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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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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尧读书报告(更新到2016.8.20)

知识社会学是如何可能的
研究生16级 李尧
这是一个分歧比赞同更明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特定环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拥有知识的社会根源,这是一个产生反身性的过程。那么,知识社会学的根本洞见之一就在于认识到那些使得集体无意识的动机变得有意识的进程并不是每个时期都会发生。当我们无法实现对关涉实物和环境的概念进行直接的、持续不断的详细阐发时,我们的认识方式就从直接观察向思考的思维方式转变,对思想的无意识动机进行反思。(集体无意识是用来整合行动与结构的最初思想,在古典时代运用最为频繁,但到了当代之后则不再过多使用,开始向后现代与整合主义这两个对立的方向转变。)
这种哲学反思的拐点古已有之,通常的产生原因分为以下两点:
1.教育、语言结构与思考新问题的方式;
2.社会流动的强化:
A.水平流动(跨文化流动):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认为其他文化都是奇怪的文化;
B.水平+剧烈垂直流动:思想形式的普遍性和永恒效力信仰被动摇。垂直流动是使得人们对自己关于世界的传统看法产生动摇和怀疑的决定性因素。从前彼此隔绝的阶层开始相互交流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循环,此时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思想和经验形式进入了同一意识。(那么此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之前处于韦伯宗教社会学当中所提到的封闭地位及等级组织社会当中,然后因为机缘巧合跨文化进入了一个剧烈垂直流动的其他文化,那么他究竟是否会产生哲学反思的拐点?他的拐点与他进入的身份是否有关?)这种意识促使大脑去揭示相互冲突的世界概念间相互的不相容性。
稳定社会(权威占据基础,声望根据高阶层的成就确定)当中,仅仅存在低等阶层向高等阶层的思想方式渗透,不同等级的多种思考方式没有在同一个大脑当中汇集,因此也就没有演变成问题。在普遍民主化的前提下,低阶层的崛起要使该阶层的思想获得公共意义,即从日常经验判断尺度上升至学术水平,此时低阶层的思维方式也迫使框架内思维产生质疑,即第一哲学之间的相互碰撞。那种规范和解释从前具有的明确性被撼动了。第三个阶层——知识阶层承担着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的专门任务,在各自社会中享有对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以及重构或调和别的各个阶层的以朴素方式形成的世界观中的差异的垄断性的控制权。
于是此时便产生了思想史的根本问题: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这些思想的概念是否具备根本的不同呢?在人们考察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之后,是否还会有更多可供选择的道路?
权力阶层极力支持各种可能存在的、教条化的传统真理式解释方式(不可溯源性,此处是其与知识阶层的不同之处,也是体现解决经验方式的冲突之时优于知识阶层的地方),以真理证明的假设的教条化内容的确立极具偶然性(对于某项具体的真理解释系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权力阶层选择真理解释系统这一事实来讲具有必然性)。这种偶然性源于某个教派碰巧成功使得自身理智传统和经验传统(理智传统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与逻辑谬误,因为形式逻辑具有普适发展性,理智不具有传统性,经验传统则在于对经验事实的释义。)变成整个教会阶层的传统(与政治命运相一致)。
知识阶层中世纪的经院性思维方式并不主要产生于它同具体生活问题的斗争,也不主要产生于试验和错误,同样也不产生于掌握自然和社会的经历,而是更多地产生于自身系统化的需要,系统化一直把在宗教和别的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证据产生的原因追溯至既定的、传统的和不受理智控制的假设。(自上而下就是分歧之处的根源。此处也体现出曼海姆对方法论的区分。)直到教士阶级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成为可能。
民主化的现代世界中,中世纪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且自由知识阶层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的知识分子阶层,充分表达出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可以最明显地接纳社会上所有可能的差异性空前的思维方式,并使这些方式之间相互之间进行赢得公众支持的争斗。只有突出的思维方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表达它,并获得越来越高的效力(马克思的决定论论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赢得公众支持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思想所形成的决策结果究竟是否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依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统一世界观解体的第一个显著哲学产物是认识论,认识论致力于根除众多本体论序列产生的不安,对认识主体进行分析,而非传授教条化存在理论与更高级知识证明世界秩序。认识论性质的思考具有两个相对方向,两端分别为主体端与客体端,一种思维方式把主体看做资料,从主体中推导出有效知识的可能性,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假定是一切人都熟悉客体世界,并解释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推论出他的认识能力。秩序稳定期通常持有后一种思维方式,而崩溃时期则走向相反。主体比由于受制于种种不同的解释而变得模棱不清的客体,更为直接和易于接近。笛卡尔的理智实验及其典范性的、试图质疑所有秩序井然的传统理性斗争并最终得出无疑的“我思故我在”的意义所在。(因此为何会在笛卡尔时代出现科学主义与科学革命式的大发展?其与中世纪客观性解释思维范式有何关系?是自由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作用?知识社会学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面貌?科学主义是否是对不安感的重新整合?此时是出现了适合于主客观割裂的科学发展环境?科学与继承于哲学传统的宇宙观及哲学的认识论革命有何关系?)
