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12.28-1.23 《人口原理》 《就业、利息、货币通论》 《资本主义与自由》 《以自由看待发展》 《亚洲的戏剧》 《改造传统农业》
读书总结1:
对比马尔萨斯与马克思人口思想以及生育率降低的理论映射 一、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时代背景和核心观点 (一)时代背景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当时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产物。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形成,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为了使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即无地农民)和充足的货币资本。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圈地运动,通过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虽然圈地运动在经济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导致了农民增加和人口过剩,使得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浪者或转向城市成为雇佣工人。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发展,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得英国的人口急剧增加,工业革命改变了人口分布,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农业人口则大幅减少。高度发展的机械工业不仅提高了生产力,也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技术进步使得众多手工业者失业,成为过剩人口。工人在工厂中作为机器的附庸,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生活条件恶化,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加剧。由于失业和贫困流浪的增加,工人们开始反抗,英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反抗运动和骚乱,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英国劳动群众的反抗热情高涨,导致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以保持统治。在不断的社会动荡之中,怎么压制群众发抗,失业和贫困问题成为公众和思想界热议的焦点,社会各阶层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马尔萨斯由于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 (二)核心内容 马尔萨斯从两个永恒性法则出发,第一个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个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并指出这两个法则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葛德文认为,随着理性的进步,人类将控制两性间的情欲,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并被科学的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证实,但马尔萨斯认为,人的情欲依然强烈,在控制情欲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人的情欲的确不能消除,但是可以通过避孕控制人口增加,但是马尔萨斯缺站在宗教的立场,反对实行避孕,认为避孕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 马尔萨斯从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马尔萨斯指出,在合适的环境中,动植物的繁殖能力是惊人的。在没有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生命的种子可以迅速繁殖,理论上可以填满地球上所有的空间。地球的食物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限制性因素。即使生命能够繁殖,但因缺乏所需的资源,它们的生长和繁殖最终会受到约束,无法达到它们的潜力。以耕作农业为例,最乐观的假设就是使原产量增加一倍,因为土地生产力是有限的,土地肥力递减。 马尔萨斯从两条“公理”出发,引申出三个命题,他说:“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与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他把不同社会形态下发生的贫穷和罪恶统统归因于人口增加力超过生活资料增加力,并认为,由于自然通过贫穷和罪恶对人口增长加以抑制,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观 (一)对两个永恒性法则的再审视 就两个永恒性法则来看,恩格斯曾认为,生产分为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两种生产是支配人类社会的两个主要因素,马尔萨斯的所谓两个法则也言之有理。但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只有在人类社会初期,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后者在历史中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恩格斯并没有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或两性间的情欲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 (二)不同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不同社会时期存在着多种限制因素。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获取食物和资源的能力有限,自然导致人口增长受到阻碍。奴隶社会:在这个时期,奴隶没有自由,无法自主选择婚姻和生育,人口增长因而受到阶级制度的限制。中世纪:农奴的婚姻和生育同样受到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人口增长。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阶段,失业和贫困的普遍存在,使许多人无法负担更多的孩子,这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随着教育、医疗、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人口增长的问题并开始主动控制。这时候,人口增殖不再完全是无序的,而是有了些许计划性。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方法,但都反映了对人口增长的管理和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预见到人口增殖会被控制。恩格斯在其著作和信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能使人们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感到焦虑。他相信,社会主义不仅能从物质层面调整生产,还能在道德层面引导人们自觉地控制生育,以实现人与物质资源的相适应。如果说人类数量增加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不得不象调整物的生产一样调整人的生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想到计划生育。 三、马尔萨斯和马克思人口思想的深度比较 (一)出发点的本质差异 马尔萨斯将财富和资源限制视为自然法则对人类社会的必然影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与失业归结为普遍人口规律的结果,并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适宜的人口管理制度,能借助自然限制实现人口增长调控,提升人类道德与发展潜力。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人口问题的根本性影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错误性。 马克思则将人口视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明确指出人口并非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强调研究人口问题应从特定社会和生产关系切入,人口构成由社会阶级和生产关系所塑造,只有深入剖析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人口问题的本质。人口与整个社会体系紧密相连,相互作用,不能孤立看待。 (二)人口增长与过剩的不同解读 马尔萨斯简单地将复杂多变的人口问题抽象为人口自然繁殖与生活资料自然繁殖的等式关系,忽略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对人口增长的动态影响。 马克思则深刻揭示人口增长规律与生产条件的内在联系,指出不同生产方式孕育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条件。他认为人口过剩本质上是赤贫,即人们丧失生产资料仅存劳动能力的状态,这并非单纯源于生产力不足,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决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垄断阻碍生产力发展,催生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社会虽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因剥削性质的生产方式,同样出现人口过剩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因此,研究人口增长和过剩问题必须从特定生产条件出发,而非局限于抽象的自然繁殖数字。 (三)工资水平与人口关系的分歧 马尔萨斯认为工资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人人口数量,假定生活资料总量固定不变。而马克思则指出工资和生活资料分配涉及复杂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波动主要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相对过剩人口影响,工人供需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非简单的人口数量决定工资水平。 四、考察现代社会生育欲望低的原因 虽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有缺陷,但是马尔萨斯关于抑制人口的观点在解释当代青年生育欲望低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不能归与情欲减退,而是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为预防性的抑制就是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似乎影响着所有社会阶层,但是社会阶层愈地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应有的食物和照料。这似乎能用来解释,当地青年生育欲望低的原因,在当代社会,生活成本的上升、就业的不稳定等因素使得各阶层尤其是下层阶级对未来生活充满担忧,这种担忧进而转化为对生育的谨慎态度,因为人们意识到生育会进一步加重经济负担,可能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陷入贫困。因为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所以当代青年对结婚谨慎,对生育谨慎,因为不能保障自己和他们保持体面和幸福的生活。 此外,孔多塞的观点也极具洞察力,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理性的进步” 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育的意义和责任,认识到给予子女幸福比单纯赋予其生命更为重要。他展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本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孔多塞认为,这种类型的理性思维,由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所支撑,将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减小,而且,人们将会自愿地选择这样做,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塞满了无用的、不幸的生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维更加理性和成熟,能够更全面地考虑生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妇女教育的发展使女性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不再将生育视为唯一的人生使命,从而自愿选择降低生育率和缩小家庭规模,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契合。 阿马蒂亚森同样认为妇女教育与生育率降低具有一定关系,经济发展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但是社会发展特别是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是非常有效的。高生育率在减少人们特别是年轻妇女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方面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生活中最受频繁地生育、养育子女之苦的人是年轻妇女,在当代世界的许多因家她们成了生产后代的机器。那种“均衡”状态之所以能维持下来,部分地是由于在家庭中年轻妇女只有很少的决策权,还因为未受检视的传统使得频繁生育成为未经批判检视即被接受的实践,人们着不见这里的不公平。在许多社会中,高生育率确实严重限制了年轻妇女的自由,使她们在频繁的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失去了追求个人价值和享受生活的机会。而促进妇女识字和就业,能够增强妇女的自主意识和决策权,打破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对生育公正的重新认识。通过自由、公开和知情的公共讨论,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传统生育模式中的不公平之处,从而积极寻求改变,实现人口的合理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读书总结2:
市场和政府谁来干预? 一、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奠基者 斯密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自然法则和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他认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机是人类的自利行为,并且这种自利行为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斯密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视个人选择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他相信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资源会有效配置,商品和服务会实现最佳水平。斯密相信,市场能够通过无形的手自然达到均衡。他提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市场是一种自然的、自我调整的机制。斯密在其著作中提到,政府应该在社会中扮演有限的角色,主要负责维护法治和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消费者权益。在他的观点中,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机制。斯密对经济周期的看法较为乐观。他认为,经济自然会经历周期性波动,但这些波动是市场自我调整的结果,最终会恢复到均衡状态。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二、弗里德曼:自由市场与个人自由的捍卫者 费里德曼认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因此他认为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通过在与国防无关的领域继续进行目前政府的广泛的干预,并且通过从事没完没了的政府的新方案,将会使我们不必要地使危险加剧。 三、阿马蒂亚・森:市场与公共政策的协同论者 阿马蒂亚森强调要以公共行动来创造条件,使市场得以良好地发挥作用,市场主张和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链、土地改革等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例如农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土地)可资利用。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市场机制是人们通过它能够相互交往并从事互利活动的一种基本安排。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而导致的。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熬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对这些情况的处理,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好地运作,是有更高的公平性,而且得到适当的补充。