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所开展的《我要问学者》活动很好。通过邀请全国知名学者回答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集中研讨热点,澄清思想迷雾,其善莫大焉。可惜的是,我读了其第一期哲学家邓晓芒的问答,虽然感觉他态度诚恳,叙述也求实在,但总的视角却嫌不高,因此许多结论性的话语都很难叫人认可,以为很有必要再作一些商榷或者探讨,望得抛砖引玉,索取真知的后效。
比如邓晓芒回答中很扎眼的一句话是这么讲的:“我们曾经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什么大道理,邓虽未具指,但从其文意看,他实质是讲的文革及之前的大道理,也即那个时代基本的思想理论。那时的思想理论确实存有害人的方面,比如阶级(还包括讲究姓社姓资的路线)斗争学说就是。但那个时期的思想理论都害人吗,比如《老三篇》的思想也害人吗?
这个问题邓虽未答,但我斗胆估计他也会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像邓晓芒这样“偏狭的求实”风气已然成了一种社会思潮,他们总是以那种能不能实现、会不会做到来否定一些先进性引导性长远性的思想理论的。比如网上就有一位像邓这样知名的50后学者徐贲写了篇雄文,直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种病》。我读着这样狭隘的文字真想问作者一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是不是也有病啦?!
“偏狭求实”思潮的来源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但人的本性绝非仅有自私自利。完整的人性既有自私自利,就有其相反的大公无私。全面的哲学现代的哲学进步的哲学必须兼顾人性的这种两两反向发展的可能。如果只讲自私自利,不讲大公无私,那必定是一种狭隘的哲学传统的哲学落后的哲学。比如三纲五常、亲亲疏疏等,它有什么希望,这与邓自己厉批的“儒家伦理救中国”有何二致。
偏狭求实往往都有非常时髦耀眼的科学外衣,其思维依据常常局限在现实的存在的小范围的事实范畴,但却往往有意无意间受到传统世俗功利的观念文化影响,习惯从狭窄的族群的甚至是个体的经历中来谈事论事,这样难免不走到落后现实产生落后思想再重复落后现实之循环停滞的历史胡同。在这里,他们未必又清醒自己是被过去那个“正确思想来自实践”的片面唯物教导所惑、所害呢?
其实,正确思想并不等于先进思想。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先进思想。正确思想是存在的符合,但并不能解决存在的进步;先进思想才可能导致存在的进步。中国社会中国文明为什么几千年来难得进步,根子还是缺了进步性的思想。这种状况呈现在文明类型上,则是一种纯粹精神信仰的匮缺,表现为其观念文化世俗功利类型的确立和不断延续。精神信仰的本质就是一种超越性思想理念的高举践行。据此可推,中国一切落后的根子在此之匮缺,而一切进步(希望)则由此而生发。
由上分析似可推出这样一个观点,相对“偏狭求实”则应有“整体求实”“全面求实”的视角,即是从信仰的视角,或者说是思想理念的角度来全面观察人类的各种文明现象,从中得到更为周延服人的结论。这就要求扬弃过来大家所熟知的那些阶级的视角(如邓说的中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的属性)、经济的视角(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理决定的视角等从某个片面来看问题的陈俗套路。信仰视角的本质或者根本逻辑关系就是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族群、族群决定社会、决定文明。这个大道理是可以拿去演绎论证于各种文明事实的演进轨迹的。
恰好邓讲到的过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不少就是富有先进性的思想。我曾在一篇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的文字里将其作了十个方面的归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整体视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情操、都是人民勤务员的平等意识、精益求精连续作战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办事态度、一般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修养办法、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
最近又在另一篇研究苏区精神的文字中概括了九个方面:远大理想信仰是超越传统奠基现代的精神总纲;平等民主追求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力量源泉;纪律严明作风是治军治国和谐宪政的法制起点;艰苦奋斗品格是战胜对手战胜自我的无敌法宝;听党指挥原则是统一意志合力增效的必要条件;实事求是方法是认清事物把握规律的科学窍门;群众路线宗旨是脚踏实地实干兴邦的工作基准;开拓创新气概是破旧立新先立后破的发展要义;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是砥砺思想扬长避短的先进保障。
显然,这些思想是世俗性质的中国传统观念文化所不可能系统性拥有的,也是中国革命超越传统的根本所在。从这种思想去看革命的伟大功绩才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论证明。比如世俗文化之下,大家就很容易都自私自利,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目标,社会常常是一盘散沙,人们各怀心事,这样遇着强敌侵入,就往往是多不胜少,一击即溃。但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就自然凝聚了合力。斯洛曾形容延安时的共产党“像清教徒一样的奋斗”,这是他们虽弱小却很快战胜腐败国民党的根由。同理也是不久后与美国等世界强国在朝鲜战争中打出军威国威的根由。