在认识论革命之后,经验观察与基因标准出现了向至高无上地位发展的倾向,导致行动中暴露出破坏权威原则的意志。有效度的东西只有可以在我的感知中受控制的,可以在我的经验活动中证实的或者我自己能制造的或至少在观念中是可制造的。(康德的知性论)关于世界形成服从理智控制的观念取代了创世说。人们有望通过对认识特征的根源的洞见得到关于主体对于认知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人类知识整体的真理价值的观念。(洞见背后的索引在于看到表象掩藏之下的本质,洞的索引重在隐藏)。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通过主体迂回的方法是一个替代方法与权宜之计。
那些提出最绝对声明的哲学最容易陷入易于察觉的自我欺骗。所以,在同期那种能证明自己只是最适宜于世界的自然方面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即经验主义的方法,结果却受到人们的偏爱。因此产生了空前精确的经验主义视角的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对于获得新的世界概念,主体绝不是像以前假定那样的安全的出发点。本体论预设在涉及外部世界和精神现实的时候均模糊不清(此处将精神置于现实的一部分),人们通过主体理解内在经验时无法避免涉及本体论的危险。良心冲突和怀疑态度相结合,就得出宗教精神本体论影响的自省心理学(来自主体的抉择)。本体论倾向含义丰富的概念(绝望、罪孽、灵魂拯救和孤独)源于经验,如果经验在内容上更直白和单薄,且形式化程度较高,那么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再也不能就上帝、生命和人的意义达成统一的意见,导致无法理解本体善恶概念。只有那种沉浸于自我,而其沉浸方式又不对人的全部意义要素和价值要素造成毁灭的人,才能找到有关问题意义的答案。
经验的根本形式化导致了科学精神的内省具有了新的形式,能赋予意义、蕴涵丰富的解释,被形式化实体(焦虑感、内心冲突感、孤独体验和力比多)所取代,力学引申解释内心体验(位置,运动,原因,效果),形式化实体把经验的一切显著要素都排除在内涵之外。问题不再是人们如何以规范理解与克制自己,而是某种外部概率性环境级事件如何引起内在反应。单个现象可以按照其在整个精神机制的形式功能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解释。形式科学并非有害,但是绝非科学对待客体的唯一路径。实体形式化过程中排除的意义间相互关联是无法通过揭示相关性和功能来使形式化进一步完善获得的。形式科学无法产生某种评价性决定基础之上的关于人自身和世界的解释。
只有当目标或价值是由另一个来源给定并且仅仅去应对手段时,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才是有用的。(给定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简化论的思维,即以结构的规范取代个人价值,如涂尔干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另一种则是概率性思维,推断价值发生效用的概率)。然而在生活中,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在必须做出决定时为行为提供指导,每个现实都事关本题伦理。机械论与功能论的初期,目的终极构成要素依然存在,但在要素分析中越走越远,终极价值因之从视野中消失。
精神治疗的目的往往被认为是最佳适应,但这一终极意义上的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被铲除。即使一个人采纳的是纯粹原因与功能的观点,他随后还是会揭露出隐蔽在他赖以出发的本体论中的意义。这种意义防范着把经验原子化为孤立的观察,即站在行动立场上的原子化(此处进入到了对于韦伯行动理论的解构。韦伯同意也是结构功能主义量化研究方法论的基础,而齐美尔与马克思的观点解构了成分化思维的片面性)。本体论给我们的意义,可以整合行为单位与个体观察因素。无论意义源于何方,真假如何(是否为巫术-宗教世界观),都具有一定的心理-社会功能,即把那些希望做共同事情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情境定义上(这是一种结构化思维,结构化思维是每个社会学理论的必须之路,但是社会机制理论在建构时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解构传统理论的结构化思维方式,一个是自行建构自己的结构化机制)。
对于每个群体成员来说,统一的环境定义建构起环境,异端斗争(群体间)中环境定义可真可假。一个群体以能够赋予意义的评价性的定义为手段,区分出行动与反行动。事件产生出环境并系统化为过程,导致意义的因素被抽空,进而导致行为整体性与内心生活将意义遗忘,使事件社会化。每一个概念在具体意义中都包含某一群体的经验结晶,不仅固定着与某种确定群体及其活动有关的个人,而且我们推导出意义和解释的每一个来源也都扮演了一种稳定因素的角色,其稳定作用是就与指导我们的主要的行动目标相关的体验和了解客体的可能性而言的。给流动中的事物命名,不可避免地暗含有某种定位于集体行动方向的稳定性。意义推导,强调了与行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使之稳定化。意义体系分化的社会中仅仅能在客体形式化因素方面建立共识(齐美尔也认为主客观之间的统一只存在于形式上而不存在于内容上)。人们试图在同一个范畴框架内思考,而这个范畴框架力图否定一切评价、任何共同意义的或总体性的结构。
劳动分工的显著不同导向了毫无方向的现代人类经验形式,最后导向了毫无根基(精神)的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遗传学倾向(时间维度)朝每一个意义背后看,按主体起源来理解事物;现代心理学的精神力学(空间维度)企图构建一种形式化,产生一种抽去意义的心理体验要素的机械科学。心理-遗传方法有助于更深理解意义,此时我们关心的不是最抽象的和形式上的相互关系,而是其促发因素。这是可以以赞同的方式体验到的意义,或者是可以根据其动机结构和经验背景来理解有意义的行为的复合体(现象学转向)。心理学的最大成就在于摧毁了先前把规范和文化价值当作物质的东西来对待的机械论概念。历史和生活的意义被包含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和它们的流变中。
然而心理发生方法的局限之处在于,任何一种意义都要按照起源以及构成其背景的生活经验的原初情境来理解。这只能应用于个人(现象学的缺陷),对于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模式,专注于纯粹个人的生命史以及对它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论是如此与这种孤立且自足的个人一起发挥功效,以至于似乎个人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拥有人类的包括纯粹知识在内的全部能力,似乎个人仅仅通过同外部世界并存就从他自身内部产生出他关于世界的知识。在心理学的个人式发展过程中,个人必然走过某些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物质和社会的环境除了释放这种预先形成的个人能力之外,别无任何功用。把意义的个体起源同来自于群体生活环境的意义起源并列在一起,则是社会学的功劳。
知识从一开始就是群体生活的一种合作过程,只有那些导致该群体的困难和问题的方面才会引起注意。群体中由于群体生活的内在关联,也由于功能和利益的不同,集体行动和集体思考并相互支持也相互反对的亚群体也就出现了。经典认识论曲解知识是从纯粹理论性思考中产生的,由于人类思想需要一种意志和情感上的无意识的潜流来确保对群体生活中知识的不断适应,所以它并不以思考的冲动为动机。认知(尤其是集体认知)的共性在于潜意识的体验,集体行动中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其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认识论与心理学对思想起源的分析兴起于自有资产阶级的时代(自由市场与完全竞争),忽略了人类用组织性更强的社会秩序类型去对抗那些逼近无政府边缘的个人主义的无导向社会之趋势。
