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杀研究》简介
作者:刘燕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农民自杀研究》目录
序一 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郑杭生
序二 自杀研究的新高度 贺雪峰
致谢
索引
序一
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郑杭生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几代社会学家的努力下,现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更为全面深入,成果更为富丰多彩。这表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加强,边陲思维有了很大削弱。
但是种种事实也表明,在中国社会学界,特别是在不少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青年学者、青年学子中,还存在“地气”不足,“洋气”有余的情况,“边陲思维”还没有弱化到应该弱化的程度,主体意识也还没有加强到应该加强的水平。
可喜的是,青年学者刘燕舞的这部著作《农民自杀研究》在接“地气”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无疑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
我们所说的接“地气”主要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是要接现实中国的“地气”。这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接地气”。它要求我们社会学者、社会工作者有一种与“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草根精神”,本着这种精神,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草根、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甘苦,反映他们的需求,代表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问题。要这样做,我们社会学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搞实地调查。
刘燕舞2008年考上我的博士生,作为他的导师,在学术训练上,我一开始便严格要求他努力做到“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兼具,在学术立场上,我要求他努力做到不左不右、实事求是。2009年6月,我带他到河南省郑州市做实地调查时,更进一步强调这些方面。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江西、贵州、浙江等十余省份的农村,采取吃住均在农户家里的驻村调查方式,开展了累计近400个工作日的实地调查,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广泛地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在《农民自杀研究》这部著作中,他选取了湖北大冶、湖北应城、河南信阳、河北秦皇岛等地开展多点实地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接现实中国“地气”的学术努力,他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中,我们既能看到基于实地调查收集而形成的小样本量的质性数据,又能看到各种丰富的自杀经验故事,从而为他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要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我们认为,重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历史悠久的、灿烂辉煌的学术传统,开发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也是接地气的重要方面。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各种思想无一不受诸子百家思想这样那样、或大或小、正面负面的影响,诸子百家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直接源头,奠定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中国的诸子百家作为中国的思想源头,与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处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只要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为什么与西方社会不同,例如,西方社会传统更讲天人对立、更讲神圣性、更讲契约、更讲竞争,而中国社会传统则更讲天人合一、更讲世俗性、更讲伦理、更讲和谐等。
在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一书中,他通过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关于自杀的看法的表述发现,西方文化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即自杀到底是人的一种权利还是对城邦的一种犯罪?在这里,人与城邦或者说人与社会是二元对立的。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此后西方关于自杀问题的思考,在中世纪时,基督神学基于上帝创世的理论基础更是将自杀当作犯罪看待,并对自杀者的尸体进行侮辱性惩罚。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在人权与神权的对立框架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因而,各种废除自杀法案的行动开始发生。无疑,西方自杀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是奠基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的,因此,在西方自杀社会学领域,到处充斥着二元对立的困境,如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的对立。但是,刘燕舞发现,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正统哲学家在讨论自杀问题时其思维方式却与西方迥异。在儒家哲学中,以孔孟为代表,他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并非“权利”还是“罪罚”的二元对立讨论,而是更加关注自杀的“应该”还是“不应该”或者说自杀的目的动机及其意义何在。在这里,中国文化关于自杀的理解是二元统一的,只要自杀的目的动机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则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即是应该反对的。