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十月读书小记】见树又见林,独木不成林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探微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舞台上,每个个体都是一棵独特的树,以其独特的姿态生长摇曳。当我们拉开视角,将个体置于广阔的森林之中,便会发现每棵树都与周围的环境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生态景观,构成了一片林。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恰如“见树又见林”。
一、林中互动 (一)何为树(个人主义) 每个个体都是一棵独特的树,当个体只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就陷入了个人主义的陷阱。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就像是对一棵树的孤立观察,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树本身的特点和状态。在这种视角下,如果社会生活出现了不良后果,人们往往会认为是由于某些个体的恶意、行为或思想所导致。例如,人们可能会认为被剥削和缺乏安全感是因为资本家贪婪,或是政治领导人无能和腐败。同样地,这种观点也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习惯、态度和技能,忽略了社会在无形中给穷人的压迫与歧视。个人主义推动我们仅从个体的内在特质来解释外部世界,但导致我们忽视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二)何为林(社会系统) 林是由众多树木组成的生态系统,它象征着社会系统,其中每棵树代表一个个体,而整个森林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每个个体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受到社会结构和规则的限制,正如林中每棵树的位置和生长状况都受到整个森林的气候、土壤和生态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样。此时,个体往往会选择沿着最小阻力路径行事,“意思是每一个系统都会为系统中的身份提供最小阻力路径,这些路径通过各种规范、压力、价值观或是奖励对我们施加影响。你可以走别的路,但是别的路会明显「阻力」更大。”在社交场合中,从众行为往往是最简单的选择,因为它遇到的阻力较小,但这也反映了社会系统的规则。社会系统就像是一场游戏,其规则固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是个人可以轻易改变的。当游戏规则鼓励个体获胜时,大多数人便会想方设法去取得成功,规则在此,即使换一个人来玩也是如此。比如二三级团建时玩吹牛皮游戏,规则是说谎,即使我在玩游戏时说谎有负罪感,也会去说谎以取胜,我也可以选择一直说真话,这是个人选择的自主性。 (三)树与树(戈夫曼戏剧论)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深入研究了微观社会现象,特别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他提出,为了有效地投射情景定义并使互动协调进行,社会个体必须控制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戈夫曼将社会互动比作戏剧表演,区分了前台、后台和余留区域三个概念。前台是演员进行特定表演的场所,在这里,演员会强化那些有助于控制印象形成的相关事实。后台则与前台相反,它是演员准备表演、放松自我、展现与前台表演不一致行为的地方。而余留区域,或称外界,是指除了前台和后台之外的所有地方,是对那些不受表演直接影响的社会空间的一种描述。当人与人去交往时,就会扮演演员与观众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也是交换的,共同去维护前台的这场表演,以给他人留下较好的印象。 (四)树与林(多元化影响) 树与林的关系,可以比喻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见树又见林》中有一个例子:某地工厂的排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导致居民开始出现健康问题。医生发现,这些患者都是因为接触了有毒化学物质而生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找到了居民发病的直接原因,并试图通过治愈患者、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让他们使用昂贵的饮水净化系统来处理问题。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全面,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这些措施,这意味着仍有人会继续受到污染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林”的角度,即社会系统的层面来考虑,如通过立法禁止化工厂随意倾倒废弃物,以防止水源进一步污染。但是,这样的措施可能会遭到化工厂的反对,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或者不得不关闭工厂并迁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化工厂关闭,那么依赖工厂工作的村民将会失业,整个镇子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这样,问题就从预防健康问题转变为了化工厂的经营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在互动中也得以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指出我们的身份并不只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他人对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所塑造的,这种理解基于他人对我们的身份象征和文化意义的外在表现。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比作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有自己的布景、道具和剧本,同时也有即兴创作的空间。当我们扮演某种身份时,相应的角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设的自我,这个自我是社会互动中最容易被他人接受和识别的形态。通过角色关系,我们不仅让他人了解我们,同时也进行了自我认知。个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运用各种技巧使自己的表演更加真实和令人信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我们才能形成并掌握所谓的“一般化他人”的概念,即当人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后,他们会以特定的方式来解读和评价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表现如此重要,因为这些都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五)林与林(共同体与社会) 林可以是一片林,一个共同体组成的群体,也可以是各个林、各个群体组成的一整个社会系统。滕尼斯曾论述过《共同体与社会》各个不同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共同体可以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实现的,即血缘共同体;也可能是在小的历史和区域中形成的联合体,即地缘共同体;也可能在思想的联合体里实现,即宗教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是有机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目的,因而聚合一起共同行动。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想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但人们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基本上分离的,个人更偏向于一种利己主义。 (六)小结 树根代表个人的根基,包括家庭、文化和教育,这些都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树干象征个人的核心,包括价值观和信念,这些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树枝和叶子是个人才能和行为的展现,它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同树木的生长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果实和花朵则代表个人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这些都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林中的每棵树都代表社会中的个体,它们的健康成长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的支持。林的多样性象征着社会的多元性,不同的树木(个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系统。林中的竞争和合作反映了社会中的互动,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他人。因此,当我们面对社会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特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要全面理解社会现象,我们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看到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森林中的一员,彼此相互依存,共同成长。