未能将所有阶层吸收进政治的民主发展与哲学讨论会导致知识分子的骚动被当作职业特权甚至是偏见(知识分子极端化与大众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悖论)。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一般只是针对那种只从根本上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社会危机和理智危机的理性提炼和高尚化了的强化。哲学家理性术语的斗争导向大众的宗教冲突,小教派兴起导向普通人心灵陷入紧张状态。新教运动把客观得救的标准主观化了,这与现代认识论从受客观保证的秩序中撤离到单个主体时的做法是一样的。
国家用自身的客观解释打击教会导致了启蒙事业的发展,于是理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逐渐取代宗教世界观,但没有允许生活和思想形式的个性化。个人必须使自己的判断(利益+理性)摆脱他人的判断。工农阶级则一定程度上受到神话、传统和领袖的大众信仰基础上的约束,没有能力在像怀疑主义这样内心的危机中保持振作。宗教虽然被削弱,但仍然作为经验形式而继续存在,工业社会特有的思想形式逐渐渗透到了那些工业相关领域,并且迟早会接连削弱宗教世界观。
政治不只是权力之争,更是政治哲学与世界观之争。自由主义,迟疑地模仿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用一种哲学信条制造其目标的社会主义,在宗教观分裂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政治观点的分化。政党把理性论证甚至科学论证结合入思想体系,每一种政治学逐渐至少在形式上被赋予科学的味道。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就带有了政治色彩。这一过程的正功能是科学观念传播最广大阶层在政治存在中为自身地位寻求辩护,负功能在于受政治态度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重造新经验的公开联合,导向了政党教条主义倾向。
政治就是冲突,并且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生死之争,斗争越激烈,就越是牢固地抓住那种先前无意识的运行但却更加强烈的情感潜流,并迫使它进入公开意识领域。政治追求正义(不同于学术讨论),且追求摧毁对手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基础。政治冲突具备两大特点:
1.    为争取社会主导地位而进行;
2.    形式上是理性的斗争。
因此,冲突双方致力于攻击对手的社会地位、公共声望和自信。我们也很难得出是否应当运用暴力革命或哲学讨论实现人类生活的根本改善。摧毁对手的理论导向了摧毁对手社会地位的基础,然而取代了肉体镇压的精神摧毁的意向或许更加无法忍受。
而政治斗争中,人们首次发现了一直指引着思想方向的无意识集体动机,即揭露伪装的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环境性动机的趋向,把群体存在同其文化企求和理论论点结合起来。不可调和的众多思想方式导致理智危机的加剧,产生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个相互对立的成分。
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立场中寻找合法性),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对自身及其他群体的社会事实的掩盖(稳固化进程)。
乌托邦则是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破坏和改变既定的社会状况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仅仅看到局势中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根本不关心社会存在是什么,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致力于改变存在,只能用来指导行动,忽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仰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渴望的东西。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无意识状态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作用过程中最显著的阶段。只关心描述继这些洞悉后的状态,因为它正是本书所要提出的那种环境的特征。
有能力揭露无意识的党派具备了相对于对手的极大优势(此处无意识是指一种潜在的可获得认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只有攻击者才敢入侵无意识,而被攻击者却被双倍击倒。现在各个群体都在寻求实现彻底揭露的思想武器来摧毁对手的思考信心,也就摧毁了整个人类思想的信心。两大汹涌潮流汇集并以压倒之势彼此相互强化:
1.    具有固定价值观和规范的统一的理智世界的消失;
2.    迄今为止一直隐藏着的无意识的突然奔涌至意识的光亮白昼。
对无意识的诉求可能会挖掘出产生各种观点的土壤,一旦无意识的动机被揭露,我们就不能像未揭露之时那样生活了。行为主义致力于建造一个事实世界,在那里将只存在可测量的资料,只存在一系列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之中,行为模式的可能成都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可预见的(这种概率性的可预见性,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假定)。社会学可能必须经历这样的阶段,纯粹机械性的方法设计远远不够,必须引入适合于理解意义性的非测量性的因素的概念。成就一个事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较之完全外部的、形式化了的因素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本质上更具有可感知性。
如果取向性概念(低级阶级、社会升迁和不满)被形式化(含有的评价被抽掉),那么环境的思想模式特征完全不可想象。思考者进行参与的方式决定了他将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变成知识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时,政治热忱与理智碰撞并使自己后退,受到批判性控制,产生于不同政治目标的相互破坏与贬低之中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变成了拯救手段,推动了自我批评与自我控制,导致了新的客观性概念。
在未被发现的无意识之中生活,是生活本身中无法忍受的东西,是科学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前提。在最初盲目的、充满活力的向前的动力突然碰上使我们重新依靠自身的障碍时,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才会产生。无意识动机进入视野并因此变得易于受意识控制时,我们才会在个人生活中变成自己的主人。(由于曼海姆并不秉持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因此无意识应该是一种个体意识的默契性累加。)谈及自由最多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经济理性不产生怀疑,只有认识到社会决定因素中无意识影响的人才试图尽可能客服这些决定因素。