因此,孔子既肯定了伯夷和叔齐的“求仁得仁”的自杀,又肯定了管仲因为“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而没有随公子纠殉难自杀的做法。如果放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考察,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孔子的思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基于二元统一的思维,孔子对自杀看似矛盾的看法却是再也逻辑自洽不过的。所谓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人们看问题的方法准则,就是方法论。所以,基于中西历史脉络中关于自杀理解的比较,就为刘燕舞的自杀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自杀理解的特点出发,一反涂尔干从原因角度对自杀进行分类的办法,将涂尔干“颠倒”的研究顺序再次“颠倒”了一下,从目的动机的角度结合收集到的一手经验资料,对农民自杀的类型进行了中国式的分类。
其三是要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立场观点是做学术的根本。世界上实际没有“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无论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思想家,为天下百姓追求“去乱求治”。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为救亡、为维新、为富强、为革命,都是站在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的。
中国立场观点是我对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问题意识很清晰,其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单纯地回应西方学术谱系中的某个问题,而主要是为了回答农民自杀的各项特征在中国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机理的形成问题。因此,在理论解释上,他既不盲从西方理论,也没有排斥西方理论,而是坚持在中国立场的主体性前提下,洋为中用。我很高兴他将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运用到他的自杀研究中,应该说,他的自杀研究将我们的“社会互构论”的某些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了。在社会互构的理论逻辑下,自杀行为不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互构共变的产物。从静态的空间分布看,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形塑出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而不同的自杀行动类型的分布亦会强化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从动态的时间分布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自杀行动,都是处于变化中的,并反过来会相互作用于对方。例如,刘燕舞发现,在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双强的团结型社会中,从静态的空间分布来看,因为血缘联结紧密,使得自杀者容易为血缘联结关联对象如家庭成员考虑,因此,利他型自杀容易在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中发生,同时,又因为规则维控体系较强,一些受到委屈或挫折的自杀者容易以自杀作为手段来报复或威胁家庭成员,报复型自杀则容易出现在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中。反过来说,因为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的多发,也更加容易强化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和规则维控的作用强度。从动态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血缘联结的紧密程度还是规则维控的强度都在不断弱化,这会使得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相应地减少,而自杀行动的这一变化,又会进一步加速社会结构层面血缘联结强度和规则维控强度的弱化。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在时空两维的这种互构共变关系,较之结构决定论或行动决定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也更符合中国的经验现实。
有人说,刘燕舞的自杀研究具有“理论暴力”的“缺陷”。因为他的“野心”太大,他不但试图克服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在自杀研究领域的二元对立的困境,竟然还要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解释,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杀社会学理论,且还试图贯通理论自觉与经验自觉的学术实践,这难道不是“理论暴力”的“缺陷”吗?然而,在我看来,刘燕舞之所以有这种“理论暴力”的“底气”,就是因为来自于他的接“地气”,既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也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欢迎这种“理论暴力”,肯定这种“缺陷”,鼓励这种“野心”,这样的学术“野心”在当前社会学界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是为序。
2014年2月20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序二
自杀研究的新高度
贺雪峰
一、
在农村调查发现,有些地区老年人自杀问题十分严重。尤其让我震惊的是,2008年调查时问一个老年人“最近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回答竟是“这些年我们村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调查不到一个月,竟然遇到三例老年人自杀。
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当然不是缺吃少穿,或主要不是物质贫困,因为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了。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是被子女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虐待,而往往可能有很温暖的因素在里面:老年人生病了,感觉不能拖累子女。既然不再能为子女作贡献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农民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情况下,农民家庭之间竞争的压力最终由老年父母承担起来,从而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老年人自杀问题。