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职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土地改革等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例如农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土地)可资利用,甚至在极甚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 四、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的倡导者 凯恩斯的理论基础为宏观经济学,他主要聚焦于整体经济的运行,而非个体行为。他认为,经济不总是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相反,存在许多市场失灵和不稳定现象。凯恩斯特别强调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总需求的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经济运行不是单靠市场自我调节能够实现的。凯恩斯认为,市场并非总能自我调节至均衡,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需求不足会导致产出和就业大幅下降。他提出,市场可以陷入长期的不均衡状态,尤其是在大萧条等经济危机下,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例如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尤其是在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的观点则更为悲观。他强调,经济周期的波动不仅会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有时市场根本无法自我恢复,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政府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繁荣。 五、缪尔达尔:国家计划与全面干预的支持者 缪尔达尔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经济发展,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
读书总结3:
经济和多重因素交织下的亚洲发展问题 在读到《亚洲的戏剧》这一本书时,冈纳·缪尔达尔指出: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这使我联想到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两者都强调了经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尽管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同样阿马蒂亚森也认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这些互补性因素包括文化和经济、政治参与和经济进步,以及技术这一点进步及其社会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彼此之间的联系 (一)经济与社会的融合 波兰尼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强调,经济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圈中。波兰尼认为,经济是通过社会关系、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来构建的。他指出,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往往与家庭、社区等社会结构相互交织,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可能导致这些传统结构的破碎和变迁。同时,缪尔达尔的观点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背景下进行分析。他认为,单纯从经济数据和市场机制出发分析发展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上与社会、文化和制度密切相关。缪尔达尔认为,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南亚等地区的现实却需从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入手。 (二)反对纯粹的经济分析 波兰尼通过对经济的“嵌入性”分析,挑战了经典经济学中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假设。他认为,经济行为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约束,市场的运行需要受到社会规范、习俗和制度的制约。这一观点对当代经济学提出了重要的批判,提醒我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缪尔达尔同样反对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割裂开来的传统思维。他指出,“经济”与“非经济”问题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经济问题的正确理解必须涉及社会背后的许多文化和制度因素。因此,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缪尔达尔主张采用更为综合的视角,以便更有效地探讨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他认为,只有在考虑这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某一地区的经济现象。 (三)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关注 波兰尼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常常会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显著影响,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原有的共同体关系可能被破坏,导致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的加剧。这种对社会结构的破坏与经济运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缪尔达尔强调,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往往源于独特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这些结构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缪尔达尔指出,结构的变迁并非自发发生,而是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与引导。因此,南亚国家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积极考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便有效地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政策。 (四)制度和文化障碍的影响 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扩张揭示了在其他社会结构中潜在的文化和制度障碍,这些障碍常常妨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他发现,当市场机制被强行引入缺乏相应制度支持的社会时,反而可能造成贫困和社会不满。缪尔达尔也描述了在南亚以及其他地区,制度和文化的顽固性如何阻碍经济发展。他认为,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社会习惯和权力关系可能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他呼吁分析者必须以一种制度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问题,明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对这些阻碍进行引导和变革。 二、应用于分析亚洲发展的思考 缪尔达尔为什么要以亚洲的戏剧命名?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一方面,借用戏剧的概念来形象地表达南亚地区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南亚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显著的冲突,比如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变革的渴望和对后果的恐惧等。这些冲突像戏剧一样,使得南亚的社会生活充满张力和戏剧性。