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晴 |
2024-01-20 13:38 |
探寻社会之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反思社会学之旅
一、布迪厄的生平经历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比安(Bearn)地区。对布迪厄来说,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对他具有宿命般的哲学意义,用布迪厄本人的话来说:“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 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与英国吉登斯、德国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三杰。他1954年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学校是法国思想家的摇篮,雷蒙· 阿隆(Raymond Aron)、福柯和德里达等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布迪厄原来学习的是哲学,后来转向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读书期间他阅读过马克思的论文著作,深受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在他同班的大多数同学眼睛里并没有读到多少尊重和热情,在这所巴黎人的学校里他落落寡合,也形成了他对于主流学术界和社会体制一贯的反叛精神。布迪厄大学毕业后,曾在外省一所中学教书。1956年,布迪厄应征入伍,赴阿尔及利亚服役。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写了一本旨在反映阿尔及利亚人的灾难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1958年,该书出版后,布迪厄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实地研究。1960年,布迪厄回到了法国,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担任助教,这段时间,他参加过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讲座,并聆听过他在人类博物馆举行的关于人种学的演讲。他还继续读着马克思的著作。此后,他还担任过阿隆的助手。布迪厄曾在巴黎大学和里尔大学任教,他于1964年起到巴黎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中心研究主任。这样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学术精英。从1968年起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新建立的欧洲社会学中心的主任,并且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刊物《社会科学研究探索》。因其突出成就,布迪厄1981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来接替早已退休的雷蒙阿隆,执掌社会学教席。布迪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对巴黎知识分子世界的“异乎寻常的报复渴望”,他的出身和社会经验使得他可以用一种客观化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机制如何生产不平等,寻找结构中对应的社会行动者,例如被法国殖民者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阶级,被男性权力压迫的女人,甚至在统治集团内部属于被支配者的知识分子等等,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二、布迪厄代表著作 布迪厄的研究涉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文学和教育诸多领域。他发表了一系列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截止到1998年,他共发表著作30多部,论文200多篇。其中许多著作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著作包括: 《阿尔及利亚社会学》(The Algerians, [1958]1962) 《社会学的技艺:认识论基础》(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1968]1999) 《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2]1977) 《教育、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1970]1977) 《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979]1984) 《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1980]1990) 《学术人》(Homo Academicus,[1984]1988) 《社会学发问》(Sociology in Question, [1984]1993) 《国家贵族:权力场域中的精英学校》(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1958) 《另类话:关于反思社会学文集》(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1990]) 《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1991)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with L. Wacquant 1992)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 1998) 《男性统治》(La Domination Masculine,1998) 三、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品能够体现出他各个阶段的思想特点: 1、结构主义色彩的人类学阶段 《阿尔及利亚社会学》 2、实践理论的形成 《实践理论大纲》 3、符号权力理论和反思社会学阶段 《学术人》、《实践的逻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一)布迪厄早期思想:《阿尔及利亚社会学》 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期间,布迪厄避开了当时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思潮,而是选择跟随一些哲学家如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学习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同时选修了éric Weil教授的黑格尔的法哲学课程。1953年,布迪厄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探讨了莱布尼茨对笛卡尔主义原理的评论。 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布迪厄在一所中学任教了一年哲学,随后应征入伍并前往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他的反叛倾向找到了具体的伦理和政治依据。回顾他的职业生涯,布迪厄指出,他经历了一种“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过渡”,这也是“世界观的转变”,而阿尔及利亚经历无疑是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如果说他出生的法国南部小镇比安是他的故乡,那么阿尔及利亚就是他的精神故土和学术根据地。 布迪厄作为士兵(1955到1957)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然后是作为阿尔及尔大学的助教(1957到1961)从事人种学田野和社会学研究。在此期间,布迪厄努力超越由萨特和法农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广泛传播的政治参与形式,这种形式被布迪厄视为投机的、乌托邦的和信息不全的。在到达阿尔及利亚后不久,“再次为了变得有点用处”和“消除一场残酷战争之无能为力的见证者的愧疚心”,他撰写了旨在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学》。阿尔及利亚经历之所以成为布迪厄智识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他早年社会轨迹中养成的性情倾向在此经历中都得到了深化。 1957年在阿尔及尔大学谋得助教职位之后,布迪厄利用学校假期不断下田野,这种忘我工作,除了“受有点狂热的求知欲的鼓舞”之外,还“扎根于面对那么多苦难和不公正之时感到的沉重而持久的负疚感和抗拒感”。就对经院姿态的“深刻厌恶”来说,被阿尔及利亚经历深化的布迪厄的“反经院主义偏好”早就扎根在他的“惯习”中。这无疑是受到归功于他的“社会出身”的性情倾向引导,长期以来他都在努力摆脱那时与哲学相关的多数事物中若非虚幻也是不现实的东西,布迪厄在此与他的精英教育训练灌输的哲学经院主义决裂,正是对于哲学游戏的这种不满,才使他对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感受到的社会科学的召唤有所反应,以社会科学的严格工具来“升华”他的政治激情。但是即使要表现对殖民地人民苦难的同情,他也采取了学术话语而非政治话语的干预模式,这和法国知识界动辄发表联名抗议声明的方式大相径庭。这两年的研究成果以《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为书名在1958年得以出版。