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农村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从社会结构上看,可以分为华南宗族团结型地区、中部原子化分散型地区和华北小亲族分裂型地区三大区域。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发现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分布极具规律性,显示出区域上的差异。结合中国南方方言形成及南方宗族型文化发育的共同历史移民根源,笔者将南方方言分布图与出生性别比地图及三大区域划分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了三者间高度关联性的共同历史移民根源。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 宗族发育 历史移民 南方方言分布
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长期的农村调研中,发现各地农村的社会结构存在规律性的差异,并据此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华南宗族型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华北小亲族村庄,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差异理论。[1]以上三大区域村庄结构的判断和范围划分,主要是基于其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大量的驻村调研而总结出来,从这些经验里概括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状况。其要点如下:
1、宗族型村庄
宗族型村庄主要分布在湘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地区,这些地区的宗族型村庄一般形成历史较早。“自宋元开始,华南农村约有一千年相对稳定的农村发展史,这一千年既是村庄成长史,往往也是宗族发展史。”[2]经过长期的发育,在华南农村出现了宗族结构与宗族规范的高度统一、宗族组织与宗族意识的高度统一。在宗族文化强盛的地区,基于传宗接代的价值规范,人们会有多子和男孩偏好的生育意愿。
2、小亲族型村庄
小亲族村庄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的村庄大多起始于明初山西移民,村庄形成时间较华南宗族型村庄要晚一些。村庄内部由于人地关系紧张,村庄居住格局成团块状,村庄一般为多姓村,没有形成地域与血缘一体的宗族村庄结构,并且同一宗族内部也不具有宗族认同和整体行动能力。小亲族型村庄一般只有在“五服”之内的小亲族有规范价值和整体行动能力,村庄一般存在几个小亲族之间的竞争结构,派系分化、斗争显现。[3]派系竞争激烈,形成分裂型村庄结构,这时人们为了竞争需要就会产生功能性的男孩偏好和多子的生育意愿。
3、原子化村庄
原子化村庄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两湖地区、川渝云贵、湘北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因为历史、战乱、洪水等原因,村庄形成时期较晚。这些村庄居住分散,内生性规范和结构最为脆弱,没有形成良好的宗族规范和秩序,因此男孩偏好和多子的生育意愿表现不强烈。因为东北地区的村庄结构和规范也表现出了中部原子化地区的相似特征,因此将东北地区也可以划分为原子化地区。[4]
区域差异的发现极具创新性。其不足之处在于,以驻村调研方法所总结出来的区域差异,尚需更有力的论证。第一,驻村调研无法穷尽区域内的所有村庄。“实证化的研究进路其实并没有解决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问题,因为就算从一个村庄做到一百个村庄,甚至更多,是否又能穷尽中国乡村的复杂性呢?”第二,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是由众多研究者共同完成的,因此在具体调研过程中,每个研究者对自己所调查的村庄的类型划分就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性,“单在调查和分析上就很难确保不同研究者会对同类事物按相同标准来统一操作。因此,除非做量化研究的处理,若想以质的研究的路子来操作,实有难度”。[5]职是之故,不难发现,目前划分的三大区域,其范围和边界是比较模糊的,尚需客观的指标体系将其论证和呈现出来。
本文的问题意识就来自于此。笔者借用地理等高线地形图绘制思想,手工绘制了我国县级市出生性别比的分布图,发现分布图呈现出区域差异,具有极强的规律性。然后,龚为刚博士根据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在地级层面数据,运用GIS系统,绘制400多个地级市生育数量与出生性别比分布情况。笔者发现,我国地级市生育生育数量与出生性别比分布均具有区域的差异性。不仅如此,通过图像对比,笔者发现上述两个指标的分布呈现出的区域之间的边界,中部原子化地区与华北、华南非原子化地区的区域边界高度重叠。具体结果见图1。

图1 2000年地级市出生性别比的分布