理解内部相互依赖性的每一步上都受制于个人自我澄清的过程,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控制成为可能,自我澄清过程也是群体标准。自我澄清的结构特征是世界之所以的确变成了一个问题,不是由于它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由于它与主体的经验结构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科学借以获得全新洞见的三大趋向是:
1.    就其决定现代社会思想而言,对集体无意识动机的自我批判取向;
2.    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与社会历史变化有关的思想变化的新型思想史的趋向;
3.    修正我们的起劲还不曾充分考虑的思想社会性质认识论的趋向。
只要论证的分析方法尚不存在并且也没有举出可以对论证进行控制的标准,某种类型的思想就是封建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
因此,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或方法)是彻底对思想领域的意义分析法进行提炼,使得粗俗无差别的术语和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日益精确和具体特征所取代;其次,使得重建社会历史的技艺完善,从而使人们能够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孤立的事实,亦即理解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如果知识社会学成功实现了精确主义技术解释,那么再也没有必要为了精确起见放弃重要问题的论述。一种既存的理论构架之中可能常常隐藏着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必须最终获得表达的许可,这样才能使解释的广度得到真实的评价。试验式的思考者往往从矛盾着的思想方式的各种观念中的出发点出发,使我们目前环境中的根本上不一致的特征首次真正有能力作出判断和研究。
Posted: 2016-08-24 16:10 | [楼 主]
郝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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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你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强有力的思辨能力,加油!希望你能在中大发扬我们华科的这种求知精神!
Posted: 2016-09-28 16:44 | 1 楼
李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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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
一场认识论大战终结许久之后对于认识论思维的再一次复兴
16级硕士读书会 李尧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之中的“形式”二字,是最令阅读者头疼的两个字,若能理解形式二字,则齐美尔通篇所述,便可以概念之管窥知通篇之豹。若从社会学初学者的范畴之中来对“形式”一词进行遐想,我们自然可以得到“本质”一词作为索引。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建构了一套丰富而又容易渗透进实践的话语体系,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这两个词,但是从未进行过思考。
    本质就是人的灵性和智慧,形式在于人的感官与知性。人将自己的智慧赋予事物的本质,就像是人将自己的灵魂赋予转赠他人的礼物。因此,每个人都具有本质,但是事物是否具有本质并未从争议中得出结论。即使事物存在本质,本质也只能为少数文化精英可以窥知,但是每个人均可鹦鹉学舌,有时可以像模像样,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人的认识是从实践的必然发展起来的(此处是指认识产生的必然性,即分析社会学的套路,分析社会运行的机制,从偶然的发端向必然的趋势进行演绎,来对当前的社会现状进行解读,齐美尔之后也多次使用了此种套路),因为知晓真理是在生存斗争中的一种武器。(生存斗争是人的认识的实质,但是仍然是极具争议之处与模糊之处)人的认识早已由一种为了达到行为本身的目的所采取的单纯的手段,变成了一种最终目的。(此处是指人的认识层面的异化,对于此处异化的强调目的在于抛开对于本质的讨论)
    由于社会的距离,上层无法感知作为个人的下层。(个人是已知的假定的具有本质之物,此处进入社会领域的形式-本质讨论)只能感知作为群众的下层,无法在任何其他原则性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因此只能共同组成一个社会。阶级存在并非存在于个人可感的重要性层面上,而是在于它们的社会存在。(人的社会认识的物化,脱离本质认识。)任何个体的现象都是由它的周围各阶层的人的无可估量的影响决定的,过去的社会存在是现代个人生存的根基。(齐美尔认为人可以影响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进入社会人假定,但是后面的论述并不与其他社会学家的界定相符。)
    社会学被想象为整个有关人的事情的科学,然而把迄今所有知识领域放在一起并不产生新的知识领域,社会学的新观察方式无需回答某些源问题。(把本质问题撇出社会学研究)任何一个预定(已经确定)的目的和关系均可成为研究的客体(对象)。(社会事实)社会最广义的概念: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些相互影响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本能欲望或目的。内部要素存在相互影响才能称之为统一体,社会化物质材料并非社会化本身,知识某些形式,个人由于利益采取这种形式结成一个统一体并实现利益(社会的物质性:社会具有广延与绵延,而人的意识只有绵延而不具有广延,社会的广延就在于社会距离,而人的意识只有当存在他者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距离的概念,如果在一个特定时刻使人的意识停止,那么人的意识的载体则将只剩下作为结果的记忆,而非意识流本身)。
    因此,相同形式当中包含了不同内容和目的而出现(此处为本质存在假定,但是也可以套用本质虚无假定),相同内容和利益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实现方法,因此按照形式和内容对历史的社会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一方面是社会化的个人的整体,是社会形成的构成整个历史显示的人力资源,但是此时,社会也是一些关系的总和,由于那些关系,由个人形成了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丢弃所有形式,那就不再有社会了。
分类的方式就是形式,抽象形式(其内容是弥散在各门分支社会科学)并不促进社会化,也不是社会化。既定数量的个人均可在某种或高或低程度上形成社会。科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旨在发现时间上无限适用的规律,表述阐明一次性的历史-现实进程。在错综复杂的现象里,仿佛用一个横断面来突出均衡的东西,而它们里面的不均衡则相互削弱,变得瘫痪无力(各种内容和利益),因此出现了党派形成、模仿、阶级、团体、次要部门的形成,在物的、人的思想性质的特殊实体里面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体现,等级制度的成长和作用,通过一些个人来代表整体,共同的对手对于群体内部团体的意义等社会现象。(均衡就在于关注形式而非本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切社会事实都是形式,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也是形式)。