他希望通过“戏剧”这一比喻,传达出这些复杂冲突所蕴含的共同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尽管外部力量对南亚的影响存在,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由南亚人民自己去实现。因此,历史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选择和努力去塑造。另一方面,在古典戏剧中,角色的命运往往是注定的,即每一个角色在戏剧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结局。而缪尔达尔强调,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并不是如此,演员在面对限制条件时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从而表明历史的开放性和可能性。这样的思考引导读者关注南亚人民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作出选择,追求变革和改善。 缪尔达尔的主要目的是,为南亚的发展与东西欧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鲜明对比提供深入细致的原因分析,聚焦于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作者在整本书中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南亚国家想要通过计划和协调的政府努力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障碍来源于现在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以及这种制度和观念中包含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作者认为,南亚特有的政治态度和制度体现是由南亚的贫困和底下的生活水平造成的,这些态度主要反映在宗教约束,以及普通百姓对变革刚性和抗性。而南亚政府多是软弱的政府,一方面热烈声称需要社会经济革命,另一方面却在实际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较为保守,不愿破坏传统社会秩序。南亚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发生诱致性变迁的问题。但是作者在该书中也指出这些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会自发地发生变迁,也很难对经济方面的政策做出反应。作者从经济现状诸如资源、经济结构、生活水平、不平等现象、对外贸易;制定发展计划;劳动力利用如农业、手工业、工业发展、人口问题;人口质量如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分析。 (一)经济现状与结构 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迟缓与其独特的自然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除了印度,南亚几乎缺乏重要的矿产资源,这限制了重工业的发展。除此之外,高人口密度和劳动力的低收入水平使得资源的分配异常困难。缪尔达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仅依赖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造成了营养不良和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并形成了发展恶性循环。同时,南亚国家的外贸问题也阻碍了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对进口消耗品的依赖加大,但由于外汇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这导致了市场的进一步扭曲和商品短缺,损害了国际竞争力。同样也缺乏一定的资本。殖民时期,南亚国家发展种植园经济,但种植园资本家的利润转移回欧洲,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提高,并未实现资本积累。独立后,南亚国家开始发展工业化,即便是印度,拥有建立工业体系的资源,但是也是以消费品工业和家庭工业为主,而现代工业都是资本密集的,萎缩的市场和低效生产率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制度与观念 缪尔达尔明确指出,南亚的制度环境相对落后,权力的地域与社会分配极为不均。传统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常常促使人们抵制变革,这种阻力使得即使有良好的政策设计,落实的效果也微乎其微。南亚的制度僵化表现为缺乏灵活有效的治理结构,西方经验的引入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效果。此外,南亚普遍存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权力集中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精英手中,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的分配产生了消极影响。缪尔达尔认为,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以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 (三)计划与发展 缪尔达尔探讨了南亚各国在制定发展计划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他认为,由于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简单地将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和无干预的政策完全照搬过来并不可行。相反,南亚必须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南亚各国应当将平等原则纳入到经济发展目标中。缪尔达尔认为,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进,提升社会的整体公平性,才能在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他呼吁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关注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协调发展。 (四)劳动力利用 南亚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一方面,有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缺乏吸引力,导致本地人宁愿维持闲散的生活状态。其中,农业方面的土地制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显著。许多国家的土地仍然是小规模私人拥有,且受到宗教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造成耕地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低效和不稳定。缪尔达尔提出,要有目的地推进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此外,制度改革的优先性也被提上日程,即在推进技术改革的同时,必须首先改善现有的制度框架,为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空间。 (五)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缪尔达尔指出,仅仅依赖教育的投资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考虑营养、医疗以及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他强调,通过改善公民的身心健康,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劳动的效率。在教育体系方面,缪尔达尔认为,南亚国家需要发展针对成人的职业教育,而不是单纯将教育模式向西方翻版,因为南亚的贫困和社会结构问题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直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职业技能训练,尤其是要注重教育的公平性,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 (六)文化与态度 缪尔达尔致力于揭示文化和社会态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南亚存在的等级制度与宗教观念往往导致人们对自身劳动价值的低估,以及对某些职业的歧视,这进一步降低了整体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改变公众对体力劳动的偏见,以及提高对劳动的尊重,是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政策干预,包括职业导向的教育和宣传活动,重新塑造社会对劳动的态度,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读书总结4:
探寻自由 一、什么是自由? 费德里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将自由被视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理念,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自主地位,免受政府过度干预。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私企执行部分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里的自由侧重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自由观念,强调摆脱外在束缚。森将自由是个体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这不仅涵盖了基本的免受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等困苦的能力,还包括参与社会活动,如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其中包含法治意义下的自由权利以及各种政治权益。森的自由概念既关乎个体所拥有的机会,例如获得教育、医疗资源,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等;也涉及个体在面对各种选择时的自主过程,强调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的意愿和价值观,在众多可行选项中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二、为什么要保护自由? 弗里德曼围绕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展开论述,对肯尼迪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 —— 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这一观点提出批判。他指出,“国家为你做什么” 带有浓厚的家长主义色彩,暗示政府对公民的全方位庇护,这与自由人对自身命运负责的理念背道而驰。自由人应是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生活,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幸福,而非依赖国家的恩赐。而 “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则将政府置于高高在上的主人地位,公民沦为服务于政府的仆人,这显然不符合自由人的理念。在自由社会中,自由人应当思考 “我和同胞通过政府做什么”,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共同目标,同时高度警惕如何防止政府权力的扩张威胁自由。从保护性角度来看,权力集中往往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对自由造成极大的威胁,而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则是保护自由的有效手段。历史上诸多集权统治的时期,公民的自由权利往往受到严重侵犯。从建设性角度而言,人类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还是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大多源于个人天才的独特创造、少数观点的勇敢发声以及多样社会风气的滋养,而非集权政府的指令。政府若过度追求统一标准,虽可能在短期内提升部分生活和工作水平,但从长远来看,会抑制创新,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森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具有建构性作用,其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他通过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公平主义这三种现代价值观的深入剖析,揭示出它们在信息基础上存在的局限性。功利主义单纯追求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却忽略了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权利自由等关键因素,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自由至上主义过于注重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只关注程序的合法性,而不考虑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可能会出现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而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的情况。公平主义中某些价值要素的绝对优先性,如罗尔斯正义理论中强调的某些自由权的绝对优先,排除了其他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要素,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忽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此,森建议扩大信息基础,以构成实质自由的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标准,综合考量各种价值要素并加以区别对待。例如,法治自由权利因其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在与收入等价值要素共同考量时,应具有程序性优先,但并非绝对优先,因为不同的价值要素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重要性,社会评价中各价值要素的权重需通过公共讨论和民主的社会选择过程来合理确定。同时,自由还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具体通过五种工具性自由得以体现。在政治自由方面,民主政府由于需要赢得选举并接受公共批评,所以在面对饥荒等灾难时,更有动力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例如,历史上一些民主国家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粮食危机时,能够迅速调动资源,制定合理的政策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发生。而权威主义统治者往往缺乏这种激励,对民众的苦难可能视而不见。森还有力地批判了为 “权威主义” 辩护的 “亚洲价值观”,明确指出自由、民主与对国际市场开放、注重教育一样,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经济条件方面,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自由市场逐步取代传统束缚的过程,自由具有超越单纯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深远意义。森通过严谨的论证证明市场机制的 “帕累托最优” 可用实质自由来衡量,这意味着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率,还要注重个体自由的实现。同时,他强调要通过公共行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市场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在市场出现问题时,关键在于让市场更好地运作并得到适当的补充,而不是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或压制。在社会机会方面,教育、保健等社会安排对个人的实质自由有着深远影响。亚洲 “四小龙” 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的普及,民众素质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也让个体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自由。中国和印度发展情况的对比也凸显了教育、保健等方面的重要性,教育水平的高低、医疗保健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发展潜力和生活质量。在透明性担保方面,它关乎社会交往中的信用,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至关重要。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了透明性担保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缺乏公开性、信息披露不充分以及业务关系网不讲是非原则的情况下,市场陷入混乱,经济遭受重创。自由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系,透明性担保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只有在民主的环境下,信息才能更加公开透明,市场参与者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在防护性保障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是实质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危机时,民主的防护性力量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为那些遭受经济冲击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 三、何以保护自由? 