二、林中文化 (一)符号 生活中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关联,其实并非事物本质的体现,而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文化塑造了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就像一张庞大的网,将我们与所命名的事物紧密相连,让我们认为这种声音就是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当我们在家中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时,会自然地认为这是雷声,但“雷声”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词语,用这个词给这个声音贴上了一个标签。言语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将我们的经验、知识和观念传递给后人,使得那些曾经发生的事件和概念得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延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逐渐被人遗忘。为了传承这些记忆,老师们通过语言和词汇构建起一个“真实”的过去,让学生们将这些构建出来的事情视为真实发生的历史。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和概念,其实都是文化选择和塑造的结果,它们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发展。 (二)信念 我们依据一套共同的文化信念来理解世界,这些信念让我们将某些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将我们的生存状态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信念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并不总是与客观真实相符,也就是说“什么被认为是真的”和“什么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在隐形眼镜的早期使用阶段,为了减少隐形眼镜的危害性,有人宣称自己的眼睛里检查出了18片隐形眼镜,但是带过隐形眼镜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说明了文化信念和社会经验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影响,即使某些事件被广泛认为是真的,实际上它们可能是虚假的。 (三)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从琐碎的小事到可能改变生活的大事,我们都在不断地衡量事物的价值,以此来做出选择。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价值观,它们是我们决策的基石。当我们依据某种文化观念,将肢体健全的人置于残疾人之前,或者将男性排在女性之前,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会导致某种社会压迫。我们不仅区分了人的不同,还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行为贬低了一些人的价值,同时给予另一些人优越的地位。这种价值排序并不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则来指导我们在每个具体情境中如何选择,但它确实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帮助我们评估选择的优劣。同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价值冲突的情况,其中既有个体亲情和哥哥的个人命运,也有整体社会正义和法律的重要性。例如,当某人发现自己的哥哥是凶手时可能面临艰难的选择:是举报哥哥以维护正义,还是保护哥哥以维护家庭。 (四)规范 如果接受某种文化价值,将它转化为规则,通过奖励和惩罚措施强制执行,就拥有了规范。规范将个人的信念、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后果紧密相连,将不适应文化的行为称为越轨或偏常行为。当某人独自一人在家中,洗澡后仍会习惯性地穿好衣服再走出浴室,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规范告诉我们,裸露是不适当的,不穿衣服这件事超越了“人”的文化界限。当个体成为某个社群的一员,个体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该社群的文化规范,违反规范可能会面临惩罚,甚至被社群排除在外。因此,如果想要加入或建立某个社群或部门,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只有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才能被接纳。例如,异性恋男性可能瞧不起男同性恋者,这种态度源于推崇异性恋的信念和价值,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这种信念和价值可能会通过规范的力量,转化为对同性恋者的不利行为和压迫。但实际上这种态度并非源自个人对同性恋者的自然厌恶,而是文化上的混合信念、价值和规范所塑造的态度,它影响我们对某些人和事的感觉和行动。再比如,如果家人养了蛇,我们可能会基于文化中对蛇的负面态度而感到不解或排斥,但如果我们亲自与蛇接触,也许可能会发现这个生物其实很温顺。 在《污名》一书中,戈夫曼探讨了社会中一种更为微观的偏常行为。这种偏常并非极端或异常,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出的与预期不符的行为。社会常常有一套关于男性气概的预期规范:他们应该有稳定的工作,气色良好,身高体重达标,热爱运动等等。当一个男性未能满足这些条件时,他可能会感到自己不够完整,不足够“男人”。这种压力可能导致他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可能会伪装自己,以符合社会的期望;有时则可能为自己的不同之处辩护,甚至与他人发生争执。
三、林中结构 (一)结构位置 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体系中占据着特定的结构位置。当我们经历生活中的重大转变,如考入大学、开始新工作或结束一段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感到迷茫。这是因为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份的转换,更是我们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意味着我们原有的社会生活模式和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在社会的森林中,每个角色都为我们设定了一条最小阻力路径,这些路径以无数细微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言谈。当我们扮演的某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发生冲突时,便会产生角色间的紧张和矛盾。例如,一名教师如果想要与一名学生发展性关系,这将引发教师角色与潜在情人角色之间的剧烈冲突。因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他们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位置本质上是存在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系统固有的,不易改变。 (二)权力结构 性别问题是权力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探讨性暴力的深层次原因时,我们必须超越个人特质,深入到文化和结构性的因素中。在大多数家庭暴力和性侵害案件中,加害者往往是男性,这与流行文化中对男性掌控暴力的无限颂扬不无关系:电视、电影等媒体常常塑造以暴力为特征的“猛男”形象,而那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男性则可能被贬为“懦夫”。传统家庭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男性家长制之上的,男性因其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拥有权威,并在道德和智力上被传统文化视为优于女性。然而,家庭生活的实际运作却以女性为中心,她们承担了包括养育子女在内的绝大多数生产性劳动。尽管男性在特定生产领域如耕作中拥有绝对控制权,但家庭所用的大部分财产和服务,如衣物和食物,都是由女性生产的。女性的地位因此显得矛盾: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决策结构中却不可或缺。这种男女角色的交织,实际上削弱了男性家长的控制力,因为大多数男性需要女性的帮助来维持其作为家长的尊严。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纷纷离开农场,进入工厂工作,这导致了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分离。在许多低阶层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必须工作以维持生计,女性也开始承担工作角色。男性在生产领域中的绝对权威逐渐消失,他们不再拥有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而是作为雇员为报酬而工作。这种变化体现了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演变,同时也揭示了男性权力结构的调整,男性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性别特权。 (三)经济结构 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一个成功且有价值的生活常常被描绘为拥有丰富物质财富的状态,而购物和消费则被塑造成提升自我价值感和生活满足感的手段。从童年开始,我们就被灌输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在电视、广播和网络的持续影响下,这种价值观变得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中描述了在消费者社会中,人们由道德规范转向了审美趣味,美学把崇高的体验置于首位,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激发新的欲望和提供新鲜的选择,确保人们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事物而感到绝望或沮丧。然而,这种不断追求新奇和满足欲望的生活方式需要金钱支撑,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穷人和富人可能共享对财富的渴望和价值观,但他们往往没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财富的积累。所以,当穷人和富人在地理上比邻而居时,偷窃和其他与财产相关的犯罪可能会更加频发。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个体行为的“树木”——穷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森林”——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和消费主义文化——所孕育的结果。