一种社会的利益天地越广阔和行动方向(终极价值)越明确,越重要和越占据统治地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生活和作用就越是会提高为客观的形态,提高为单一物和基本的过程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生存。人与人之间微不足道的关系形式及相互作用方式其数量之大根本不可低估。社会形式一般尚未固定化为固定的、超越个人的形态,而是显示出社会仿佛处于萌芽状态。心灵事件的各种内容并不结合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世界,而且也不直观地与它们的心灵的现实相对峙。(现代性,就是对于个人人格完善的割裂,此处的个人并非是社会当中一个个存在的个体所包含的本质,而是与社会形式互动的自我。)因此我们有三种历史立场:个人的生存立场(消极绵延),外在形态的相互作用的形式的立场,和纯客观的意义概念阐述与探索的立场(知性)。
一个群体从一定规模开始,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促进发展,必须形成一些规则、形式和结构。(从群体形成的角度分析社会形式具有何种特质)一些较密的团体会表现出一些在数量上的扩大时不可避免地会丧失的品质和相互作用。因此,量的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消极意义,某些个内容的和其他的生活条件出发需要的或可能的形式结构,恰好只能够在群体的要素的某一数量界限的这边或那边实现。然后说积极意义,直接由于群体的某些特定的纯数量的变化形式,要求有一些另外的形式结构。人数众多只能在坚决进行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统一体,大范围的社会主义要求个人最严密的分化,超出劳动,扩展到感情与渴望上。(质量二字,分别代表本质与形式,量化就是形式的高级形式)
作为整体的要求并不是经常不断地和彻底地涉及每一个环节,而是允许让有些社会能量在社会方面没有加以利用,这些能量在必要时可以吸收过来,派上现时的用场。因此,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没有被利用的社会的能量的这类危险由于环境而被排除的地方,数量限制的危险是通过群体的外部生活条件及其对它的内部结构的后果加以防范的。虽然整个群体成员和其中富有影响的要素的绝对数字比例关系依旧相同,但在群体之内恰恰造成了不同的比例关系。社会学的要素的比例关系不仅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相对的数的量子,也取决于绝对的数的量子。(对于社会密度,我们仅仅研究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的相对密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社会规模,也就是绝对的社会密度)个人在不同的群体的量下,行为举止也会产生形式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超越于其纯粹的现实性(质,内容),也进入到准则的、“应然”(规范作为形式的部分才是互动中可见的可经验的成分)的范畴之下,由此产生了习俗与法(法则是有法条来计量的,属于规范的高级形式)。(涂尔干只揭露了这些社会现象,并为此提供了研究思路,但并未从理论上对之进行追溯)
群体的扩大有利于它的各种准则向法的准则过渡,某些较小的组织联合期初或长久只为均匀贯彻组织的标志。(均匀是数学思想产生的目的之一,数学均匀也就是平等是需要社会控制的,与主观文化是分离的,这也是齐美尔长期所说的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有关,主客观文化的割裂是相当于异化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理论当中的地位的。)于是产生了从数量的完全不确定性向完全确定性的过渡:
1.    数字在群体的划分原则中发挥作用,通过列举数字,设定群体的若干部分,把它们作为相对的统一体来对待。数量的相同是划分的形式原则,扮演一种从最大到最小的变幻不定的角色,利用纯粹数量划分的手段(万户),使执政单位作为居民象征发挥其职能;
2.    利用数字还可以从整个群体中刻画出一个单一的进行领导的人员的团体,产生一个特定的和牢固的结构,毫无特性和非人格性在此恰恰十分富有特性(数字是人类产生的最早的形式化范畴,因此最早的也是最形式化的最客观的),数字只是划分原则(命名原则),而非强调原则(实际数字并不符合命名),导致无特性整合。数量的不确定性对于群体结构有中大意义,独立于算术内容,象征稳定。指定执行社会任务的机构正好是依照数量的确定性任命的。原生的数量的确定变为表示这种比例关系的一切变化形式。
3.    数量划分取代氏族原则,导致社会变迁各个环节内在上毫无主义和特性,容易按照简单原则加以引导,又不反抗中央的权力(如华科的楼栋编号)。机构设置、命令、禁令、义务和保障从一开始就确定在一定的人数上(象征数目群体被用来排除公平异议),既不是专制的也不是民主的,最无情地表示着群体的自为存在的规律性。
4.    现代社交意义上的“社会”所显示的某种类型的数的确定性相联系着,大的是会降低各种人物个性,越多的人会聚在一起,他们那些更为宝贵的和更加亲密的本质方面的巧合的可然率就越小,就必须越加深入地去寻找他们的动力和利益的共同点,基于数量差异的社会根本不可能达到像在少数人那里的气氛完全一致性,而且也不应该达到,会形成局部群体。
因此,社会并不存在与它的独一无二的中心,而是产生于一种双重性的时刻:非常松懈的外在的空间的集中性,以及特殊的给予共同气氛和兴趣的小中心。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Posted: 2016-11-11 23:22 | 2 楼
李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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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郝师兄的支持~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Posted: 2016-11-11 23:25 | 3 楼
陈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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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尧哥对齐美尔的总结又是一次大冲击  
Posted: 2016-11-19 19:29 | 4 楼
李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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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读书总结
李尧
    日常的科学的心理学往往建立在某些含有整合完好而稳定的社会这样意思的假设之上的,这也是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情境的结果。启蒙运动为人类树立了两大成见:民族特性的信念,和理性在历史上逐渐进步的信念。到了曼海姆的时代,这两大信念似乎已经同时烟消云散了。民族特性的教条总是为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所珍爱,而进步的信念主要同人与社会至可变性积极态度相关。我们曾希望群体对过度的非理性进行某种抵制,然而现在它们却一下子丧失了理性在社会中强有力的信念。
    因此,回顾理性时代,可以提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历史反思所指导,又在多大程度上受非理性力量所支配,道德行为在社会上所能实现的程度有多大,盲目冲动的反应在历史转折上起到多大的决定作用等。因此,首先需要区分出理性是什么含义。明智的思维活动本身将被说成是“实质理性的”,而其他一切或是虚假或不是思维活动的东西被称为“实质非理性的”。