弗里德曼认为,保护自由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他主张将保护个人自由明确列入宪法,提出两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一是职责范围有限原则,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聚焦于保护自由,包括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私人契约的履行以及促进竞争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在有明确且巨大益处的前提下协助做事,但应尽可能依靠私企与自愿合作,以此来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确保公民自由不被侵犯。二是权力分散原则,政府权力应进行分散,县一级政府在权力行使上优于州一级,州一级又优于全国性政府。这样民众如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或管理不满,可以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这种 “用脚投票” 的方式能够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尽管权力集中可能对部分人具有吸引力,在短期内能够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往往会带来诸多危害,而且这种权力集中的趋势常常由一些出于善良意愿的人推动,但最终可能导致与初衷相悖的不良后果。此外,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自由市场中私企执行部分经济活动,被视为经济自由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市场的竞争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阿马蒂亚・森则从价值和理性的角度论述了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的路径。针对阿罗 “不可能定理”,森通过扩大信息基础,成功证明在掌握更多信息时,由民主程序达到的社会偏好可满足理性条件。这意味着在民主决策过程中,充分的信息能够使社会成员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从而实现社会偏好的合理性。森认为理性主义视角与认识无意造成的后果并不矛盾,因果分析能够使无意后果被合理预期,进而运用到改进社会的努力中。例如,在制定一项经济政策时,虽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但通过深入的因果分析,我们可以提前预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调整。他指出人们的行动常常反映出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可以通过交往式理性思考和进化性行为模式选择来解释。运用带有社会责任感的理性思考与个人自由紧密相关,社会价值观对多种社会组织的成功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选择基于自由和民主,社会成员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形成社会价值及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学习并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发展面临的重大价值问题上,人们应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和社会决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同时,价值概念和社会规范对发达国家市场机制也有积极作用,它们能够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读书总结5:
凯恩斯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作背景 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萨伊的销售论,即“供给创造需求”。生产者的目的在于与他人交换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这意味着只要社会存在一定的供给,就会自然产生相应的需求。因此,萨伊认为在理想状态下,社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或失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对一个抽象的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萨伊定律的没有生产过剩和失业状态的结论是可能成立的。然而,就一个使用货币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而言,上述结论是否还会有效?对于这一问题,传统的西方学者给予了“有效”的答案。为了论证这一答案,他们提出了一套说法,即: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失业的理论。该理论可以说由三个部分所组成: 第一,劳动市场论。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就业论,社会的就业量和实际工资系由对劳动的供求双方所决定。在劳动的供给方面,导致人们从事劳动的动机被认为是得到实际工资/即货币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实物;而阻挠人们从事劳动的阻力是劳动的负效用,即由于劳动而带来的不舒服之处,如疲倦、精神紧张等。据说对性质相同的劳动(如一小时的木工),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负效用;懒惰的人负效用轻高,而勤奋的负效用较低。因此,在既定的实际工资水平,凡是认为该水平的工资能补偿其劳动的负效用的人们都已经就业,只有那些嫌工资太低,不足以补偿其负效用的人才会失业。这些不愿“屈就”的人,因为他们拒绝为现行的工资而劳动,所以被西方学者称为自愿失业者。由于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几乎是无穷的,所以资本家一定会把产量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因之而会把雇用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到最大的限度,也就是,除了自愿失业者以外的一切人都能就业的限度。就是说,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处于这一状态,一切愿意从事劳动的人都会就业;只有自愿失业者或正在转换就业位置的人(即暂时性的“摩擦失业”)才会处于失业的状态。然而,据说这种少量的和暂时性的失业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而造成的。因为,自愿失业的原因来自劳动者嫌工资低而不愿“屈就”。对这种来自劳动者的意愿所造成的失业,其咎不在于社会,而由于转业或择职而导致的暂时性的“摩擦失业”是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造成这两种失业的原因既非资本主义制度也非生产过剩。因此,传统的西方学说认为,萨伊定律仍然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利息论。在萨伊定律的物物交换的例子中,人们用粮食交换日用品;这里不存在生产资料的问题。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社会必须进行投资,以便改善生产技术和补充被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一事实是否会影响萨伊定律的充分就业的结论?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没有影响;其理由来自它的利息论。 按照传统的说法,投资资金的来源是储着,而人们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能得到利息,以便获取更多的消费。因此,利息被认为是“节欲”(即节制现在的消费)或“等待”(即等待将来的消费)的报酬。利息率越高,报酬越大,储蓄量也越多;反之,储蓄量越少。另一方面,利息也构成投资必须为之而支付的成本;利息率越高,成本越大,投资量越小;反之,投资量越大。这样,储蓄代表投资款项的供给,投资本身代表投资款项的需求,而利息率则为使供求相等的价格,正和任何商品的价格可以使该商品的供求相等一样。 就是说,通过利息率的作用,整个社会产品的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即储蓄,能够自动地转化成为投资。因此,即使存在着投资于生产资料的复杂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产品都会被购买掉,不是被用于消费,便是被用于投资,从而,该社会不会存在生产过剩的失业现象,正如萨伊定律所宣称的那样。 