四、林中环境 (一)人与自然 每个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每个位置都映射了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互动。动物的领地由它们的气味标记,而人类的领域则更为复杂,涵盖了组织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产的结果是创造财富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非人类的世界,当我们谈论拯救环境时,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地球的资源,这反映出一种自大的态度。同样,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界定什么值得保护,以及自然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这也是一种自大。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行为和价值观不应该超越或忽视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存在和重要性。 (二)人与社会 此处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实在第一部分“树与林”、“林与林”中已经体现。社会系统为个体提供了了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但人才是感知、解释和做出选择的主体。婴儿以自我为中心来体验世界,因为他们尚未发展出区分自我与世界的能力,在他们的视角中,所有事物都只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巨大的整体。语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像一座桥梁,将他人的经验与自我的经验相连。通过语言,我们能够了解他人如何体验世界,并使我们对自己周围的事物产生自觉意识。因此,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自我才能真正存在。为参与社会,个体必须在自我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成长,我们会获得不同的身份,逐渐累积形成一种社会认同感,以此来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身份和角色将我们与社会世界连接起来,使我们的生活与他人交织,帮助我们在社会空间中寻找定位和认同。没有身份和角色,从社会意义上讲,我们所认知的自我和生活将不复存在。 五、总结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个体如同一棵棵树,拥有自己的生命历程、性格特点和成长需求,在社会的森林中,每棵树都在努力向上生长,寻求阳光和空间。我们也不能忽视森林的整体环境,它为个体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气候和生态链。《见树又见林》中有一个话深刻总结了这个道理:把1000棵树撒在大草原上,你看到的只是1000棵树,但是把这1000棵树聚集起来,你就有一片森林,同一批树,有时是一座森林,有时却是一堆树。
参考书目: 《见树又见林》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污名》 《共同体与社会》 《工人、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2024九月读书小记】从经典中获得思维疆域的拓展与重构 前几天,我与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次交流,我们围绕“什么是思维的训练,思维训练究竟训练的是什么”展开了讨论。有人说思维训练是对文章脉络的深入理解,是理解著作行文逻辑的能力。也有人说思维训练是学习新知识的过程,只要掌握了之前未知的内容,就是一种对思维的拓展。我对“打破思维”这个概念曾感到困惑,但通过这次讨论,我获得了新的认识。本月我阅读的这几本书都向我传授了新知识,打破了我的固有思维模式。
一、平等的双重面向:社会进步的驱动与个体精神的挑战 ——《论美国的民主》里对平等的描述 “平等”被普遍视为社会追求的崇高目标,甚至当平等与自由并置时,人民也倾向于选择平等,普遍信念在于,唯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平等被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石。平等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它也伴随着一些我们易于忽视的困境,例如:平等可能导致个体之间的疏离,使得每个人都沉浸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易受物质享受的腐蚀和损害等等。 (一)美国平等的优越性 1、初等教育平等。 英国的清教徒受到排挤,去美国开辟新基地。这些清教徒大多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之间在知识水平上差异不大,这为美国社会形成相对平等的基础奠定了条件。美国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贵族制,因为贵族制需要有众多的土地。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是平民或被边缘化的清教徒,他们在美国没有形成基于土地所有权的强大贵族阶层。与此同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没有建立欧洲意义上的特权阶级或财富等级制度。因此,早期的美国社会相对平等,阶级差异较小,这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初等教育的普及。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 2、民主平等。 美国的乡镇治理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共同意志,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政府的管理,享有平等的行动权利。在这种体制下,不存在固化的等级差异,没有人能够行使专制权力。乡镇不仅被赋予了特定的责任,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在处理重大事务时,行政官员会召集会议,与乡镇居民共同商讨和决策。在乡镇自治中,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共同参与政府的运作。因此,乡镇的管理权力实质上来源于民众,这种参与感激发了居民一种强烈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由于这种深切的参与和归属感,无论乡镇管理的成效如何,居民普遍会接受并认同管理结果。 3、民风宽容。 民风将随着社会平等的不断发展而渐趋温和。同样的一个人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时,个人倾向于展现出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心。相反,当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群体时,他可能表现出对他们的苦难和不幸的冷漠。由此可见,人们的温和态度和同情心并非单纯源于教育的发展或文明的进步,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身份的平等。可以设想,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加深,不同国家的人民将变得更加相似,这可能会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对彼此的不幸遭遇表现出更多的关怀。 4、身份平等。 在民主制国家中,政府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法律对每个公民都具有同等约束力。在家庭结构中,父亲的角色逐渐从权威转变为平等的一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与子女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龄和财富上,而非地位的高低。家庭内部正在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传统的权威身份如主人和长官正在消失,而父亲的地位依然被尊重。平等引发的社会运动不仅改变了父子关系的等级差异,也同样在减弱性别不平等,推动女性逐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推进,男女之间的传统障碍,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观念上的,都在逐渐消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伴侣,不受外界强制或功利目的的影响。唯有相近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才会使男女双方走在一起,并使他们建立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人们更加关注和重视持久稳定的情感联系,因为这些是提升生活质量和温馨度的关键。 (二)美国平等的困境 1、个人主义盛行。 平等促进个体权利的提高,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使每个人只考虑自己。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可能会更加专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从而忽视了与他人的联系和共同责任。这种个人主义的增长可能会带来人情的冷漠,削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纽带。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和调和,可能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使得原本紧密联系的社群变得松散。 2、过于追求物质。 平等鼓励个体不断追求完善,社会变迁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现实利益和物质享受,而对其他非物质层面的追求则显得兴趣缺缺。实用主义成为主流,艺术创作也往往以提升生活舒适度为首要目标。举个例子,民主国家中的诗歌是对理想追寻和描绘的源泉,其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而在平等社会中,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可能会淹没对诗歌的欣赏和对理想的追求,从而限制了诗歌创作中理想主义成分的范围和数量。对平等的质疑和责难并非因为它引导人们追求禁忌的享乐,而是因为它鼓励了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普遍追求。当等级界限逐步消除,而特权也被彻底摧毁之后,财产在不断分割的过程中日渐分散,教育逐渐普及,自由不断成长,此时对物质享受的渴望逐渐成为普遍心态。小康家庭开始在社会上不断涌现,那些尝到财富甜头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物质享受的依赖,并认识到需要不断努力以维持和提升这种享受水平。