    而功能上理性的标准包括两点,一方面是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组织,另一方面是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后果的可预测性。功能的非理性则从不以某个行为本身,而只根据该行为在全部行为复合中的地位来表示这个行为的特征。一个社会越是工业化及其劳动分工的组织越先进,功能理性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越大。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也对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进行过定义,但是韦伯的定义方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哲学式的建筑术来对两种理性进行定义,曼海姆则以社会学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对两种理性的定义方法进行了阐释。
    自我理性是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调整自己的自发意愿或突然的冲动,以便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这就是自我理性化。客观活动的功能合理化最终引起了自我理性化。现代行政管理中,参与的个人不仅被规定了其具体行动,而且还另外具有在很大程度上以“职业”形式被强加的生活计划。不过,虽然工业化暗示功能合理化,但是并未在同一程度上促进实质合理性。功能合理化对理性批判能力具有麻痹作用。功能合理化必然是的普通的个人丧失其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并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
    而非理性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内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现代工业社会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本身并没有完全的理性化,它以暴力的形式接纳了政治非理性。工业社会是在这种由武力调节并最终与此合为一体的政治秩序中成长起来。
    到了现代,也就是曼海姆研究出发点所在的那个时代,共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1.    人类的能力不均衡地发展: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知识的发展。因此,社会秩序必然崩溃,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当中,为掌握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必需的良好判断和道德品行,从未在所有群体和阶级之中有过均等的分配,这就是社会不均衡。
2.    理性的展开、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征,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
3.    早期存在的社会能够经得起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中的不均衡,因为该社会本身正是以理性要素与道德要素之间的这种社会不均衡为基础的。
这三个理论假定导向了两个社会学的判断:
1.    基本民主化:现代工业社会激起那些以前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阶级行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基本民主化。如果说统治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大众对于该阶级来说还是值得的。然而自从民主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阶级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社会便日益向情绪化民主发展,解决社会危机的专政方法能够持久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集中化来控制个人的意志。这一点正是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2.    日益相互依赖的过程:即诸个别活动正在连接成更大整体的程度在不断增加。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越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干扰的反应就越重。现代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这一点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极其类似,但是帕森斯尤其强调的一点是现代有机体可以消弭各种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抗压能力要远远大于原来的小社群。因此曼海姆提到,某个规模或某个社会化程度的社会拥有相应的抗压能力,但是超过这个抗压能力的冲突则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动荡。
三种垄断社会权力地位的方式为:
1.    控制精英的理性化进程增加了有限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重要性。社会知识和决策权,因纯粹时间的缘故,愈加集中于数量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
2.    与知识垄断相伴随的,则是行政管理活动集中于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
3.    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反对力量的强度不是按人头来计算,而是依据一枚炸弹所能杀死或恐吓住的人数来衡量。
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某些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结构纯粹是暂时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稳定性。其功能是精英-大众之间的媒介。从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到真正的大众民主的转变摧毁了这种中介结构,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流动公众取代了以前从完全稳固的群体中挑选出的永久公众,这种变幻无常的摇摆不定的公众,只有通过一时轰动的事件才能聚集在一起。
产生和维护基本民主化的诸力量是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工业社会被摧毁时,它们才会被摧毁。受压制的要素学会了使其策略适应于各式各样的威胁,甚至包括军事威胁。大城市的大众生活趋于使人们比那些在较小类型的群体中得到有机整合和保持稳定的人,更易于服从建议和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爆发及精神衰退。大众社会有助于大量的非理性冲动和建议,并产生未升华的精神能量的积聚,而这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
