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教育面临进一步市场化、碎片化的挑战,但也可能成为抵抗系统性暴力、培养道德主体的关键场域。 最终,现代教育需要超越“规训”或“消费的逻辑”,回归其根本问题,如何培养既能适应流动世界,又能坚守人性价值的人?
赵本容: 同学们大家好!就现代性话题和大家分享我的交流感悟。最近我阅读了多本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对现代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大家都知道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性思潮兴起,以理性为核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比如像刘钰分享借钱方式从面对面交流到电子转账,又亦或是晓竹分享的小米汽车智能驾驶。科技的迅猛发展是现代性最直观的体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了生活质量,现在视频通话的变革等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就如林静说的现代性是有双面性的,现代性并非只有光明的一面。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意识到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比如,在追求效率和进步的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被物质和功利填满,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到,现代社会虽然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可很多人却因无法承受自由带来的孤独与责任,选择逃避自由,陷入新的束缚。 同时,现代性也引发了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是一部探讨现代社会中人际情感关系转型的经典社会学著作。通过对传统与现代亲密关系的对比分析,吉登斯揭示了当代亲密关系的核心特征—“纯粹关系”的崛起,并由此延伸至对自我认同、民主化伦理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思考。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亲密关系往往与血缘、经济、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绑定,例如婚姻被视为家族联姻或财产继承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纯粹关系”则是一种以情感满足为核心、高度依赖个体自主选择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的存续“仅取决于双方在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而非外部制度或传统规范。而传统的社群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松散、功利的社会联系。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货币经济让一切价值都可以用金钱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情感的深度和纯度受到冲击。 通过这些书籍,我明白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周琴讲到现代性与教育的结合。我们享受着它带来的进步成果,也需正视其引发的种种问题。在今后的阅读和思考中,我希望能与大家一起,继续探寻如何在现代性浪潮中,坚守人性的本真,实现社会和个人更健康的发展。 以上是我对现代性浅显的认识与看法,谢谢大家!
刘钰:本期论坛就到此顺利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发言!
知行读书论坛2024级研究生第三期 2组
主讲人:李申冬 评议人:詹璇 记录人:任文静 参与者:李申冬、邵雨晨、许思佳、羊宇、詹璇、朱承睿、王鑫雨、任文静 主题: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主讲人李申冬发言: 大家好,今天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分层与流动”,这一命题自社会学诞生之初便深嵌于学科基因之中。从马克思笔下的阶级对抗,到韦伯的三重维度秩序,从涂尔干笔下有机团结的社会分工,到布迪厄揭示的文化资本,经典理论家们用不同的视角折射着同一个本质问题:人类社会为何总呈现等级划分,又是什么在控制着阶级的流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时,他构建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划分不仅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更是一种将人异化为生产要素的社会关系。但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更精细的解释,他指出分层绝非单一经济维度所能概括,声望等级与权力支配同样塑造着社会的秩序。那些手握世袭贵族头衔的人,或许经济资本已然衰落,却仍在社交中维持着象征资本的统治;而那些在股票市场斩获财富的资本家,却被嘲笑为乡巴佬,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文化积淀才能真正跻身上流社会。 这种对多元分层的分析,在二十世纪引发了深刻的理论争鸣。功能主义者戴维斯和摩尔试图为不平等辩护,他们声称社会就像一台紧密的仪器,必须将更有才能的人安置在更重要的位置,而高报酬就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但冲突理论家们则持相反意见:如果分层真是功能必需要的,那为何世袭制社会中的贵族后代总能占据要职?布迪厄的《区隔》给出了解释,教育系统表面上是中立的才能筛选器,实则是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学术资本,从而获得地位的阶级在生产工具。中产阶级子女自幼习得的谈吐举止、艺术品味乃至时间规划能力,都在无形中通过学校体制被认证为“天赋”,而工人阶层的文化实践却被贬为粗鄙,这种符号暴力比赤裸裸的经济剥削更为隐蔽,也更具再生产性。 当我们转向社会流动研究时,会发现理论家们始终在结构与能动性保持平衡。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曾断言社会总会通过“贵族衰落与平民上升”维持动态平衡,但现实中的流动通道远非自然生成。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醒我们,个体的每一次职业选择既受限于既有的市场机会结构,又在无数个体的选择中重塑结构本身。这种二重性在当代社会愈发显著:教育文凭确实为部分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但顶尖学府的入场券被学区房价格、国际游学经历等非学术资本层层加码。 我的发言只是抛砖引玉,社会分层的真相往往藏在最普通的日常里,当我们谈论教育公平或职业流动时,本质上是在追问:那些被称作"命运"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结构性的预设?