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罗庚(1910~1985)是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有着传奇般的故事。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携全家毅然从美国回到了中国,此后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兼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华罗庚回国后,怀着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工作和研究中。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和《数学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忽视政治》、《一个数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初步体会》等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时,作为一个基础理论专业的科学家,华罗庚还比较早地意识到要把自己的专业和研究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福祉联系在一起。
        1956年6月14日,华罗庚与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乘车到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接见。毛泽东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此后,科学发展规划被制定了出来,而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原子能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五朵金花”更被列为国家急需的项目。华罗庚是主持制定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领衔者之一。他还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关于实践的思想,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毛主席《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这不仅在目前,并且在将来,在科学研究的一生中都会得益匪浅的”。
        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和“红与专”的大辩论也拉开了序幕。尽管华罗庚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号角响了!科学工作者要飞跃前进!》的发言,他还在“红与专”的问题上联系自己的思想作了检查,并且“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立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但是在数学界的“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首当其冲成为了一面“大白旗”。原来,华罗庚归国后筹建的数学研究所于1952年7月成立后,他就提出,中国要在数学理论方面追赶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应组织一批青年学者向世界性的数学难题进军。此后,他还组织了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心的数论讨论班,培养尖子人才,如陈景润就是由此走上夺取“数学皇冠”道路的。不过,这种纯理论性的研究当然不能指导人们使粮食亩产放出万斤的“卫星”,于是有人指责华罗庚“脱离现实”,批判他是在用“古人、洋人、死人来统治人”。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在科学院党组提出关于自然科学“十年超美”的口号后,华罗庚也情不得已而“跟风”,提出了相应的数学12项规划,并包揽了电子计算机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方面的数学问题。在有人提出在偏微分方程研究上要“两年超美”后,华罗庚反而成为了“保守派”。那时还提倡“厚今薄古”,由陈伯达和郭沫若在科学院发起和提倡,数学家关肇直又将之引入数学领域。华罗庚只好检讨自己“厚旧薄新,厚己薄人”,而他千方百计地探索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又被人嘲讽为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为此,华罗庚很是压抑,感到十分委屈。
        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又一度被当做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并且在数学所受到批判。从此,罗庚痛定思痛,放弃了纯粹的数学研究,将全部精力转向了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双法”),而且确实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1958年9月,华罗庚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创设应用数学系,亲自授课,培养骨干人才,致力于研究数学与工农相结合的崭新课题,并且带领学生到工厂和农村从事统筹、优选的实践。华罗庚于1963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却因其特殊的经历和“右派”边缘等,以“需上级党组织审查决定”而被搁浅。
        华罗庚多次受挫,特别是自己的入党愿望看似无望时,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信。1964年初,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在写信之余,又附了自己的一首词,即《西江月》: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皮囊纵然千般改,积垢依旧深埋。
        妖兴易受蛊惑,风气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凡胎,方能入得门来。
        这首词是华罗庚读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有感而作的,词中“方能入得门来”这一句,分明是表达自己的入党愿望的。
        华罗庚的信,大致内容是说由于计算机的出现,世界上应用数学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经过比较,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可以使管理工作改变面貌,有助于提高效率,等等。
        毛泽东收到华罗庚的信和词后,很快写了复信:
        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教祺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对华罗庚的“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的评价,让华罗庚十分振奋。于是,他向科大党组织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不过,与此前数学所党组织的态度一样,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毛泽东慨然称“同志”

        1964年秋,华罗庚接受西南铁路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邀请,率领学生及助手参与成昆铁路的建设,并且在成都——甘洛运输方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在日用之繁中搞些工作始于1958年,但真正开始是1964年接受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也就是说,是当年毛泽东的复信给了他支持和鼓励。而就在赴西南之前,华罗庚用通俗的语言撰写了一本《统筹法平话》,所谓“平话”,就是“平常的话”,是关于统筹法的数学普及读物。