因此,他们将物质享受视为一种值得追求和珍惜的目标,始终将物质享受视为一种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珍贵礼物。 3、竞争激烈,精神折磨。 随着财产特权的消除,社会所有的职业对每一个人平等的开放,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达到职业顶峰。这种平等观念可能让有抱负的人误以为成功之路宽广而平坦,幻想自己能够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这种观念忽视了平等所带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平等允许人们胸怀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它也在各个领域限制了个人力量,使得每个人都变得相对脆弱,甚至还会让他们发现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前所未料的巨大困难。平等社会虽然消除了特定群体的特权,但同时也导致了所有人面临公平竞争的局面,这意味着困难并未消失,只是困难和障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当所有人都沿着相似的道路前进时,脱颖而出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导致了人们在追求物质享乐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之间产生了持续的矛盾和紧张。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使是微弱的优势也变得至关重要。由于每个人周围都有众多拥有相似优势的竞争者,个人的自豪感可能转变为贪婪和嫉妒,对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利益过分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竞争心理。使人们在内心上闷闷不乐,在精神上饱受折磨。 4、内心与现实的平等存在差距。 在社会认知中,当不平等被视为常态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平等现象也可能被忽视。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即使是微小的不平等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平等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对平等的愿望也就难以满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公民可能相对容易地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但要达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平等理想却极为困难。实际上,公民内心所渴望的平等,就像一个不断前移的目标,它总是在视野中诱人地闪烁,激励着人们不断追赶。人们总以为终有一天能够触及这个目标,但在不断的追赶过程中,他们却发现这个目标似乎总也抓不住。这种长期的追求使得人们深刻体会到平等的魅力,却始终无法完全体验其成果。 5、社会权力大于个人权利。 社会环境的日益平等导致个体地位的相对弱化,而社会整体的力量则不断增强。在平等成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环境中,公众共识对个人思想观念产生了实际且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自社会环境。随着民主社会的进步,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当每个公民趋于与其他所有人完全一致时,个体的独特性逐渐在群体中消失,面对他人时会感到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缺乏突出个人特质或成就的社会中,个人一旦遭遇公众的反对,就很容易失去自信,不断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因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错了的时候,他几乎会立即承认自己错了。当大多数人持有某种观点时,个体往往会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强迫或限制下,迅速接受多数人的看法。最终,人们可能会形成一种观念,即社会权利至高无上,而个体权利则显得微不足道。 (三)应对平等困境的措施 1、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当社会成员被鼓励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时,他们便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局限,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个人将意识到,自己并非完全独立于同胞之外,而需要与他人相互依赖。为了获得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个人必须也愿意帮助他人,并积极参与各种合作活动。在美国,这种共同管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选举制度,通过参与选举,公民不仅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也承担了共同管理社会的责任。 2、发展结社。 在民主国家中,虽然每个公民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单独行动时往往力量有限。如果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很难实现大的成就,任何人也不能强迫其他人帮助自己。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如果人们不懂得自愿合作和相互支持,那么所有人都可能陷入无助的境地,总有一天人们可能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生产出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这可能导致政府任务的不断增加,为了履行这些任务,政府可能会不断推出新政策和采取新措施。当政府试图取代社会团体的功能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公民放弃参与社团组织和活动,造成更多的个体公民需要政府帮助,更加依赖政府的帮助。所以人们若想保持文明,就要不断推动和加强结社的文化,适应社会需求,并提升社会平等。 3、运用网络的力量。 在民主平等的时代,每个公民在本质上处于孤立状态,这使他们容易受到忽视或被权力任意侵犯。对于当今时代受到压迫的公民来说,捍卫自己的关键途径在于公开自己的处境。如果整个民族对此置若罔闻,他还可以向全世界寻求帮助,而媒体、网络成为了公民发声的重要渠道。在保持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个体公民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遭遇,从而减少完全陷入屈从或奴役状态的风险。 (四)小结 在托克维尔看来,当代人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如何保持昔日不平等社会所带给人们的某些特殊利益,而是怎样确保平等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各种新的好处。平等的追求并非没有代价,它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个体间的疏离和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关注。因此,我们在颂扬平等的优势时,也不应忽视其带来的挑战,必须寻找平衡点,以确保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也能维护个体的精神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现代性的悖论:大屠杀背后的技术进步与道德退化 ——对文明发展的批判性考察 《现代性与大屠杀》 提到大屠杀你会想到什么?是希特勒的残忍,还是反犹主义的热潮,或是宗教问题?但在鲍曼的笔下,大屠杀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而是有关于社会文明和现代性发展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发展着的自信的富裕的美妙的世界之下,现代性与人类的道德动力之间不平衡的、深藏不露且不光彩的一面。也就是说,大屠杀是现代性被掩盖起来的一面。死亡集中营中的世界就是现代性的阴暗面,这个阴暗面意味着战争、剥削和死亡,但集中营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官僚机构、劳动分工的发展。 (一)大屠杀发生的历史原因 大屠杀首先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古代,犹太人失去家园,不得不移居到世界各地,他们居无定所。每一个犹太人一出生就是犹太教的人,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标准往往是绝对的,终极的决定性权威,他们抹杀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差异性,具有超民族的属性,是无民族的民族。这种超民族属性使各地政府怀疑本国的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敌人的积极性,造成了各地政府的排挤。其次,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犹太教信奉的是上帝耶和华,而基督教信奉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信奉爸爸还是儿子?所以说基督教要是想扩张就要对犹太教进行打压,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对立,造成了基督教对犹太教的长期打压和对犹太人的长期迫害。欧洲在古代和中国一样,重农抑商,所以犹太人由于政府的排挤和宗教的打压而被迫经商,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太人通过经商据点开启了巨额财富,反而抓住了时代前流。犹太人是三棱镜群体,在贵族心目中,犹太人和下等人一样低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犹太人更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威胁到了贵族的精英地位;在乡绅眼中,犹太人和农民和小市民一样无知与贪婪;对于农民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因为犹太人掌握着财富与资产,对于他们来说,犹太人是统治阶级。