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保持追问的姿态,或许就是改变的开始,谢谢各位的思考与补充。 2.评议人詹璇发言: 李申冬同学讲得很好,他主要从功能论、冲突论以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视角探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功能论认为分层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由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为激励人们从事不同等级工作,会给予不同等级的薪水。冲突论的代表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视角,马克思以生产资料占有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为阶级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需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打破不平衡;韦伯打破经济一元论,认为经济、声望、权力等非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个人社会位置,社会流动受教育、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影响。此外,还提到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但现实中社会流动通道并不顺畅。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看,精英教育使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学术资本,造成阶级不平等的再生产。 进入自由发言环节,大家可以针对前面同学的谈话发表想法,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我先抛个问题,我们讨论社会分层与流动,其基于社会不平等的现状。那么,大家觉得公平是伪命题吗?公平或平等有可能实现吗?如果要实现公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3.许思佳发言: 我认为公平只能是相对的,甚至相对公平都很难实现。就目前生活环境而言,表面上似乎存在公平,但实际上优质教育资源已被垄断。教育本应提供改变阶级的机会,但普通人难以接触到高端教育资源。绝对公平肯定无法实现,达到相对公平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公平可能演变成更隐蔽的不公平。比如劳动力市场虽承诺能者居之,但招聘算法中的阶级偏见比人类HR更难察觉,是不是意味着招聘更倾向于阶层高的人呢? 4.李申冬: 布迪厄提到,上层阶级会将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内化为阶级符号,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被视为好的标准。所以公司招聘时,往往会偏向见识广、才能多、家庭条件好的人,因为他们能为公司带来更多资源。表面上是公平竞争,但背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早已在发挥作用。 5.许思佳: 我有个新的了解。我朋友是科技型公司老板,他们招聘算法工程师时,更倾向于小镇做题家或农村出来的人。理由是这些人没有退路,只能靠自己努力,更能吃苦,可以让他们无限加班,而且他们拿到工资就觉得能接受。这和前面说的情况相反,但也是问题的不同表现。 6.李申冬: 像互联网公司更看重员工自身能力,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只要能处理软件问题就能在行业中立足,所以会倾向于小镇做题家这类人。但如果是奢侈品销售公司,就会偏向家庭条件好的人,因为他们能提供资源。这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就像硬币的两面。 7.羊宇: 关于许思佳同学的发言,我有一个新的想法。近年来经济复苏压力大,就业环境不好,出现考公热、考编热。考公培训班夸大考公考编的优点,给人一种考上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的错觉。大家都热衷于挤进体制内,同时我们在平常的娱乐中还是学习中可能都会接触到一个群体,就是考公培训班。我们可能有同学在抖音上刷过这些培训班的负责人。他们可能说是会无限的去夸大考公考编的那个优点,给人渲染出一种感觉,就是只要我考上公了、考上编了,我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我就可以买买买,想去哪玩都行。但是根据我的另一个了解,就是因为我国它是一个地域差距非常广大的国家,在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特别是在现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很哪怕你即使考上公考上编了,可能三五千块钱一个月就到顶了,特别是对于寒门阶级或者说小镇做题家考进去的。因此后来有人就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管在抖音上也好,还是小红书上也好,我们看到的那些公职人员。他们整天去到处玩,然后穿着光鲜亮丽整世界满世界晃悠。是因为,他们考上公考上编的这样一个符号吗?其实很在很大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本来就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或者说一定的人脉。不管是考进去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安排的也好,从而就给人一种这样的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错觉。就是不是说我考进去,我只要考进去我就有钱了,我就财富自由了,我就可以到处玩了。而是说这帮人他们本身就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支撑他们的这样一个欲望。你这个似乎也可以与之前山东同学讲的我们社会的不平等放在一块,就是大家可能都是一个单位的。都是考进去的,但是实际上在身份上,在或者说在阶级上,在经济上,大家还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8.詹璇: 刚刚羊宇同学讲的非常好,在考公考研热的背后,存在家庭背景的影响。考公报班费用通常十分昂贵,穷人家孩子负担不起。包括那些考公考研上岸的人本身就有一些优势,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去看待。虽然吉登斯,他指出社会流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教育或者代际流动和职业流动去实现更好的流动,比之前会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会发现职场中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偏见。有些职位它就是由精英阶级他们规划的一种,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我们只是遵守这个规则的玩家,绝对的公平很难实现。我也觉得公平有点像是伪命题。相对公平,现在也很难实现。