因此,现代通过教育扩大社会省钱机会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级想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的繁荣。大众民主导致文化领导机会被给予广泛阶层,于是那些在生活上注定处于更加不幸地位的群体的通常观点,越来越趋于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观点。
现代社会的主要困难在于自由主义的组织方式尚未达到产生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社会所需的有机关联。专政绝非是与自由主义的赘疣和消极倾向必然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换物,也不是包治该社会出现的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专政本身是从大众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其仅仅是一种使自由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比短暂的阶级稳定及维持片面利益的暴力尝试。
但是计划则意味着依据有关整个社会机制及其运行方式的全面知识自觉地攻击社会秩序的失调之源。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并非自发,而必须加以计划。计划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它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
计划被认为是自由的天敌,但是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才是行动的前奏。试错阶段,自由表现为对环境的直接作用核对环境刺激的反作用。如果组织某人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满足其随时出现的愿望,他便感到缺乏自由。所以自由并非等同于逃避自由,计划水平同样会有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当它得到计划保障时,才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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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7-01-19 21:21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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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公举的鼓励,以后多多交流~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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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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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一个死亡与永恒搭建起的纯粹空间
僭越是与界线打交道的行为,这界线即是那个被划界区域的界线。若一个界线绝对无法被僭越,它将不能存在,若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线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僭越行为与界线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不会仅因违规就被耗尽。僭越的功能在于,去测量它在界线的中心所打开的过长的开口,并追索那让界线出现的闪亮疆界。僭越行为不带有任何的否定因素,而是肯定受限制的存在,但并不包含任何实证因素。
死亡是秘密的仪式组成,是秘密的预备门槛和它庄严的结局。秘密将持留为秘密,甚至在死亡当中,它被赋予了一种额外的歪曲,以便“死后”之物能强化并确定“秘密”。死亡将会揭示,秘密存在而不展示它的隐瞒,它展示的只有使其晦暗而深不可测的东西。(存在即是保留过去,保留过去即是循环往复)
由于上帝之死(Dieu est mort (Friedrich Nietzsche))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由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
二神论和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的恶之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二元论的思想——上帝和撒旦,光明和黑暗,善良和沉重,巨大的斗争,一种根本的、顽固的怨恨——为我们的思想安排了无序之秩序(l’ordre des désordres)。天主教徒仔细查看符号,加尔文教徒不信任符号,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对灵魂的挑选。神则在近代认识论当中被解构了,但是已经无法具象化。
恶魔(démon)不是他者(l’Autre),不是远离上帝(dieu)的另一极,不是无可依赖或几乎无可依赖的反题,不是恶的物质,而是某种奇怪的、令人困惑、令人说不出话来、令人动弹不得的东西——它是相同者(le même),是完美的相似者(le Ressemblant),这就是同一性(idendité)的重影化(dédoublement)。(上帝被存在于想象之中)
上帝被两个可见的形象取代了,分别为重影者(dédoublent)和被重影者(doublé)。惟当上帝已从世界中缺席,只留下一道踪迹和一种空虚时,那种在场的现实就是缺席,在场在缺席中发生并在缺席中通过圣餐变体(transsubstantiation)让自身失去了现实,神居于拟像(Numen quod habitat simulacro)。(非上帝,乃人所信之上帝)
拟像是一个和现实相对立的空虚的图像,某种事物再现自身并撤回自身(回撤是为了从中获得意义),一种致使人们把一个符号当作另一个符号的虚假性,一种神性之在场的记号以及把这个记号当作其对立面的反向可能性,在模仿中相同者和他者同时到来。拟像的本质是既不容忍相信符号的注释学,也不容忍爱存在的美德。
拟像    相似    同时    模仿    掩饰
Simulacre    Similitude    simultanément    simulation    dissimulation
一个复像的符号是预言的和反讽的,它完全地悬置在它所提前重复的未来上,而那个未来反过来,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重复它。每一次颠倒似乎都指向了一种神显(épiphanie),但事实上,每一次发现都加深了谜团,增长了不确定性,并且,揭示每一个元素只是为了掩盖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关系。(单独理解本体的不可知性)
fabula    寓言    不断后退的真理
fatum    命运    未来之光
拟像之人(Hommes-Simulacres)不是面对回忆的深刻而持存的存在(êtres),而是面对被献给了一种允许相同者(l’Identique)在“回忆”中涌现的遗忘。所有拟像之形象(figures-simulacres)突如其来的扭曲是由经验的“交替装置”(alternateur)的游戏所产生的。而这一曲折(péripétie)是为了确保迂回(détour)和返回(retour)的东西。荷尔德林说过,我们是一个符号,没有意义(Zeichen sind wir;deutungslos)。但如果我们既不是符号,也不是灵魂,而只是与我们一样(对自我的重复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并因此在拟像同它自身的距离中左右为难呢?