每一方都将犹太人当做是另一方的成员,受到了所有人的蔑视与冷漠。 (二)为何此次大屠杀规模如此大 1、大屠杀是一项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更好的秩序,需要科学的合法化和客观的研究,是一个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如果说希特勒是园丁的话,那么德国就是他建立的大花园,他想建造一个漂亮的德国花园,犹太人则是里面的杂草,他为了建造这个花园,就必须要将这些杂草给清除掉,所以对他来说,清除是一种创造,是一种让花园更美好的行动,而不是一种破坏的活动,这些杂草必须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限之外。犹太人被看作是细菌脏东西,转移甚至消灭他们是政策的必然要求。犹太人问题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进行了调查。因此,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的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2、现代官僚的有效管理 现代方式是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业的、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因此,当派下大屠杀的任务时,各方分工完善就能有效对犹太人进行了管理。群众的暴力是原始,低效率的灭绝技术,德国政府大概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即使每天杀害100人,也要将近200年的时间才能屠杀这么多犹太人,而人的怒气不可能持续200年,因为情绪是无常的,可以变化的,所以说只依靠群众的厌恶是靠不住的,系统的灭绝只能通过极端且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得以实施,有组织驱逐和屠杀的过程需要庞大的军事和官僚机构部门的协作才能更好地行动。与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相伴的,是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官僚机构,服从权威的方式代替了蔓延的狂暴,有大量的资源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业的职责的技能,协调行动的技能。 3、意识形态的宣传 纳粹指控犹太人罪大恶极图谋不轨,身上充满了寄生虫和细菌,又由于历史上的反犹色彩和现代人倾向于身体健康和心智的健全,大多数人即使不反对大屠杀,也会对大屠杀表示漠视。同时,纳粹给犹太人打上了特有的标记,人们怕与犹太人沾上之后,也沾染了犹太人的气息,被他自己本属的民族所歧视,因此会自然远离犹太人。犹太人逐渐被彻彻底底的孤立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 4、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在现代官僚体系中,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个人无条件的服从,个体无条件的服从被当做是荣誉的表现。在行动者眼中,权威人物的意志就是合法性命令,权利和尊崇的义务都是充分的,因为他们被权威要求这样做,而这个权威则被他们看作是承担他们行动的最终责任的人。一旦行动者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中介者,进行了权利的责任转移。这样存在的众多责任转移造就了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受别人的操控,而被指控的人又可以说自己是得了他人的命令,责任在本质上被取缔了,道德后果被减弱了,这又使得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劳动分工使大多数人与行动的结果产生了距离,大多数公务员可能会在没有了解指令的结果的情况下传递或发出命令,但他们自身可能很难发现命令的结果,对于后果只有抽象的孤立的认识。任务的分化导致了残酷的施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增大,这个距离消除了或减少了道德自愈的能力。例如:对于铁路经营者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装货物并运送货物,运送犹太人就是他们的任务,而对于犹太人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就会自以为与他们无关。因为在列车员的眼中,他的行动是技术性的,犹太人的死亡是被纳粹殆尽毒污的,而列车员本身的行动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的因果联系,就被列车员自己所模糊了。同样,专家们也不是倾向于屠杀,对于他们来说,毒气室的缺陷只不过是对他们工业的负面反应,需要对缺陷加以补救,他们的身份,要求他们做出有创意的技术调整,以使他们的产品效率更高,更为其操作者所接受。所以说,他们关注的技术而不是道德,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5、理性与道德相分离 犹太人被区隔开来,纳粹人借犹太人的手处理犹太人区的一切事物,活下来的机会分配不均,犹太委员们自以为理性地牺牲一切就能拯救多数,牺牲少数人是为了跟多数人活着,但其实都是纳粹友谊的欺诈和冷血的欺骗,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最终总是要被屠杀,都是要死。此外,虽然犹太委员管理着众多犹太人,但其实犹太委员和警察也是被纳粹所控制们的,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自己死,要么让别人去死。面对这样的选择,很多人就会选择延迟自己的死和延迟自己亲朋好友的死,这是他们的理性。但这种理性也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们活下来也只能带着肮脏的双手从考验中挺过来。如果犹太委员和警察可以选择,他们应该也不愿登上自我毁灭的列车,因为谁也不愿帮着杀害别人,谁也不会沉沦到灾难时期人狂欢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选择,他们中大多数人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只允许他们选择自己活着,因为规则和资源由真正控制局势的人所操控,规则是纳粹所控制的,他们并没有反抗的机会。 (三)小结 任何事情都有好有坏,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不可见,却总是存在,如果不是行动者的冒险,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现代方式是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业的、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所以当派下大屠杀的任务时,才会如此规模化地进行屠杀。从中我们也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我们也要予以警示。因此,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是现代性糟糕的一面的体现。正因为现代性有以上这些特性,所以换成对其他民族的大屠杀也是一致的。之所以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是因为犹太人与欧洲的历史渊源太深。
三、审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革命动力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与常规思维相悖的见解:法国大革命并非在压迫最深重的地区爆发,而是在相对繁荣的地区发生的。以近代中国社会的大量案例为参照,我们通常认为压迫与革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与德国和英国相比,法国农民已转变为土地所有者,这在表面上似乎预示着他们的满意与安定。但事实上,繁荣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爆发在看似受压迫较轻的地区。 (一)繁荣加速大革命的到来 本来忍气吞声,若无其事的忍受残酷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给予的重压突然间减轻,他们就会奋力反扑。简单来说,当所有人都没饭吃时可以忍受,而一些人有饭吃,另一些人却没有饭吃,则让人无法忍受。18世纪末,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仍被束缚在封建土地上,农奴制度还没有被废除。但这种情况在法国早已不存在,法国大多数地区的农奴制已经绝迹,法国的农民变成土地所有者,拜托了领主的统治。若法国像德意志一样仍在受压迫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可能无动于衷。但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此时若再遭受到各种压迫和剥削时,就会站起来反抗,维护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当有更任何不利的制度出现后,法国人更会难以接受,从而发动革命。 (二)个人主义盛行下的社会裂痕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人利益,狭隘的个人主义逐渐盛行。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公共品德受到抑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团结精神减弱,人们互相孤立,只是自顾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贵族阶层纷纷离开农村,迁往城市居住,城市因此不断扩张。农村地区由于受到诸多限制,如土地产权的束缚和地方性的税收负担,导致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也急于逃离农村,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 在农村,农民不仅要承担各种税费,还要负责修缮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甚至不得不相互举报财产情况,以减轻个人的负担。这种相互监视和竞争的环境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个人的孤立。政府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因为执行不力或设计不当,反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政府和法官之间责任推诿,导致穷人在各个层面都感到无助和失望。 最终,人民行动起来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尖锐的物质痛苦,更深层次的是对改变身份地位和获得社会公正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变得尤为强烈,因为它触及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基本追求。