布迪厄的研究表明,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和谐的文化整体,由于殖民统治而分崩离析,并被强迫性卷入到由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痛苦转变过程之中。他通过研究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现实情况,揭示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种批判性的立场对于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中提出了一种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也开启了他今后的社会学道路。 (二)实践理论的形成发展 布迪厄是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很明显是受到了古典社会学还有哲学心理学的影响,是个理论基础很扎实的学院派社会学家。他的理论体系中绝大多数核心概念都源自其他学者(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列维-施特劳斯等)或其他相关领域(如哲学、人类学、现象学等),但是又经过自己的解释发展成了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的理论词汇。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坚持从实践出发审视社会问题、又受韦伯影响侧重论述实践中的惯习、感受和体验非逻辑因素(其实践理论有一定非理性主义色彩),受弗洛伊德和帕累托影响而通过揭示逻辑层面下的意识过程来真正把握实践。他希望人们将他的著作看成是“操作手册”(exercise book),这也是在超越社会科学领域当中普遍存在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割裂的问题。他强调经验数据的重要性及其与理论的不可分割;关注通过实际案例和个案研究去展示怎样把理论运用到对现实的解释中去;使用从观察到测量的研究方法,认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统计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宏观社会学分析与微观社会学分析之间的对立是荒谬的,这些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非常必要,而且相互联系。 布迪厄是通过倡导方法论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l situationalism),以取代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种情境主义,又称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即强调关系的首要性地位。布迪厄把社会现实的实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社会是一种双重结构的生活,即以两种方式存在:首先是存在于“初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中,这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其次是存在于“次级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中,这主要是指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各种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学的任务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① 揭示构成社会的深层结构② 揭示保证这些结构再生成和转化的机制 社会物理学对初级客观性结构的解读 特点: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决定性 代表人物:马克思、迪尔凯姆 缺失: a.把人类建构的社会结构物化 b.把人类看成初级结构的承受者或执行者 c.忽视了人在社会过程中的主观性、创造性和选择性 社会建构论对次级客观性结构的解读 特点:强调内在性、能动性、选择性、个别性、不确定性 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福柯、吉登斯 布迪厄认为结构论与建构论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两个基本环节,他所说的双重解读,是指一方面是用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的方式透视社会:把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这就是客观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立场。另一种立场是关注“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即社会现象学的视角。这一立场观点认为,社会产生于人们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之中,社会世界内在于人们的行动之中。布迪厄所倡导的社会实践学(social praxeology),就旨在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立场(structur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他认为,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即必须屏弃那种将行动者“打发去度假”的机械结构主义,又必须杜绝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具体说,首先,是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于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建构其行动者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布迪厄因此反对现象学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这两个哲学都把主体绝对自由的行动置于中心。他也反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克劳德·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因为克劳德·李维史陀把主体的行动全视为是针对客观规则而起的反应。 在布迪厄论述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对应关系时,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他指出了二者的对应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还是一种支配工具。因此,各种分类系统就成了社会斗争的焦点,就此,布迪厄阐述了一种各有关分类体系的形成、筛选、强加的发生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也就是一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实际上,华康德认为可以把布迪厄的全部学说理解成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的符号权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 (三)场域、惯习、实践 “场域”是贯穿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各层面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该定义又有三个概念乘进一步权释:位置(如果场域是一张社会之网,那么位置使是网结;位置是客现的,对人们的主观意愿和行为选择起客观规定性作用:位置内含有社会资源或权力资本,占有不同位置而获得社会资源;位置成为矛盾冲突交点而处于持续交易中)、网络(借鉴网络结构理论,其将人类社会不同层面解释为关系网,社会成员通过信息沟通、交往互动面改变着各种社会网络及其资源)、构型(构型说明场域有能动性,其可用自身特殊结构重新构造各种进入其中的关系或力量)。场域有以下特点:构型功能、特殊性(场域不独立于社会条件之外,各种场域在各种社会结构中存在)和独立性(继承涂尔干“社会事实的社会性”观点,场域离不开人及其活动而存在,但一经形成就有相对独立性,不可还原为个人心理加个人行为。 场域是实践展开的场所和矛盾形式,动态变化的场城关系所呈现的各种原则就是实践的逻辑(可见布迪厄虽然反对普遍逻辑但未彻底否定存在),实践逻辑是在有限实践活动中的共同性,实践逻辑肯定观察者的主观性即实践逻辑随观察者视角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实践逻辑具有模糊性(布认为真实的实践活动是受“实践感”支配,如骑自行车不用逻辑推论而是靠感觉行动,是“前逻辑”、“非推论”的)。 “惯习”是“实践感”存在的基础,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于身体之中”,布迪厄认为惯习超越了“两个对立”: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意识与身体的直接统一)、超越实证唯物主义和唯智唯心主义的对立。惯习不仅成为人类具体行动即实践的基础,而且也是客观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客观化。惯习是持久的,但不是恒久不变的。通过指导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惯习也生产着社会的区隔。通过惯习, “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 在社会实践中,实践受到惯习的指引,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运用各种可得资本,通过实践不断形塑、建构起“场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和再生出惯习本身。