这些先进思想对传统社会的落后性改造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官府部门传统性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情形基本上被遏制。千百年来长期性危害人民的黄、赌、毒、土匪、高利贷、黑社会基本上绝迹。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几乎成为城乡各地随处可见的生活道德景象(文革武斗激烈的那几天除外,这时人们为避流弹大都关门闭户了)。民风淳朴向上,人们的社会公益心普遍高涨,英雄模范人物从官场到民间、从部队到民兵、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及至各行各业,到处涌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
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于过去的“大道理”或者思想理论并非都是上述先进属性的,而是也存在不少愚昧错谬落后的方面。比如前面提到的阶级斗争学说。其实质只是人类漫长历史的真实摹写,毫无超越性先进性可言,可叹却作了共产党一个主要思想理论。我曾暗下回溯党的90多年历程,则很容易发现凡是高举这个理念就总造成困厄的规律:比如农民运动致使斯文扫地,启推了开局很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还有历次浩大的党内清洗错杀了多少优秀同志;建国后从反右直到文革不停的阶级、路线斗争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多大,对社会正气的刹伤多大……
除了阶级斗争学说外,愚昧落后的思想理论当然还有,比如邓提到的蔑视人权的观念,其它的诸如政治权术、不讲思想自由、唯我独尊、闭关自大等等,都是造成重大挫折失败的根本因素。看清这些思想错误重要,更重要的是认清其传统文化的观念来源。比如阶级斗争学说就与传统的“窝里斗”积习极其合拍,蔑视人权则有“上智下愚”的影子,政治权术脱不开“三国”式的智力,无视思想自由垫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底牌,唯我独尊、闭关自大即是“夷夏之分”的由来。总之,从这个视角就不难搞清中国进步为什么如此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了。
下面拟按此视角简单答解邓晓芒的几个问题,聊供有兴趣的读者批判,以求大家深化认识(可能对邓老师有所冒昧,但请您谅解)。
一、关于知青下乡
1问、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
答解:我比邓晓芒先生小几岁,是7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下放的。应该说,邓讲到的那个时代的知青消极方面的情况还是客观的,但也有积极方面的情况被邓忽视了。特别是对知青运动仅作否定结论就有问题。我体会与现在年轻人相比,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应该还是具有比较崇高的精神信仰,或者说是那种忧国忧民忧党的意识,也是杨小凯在其《中国政治随想录》中自述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要命的责任意识”。今天的年轻人似乎就少了这样的精神,大都是为了各自的功名利禄在拼搏。通过几十年的丰富经历和不断沉思,我认为这种状况未必合理。在市场经济下,大家为了个人奋斗虽然不可厚非,但为人缺少了崇高信仰却有后患。我觉得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才更好,把个人奋斗当作近期的阶段的可期的目标,把崇高信仰当作远期的整体的最终的目的;两者矛盾时,应该让前者服从后者。
2问、邓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九零后,对那段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历史是有惰性的,我想知道那段历史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又如何对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发生作用?
答解:那段历史对现在最根本的影响应该还是在思想层面上。正面的可以概括为信仰或者先进思想的引导作用。比如最突出的事例是现任主要领导人一身正气、严于律己、抓铁有痕的治国风范,应该就是那个时代先进思想(包括他自己的知青经历)的真传流露。在民间或者广大党员群众当中也存在这种优秀的东西(当然越来越少了)。非正面的东西当然也有,比如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凭感情说话,讲究姓社姓资。特别是对外来的先进理论、观念和经验,停留在表面上的概念化模式化单一化的照搬模仿等。这就是90后生长成长总是思想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年轻一代自己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3问、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是种历史性的错误运动,但也客观上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志品质和对生活的感悟。
答解:学生多接触实际和多方面生活是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探求真理的科学方法。应该从如此思想高度上重视践行。那个时期的知青运动其实也存在这方面的意义(如“两个结合”的教育方针)。邓说知青遭受了苦难是事实,说知青运动后期的偷鸡摸狗也是事实,但并非那个教育方针的错误落后,而是落后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社会治理失败后的苦果。
4问、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有利有弊,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对利弊的分析也不同。作为没有这种经历的当代学生,我觉得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给广大农村地区输送科技文化知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而且广大农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文艺离不开群众而且为群众服务。不知道这个想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谢谢!