现实就是10%的人掌握这个社会90%的资源,如果你没有资源,那你就很难实现你阶层的跨越。 9.任文静: 刚刚在听同学们探讨公平这一议题时,结合我个人的经历,我对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在高中时期是一名艺考生,在备考过程中,我注意到身边存在一种特殊的现象。部分同学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仅能考到三四百分,但由于其家庭在烟草局等特定行业具有一定背景资源,为了帮助孩子获取本科学历,进而维持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优势地位,他们借助各种渠道让孩子选择艺考这条路。这种现象就深刻的反映出家庭背景在社会分层和教育资源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本应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却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机会和发展轨迹。拥有优势社会资源的家庭,能够利用自身关系网络和经济实力,为孩子创造更多的上升通道。在艺考领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而且就现在的状况来看,培训机构抓住家长们渴望孩子通过艺考进入大学的心理,不断的说服家长或者是学生去艺考。但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社会关系丰富的家庭而言,他们能够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资金用于参加各类昂贵的艺考培训,还能利用人脉资源为孩子争取更好的学习和考试机会。然而,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艺考培训的高额费用成为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又或者是他们的孩子真的适合艺考吗?就算是通过此种路径进入大学,那之后的找工作又是一种难题。 10.邵雨晨: 我对大家讨论的“公平”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要打破深层阶级固化实现完全的公平确实很难,但当前社会在很多的小方面正一步步趋近公平。就我们切身经历而言,尽管很多人痛骂高考,但高考确实让很多人改变了命运,或者说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是重要的,所以张桂梅女士创办全国第一所女子中学,让更多女孩能够接受教育,有走出大山的机会。通过高考,人们获得更多选择,而不仅仅是走唯一的路。因此整个社会也是能够上下进行流动的。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固化,至少比以前那个封建的时候,或者是说更早的时候要好得很多。刚刚思佳说的,就是有退路的人他其实会选择性更多一点,确实是这样。不过好在整个社会都在变得越来越在意“公平”这件事,并且为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比如,在“就业机会”这个一个维度上,我们就能够捕捉到这种变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有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有很多岗位他直接不招女性,或者他要问你:是否已婚?有没有生小孩?但是我现在看到女性的地位是明显的在提升的,很多女性她也自己掌握了权力。有一些HR,她们就说我们这个岗位只招女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女性她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她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包括之前蒋胜男提出取消离婚冷静期。尽管这个可能还没有实现,但是她的声音能够被大家听见,很多人都在支持她,所以呢,就是社会分层这个概念,跟权力这两个之间关键词是相互联系的,没办法分割的。正如福柯所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如果要打破阶层固化,还是要给普通人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11.李申冬: 我非常支持雨晨的观点,我想说的一点是,大家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悲观,我们都有光明的前程。然后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公平,它可能也是一种隐性的不平等。因为公平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那是把一部分资源移动到那些缺少资源的人手里面。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人利用这种社会对于这种公平的这样的一种期望为自己牟利,就包括现在网上就有很多那些什么卖惨、哭穷的人。我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中它是应该有一定的竞争的。这也符合个体他对于自身职业发展的期望,不然大家也不会通过考研的种种考验然后走到这里。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么悲观。 12.邵雨晨: 刚刚申冬的发言也引发了我进一步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追求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或者说大家对于绝对公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为机会平等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大家这样都有机会去流动。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追求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它能够推动着社会进步,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社会流动对于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大家都能够为了一个心中的目标,然后去向上突破,去实现目标,无论是个人的目标还是整个社会的目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是需要不断的趋近于去追求公平,但是并不是说追求绝对的公平,我认为一个特别理想的完全没有流动的社会也是不太好的。 13.王鑫雨: 其实不论是我们刚刚谈的社会不公平,又或者是由不公平导致的界社会分层或者是社会流动,其实都离不开一个词,就是资源。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公平,或者说倡导公平,但实际上就是在经济、权利,包括教育文化方面可能仍然存在着就是由资源分配不均所以导致的不公平。那么并且这种不公平也塑造了不同的阶级社会分层,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它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是不同的,那么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其实对这种不同的阶级,由于享受的资源不同,所以他们生活的可能性就不同。