惯习又受到场域的制约,是场域在个体主观世界中的内化,场域通过塑造惯习而制约着实践,故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 (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四)语言、权力、符号暴力 布迪厄是把语言放在实践场域中来考察的,他揭示出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并在深入分析专业语言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进一步讨论社会学反思的必要性。布迪厄批判索绪尔的“纯粹语言学”(认为理解语言的语法规则就能抓住语言实质),而将语言放到实践中,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结构”,语言中的力量来自于语言交流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语言是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语言资本,即适当的言说(speak properly)。 在布迪厄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如果不考虑在交流中发挥了作用的权力关系的总体,那么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包括言谈的信息内容本身,都难以理解。因此,每一次语言表达都是一次权力行为。 符号权力/符号暴力: “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the given)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视界(vision),因而确定或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行动乃至于世界自身的权力;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力,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作为任意性被误识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符号暴力就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布迪厄的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几乎总是在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中,才产生了支配的效果。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权力较量的场所,场城中权力冲突依据的是对资本的的占有和赢得社会认同,如在性别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是符号暴力的典型表现。 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从形式上来看,符号暴力不是那种诉诸诸如军事、经济等强制手段的赤裸裸的强硬暴力,它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软性的暴力,正是因为它得到了普遍认同,所以它呈现的面貌是看不见的,似乎是不在场的;与此同时,正因为它具备的隐匿性,它才能掩盖其权力特性,才有利于它发挥作用。从作用机制上来说,符号暴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同时这种共识乃是一种误识。所谓误识,是指社会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支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这就是说,符号权力充分实现的前提乃是支配者的统治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说,被统治者之被统治,它自身乃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的一个同谋。因此,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被统治者是站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了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从这种意义上,符号权力又可以称之为符号暴力。 布迪厄的性别观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他重新审视了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被统治地位的形成过程。波伏娃提出的女性解放路径中,同样强调了工作、成为知识分子和改造社会等方面的个人努力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但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的不同处境。布迪厄的社会结构论则更加关注这一点,认识到女性的成长环境确实限制了她们的性格系统的开放程度。 他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布迪厄认为性别不平等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例所塑造的。个人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塑造的,而不仅仅是生物性别的结果。社会对性别的期望和规范以及社会制度和文化符号都对个人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产生影响。布迪厄重新审视了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被统治地位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关系是通过各种社会领域的建构和符号系统的运作而实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男性统治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深深嵌入到女性的身份和经验中。布迪厄依据其资本理论中资本的转换与流动,提出女性的解放之路依赖于学校的教育制度。学校制度是妇女解放的伟大工具,但学校制度也是一个悖论,它通过巧妙的途径,再生产男性,也是使女孩离开科学或某些技术领域的方式。如此,布迪厄眼中女性解放之路需同时兼顾个人被男性统治文化影响了的主观性情的转变与父权社会的客观社会结构的改变。 布迪厄的社会结构论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中女性的不同处境。他认识到女性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她们的性格系统的开放程度产生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教育机会为女性提供了不同的机遇和限制。因此,女性的解放之路需要考虑到这些差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解决不同阶层女性所面临的特定问题。 布迪厄的性别观强调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它呼吁关注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倡导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来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 (五)反思社会学 华康德指出:“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突出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明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它并非社会学众多专业性分支之一,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通过这种社会学的社会学,可以揭示在学者对社会世界的感知中往往存在一种学究式的偏见,这就是布迪厄一再强调的唯理论主义或唯智主义的偏见。布迪厄关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拒绝在二者之间进行对立划分。 他认为研究者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对自身的实践活动采取批判的视角。 华康德指出,布迪厄与其他社会家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压在孤身一人的学究肩上的重负;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布迪厄主张,在社会研究中,必须以反思作为基本原则。这种反思性,一方面要求把对象看做是具有确定性和含糊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作是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作是历史运作的结果和现时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形成高度警惕性。或者说,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形成一种“认识论的警觉性”。总之,他认为反思性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故他的社会理论又可称为“反思的社会学”或“反思的人类学”。 从这种反思性出发,布迪厄主张关注社会学的道德含义和政治含义。