答解:“阶层的角度”实质是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这样的角度常常还是被族群观念文化的大角度所决定的,各阶层的思想之间实质并无什么根本性区别。阶层的角度不能揭示先进与落后或者优与劣、上与下的差别,往往只能得出一些片面性的不周结论,所以应该予以置疑。应该从更为抽象整体的精神信仰或者思想性角度来看问题才能对历史事件得到比较全面的理解。你列举的知青积极作用主要是针对农村方面的,这些情况在我们的经历中确实并不是主要的。觉得知青运动最主要成果应该还是让知青更深切了解了国情,这对知青的成长还是有价值的。
5问、坦白讲,我个人一直对前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时代的自恋式的怀旧,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其实也许是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痛苦的回忆。但这就给很多年轻人造成错觉,似乎文革时代是多么的圣洁。我的问题是,现在上山下乡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老年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请您看如何能让本文这样的反思,不只是在小众群体中共鸣,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思考?谢谢您!
答解:知青的幸福回忆似乎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从生理科学看,一般情况下,老人的年轻回忆往往都会通过一些老故事、老场景、老实物乃至老歌曲感染,被年轻时蒸蒸日上的生理状况印象带动现在的衰老情绪而产生一种(年轻性的)幸福感,这样便会美化过去,造成错觉。二是知青那时的思想道德水平确实高于现在,与此对比,值得人们产生幸福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仅用物质的贫富来作对两个时代进行幸福的评价。
6问、下放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来,给当时处于相对"愚昧"的农村带来文明的气息,也为后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铺下基础。凡事一分为二为好。不应以当年受难而后悔,亦不要以现在……责故人。
答解:当然不能责怪哪个具体的历史个人。而应该深入系统整体地研究认清民族的和外族的承传思想、信仰、理念,正是这种不同的承传才造成了今天不同类型的文明、的一切。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选择优秀进步,逐步转型观念文化,并且要立字当头,不立不破,在立中破。千万不能搞过去那种破字当头,在破中立的虚无主义做法。
二、关于哲学研究
7问、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的关系如何?康德在纯批里是怎么调和或者说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以这个问题开头,在当下面对转型期的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尤其以顾准先生那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六弟以他的文稿取得名字)开始,当代学者也有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我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强调有个试错的过程(或者用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想问试错过程是不是已经包含了理性建构的过程?在当下理性主义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康德的综合能给当下的中国什么启示?最后还想问个问题,作为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自感哲学的入门艰难,作为哲学家能够给爱好哲学的青年什么建议?
答解:欧洲理性主义的实质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思想原则。经验主义则过于相信经验依赖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事实已经证明其窘。比如我们的改革,始终缺乏能够深入结合国情特点,尤其是适宜主流观念文化特点的系统性理论指导,主要依靠国外现成理论或者做法来套来推来摸来闯,虽然GDP规模很大了(实质在市场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这种规模与国家规模具自然契合性,因此无须特别的成就感),但经济质量的转型始终难成,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思想信仰方面更不能扬长避短,甚至忌讳莫深,造成许多深层次问题越积越多……这与中国传统观念文化一直缺乏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是相适应的。
哲学实质是智慧学。智慧从哪里来,还是大脑工作的结果。大脑工作依靠既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指引完成。所以这种思想的先进与落后就决定了智慧的大小或者优劣。这当然也是评判哲学性强弱的根本标准(比如中国传统观念文化属世俗功利性质,决定了其思想的肤浅性片段性和器物性,而这种思想的结果往往都属“小聪明”,以至于黑格尔并不承认传统中国有哲学)。我们学哲学研究哲学,应该有着这样高屋建瓴的态度,即是从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和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上下功夫,以为抽象的人(实质是更多的人乃至全人类)增加福祉而奋斗,这才是有别于传统小聪明的大聪明或大哲学。保持这样的出发点,再通过各类哲学(书籍)的学习钻研,结合自己的特点,就可能在某个哲学领域思有所成。
8问、邓老师您好,现在人权已经成为了道德的制高点,甚至成为国家相互攻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人的权利的过分强调,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生存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混杂的社会中,人权的内涵是什么,人权的边界又应该是什么?