图1偏绿色部分是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地区,而偏红色部分是表明出生性别比较为平衡的地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所划分的三大区域,主要是在地理学上“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地区,因此笔者也主要分析“瑷珲-腾冲线”以东的数据分布。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判断。首先,从整体上看,具有相似出生性别比的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而不是无规律散点式地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彼此相连的地级市构成相当大范围的块状区域;其次,区域内部的生育水平大致具有一致性,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分界明显,区域之间的颜色是像等高线一样的成缓慢过渡的颜色差。这说明出生性别比的分布有规律性,而不是随机分布的。因为假如出生性别的区域分布是随机的话,那么图1中的绿色和红色就会成的散点分布,而不是成块状分布。并且绿色和红色之间往往有黄色作为过渡带,显示了出生性别的地理分布是从数据偏高的地区向数据偏低的地区缓慢过渡的。出生性别比的规律分布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对于出生性别比分布的影响因素,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视角进行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差异是受生育政策差异的因素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因为受到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数量的影响,使得人们在有限的生育数量条件下,为了满足男孩偏好,进行了出生性别的人工选择。[6]
然而,这样的说法经不起图1显示的数据分布的检验。因为同一个省份内的生育政策执行应该是一样的,但图中所显示的却是同一个省级行政区内,颜色差距极大。比如湖北西部出生性别比较为正常(偏红色),而东部出生性别比却失衡偏高(绿色);同样,还可以比较广西东南部与广西其他地区、贵州西部与东部、湖南北部与南部、安徽南部与北部、山东西南与其他地区、浙江东南部与其他地区等,都会发现,省内数据就存在这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实际上,若是研究各个省的内部出生性别数据,几乎每个省份内部都可以发现或明显或不明显的省内出生性别比差异现象。在相同的政策下,地里环境相似的地区何以呈现不同的出生性别比?考虑到政策执行的现实复杂性,各地区对政策的接受抑或政策的效果显然具有差异。如此,政策差异本身就不能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而要考察政策的接受何以呈现区域差异。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接受差异性来可以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另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差异是受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影响。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从传统的多子偏好、 男孩偏好,转变为少生优育、性别平等。[7]这样的说法也经不起数据的检验。
若是按照上述解释,图1中出生性别比的分布状况就应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呈现一致性。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在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地区差异是由沿海向内中部及西部地区呈“东强西弱”分布的,但是图中所显示的出生性别比规律的分布在总体上却是东高(偏绿色)西低。现代化及经济发展会降低出生性别比的观点[8]明显不符合观察到的事实。
反过来,如果认为现代化及经济发展会增加出生性别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越高,从而论证经济发展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这也是经不起数据的检验的。如图所示,经济较周边的地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江苏省的出生性别就较周边偏高(颜色偏绿)。并且,同一区域内不论是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还是经济落后小城市都显示出同样的颜色。因此,经济区域差异并不能作为出生性别的区域分布规律的解释因素。
那么图中所显示的出生性别的规律分布会是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呢?
笔者以为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规律是受到中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村庄结构以及在不同区域村庄结构所形成的不同区域文化所影响的。
因为在宗族型村庄和小亲族型村庄都有比较强的村庄规范和传宗接代的价值规范,因此村庄内部会出现极强的男孩偏好,通过人工干预等措施,表现在人口数据上就是村庄有较高的出生性别比;而在中部及东北地区的原子化村庄,由于没有宗族或家族的结构强制和价值规范,因此传宗接代的价值规范不强,人们的男孩偏好较弱,因此表现在人口数据上就是出生性别较低。基于宗族型、小亲族和原子化的村庄结构理论,可以初步推出在不同的村庄类型下会产生不同的农村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