自从人们面对死亡说话并反抗死亡的那一天,为了抓住并囚禁死亡,某样东西诞生了:一种低语(Murmurer)无止尽地重复、重述、重迭自己,它经历了放大和加厚的离奇过程。语言同时又不在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归功于作家的主权;而是因为语言穿过了虚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语言被制成了自己的对象,并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
自语言决定在它的路径上留下痕迹的那一刻开始,那面对死亡之黑墙而矗立的通往无限的镜子的形象,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征。语言镜子般反射死亡,并从这反射中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言谈发现它自身的影像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在这空间中,它可以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物,来无限地再现自己。(循环往复即是无意义的,即是一种死亡)(呼吁以一种彻底的解放来实现时刻的死亡,以实现时刻的永生)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镜子般的反射游戏。写作是为了永生,甚至说话也是为了永生。话语有这个能力,能在稍纵即逝的时间与恰当的空间(l’espace)中抓住疾飞的箭。死亡的临近——其统驭一切的态势及其在人们记忆中的显要位置——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我们言谈的对象和来源。
语言把其僭越( l'outrepasser)的权力归于一种颠倒的关系,也就是一种不纯的言语和一种纯粹的沉默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不纯所模糊地掩盖着的空间当中,言语能够传达这样的一种沉默。(在言语与超越自身两个极端当中挣扎过后最终的选择)当语言到达自己的外部边缘,它所发现的不是一种与自己相互矛盾的确定性,而是要把它抹掉的虚空。
为了保护自己,语言必须追随它的举动、变成它的忠实敌人(在自身的重复中与自身对立之二重性),保证在二者之间只有一个矛盾的对立的薄薄的分界,透明且牢不可破。我们必须不停地说话,与这个含混且振聋发聩的噪声(Le bruit)同样大声,同样持久。自此时起,一件作品的意义仅仅是自我封闭地表达它的荣耀,已不再可能。(从一种永生到使他人认为自己永生的反身性)。1.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严格而反向的重复,2.对我们所能说话的极限的简单命名。
占据等待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遗忘就是极端的专注。语言,在它关注的和遗忘的存在当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生存。语言若被定义为真理的场所和时间的纽带,话语与自身捆绑在一起的方式消除了真理的任何可能性。当语言被认为是起源和死亡的互补透明性时,通过简单的断言“我说”(Je parle),每一个单一的生存都会收到威胁性的语言:它自身要消亡,它在未来会出现。
语言应当要求的,是故事的单薄,以及绝对的严肃性;在令自己尽可能灰色的过程中,语言也要求把某一事件传达给它顺从而且被吓坏的读者,而这个事件不过是情感的中性元素。语言永远不自己呈现自己;在它的话语的厚度中没有楔入那可能令它打开自身形象的无限空间的镜子。(语言在自我重复中外化)语言内部有可能会自我分裂和重复,并有能力生发出一套镜子、自身影像和类比的垂直体系。
由空间织成的东西引出了空间,通过一种原初的敞开给予自身空间并移动空间以把它带回到语言,语言由此而获得了权力。正是在空间中,语言传送自身,语言的存在自身“隐喻化着”(权力存在于空间当中,位置)。因此,语言不再是一种再现和叙事,而是一种自我折叠起来的空间,一种有厚度的存在空间。
想象并非是作为真实之对立而构造出来以对其进行否定或增补;它与符号中生长,伸展于书籍之间,栖身于重述与评述之间的空隙;它诞生于成型于文本的居间(entre-deux)之中。书即是书的虚构,文学空间唯有经由所有已写成的书的网络才能存在。印刷品仅仅应该成为可见物的隐秘支柱,潜在的观众应该占据读者的位置,阅读的行为将在一种他者的目光的胜利中失焦。
书写(écrire)具有一个神圣的维度,书写是一种自在地不及物的活动。书写建立在自身之上,不是为了说出什么,展示什么,或教会什么,而是在那里存在。书写的辩护者认为,书写是为了让某种东西死而复生,是为了发现生命的秘密,或实现这种同时很有可能属于人和上帝的活生生的言语。但是福柯认为,言说从死后开始,在那样的断裂一经确立开始。书写是死后的游荡,而非通往生命源头的道路。
从死亡开始,我们可以谈论绝对平静的事物,完全是分析的和解剖的,不指向任何一种可能的重复和复活。(沉默)我们书写是为了抵达语言的尽头,抵达一切可能之语言的终点,最终通过言语的丰富性来包围语言的空洞性与无限性。书写是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书写中埋葬自己。书写的角色本质上是疏离,是度量距离。
如果法律是不证自明的,而且处于核心位置,法律将不再是法律,而是意识甜蜜的内在性。如果法律在文本中出现,如果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译解它是有可能的如果它处在能被查询的登记册中,那么它将具有外部食物的牢固性,遵守它或者违背它将成为可能。法律展示的是退隐,法律正是通过退隐掩饰自己,而僭越则疯狂努力让法律显身。最终,在隐藏法律的光芒中又吸引法律。
福柯叙事的简单规则:
1.    涉及过的人必须真实存在过;
2.    他们的存在既默默无闻又命途多舛;
3.    记载他们的故事越短越好,只有几页或几句话;
4.    这些陈述不仅仅是怪异悲惨的故事,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他们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的不幸、狂暴和令人疑惑的疯癫的一部分;
5.    这些文字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美与恐惧交织的效果。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
1.    不仅指涉显示,甚至能在现实中起作用;
2.    应该成为真实戏剧的一部分;
3.    成为复仇的工具,仇恨的武器,战斗的插曲,表达绝望、妒忌、乞求或命令的手势。
话语的奇特形式要求一种装饰性的、带诅咒或祈愿色彩的语言。在那些貌似严肃却语无伦次的句子和胡说八道中间,会突然出现一堆粗糙、拙劣、不和谐的情绪宣泄,是用自己的方式叙事的野性的激情。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施加影响的权力将不再属于那个时远时近、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的君主,他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各种诱惑的对象,既代表着一种政治原则,也体现着一种魔法一般的权威。权力将由一种精细的、有差别的、连续的网络构成,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机构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密切关联,共同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话语,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矫揉造作,粗糙又夸张,而是在一种自称基于观察和中立立场的语言中发展。
一个社会将各种字眼、措辞、句子、语言程式出借给社会大众,好让他们能够讲述自身、公开地讲述自身:
1.    它揭示了先前几乎不为外人所察觉的底层社会的存在;
2.    通过盛怒和利益导致的小冲突,它为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
3.    他们的话语是在一个界定完善的权力机制内发出并流通的。
正是在话语伦理中,文学找到了它的位置和存在条件。
Posted: 2017-03-25 22:54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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