答解:我觉得中西之间的分歧根子也是信仰信念理念的基本差异造成的。基本差异主要还是指一些基本观念意识的不同。在这种基本不同的观念意识上再来论争其“次生”的价值观念当然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成了鸡同鸭讲的混乱情况。像人权、自由等热门概念就是次生性的,它们应该受到诸如平等、契约(法治)、诚信、博爱等基础性观念的约束才会表现公正或者才是公理所在。与之比较,我们传统的基本观念却是反过来的等级(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关系(如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欺诈(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阳奉阴违的族群性)、亲疏(如内外有别),在没有解决基本观念转型,又没有根据这种基本差异的特点改革而来强推西方次生性的价值观念,当然就会出问题了。比如发轫于前年的金融市场自由性改革,既为创业者开拓了广阔的资金来源,又给欺诈者卷款跑路带来了圈钱暴富的大好时光,这样显然有失公正。
三、关于社会现实
9问、媒体上提到的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我想这可能是正是由于老人们缺少反思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对注入解剖自我、反思历史的基因有什么样的思考?
答解:“老人变坏了”是一种客观情况,但至少有二个方面结合看才更真实。一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了,实际是“青年也变坏了”,甚至“小孩也变坏了”。道德为什么滑坡?还是这些年片面的以经济为中心,不抓思想信仰的“一手硬一手软”所造成。二是部分老人原有信仰并不坚定,思想褪色于器物追求,随着社会的物欲横流,心里越发失去平衡,因此而坏了起来。
反思本身是一种先进的高贵的思想品质。缺乏反思一直是同胞们(主流观念文化)做人的薄弱方面。虽然我们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也讲了“吾日三省吾身”,共产党更是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但她们既没有经常强制性的操作强调(如传统主要局限在很少个体内心的非强制性的修身方面【曾国藩】),也被其更基本的官本位(上行下效)规律所制约(如共产党就随着上层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等陋习的卷起而几乎丧失殆尽),这样,国人们能够在总体肤浅世俗文化氛围中还保持反思情操的当然就微乎其微了。
四、关于启蒙
10问、您觉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被救亡中断后,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当代思想启蒙,应该从哪里起步,如何起步,才能着眼未来,凝聚共识,理性前进?
答解:我倒觉得中西的启蒙未必应是一样的内容。西方启蒙是在精神信仰的观念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它反抗的是教会的专权和对思想的压制,促成了平等、自由及科学的大量增长和普及。中国的启蒙首先就是面临与西方信仰文化相反的世俗文化,它先天性地缺乏着诸如平等、契约、博爱等基础性的先进思想(作为价值共识),而是相应以等级、关系、狭私(仇恨)等观念为基础的。在这样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热捧人权、自由、个性等次生性概念如何不会得到南辕北辙的后果。
另外,从科学理论的萌芽发展来看,她也首先是被将求真当作最高最终追求价值的观念而逐步滋生出来的文化产品(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有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既是世俗性的,就不会真正将求真观念当作最高价值(如将孔子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而不许超越,只能阐释,“述而不作”),这也势必决定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始终不会全心全意地追求科学。换句话就是说,要真正让中国人启好蒙,必须首先解决好那些基本的精神信仰或最终追求的先进性问题。
11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平衡饭碗和理念?如果一种启蒙受掣于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启蒙还是启蒙吗?如何看待当代学人犬儒化?
答:如果把饭碗和理念解作生存发展和信仰践行,这在当下的中国确实是每个人面临的基本性矛盾,当然不仅只有体制内,体制外同样也缺乏高尚信仰的支撑或者作主流观念文化呀。如何平衡这样情势下的饭碗和理念,一般地看来似乎很难,甚至不可能,但从科学的人性认知上讲,就未必那么难的。其实每个人的人性本质中就已经包含了随波逐流和向往高尚的因子,我们先不妨将其分作尽期和远期的目标,并且在两者矛盾时尽量让前者服从服务于后者,这样才可能从长远整体的视角上是比较理性理想地处理好了饭碗与理念的平衡。
犬儒这个概念需要质疑。从具体事例来讲,多党制民主未必就能给观念文化文化落后的当下中国带来福音;而深化一党制下独特的民主政治改革以形成科学的权力制约,未必就不是更全面考虑了中国人的福祉,这样未必就是出自思考者个人的利益考量。那么,我们能够称后者群体的知识分子为犬儒吗。另外,当然无须否认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只是官僚权势的应声虫,这表面上好像符合犬儒的特点。但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浸染于落后观念文化,肤浅笼统、食洋不化、泥古不化、误人误国,遂成大家都跳不出的窠臼来看,我们又何能仅仅用犬儒的含混概念来责备其中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