因此,尽管经济繁荣表面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感和不满情绪,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阶级界限的模糊与分离 工业化的发展使法国旧贵族的财富不断的流入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中,这一过程使得两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二者越来越相似。贵族阶级的财富减少,地位逐渐下滑,而资产阶级则日益富裕,享受着与贵族相差无几的待遇,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减少,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矛盾。 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界限不如法国明显,甚至存在通婚现象,这使得英国的贵族较为平民化。而在法国,国王集中了所有权力,巴黎从首都变成了国家的中心。虽然贵族地位下降,但他们依然保留了一些特权,如免税和受封制的持续,这些特权激起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官职来获取这些特权,内部也形成了众多小团体。资产阶级日益富裕,而农村人民则退回到了长期的孤立状态,平民对于新封贵族的嫉妒,进一步加剧了阶级间的敌意。国家各部分均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一旦发生革命,整个国家便很容易动摇起来。 (四)政府的改良措施的无效 中央集权制并非大革命和帝国的产物,而是旧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在御前会议中,尽管总督的存在具有其重要性,但贵族的权力仍然超过总督。随着领主权力的逐渐削弱,他们的义务也随之消失,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穷人的责任。因此,政府的角色从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通过工业巡视员协助总督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转变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重塑和责任的重分配。然而政府在对民众热情的激发与遏制之间摇摆,一方面用言辞讨好人民,进行自我批评和揭露,另一方面却未能解决实际问题。与此同时,文人们持续通过思想启发,唤醒民众的意识,教会他们如何表达愤怒。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如同一道高墙,将人们困在各自的私人领域,加剧了他们原有的封建习惯性孤立,使得原本就相互冷漠的人们变得更加冷漠。 (五)文人宣传的力量与社会的觉醒 文人们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来唤醒民众,向他们展示如何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与不满。面对现实社会的重重矛盾,作家们通过批判性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图景,而人民由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盲目崇拜这种虚幻的贵族形象,忽视了作家的舆论宣传在塑造社会意识中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作家们的描绘得以广泛传播。与此同时,美国革命的胜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追求自由的现实案例,增强了民众对作家所描述美好社会的追求。因此,作家们不仅仅是舆论的传播者,他们的理念和愿景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了幕后真正的精神领袖,为一个旨在推翻国家现有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动力。 (六)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晰了解到革命的动力并非仅仅来源于直接的压迫,而是源于人们对现实与期望之间差距的认识,繁荣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遭遇制度的束缚时,便转化为革命的火焰。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到,在平静的表面下可能隐藏着汹涌的变革力量,而真正的革命将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
四、《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福利国家困境的深层逻辑探究 我们都学习过福利国家相关的内容,基本知晓其产生、发展和衰弱的过程。衰弱的原因我们通常认为的是福利国家承受的成本过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福利需求增加、政治体制的僵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等。但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作者鲍曼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即生产者社会逐渐转向消费者社会,工厂不需要过多劳动力,因此也就不需要国家福利来兜底劳动力后备军。这种说法打破了我的固有思维,以下我将对此说法进行详细说明。 (一)生产者社会 生产者社会存在一种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宣扬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在过去,工人能够通过设定自己的目标、控制工作进程来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随着工厂体系的兴起,人们的生活逐渐被机械化,只能被迫接受他人设定和控制的任务,导致人们的工作态度和意义逐渐丧失。工作伦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旨在削弱人们的独立性,使其服从于工厂制度。在向穷人和所谓的“懒惰”人群宣扬这种工作伦理时,社会常常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如实施强制劳动、法律约束,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以体罚相威胁,以此来规训那些被视为不守规矩的囚犯和穷人。 在这个阶段,工人还能为工厂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属于生产者社会的范畴。然而,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要求提高员工工资的压力不断增大。面对薪资上涨和其他附加成本的增加,企业的应对策略通常是减少投资或者通过自动化技术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从而降低成本。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经济负担,但也暴露了国家福利的困境:福利支出增加导致国家财政压力增大,而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可能会减少就业机会,从而加剧了失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逐渐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国家不得不在保障社会福利和支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找平衡。 (二)消费者社会 在生产者社会中,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之后,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仍能保证生产力的增长。在生产者社会中,类似于圆形监狱的体制训练人们习惯于例行公事和单调的行为,而消费者社会的特点则是个体不断进行选择,不拘泥于传统。在消费者社会中,人们由道德规范转向了审美趣味,美学把崇高的体验置于首位,消费市场通过不断激发新的欲望和提供新鲜的选择,确保人们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事物而感到绝望或沮丧。“它在人们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使消费者永远不出现厌倦”。然而,这种不断追求新奇和满足欲望的生活方式需要金钱支撑,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穷人在消费者社会中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无法享受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导致他们感受到的生活模式越高高在上,就越难以触及;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消费不起,随之而来的带来的是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这种痛苦又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的恶化而加剧。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也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即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转变为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力,导致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国家福利体系中原本用于支持劳动力后备军的措施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转变剥夺了穷人在生产者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功能,即作为劳动力的角色,进而导致他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 (三)福利国家的兴衰 在大多数福利国家,由于人口众多,普遍性的福利政策往往导致成本过高,政府负担过大。因此,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实施选择性的福利政策,但这种选择性的福利保障通常只能为穷人提供较低质量的服务,被帮助的人被定义为被帮助的人,是社会中的失败者,被污名化。