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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6 - 2008-05-27 10:55:24 评分:★★★ [阅读原文]
- 当无数的中国农民热切地抱有一种过上城市生活的希望时,对迁徙自由的关注便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意义。中国复杂的国情,往往使从国外简单“拿来”的现成方案不切实际。数亿农民中的强者已摆脱羁绊,准备入主城市,而弱者尚不能衣食自给,绝对依赖土地。自由并非都是他们的首选,城市也非人人的天堂。对自由的偏爱,不能代替对生存的关怀。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迁徙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十分必要。前者指在生存危机面前,背井离乡寻求生路,后者指生存无虞的情况下自主择业,完善自身。前者关系到生存权,后者对应自由权。中国古代为应对大而多的生存危机,形成了国家普遍、强硬干预迁徙的政策传统;当代西方视迁徙自由为当然,不加干涉,则与其举国富足不忧生存有关。当代中国城富乡穷,隐隐与当代西方与中国古代对应。倡言立刻废除户籍管制,全面放开城市,和一味追求稳定,禁锢农民,皆失偏颇。城市发展需要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但城市社会保障系统采取开放姿态将不堪重负。中国农民大多刚过温饱,赤贫人口数字庞大。倘若他们中的老弱病穷倾向于觅食城市以谋生存,人少了可以,若大举如此,则城难为城,贫富不能相容于狭地。确认迁徙自由,必须以发展农村,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农村极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的政策相匹配。用迁徙自由解放转移亿万优质农村劳动力,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安抚农村老弱病穷,努力减少流向城市的生存型迁徙。只有这样,城市接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不致迅速饱和。城乡政策取向不同,并非谋国者喜恶有别,而是势所使然。城市分其财,反哺农村,农村易安;农村输其人力于城市,城市日强。优先发展城市,努力为城市创造宽松环境,稳定农村土地制度,将财政资金集中使用于扶贫安贫,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与城市政治生态不同,农村虽寡,而不患于不均,用同样的资金,在农村稳定的人口要多得多。全面的城市化,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期间,政府必须灵活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包括户籍制度,对人口的迁徙施加影响,将次序隐含其中,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其根本道路是可持续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必须通过正确灵活的政策性迁徙干预和法律上的迁徙自由相结合来实现。当前政府实行的政策,如大城市户籍准入和新农村建设,虽然常被批评保守,但颇合于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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