比如说他们在生活中拥有的机会,包括他们在生活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就不同,比如富裕阶级,他们可能会通过高端的消费,或者说是私立教育,以及我们以及去国际到处旅游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的一个地位。而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缺乏一些必要的资源,他们很难去突破这个阶级的一个限制,很难实现向上的一个流动。 拿比较贴合我们生活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然后这个教育其实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向上流动的一个阶梯。我们每个人也渴望通过教育就是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说缩小与上层阶级的一个差距。但实际上教育系统它往往说强化了分层,它并没有去削弱这个阶级的差距,它是强化了这种阶级差距的。比如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文化资源很丰富,这种家庭的孩子他们可能从小就接受一些编程、外语等课程的训练,所以他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文化教育是不同的。那么相较于底层阶级的孩子,他们更容易在一些考试中去胜出,从而能够进入顶尖的一个学校。那么布迪厄在《国家精英》这本书中,提到法国精英阶层大学的学生,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上层阶级的家庭,因此教育系统就成为了这些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所以底层阶级他们因为缺乏文化等其他的资本,所以他们上升的渠道是非常狭窄的,他们很难实现底层阶级向中上阶级的一个流动。所以说公平的资源分配它其实能够促进底层阶级向上流动,增强社会活力。而资源垄断,它只可能去导致一种阶级固化,或者说流动停滞。 那怎样去实现这种公平?其实我觉得如果让我现在来提出一些怎样去实现公平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政策的话,我觉得只能是泛泛之谈。因为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况,提出符合我们切身利益的一些政策。但实际上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他单从一个微观的方面去改变这个不公平是很难的,还需要从整个社会的一个宏观角度下,去提出一个如何促进公平政策。用大环境来影响小环境,是比较可观的。因为用小环境去影响大环境,确实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 14.詹璇: 刚刚鑫雨说的很对。她说这个社会分层其实是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一个后果,然后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社会结构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然后从小环境去影响大环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要看到他在和之前的社会相比是进步的一个发展状态。努力推动实现一种机会公平,给底层人士多提供一些机会或者是渠道,然后去拓宽他们上升流动的渠道,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是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然后让他们去实现这个阶层的流动。 15.羊宇: 刚刚两位同学讲了资源分配对于实现公平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我就想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关于教育资源的例子。我们有的同学可能知道,在我们的邻省江苏省,它作为中国的挑大梁的经济大省,它在教育资源方面非常的充裕。江苏省的教育资源在省级行政区中是排第一的。江苏的省会南京市,它在全国的城市教育资源的城市排名中是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但是据我了解的情况,江苏的学生,这其中包括了初中升高中以及高中升大学的本科率。江苏的这个初中的升学率和高中的本科率在全国是正数第17,倒数第11,那这样就产生出了这个比例与这个经济大省和教育大省这样一个资源不匹配的现状。那造成这个现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在2016年,当时的当时国务院和教育部从江苏拿走了3.5万个本科的招生名额,分配给了中西部地区,主要是青海、甘肃、内蒙。 然后,我还了解到另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江苏,特别是南京的家长,他们都在反映一个情况。南京的高校那么多,但是都不是给本地人上的,他们本地人都考不上本地的大学。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报道中是时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在一次会议中讲到,他跟南航的校长聊天的时候,校长说,他是从西北工业大学调过来的。他在西工大工作的时候,西工大教授、副教授的子女基本上都能考得上西工大或者同等档次的学校,那当然这是在陕西省内。但是他到江苏来工作的时候,据他的了解,在南航,哪怕你是教授的子女,基本上也考不上南航,甚至别说南航,连普通的本科都很难考得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对于经济大省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对于欠发达省份的这样一种资源补偿。可能说在很多领导们看来,你都那么富了,你上大学干嘛呀?你把这个名额拿出来支援给别人多好。关于这个政策是否欠妥?的确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这至少代表了一种来自国家、来自上层的态度。就是说这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大河水满小河干的这样一种现状。未来我们还是应该加强这种资源的分配补偿,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上层到下层的分配。 16.李申冬: 刚刚羊宇同学讲的非常好。我也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在希望公平,可是我们希望的是公平,它到底是什么?是公平本身,还是说公平它背后所带来的意义?比如说作为一个之前在考研的人,我想要的公平是什么?我想要的,说白了就是我想让我上岸,这是个体的想法,他是在想要获得那个稀缺性的资源。那如果是一个整体呢?如果是一个国家呢?它的公平,它背后所追求的是不是其实就是社会的稳定?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有一个南北榜案,就是当年的那次科举考试,全都是南方子弟。