农村自杀当然不只是老年人自杀。在有些地区,青壮年男子与年轻媳妇也是两个重要的群体。青壮年男子自杀,是因为家庭担子太重,作为家庭主要责任承担者的青壮年男子在人生竞赛中没有成功,村庄中没有面子,家庭里没有地位,因此自杀。年轻媳妇自杀,是因为嫁到夫家,不适应身份转换,受到压力自杀。
而且,不同区域不同群体自杀率有显著差异。南方宗族村庄年轻媳妇自杀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华北小亲族地区青壮年男子自杀率明显较高,而中部原子化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偏高。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年我们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显然是中部原子化地区才容易出现的情况。
以上关于不同年龄性别群体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自杀倾向,正是燕舞所著《农民自杀研究》一书试图讨论的问题,因此,他的学术抱负是,致力于揭示和理解农民自杀在空间和时间两维上的分布差异,并尝试克服自杀研究领域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问题。我以为,在本书中,燕舞以详实调研资料和细致理论疏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隐藏在农民自杀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
二、
燕舞所研究的农民自杀的区域差异是从村庄结构层面进入的,上面讲到南方宗族型地区、华北小亲族地区和中部原子化地区,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常年农村调研中发现,中国南方农村至今仍然普遍受到宗族结构的影响,这与南方农村的历史、地理、种植结构、文化等等都有关系。总体来讲,在当前中国南方地区的相当部分农村,仍然存在聚族而居、村庄与宗族合一的结构,宗族至今仍然是影响农民生活和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
而以黄淮海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农村,村庄内一般都会有若干相互竞争的家庭联合体,一般是五服内的宗亲关系,各地叫法不同,比如叫做“门子”、“门份”、“门房”、“房份”等等,我们统一称之为“小亲族”,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即使只有一个姓,这个姓也会分化为互不统属关联的“小亲族”,“小亲族”对内合作、对外竞争。一个村庄就是若干相互竞争“小亲族”的集合体。这与南方农村通常是一个村所有家庭都统属在一个宗族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以长江流域为典型的中部地区,在农民家庭之上大多不再存有结构性的血缘联合体,甚至兄弟分家之后也很少有联合行动的能力。这样的地区,我们称为原子化地区,原子化地区村庄不存在超过家庭的血缘结构力量,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的形态因此与南方宗族村庄和华北小亲族村庄都有很大差异。
当然,并非长江流域都是原子化村庄。比如鄂东南地区,至今宗族力量仍然在发挥重要功能,甚至新农村建设也必须要借重宗族力量。相反,地理上处在北方的东北农村,在结构上却与中部原子化地区完全一样,其中原因之一是东北地区开发历史很短,以血缘为基础的结构性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成长的机会。
因此,我们所讲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又不纯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种兼有地域与结构两方面含义的分析性概念。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一般将至今村族一体的宗族仍在发挥作用的农村称作南方宗族型地区,将村庄内明显分为若干相互竞争血缘联合体的地区称作北方小亲族地区,而将村庄内不存在任何强有力的超家庭血缘联合体的地区称作中部原子化地区。
不同区域内村庄结构不同,所以村庄治理与农民行为方式都不同,所以农民自杀也会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此说来,燕舞这部著作是对我们过去研究的成功应用。
但燕舞并非简单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因为具体到自杀这一特殊问题,大而化之地运用我们已有研究成果肯定是不够的,燕舞必须要深入说明农民自杀行动与村庄社会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互构的这一问题。因此,燕舞又找到“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资源,在这一理论资源之下,燕舞又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其一是,他将我们所说的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概念进一步理论化为对应村庄社会的三种结构类型,即我们所说的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但是,燕舞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中西融汇、兼收并蓄、抽丝剥茧,从而逐步呈现他的精彩分析。就西方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脉络最主要的是关于关系结构和规范结构的讨论,而这两个维度又充分地体现在西方自杀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中,如涂尔干根据社会整合(关系结构)强度和社会规范(规范结构)强度对应讨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宿命型四种自杀类型分布的研究工作;就本土的理论资源来看,他发现关于社会结构尤其是村庄社会结构的讨论同样与西方理论资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我们提出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他认为实际上“行动单位”具有关系结构的理论要素,而“认同”则具有规范结构的要素,对于农民自杀的讨论来说,农村代际关系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关系结构,农村价值观及其变动的分析进路基本对应着规范结构;就中国农村的自杀经验材料来看,燕舞发现,农民的自杀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与家庭内的血缘联结和规则维控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他创造性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贴近中国农村的自杀经验现实的两个概念: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并根据这两个概念的强弱程度区分了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的村庄社会结构类型。