他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因为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 四、总结 (一)布迪厄身份的转变:反叛者到公共知识分子 布迪厄在1990年代逐渐涉足政治论辩,并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这代表了他身份的转变。在这一阶段,他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他看来,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行其道,这是造成当代世界社会疾苦的根源。同时他也对萨特所扮演的“全面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布迪厄对萨特在法国政治领域所做努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认为萨特的行动是“不负责任”和“见机行事”。他否定了萨特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上的方式,认为这种行为与严肃的学术研究不相符。布迪厄认为社会学不应该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消遣娱乐”,而是一门严肃且具有科学性质的学科。 然而,布迪厄的早期作品与晚期作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他早期的著作强调了社会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重要性,并反对将其用于支持政治激进主义。然而,晚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充满激情地投身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法国政治论辩的焦点人物。这引发了一个议题:社会学家是否有责任将他们的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布迪厄的转变反映了他对社会学家角色的重新思考。他开始质疑学术界是否准备过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思考他的作品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意义。尽管他早期作品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重要性,但他晚期作品中的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论述者。这种转变突显了布迪厄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的多样性,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学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和责任的讨论。布迪厄的经历提醒我们思考学术研究如何与社会和政治现实相结合,以及学者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影响力的道德和伦理责任,即如何去利用“社会学这种武器”。 《关于电视》中,他认识到电视作为一种主要的传媒工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受众基础。然而,他对电视的态度是复杂而批判性的。首先,布迪厄指出电视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倾向。他认为电视节目过于注重娱乐和商业利益,导致内容呈现出浅薄和商业化的特点。这种趋势使得电视节目更注重迎合观众的口味和获取高收视率,而忽视了对于深度思考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其次,布迪厄关注电视对于观众的塑造和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电视媒体通过塑造观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布迪厄指出,电视作为一种主流媒体,往往通过选择性报道和信息的呈现方式来塑造观众的认知,从而影响他们对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解。此外,布迪厄还关注电视的权力结构和控制。他指出,电视媒体往往受到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影响,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利益的驱动。这种权力结构和控制可以影响电视节目的内容选择、报道的偏见以及对于社会议题的表达方式。 尽管对于电视的批评,布迪厄并不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电视媒体可以成为一种传播知识和启发思考的平台,但前提是需要超越娱乐和商业化的局限,并确保多样性的声音和观点在电视节目中得到呈现。 (二)悲观主义者、反思者 布迪厄被认为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和反思者,他的思想强调不平等、区隔和权力的维持。作为一个外省人,他对法国巴黎主流文化圈充满敌意,并持续对社会中的阶级差异和体制的再生产进行反思,体制是如何进行维护掩饰和“再生产”这种阶级差异。即使他的《再生产》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被学生作为批判教育体制的武器,但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中,对其始终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他认为,即使是如五月风暴这样的巨大变革及其后果,与其说生产了新的社会形式的符码,倒不如说是隐藏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另一种自我欺骗,因为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允许动摇自己的统治(同样,福柯由于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极左运动,尤其是围绕极端马克思主义的无休止理论纷争、卑鄙的党派斗争而发誓永不参与政治)。 布迪厄的思想交织着激进的观点和反乌托邦的悲观主义。他认为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最普遍的形式,是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施加的最糟糕的压迫。他认为个体的身份就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在他看来,这种压迫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深层次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实践中的品味和社会身份的体现。亦即:“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布迪厄观察到,文化实践中的品味往往与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尤其是父亲的职业)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文化的区隔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差异,而是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合法化的手段,从而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实践,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会阶梯上的地位和身份。布迪厄的观点突出了社会阶级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社会阶级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还表现为文化实践和审美品味上的差异。这种文化区隔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和体制对个体的限制和塑造。因此,文化的区隔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社会不平等,并使其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 他的反思社会学要求我们首先进行彻底的质疑,要求保持一种怀疑一切的坚韧精神和态度。学术事业要求超然于纷繁复杂的具体实践,进行最为彻底的反思,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只有是“反思的”(reflexive),才能使我们追本溯源,直追溯到作为人类苦难之最深重最普遍形式的怨恨的最初萌芽并将之斩除。唯其如此,社会学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解放工具,并因此是一种真正的慈悲工具。因此,他要求我们超越表面的现象,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布迪厄的思想启示我们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警觉,并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平等。他的悲观主义和反思倾向提醒我们,社会变革并非轻而易举,但我们仍需坚持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努力,以期望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和人性化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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