由于福利获得的污名化,这些接受帮助的人可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得到了支持,因为这种经历不断提醒他们曾经的困境,所以一旦他们脱离不利地位,便很可能成为福利政策最激烈的批评与诋毁者。 在生产者社会中,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以确保他们在非工作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企业不再依赖国家来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无法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也就是说,企业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劳动力了,他们有多种选择,甚至可以选择跨国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政府不再需要承担兜底劳动力后备军的角色。 同时,国家福利政策被视为只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工具,这导致主流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减退。而在选举过程中,底层人民的投票影响力可能较小,政客们可能认为不需要花费大量资源来争取这一群体的支持,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税收来迎合中层选民,以此带来更多的选票,导致底层人得到的福利质量越来越差。 (四)小结 我们又学习到福利国家衰弱的一个原因。随着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导致国家福利体系中劳动力后备军的需求下降。这一转变不仅导致福利国家的成本压力减轻,也改变了穷人的社会地位,从生产者变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福利的衰弱。
参考书目: 《论美国的民主》 《旧制度与大革命》 《现代性与大屠杀》 《工人、消费主义与新穷人》
【2024八月读书小记】跨越学科边界: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交织演进
近日看了一些跟政治学有关的经典书籍,发现里面的议题基本涉及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动态。但在其中重要的因素并非政治学独有,它们同样触及了社会学的关键领域,尤其是社会问题中的人民角色和社会结构。因此,我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交汇点上寻找了若干关键元素,以期能够对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演进进行一番梳理和小结。
一、政治学在社会学之间的体现 (一)政治学在韦伯作品中的体现 我们知道韦伯是著名的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一,但是他的社会学中也充满了政治脉络。首先是他的著作中涉及的主要议题,他认为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存在悖论,因为实现民主必须有法律的增强,而法律的增强则导致了官僚组织控制的扩张。韦伯认为,代议制民主可以缓解这个问题,能够防止平民领导过于使用个人权利。在韦伯生活的年代,德国发展停滞,所以韦伯重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想提供一种政治立场。他强调政治而非经济的独立作用,认为国家有武力,可以形成强的齐全的官僚,而科层专业化是资本主义最必然的特征,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别的经济行为,都是推进理性化的手段,一切行为皆服从于权力。但是他这个观点也强调了科层理性是官僚制的派生物,现代人逃离不开官僚制的牢笼。专业教育逐渐取代了人本主义大学,也都快变成了训练忠诚管理者的国家机构。 (二)政治学在涂尔干作品中的体现 已经读过部分社会学著作的我们都知道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分工论》指出,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源自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之间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这一事实。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屈从于团体的专横,个人要遵从集体意志的力量。随着劳动分工的扩大和集体意志的弱化,过去的道德秩序逐渐解体,强调个人只有作为自主的行动者才能掌控且实现自己的冲动,这才是自由的。在这其中,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也是不同的。个人主义是分化的、劳动分工的结果,源自于有机团结的扩张。有机团结中职业团体有着共同的利益,通过基本的道德协调,从而促进有机团结的运行,使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合作的秩序,慢慢就会存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又促进了道德个人主义的实现。而利己主义倾向于社会道德的对立,是欲望的源头,如果社会是由利己主义的连接而组成,那么就是道德无政府状态或者导致失范。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看到了社会分化的深化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权力越大,惩罚的力度就越大,因为在这期间,国家渗透了民主秩序,传统习俗与法律的关系,具有道德权威。但是涂尔干强调凝聚而较为忽略了冲突,重视有机团结和道德科学的重要性而没有说明政治的合法性机制,只说明了权力与暴力的作用而但又认为不应该革命,应对社会进行修补与维护,存在着一些时代的局限性。 (三)权力在政治中的体现——从帕森斯的权利观到福克的权利观的演变 帕森斯权力观强调权力的互惠性和循环性,他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是双方都有所得的关系,将权力视为一种和货币类似的循环媒介,权力关系双方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在这种视角下,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支配,而是一种基于共识的互动。权利者先被授权,才被赋予权威,才能拥有并使用权利,服从权利者也可站起来推翻权利。权利是某种共识的体现,当从属者开始质疑统治者的地位时,权力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而暴力和强迫则成为维护权力最后的、也是最为脆弱的手段。其中权力紧缩的概念说明了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不断的协商和认同。在这种理解下,权力的行使应当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而不是单方面的压迫。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观点,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对人的异化作用。他认为,随着生产机械化的普及,生产机械化在内的劳动力越来越成为总体技术设计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被机器奴役,失去了独立身份,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现代社会是一种集权主义,政治权利与生产技术合并,使得权力结构更加隐蔽,。政治权利是科技理性统治的延伸,是权力驾驭机器过程的延伸,技术理性成为了新的统治形式。因此,对权力的批判需要深入到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层面。 哈贝马斯受益于马克思,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权力观。他认为权力和规范都是组成社会交往的必需部分,通过理性的沟通和共识的达成,可以实现对权力的合理行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哈贝马斯的理论强调了沟通在权力行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对话和交流,个体不仅能够表达自我,还能够影响他人,从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共识。这种权力观强调了权力的民主性和参与性,为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合理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福柯权力。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积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真理和权力不是敌对,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为什么说不同的社会官方的言说都不同,官方宣扬什么,什么就被能够被得到宣扬,能够被得到执行,就是因为真理的背后是权力的体现。在医学领域,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是医学知识发展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在医学实践中重新配置的体现。在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医学知识和实践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经验或是权威人物的看法,而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医生通过观察、实验和统计数据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权威,增强了医生的专业地位和权威。所以一方面政治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对知识进行一定的管理;另一方面真理建立了某种自明性,使人们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将这种状态看作是理所当然。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在帮着解释权力,帮着权力来去打造一套真理,真理经过权力的施行,就会不断地被巩固,真理最后就会被大众所接受。