其二是,他对自杀行动的分类,既借鉴了西方理论资源,同时也充分地吸纳了本土文化资源,并在经验研究中成功地具体化和操作化了。一方面,他发现,就本土自杀研究来看,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的田野调查来收集有分量的经验材料,从而使我们具备从目的或动机的角度区分自杀行动类型的可能。应该说,这较之涂尔干因为缺乏自杀的经验材料而从病因学的角度讨论自杀的类型来说是很具有创造力的。燕舞将自杀分类研究的这种研究顺序的“颠倒”并非随意而为,除了农民自杀的经验材料外,另一方面,他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自杀的讨论就是更注重自杀的目的或动机的,而很少对自杀的直接原因感兴趣。例如:孔子说,伯夷和叔齐因为不食周粟而自杀的做法,就是求仁得仁的自杀,因而值得肯定,显然,孔子讨论的方式就是看自杀的目的或动机是否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的;反过来看,像管仲这样的人物没有自杀的做法,在孔子的视野里,同样因为其符合抽象的仁义原则而得到他的肯定,因为管仲不自杀的动机是为了天下福祉。燕舞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与孔子等基本处于相同时代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自杀的观点,他发现,他们主要讨论自杀与城邦的关系时是基于自杀的权利和犯罪二元对立的,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自杀并不存在亦可亦不可的可能,而是被认定为对城邦的犯罪。燕舞的这种扎实的理论梳理工作,既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理论素养,也反映了他不迷信任何具体观点,这种对待本土资源的理论自觉和对待西方资源的不卑不亢的态度,无疑值得肯定和鼓励。
正是有了上述这种穿梭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能力,燕舞构建了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两者互构共变的理论框架“结构—行动论”,并运用这一框架很好地分析了农民自杀在空间和时间两维上的差异性分布的机理。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燕舞这部著作不仅通过对区域差异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的成功运用与操作,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理论,而且也为这些理论的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拓展。当然,他的研究也有效地大大地拓展了当前学界对中国农民自杀的理解。
三、
燕舞2006年跟我读硕士研究生,2008年考入郑杭生教授门下读博士生,我作为他的副导师继续指导他的研究。六年研究生生活,燕舞是与我们团队共同成长的,他既从郑老师那里学习到了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又在我们团队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自杀研究来看,燕舞并非我们团队最早关心自杀研究的,他的师兄陈柏峰、杨华之前都在自杀研究上写过有份量的论文,提出了有洞见的观点。他的师弟桂华、王德福等人也在研究农民价值、农民宗教和农民自杀问题。他同级同学郭俊霞、王会也写过关于农民自杀的论文。燕舞的长处在于吸取了我们团队关于自杀研究的精华,并系统地有创造地将我们团队的自杀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我相信,燕舞这部著作一定可以深化学界对农民自杀的认识,并期待他著作的出版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民自杀研究。
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减少农民自杀,并最终增进农民的福利。
于清远山庄
内容提要
本书致力于理解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间段中的差异性分布及其产生与变迁机制,并试图走出经典理论中结构与行动在自杀研究领域毒瘤般的分裂性困境。
本书主要有如下发现:一是从经验层面来看,本书发现了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化与空间化的特征;二是从理论层面来看,本书发现了自杀并非是单一的结构决定或行动决定的,而是社会结构与自杀行动两者互构的产物,并提出了“结构—行动论”这一理论框架;三是从实践层面来看,本书发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较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妇女自杀已经退潮,但农村老人自杀渐趋严重,预计未来10至20年内,中国农村老人自杀潮将加剧。
在讨论和叙述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化特征时,在血缘联结度与规则维控度两个较为宏观的变量的观照下,本书主要从相对中观的层次从民间法的角度讨论了团结型社会青年妇女报复型自杀的生产机制;从“奔头”而非“过日子”的角度讨论了分裂型社会自杀分布的离散特征;从代际关系、孝道、市场与宏观制度等的变动讨论了分散型社会老年人大规模自杀的生成机制。
通过类型比较再到区域比较的论证过程,本书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具有巨大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而农民自杀的时空差异也即农民自杀现象的类型化与空间化实际上是社会互构的产物,社会互构的过程表现在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化、市场与社会的互构化以及微观层面的具体社会乃至区域内部的结构与行动的互构化,这些互构主体的互构化是型塑农民自杀现象类型化与空间化的内在机制。
致谢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较大幅度修改和调整后的产物,就内容而言,我觉得已经没什么需要进一步交代的了。剩下的最重要的交代是致谢,感谢那些在我学术路上给予我各种帮助和关怀的人。
八年前,贺雪峰教授没有像今天一些注重出身的人那样,而是十分“大胆冒险”地将我这个来自洞庭湖畔的人纳入门下,从而,我得以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开启我的硕士生涯。硕士阶段,贺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著作,并每月定期召开读书汇报检查会,亲自严加督促。回想硕士期间,与大多数同仁一样,我几乎没有双休日,没有黄金周,没有暑假,寒假也基本压缩在春节前后十天,那平均每天10小时的风雨无阻的社会科学经典理论著作阅读的生活,是艰辛过后的成长幸福。进入博士阶段后,他严格要求我们真正地呼啸着走向田野。也因此,我所走过的十余省份累计近400个工作日的农村驻村调查足迹的背后,都有贺老师严加鞭策的苦心。博士毕业后,贺老师鼓励我们继续野蛮生长,感谢贺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无尽关爱。