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南方他作为经济重心,它教育资源优于北方是很正常的事情最后北方考生一个人都没有,那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对整个政局的影响,会让他不稳定。因为南方的官员在一起抱团,然后可能在政策方面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 那回到现代来说,如果全国高考统用一张卷子,然后按照这个排名来进行大学录取。像那些西北偏远地区,还包括我们这边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考上大学的,那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公平吗?它当然很公平,它就按照那个分数来进行录取。可是这样的社会它真的好吗?我觉得这绝对是非常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公平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事实上这种公平它是需要去调整的,就像刚刚那个羊宇同学说的一样,他需要把一部分的资源调动到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它非常不公平,它是甚至于说是剥夺了一部分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它又是维持这一部分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我的发言就到这。 17.许思佳: 我也补充一点,其实刚刚我也是听到羊宇同学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公平真的是非常复杂的。假如我是那个获得了名额的,假如我是吃到了这个政策红利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个政策非常公平。那假如这个政策让我个人的升学变得更加困难,那我会觉得这个不公平。虽然江苏是一个经济强省,但是并不能说每个江苏人都是有钱人。这个政策应该是对于整个省份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省内也会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也很需要这个机会的学生,他就被剥夺掉了这些权利,他们考大学就变得更加困难了。那如果我是这一类人的来说,那我会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也不公平,那为什么别的省份考这种分数就可以上这个学校?那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复杂、非常难不好调和的一个东西,是非常有讨论的空间的。 18.詹璇: 刚刚听到大家举的例子,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去警惕和反思我们所说的公平、我们喊的这种公平的口号到底是基于整个社会国家,还是仅仅就站在个人的视角,认为这个政策有利于我,那我就觉得它公平,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未必公平。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公平它指的就是一种社会的稳定,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所做出的一些政策。基于这些,我就联想到了之前徐华老师在课上就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户籍制度。我们现在都说要打破户籍制度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户籍制度会阻碍城乡之间的一些流动。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既然如此,国家为什么不干脆就取消这种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大家都一样,比如说大家都是城市户口,它为什么还要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然后我之前一直也没有想过。我们在课上也是讨论了很久,然后有人发言说是如果大家都是城市户口的话,那就会有很多人口流动到城市。城市就会过载。然后老师又说其实城市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平衡的机制,去平衡这个人口的数量。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思考思考。 19.朱承睿: 刚刚几位同学的发言让我想到了公平、平等和公正,他们是不是一件事?根据以上的发言,我认为绝对的平等本身是一个悖论。举个例子,我觉得公平就好像三个不同身高的人站在围栏面前看比赛,公平,它就是没有借助任何的辅助,那最矮的那个人当然会被围栏给挡住。平等,是给他们三个人加上一样的箱子,让他们站在上面看,虽然大家都能看到比赛。但是因为箱子的高度是一样,但是他们本身不一样高,所以最矮的那个人肯定会被挡住视线。而真正的公正是给最矮的人,那个人架上最高的箱子,让他们借助外力,让他们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样才叫绝对的公正。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显然是无法做到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条件,让他们达到同样的高度,或者说拥有完全一样的资源,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次论坛我事先准备了一个《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话题。《资本论》虽未直接使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现代术语,但通过阶级分析、生产关系演变、劳动力商品化等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层根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形成阶级对立。阶级分层不仅是经济地位差异,更体现为阶级意识的形成。例如,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通过组织工会、罢工等集体行动争取权益。 资本主义宣称“机会均等”,但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工人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出卖自身。这种“流动”实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再生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工人阶级子女因缺乏生产资料,继承父辈的贫困地位,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是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其本质是阶级剥削的再生产。真正的社会流动需以消灭阶级差别为前提,通过公有制与人的自由发展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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