二、社会学在政治中的体现 (一)政治与行政 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 所有的国家都是由地方政治共同体组成的,地方共同体有需要表达和执行的意志。立法是集权化的,立法的执行则是分权化或地方化的。地方自治常常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立法分权,政治集权往往也伴随着相当程度的立法分权。《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了政治集权与行政集权,政治集权主要涉及国家的公共利益,行政集权主要涉及某一个地方的建设规划。美国的主权在民,一切以人民自我利益为主,而与人民最贴近的地方就在于乡镇,所以权力体现主要在于乡镇自治。在乡镇中,每个人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乡镇的管理权利来自于管理,管理的民众。而长久以来,民众又一直将权利视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所以,乡镇的管理无论好坏,他们都会满意的接受。但由于乡镇几乎是独立的行政实体,所以把他们纳入到州统一的法律治理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的,美国先有州,后有联邦在与英国的抗争之时,只要抗争联邦的力量就会大于州的力量,抗争结束之后,联邦与州主权分割,更强调州的独立性。,各州与联邦的主权同在,但各州有各州的法律,当州与州之间发生冲突或者州解决不了的官司归属权都会归于联邦法院。联邦不想与周琦正面冲突,面对问题,也只能曲线救国,直接统治每个公民。但联邦操作复杂性具有相对软弱性,且周内的感情更加亲密。 (二)君主论,不同君主国对于社会的影响 在世袭君主国之中,只要君主不触犯他皇宗皇祖的制度,如遇有意外事件,能随机应变就足够了。因为强调世袭,人们习惯于被统治,所以这些君主总容易光复救入,除非遇到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或者是他异常恶劣,遭人憎恨。 在混合君主国中,因为新的君主由于军队和占领之后带来的其他损害就不可避免的得罪于新的属民。若被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有着相同的文化,那么还较易被统治。但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但可以对这样的国家派遣殖民驻屯军队,则能使被征服地区较为安守。 依靠自己武力及能力的君主国中的君主具有卓越的能力,能够洞察机会,使人拥有信仰。即使人们不在信仰的时候,还可以依靠武力,迫使人民就范,所以这样的君主国较为稳定。 依靠他人的物理或由于幸运而取得的君主国里,不然消灭原统治者家族,使原统治者无可乘之机;或是笼络属于原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赏赐,慢慢地抵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人民都争取过来;或是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信任,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或是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敬畏,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将加害自己的人消灭掉,又要宽宏大量,慷慨好使。 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中,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停止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让人们重新感到安全,并通过恩威并施的方法把人民争取过来。所以说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以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在市民的君主国里,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以其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 在教会的君主国里,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士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那么当今教皇就依靠善心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他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 总体而言,不同的君主国类型对社会的影响各异,君主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来维护其统治和国家的稳定。 (三)官僚制内幕 官僚制与韦伯官僚理论的联系 唐斯的官僚制内幕明确受到了韦伯的影响,此书分析了官僚组织与官僚行为,透析了官僚制内幕,通过对官员动机行为模式等方面分析,帮助人们预测官僚组织的行为,从而提高决策质量。 在探讨官僚体系的基本特征时,唐斯写道:“官僚机构是一个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系统,其中每一层级的官员都对下一层级拥有权威,并对上一层级负责。”这一描述与韦伯对官僚制等级结构的强调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官僚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明确的等级制和分工,而唐斯在此段落中对官僚体系的概述显然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 在分析官僚行为时,唐斯指出官僚在执行职责时,往往遵循一套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这与韦伯对官僚制中规则和程序重要性的论述相呼应。唐斯进一步强调,这种遵循固定规则的行为虽然确保了行政的一致性,但也可能导致官僚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缺乏变通,从而影响决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此外,在讨论官僚的个人目标和官僚体系对变革的抵抗时,唐斯依旧深受韦伯的影响,韦伯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官僚制”这个说法的创始人,所以后人在对官僚制进行叙述时,自然会受到韦伯不小的影响。唐斯提到官僚可能会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这种追求可能会与组织的整体目标发生冲突,变革可能会威胁到官员们的既得利益。这与韦伯对官僚制保守性质的观察相吻合,韦伯认为官僚制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官员们倾向于维护现状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唐斯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不一致,不仅阻碍了官僚体系对改革的接受和实施,还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从而揭示了官僚体系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时的内在困境。 总之,唐斯的《官僚制内幕》在多个层面上受到了韦伯官僚理论的影响,无论是在对官僚制基本特征的描述,还是在对官僚行为、个人目标以及变革抵抗的分析上,都体现了韦伯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四)托克维尔 美国选举制度的影响 美国的乡镇是当地所有民众意志的体现,乡镇被赋予了一定责任,同时有着相应的义务,有重大事项时需行政官召开会议,与乡镇人民共同协商。在乡镇中,每个人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共同参与到政府的管理。故乡镇的管理权利实际上来自于被管理的民众,民众自然怀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所以乡镇的管理无论好坏,他们都会满意的接受。此外,乡镇只有在涉及其他乡镇利益的事务时才服从洲的安排,而在本乡镇内部的所有事务中依然是独立的。由于乡镇几乎是独立的行政实体,所以要把它们纳入洲统一的法律治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经常性地对乡镇进行监督和检查,而这项功能只体现在选举制度中,通过选举制度来平衡内部权利。 但是美国有能力的人很少投身在政治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公众的民主本能排斥任何有卓越才能的人步入政治,另一方面,一些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因为仕途艰难和不愿意委曲求全而自愿远离政治。但美国选举更新换代快,选举人被选举成功在于更能切实体现公众的意愿,及时将一些思想和行动理念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同时也由于选举的间隔期太短,选举活动过于频繁,社会则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法律也会具有不稳定性,政府官员经常更换观念与方法,不断变化大量的公共项目管理不善甚至半途而废。 此外,美国民主政府的本质就是多数人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多数面前不存在任何阻碍或延缓其发展的障碍,倘若某个个体或某个政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就很少被多数所关注。多数是唯一的权威,选举的短暂期造成民族的不稳定性,法律也具有易变性,多数的权威终将使少数陷入绝境,继而迫使其进行无力反抗。
三、小结 在深入探讨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的交织演进过程中,我读到了政治理论在社会结构中的深刻烙印,也见证了社会学视角在政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从社会学方面的韦伯的官僚理论到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再到帕森斯与福柯权力观的演变,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互动展现了知识体系的动态发展,我学习到政治学对社会学的影响。同时,从政治学方面对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的思考、君主论的社会影响、官僚制的内幕以及托克维尔的选举取向,我也认识到社会学在解释政治现象中的独特价值。因本月读的书只涉及以上内容,加上我视角的局限性,我只做了上述简单的总结,但我通过阅读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书籍,深刻拓展了眼界,对各个学科的紧密联系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时间还是要多多看看各种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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