六年前,我有幸忝列郑门弟子,开启了我的博士生涯,郑杭生教授没有嫌弃我的愚钝,总是给我很多鼓励。他对我们做学问的基本要求是:“方向正确,人格高尚,学术扎实,身体健康。”后来,他又不断对我们强调做学术既要有“世界眼光”,同时也要兼具“本土特质”,既要“不左不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研究“中国经验”,同时还需要具备“理论自觉”,他还严格要求我们勤下基层,深入实际,深入草根,深入群众,广接现实中国的地气。郑老师的教诲,我会受益终生。对于本书,郑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本书的研究遵循了“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总结‘中国理念’,建构‘中国模式’”这样的研究进路。郑老师的鼓励和肯定,无疑是我学术路上的强大动力,也会鞭策我继续前行,感谢郑老师。
同时,我还要感谢吴毅教授、罗兴佐教授和董磊明教授。吴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于我辈而言堪为风范,是我们攀登学术高峰的榜样。对我的研究,吴老师非常关心,从理论、方法、具体观点,甚至论证的细节,他都十分耐烦地悉心指导。罗老师和董老师均带我做过田野调查,他们丰富的经验使我获益良多,他们不仅耐心地教我如何调查,并细心地教我如何在田野调查中学会提炼问题、做学术研究。更令人感动的是,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当我碰到难处和困惑时,罗老师和董老师总能耐心地开导我,帮助我宽怀。
感谢我曾经求学所在学校的诸位老师对我诸多方面的教育和帮助,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雷洪教授、李华燊教授、孙秋云教授、石人炳教授、丁建定教授、吴中宇教授、张小山老师、郑丹丹老师、刘晶老师以及湖南理工学院外语系的宋君健教授、方庭书记、汤卫根教授、管志淑教授、湛朝虎老师和毛伟老师。
两年前,我有幸加入到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这个大家庭中,正式开启了我的工作生涯。社会学系的诸位领导、老师对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均给予了诸多帮助。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周长城教授为我的学术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李玉龙书记和林曾主任十分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和成长,并提供了大量帮助,使我能够安心教学和科研工作。朱炳祥教授、慈勤英教授、罗教讲教授、桂胜教授、徐炜老师、王红副书记以及社会学系其他众多老师等都为我的成长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张杰教授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我是在阅读景军老师关于自杀研究的大作后有幸认识他的。景老师对学术观点的宽容令人感佩。他还邀请和资助我参加了世界预防自杀协会(IASP)第二十六届大会以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2011年年会,他对我的提携和鼓励让我铭记在心。张杰老师亦多次通过邮件甚至越洋电话鼓励我持续开展自杀方面的研究工作。吴飞老师在自杀研究本土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我的很多思考都得益于他的研究所给予的诸多启发。
感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邓正来教授、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李昌平老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文胜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钟涨宝教授、万江红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春梅教授、贵州省社会学会会长、安顺学院校长李建军教授、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习明教授、云南大学法学院王启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单光鼐研究员、杨团研究员、谭深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远行教授、杨敏教授、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张德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江立华教授、李亚雄教授、徐晓军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黄家亮副教授,我的成长离不开以上诸位老师的鼓励、指导和帮助。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一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秉持民族、国家立场,主张经验本位,立志做大国学术,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而不断奋斗的学术团队,我有幸成为这一团队的一份子。感谢这一团队中与我一起学习奋斗过的诸位同仁,他们是:陈柏峰、刘勤、吕德文、李德瑞、杨华、郭亮、张世勇、欧阳静、田先红、刘岳、龚春霞、陈辉、范成杰、桂晓伟、何绍辉、狄金华、宋丽娜、赵晓峰、袁松、刘涛、聂良波、王会、郭俊霞、韩鹏云、周娟、陈锋、王德福、耿羽、林辉煌、桂华、焦长权、龚为纲、陈讯、陶自祥、黄鹏进、王玲、李祖佩、袁明宝、邢成举、李宽、余练、李元珍、钟琴、徐嘉鸿、孙新华、谭林丽、夏柱智、田孟、刘锐、郑晓园、高万芹、龙云、阳云云、王丽惠、陈义媛、刘磊、印子、于龙刚、谢小芹、刘升、曾红萍、涂希言、魏程琳、刘成良、秦宁、吴海龙、余彪、杜姣、陈文琼、雷望红,等等。他们中,有些是带我做过田野调查的,有些是与我一起做过田野调查的,有些则是我带着做过田野调查的,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调查、一起讨论、一起写作、一起成长,“比学赶帮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鲜明特点。
陈柏峰、杨华和我,应属于我们华中村治研究群体中专门就农民自杀问题展开系列研究的“三人团”,他们两位均是我的师兄,在学术上对我颇为照顾,在与他们两位的讨论交流中,我经常获益良多。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童根兴老师和编辑刘荣老师,他们的辛勤工作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日益年迈的父母和岳父母。感谢我的妻子王晓慧。宝贝女儿莺歌的出生,给我带来了巨大欢乐,也为我的学术事业注入了宗教般的动力。家人,始终是我成长路上的坚强后盾和心灵港湾。
刘燕舞
2014年3月24日于武汉狮子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