第三,旧货币数量论。在上面用以说明萨伊定律的例子中,人们使用物物交换的制度。这种以物易物的制度已经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使用,而代之以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媒介。在如此的条件下,萨伊定律的结论是否会受到影响?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没有影响”。他们用旧货币数量论对此进行解释。 按照旧货币数量论,人们之所以需要金钱(即货币),原因仅在于金钱能够买到的物品,如投资品、消费品等。因此,“合严理性的人”,即企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除了在手中存放一小笔现款,以便购物时的方便以外,不会持有多余的现款,因为,存放于个人手中的现款得不到利息或其他类似的收益,从而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如果他具有多余的现款,他会把它用之于购买股票、债券、房地产、从事工商业经营或存放于银行来收取利息;总之,把它使用掉,不是用禾购买消费品,便是用于投资。就是说,货币不过是交换的润滑剂,其唯一的作用仅仅是交换媒介。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基他功能。 既然货币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而根据上述第一和第二点,资本主义总是处于产量最大的充分就业状态,那末,如果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作同比例的上尹;如果减少,则后果相反。据说由于这一原因,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而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数值的丈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作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一样。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从而,也不会影响上述第一和第二点论证的萨伊定律的结论。 上面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构成传统西方经济学有关就业的理论,其目的在于证明:资本主义总是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而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显然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尽管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断言失业和生产过剩不可能发生,1929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却证明了这一断言的错误。危机的严重性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反思,传统经济学者在面对危机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 面对危机,传统学者采取了两种态度。第一,认为危机是暂时的经济失调现象,从而繁荣即将到来。这种态度可以在美国当时的胡佛总统提出的口号中反映出来。他的口号是:“繁荣正在街角的地方拐弯”,意思是说,它即将出现在人们面前。 另一种态度表现在传统经济学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权威人物,如在英国剑桥大学继承马歇尔教授职位的庇古教授对这次危机所持有的解决办法上。他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工会人为地把工资规定在过高的水平,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发生应有的自我调节作用来恢复繁荣;因此,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削减工资。在当时大量的工人处于饥饿状态之时,庇古教授居然能提出降低工资的解决办法,这至少可以证实这位传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坚信他们的就业理论的程度。 凯恩斯撰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反对传统的学者所信奉的就业理论以及由此而导致对付危机的态度。具体地说,他企图推翻传统的有关就业理论赖以组成的上述由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货币论组成的三个部分并且提出他治理危机的对策。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本书被定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在本书中,削减工资成为一个反复进行争论的重要主题。 二、凯恩斯理论轮廓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国民收入、总产量和就业量是相互关联的概念。短期的定义是指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料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在这一框架下,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直接反映了社会的总产量,而就业量可以通过国民收入除以平均工资来计算。因此,在短期内,国民收入、总产量和就业量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任何一个概念的变化都可以反映出其他两个概念的变化。 凯恩斯写作的目的是想提高国民收入,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他想首先在理论上说明国民收入是由哪些变量决定的,而在找出这些变量之后,则企图用国家的政策来控制这些变量,最终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 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是由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组成,因此,前者数值的高低取决于后者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的高低。然而,什么因素又决定消费和投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的高低?按照凯恩斯的意见,消费的数值取决于消费倾向,即社会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往往也随之增加,但储蓄的比例相对会提高,形成一个恒定的消费倾向;投资的数量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即追加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和利息率。在这里,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而利息率则由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所决定。 凯恩斯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确保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投资量与储蓄量相等。由于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这两个因素并没有稳定的关系,导致投资可能无法弥补所储蓄的部分,从而引发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换句话说,危机和失业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虽然凯恩斯希望提供解决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政策建议,但在他的书中,这些建议较为零散。总体上,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总的说来,凯恩斯的意思是: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或政策不外乎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数值处于能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对五个变量加以控制。在五个变量中,消费倾向、预期收益、供给价格和流动性偏好这四个变量系由人们的自发的市场行为所决定,从而,国家的政策很难加以控制。只有五个变量中的一个,即货币数量,能由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掌握。即使如此,由于本书所提到的种种原因,控制这一变量所取得的效果不会很大。因此,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凯恩斯甚至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