        当时,华罗庚还顾虑这本小册子工人能不能看懂,于是就带领助手在铁路施工现场来回宣讲和推广统筹法。有时白天在山沟里奔波,晚上还要与工人一起睡在帐篷里,结果证明工人能够看懂并且能够运用统筹法。
        华罗庚十分欣喜,要与毛泽东分享这份喜悦。1965年初,他从西南三线回到北京后,把原书扩展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在前言中,他说:“统筹方法,是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它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在国防、在工业的生产管理中和复杂的科研项目的组织和管理中,皆可以应用。”随即,他将书和信(关于赴三线参加生产实践的感受)寄给了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华罗庚:
        华罗庚同志: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毛泽东的这封信,引人注目的是对华罗庚的称呼已由“先生”改成了“同志”,也是信中“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的诠解了。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封信肯定了华罗庚的立场已经实现了转变,这无疑是非常高的评价。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华罗庚的心情十分兴奋。不久,华罗庚再接再厉,撰写和出版了《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一书。此后,华罗庚更是把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推广和应用“双法”的工作中。他不顾年迈和身有残疾,奔波于经济建设的现场。至于“双法”,华罗庚后来还有一个诠释,也与毛泽东有关。
        华罗庚说:“提起统筹法,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两年前的事,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毛主席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本书的第一页,指名要给华罗庚看一下。我看后,经过琢磨,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始了推广统筹法的实践活动……统筹方法是一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数学方法,是想为毛主席所提出的统筹兼顾的全面统筹原则作一个小小的注脚。”原来这就是“统筹法”称谓的由来,即“由于毛主席再三提出过统筹兼顾……我看还是叫统筹方法好,就是中国气派、中国语言,不一定用洋名词”。
        至于其中的哲学理念,华罗庚在结合生产实践的活动中反复领会《实践论》一书,加深了认识:“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最后,他总结出了36字的体会,即所谓的“双法”,是“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利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毛泽东的来信使华罗庚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他执著地走向工厂和农村,推广“双法”。他要实践“应用数学是为百万人的数学”的理想。为此,他还在1965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要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敢说今天我一定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在书斋里清茶一杯,淡巴菰一支,钻研自己所喜爱、所擅长的数学问题,管它四海震荡、五洲风雷,驾轻车,就熟道,每年写上若干篇学术论文,四海亦谬颂其名字,安然自得,教教书,指导指导研究,把我所掌握的知识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一代,这样做,似乎可以无憾矣!但其真能无憾乎?不!在当时的环境下,工农业生产的确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指导,新兴的中国工业基础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确需要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人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指导他们。一些高深的研究对当时的现实来讲,一时发挥不出高效益来”。作为科学家,此时的华罗庚可谓有别于以前。他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1966年“文革”爆发后,华罗庚再一次受到了冲击。
        此前,华罗庚率领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推广小分队已经被叫停,有关方面还宣布了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双法”的命令。
        “文革”爆发后,秩序大乱,华罗庚的数学手稿竟被盗(其中有他精确计算出的苏联人造卫星方位与数学模型的手稿),并且还遭受了批斗和抄家(由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带头)。至于原因,除了以前的几桩“罪名”外,在抄家时还发现了从前蒋介石送给他的照片、一个剧本(华罗庚为张瑞芳创作的),以及别人所刻的几枚图章(分别刻有毛泽东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和华罗庚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如此并列在当时被视为是大逆不道)。
        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检阅150万游行大军时提及:“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全国人大常委华罗庚。毛主席与之握手,并说:‘华罗庚同志,你来了,好呀!’”这“同志”的称呼,当年可是非同寻常的。这一消息的披露和不胫而走,对华罗庚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也使他再次鼓起了勇气。1967年,他又一次向科大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然而结果又是碰壁。由此看来,就是被毛泽东称“同志”,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1967年五一劳动节,华罗庚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哦,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毛泽东的问候让华罗庚百感交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推广“双法”的信心。
        1969年,华罗庚出版了《优选学》一书,并将手稿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赠送给了国务院,而他推广“双法”的成果,也在一次国际优选法专业会议上得到了众多专家的高度认同,即“双法”的推广以及它与计算机的结合,使得在工业设计、生产、制造、控制的整个过程中带来了一场革命。然而,有些人却对此心存忌恨。当时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优选法》的科普影片,张春桥却说这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让影片上映。后来,周恩来调看了影片,认为没有问题,这部影片才得以于1973年的国庆节上映。
        1970年,关于华罗庚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3月4日,周恩来在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数学手稿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其中有四条意见:“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后终未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周恩来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当时科大将迁往安徽合肥),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试验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于是,华罗庚得以与混乱和“左”派逞威中的科大、科学院脱钩,得以在风雨飘摇中暂时保全。他仍然顽强地带领助手活跃在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最前线,积极推广“双法”。
        1972年10月15日,华罗庚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在群众中普及应用数学的体会。他还附给毛泽东一幅自己的照片,内称:“交通部大连车辆工厂赠我一件宝贵礼物,却之,恐拂工人阶级迎归之意;受之,又太欠自知之明。饮水思源,别旧我,登新途,端赖您的指引教导,因此转献给您,表心意,代汇报。”
        11月4日,毛泽东在华罗庚的来信上作了批语:
        此信及附件照片一本,退还给华罗庚同志保存,比放在我处为好。感谢华同志的好意。
        毛泽东又称华罗庚为“同志”,可见对他的信任。至于当时交通部大连车辆工厂赠送他的“一件宝贵礼物”是什么,现存何处,等等,已无处查证。

        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时期,在中国的科学家中,华罗庚是十分出众的,因为他以数学家的身份走进了公众之间,从而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科学明星。华罗庚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进步以及他对社会活动的热情参与,都使他迅速成为科学界的一个样板,也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红色专家”的形象,但是他自己却一直以不能被吸纳为中共党员为憾事。
        同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影响,党内对华罗庚也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就在华罗庚四处推广“双法”而几乎走遍全国的时候,“四人帮”对此却予以多方阻挠,江青说他到处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张春桥更说宣传华罗庚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迟群甚至还去科学院动员陈景润揭发华罗庚“盗窃”其成果,结果遭到陈景润的强烈反驳。
        1975年,华罗庚的“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迫解散。正当华罗庚一筹莫展之际,胡耀邦被安排到科学院主持工作。当时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华罗庚,给予他充分的关怀和鼓励。
        1975年8月,华罗庚来到东北。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回到哈尔滨时,多年的劳累加上因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曲解而带来的愤怒和忧伤使他忽然倒下了。华罗庚因心肌梗死,连续昏迷了六个星期,甚至一度病危。周恩来获悉后,迅速派出医生前往哈尔滨,紧急救护华罗庚。
        在病榻上,华罗庚仍然想着推广“双法”。他喃喃地说:“毛主席交给我的事情,没有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这年的国庆节,他嘱咐子女华光、华苏抄写了一封信寄给毛泽东,信中说:“今天欣逢‘十一’,倍思毛主席指引之恩,再造之德,向主席一表心怀。……请求批准我继续学习前进,实质上,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如能用您的思想走出一条新路是生有幸焉,死无憾矣。”最后,他还用诗词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驱原野志千里,翱翔太空志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决心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华罗庚的子女也给毛泽东附加了一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华住哈省医院。华光、华苏谨上1975年10月1日
        82岁高龄的毛泽东收到华罗庚及其子女的来信后,于10月5日复函,并派专人直接送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医院。
        毛泽东的复信,是他在华罗庚两个孩子信上的批语:
        退华罗庚同志。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华罗庚得到这个批语后,心潮澎湃。他用诗一般的语句感慨地说:“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如孺子又得慈亲教。主席年高,国事辛劳,无微不至,明察秋毫。扶危解困惑,飞示下九霄。掌舵领航有主席,哪怕风狂雨骤浪滔滔。虽今日,还淹留病榻上,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1977年,华罗庚缅怀毛泽东时,还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愚昧无知的时候,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经历启发我觉悟;在我迷途知返,稍有所悟的时候,是毛主席用‘壮志凌云’来鼓励我前进;在我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在‘四人帮’和林彪散布‘打倒一切’的时候,是毛主席称我为‘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
        1978年3月,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时,华罗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愿再一次萌发。1979年3月25日,他在出国讲学之前提出了入党申请。他称:“(自己)虽然现在蒲柳先衰,心颤,眼花,手抖,头发白,但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起些微薄的作用。”这就是执著一生的华罗庚。6月,华罗庚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已经是69岁高龄了。
        当消息传来时,华罗庚正在英国访问,他兴奋得彻夜难眠。回国后,华罗庚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赋诗言志———《破阵子•奉答邓大姐》:
        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沙成金,四化作尖兵。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邓颖超读了华罗庚的这首词后,深受感动。她马上将这首词转给北京的《支部生活》杂志,并写信说:“他的诗,使人读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科学家的态度,雄心壮志的誓言,跃然于诗句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1期,摘自2012年第4期《党史博览》)
  • 责任编辑:gj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