不难发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的分布和华南宗族型村庄及华北小亲族型村庄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宗族型村庄的范围大致是在湘南、江西、广东、福建、广西部分地区,以及鄂东南山地丘陵区。而出生性别比在南部的绿色(出生性别比偏高)区域也同样分布在上述区域,与我们直观经验的对于宗族型村庄的分布范围是基本一致的。在北方,出生性别分布图的绿色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关中平原,这与华北小亲族村庄的分布也是基本一致的。 而在南方出生性别比偏低(偏红色)的区域分布,与中部原子化地区村庄的范围也是基本一致。中部原子化村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两湖平原、川渝、云贵——即长江流域除了鄂东南地区,这一区域分布基本与出生性别偏低的南方分布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出生性别比分布图是包含了城市和农村数据的共同的性别分布,二者表现出相同的规律性。这说明村庄三大区域类型分布不仅仅只是村庄结构文化类型的分布,它还是区域文化类型的分布。体现在出生性别比分布图上就是在具有相同的村庄结构类型的地区,不论是城市或者农村,整体都呈现出同样的出生性别数据,整个区域内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即在整体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对于生育的价值偏好。
这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比如,广州市民由于处在华南宗族型村庄地区,因此在市民中也一样能够表现出较强的宗族文化特征,比如更喜欢烧香拜佛、喜欢认祖归宗续族谱、有强烈的男孩偏好(2000年广州市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出生性别比为121.08);而处于原子化村庄分布地区的成都市(2000年的性别比为106.95),其市民文化也显示出了与原子化村庄相似的文化,如成都女人的地位较高,男人往往怕老婆,不会出现宗族型地区所存在的基于男性世系的宗族价值规范的女人依附于男人、女人听男人做主的情形。成都、重庆(重庆市区2000年的性别比为108.98)所代表的川渝文化处于三大村庄类型区域的原子地区、出生性别比较为正常的地区(表明没有男孩偏好)和西南官话地区(后文笔者会讨论西南官话地区的村庄类型)。在川渝地区,女人是“辣妹子”,而男人是“耙耳朵”,这和原子化村庄中相对地女人更为强势而男人较弱势的情形是一样的。更为有趣的是,在原子化村庄分布的东北地区,女性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性,如东北人叫结婚后的女人为“老娘们”,这一概念所代表的含义有泼辣、霸气、敢于和男人叫板。我们所熟知的,东北女人就是霸气豪爽倔强,能和男人一起千杯不倒的,而华南地区的女人受宗族文化影响就会谦卑恭顺、孝敬婆婆——有论者认为这或许与南北方的地理气候有关,但是如果将处于同一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地区人们的性格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不能单单只用地理气候来解释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比如,同样处于南方,华南男人是大男子主义而川渝的男人却是“耙耳朵”,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区域宗族文化和村庄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两性关系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规范中的地位的不同。
在逻辑上,不同区域村庄结构类型及不同的区域文化会产生不同的区域出生性别比;在经验上,出生性别的分布规律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驻村经验研究划分出来的区域村庄范围呈现高度的重合性。逻辑与经验的一致表明,出生性别比的分布规律是受着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和区域文化影响的。
至此,我们用全国范围内普查数据所形成的出生性别比分布图刻画或更精确地呈现了三大区域类型的划分,从而论证区域类型的客观存在并进行精细化。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划分标准的客观性,排除了不同研究者在各自调查的主观性,因为它是基于客观量化的人口数据;第二,数据源于全国范围内的普查,这很好的解决了因为受人力、物力、时间、经费的限制而做不到的全国范围内的村庄类型普查,因此它能够将我们原先比较模糊只是大致知晓的区域类型划分更加精确化,进而指导深入研究。
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区域类型这一理论,深度挖掘各种类型的数据资料,具有方法论意义。
出生性别比的分布差异可以看作是村庄类型的表征和显现,其背后是区域文化的作用。为此,笔者还构想了另外了一个进路:从历史移民时间和方式的差异所形成的村庄结构类型差异,及历史移民与方言形成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笔者想要探究在南方地区的古老的汉方言与华南宗族型村庄范围之间的亲和性,及中部原子化村庄和西南官话之间的亲和性,从另一个角度对区域类型构想的合理性在经验层面进行论证。
笔者发现整个西南官话地区都分布着原子化的村庄,而南方的古老汉方言地区又都分布着宗族型村庄。这种规律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第一,方言的形成是和历史移民相关联的。一个直观的历史事实是,官话地区的形成历史一般较短,而原子化地区的村庄一般形成的历史也较短;古老汉方言形成历史较早,而华南宗族型村庄形成历史也较长——这种一致暗示了某种关联;[9]第二,村庄的区域差异,不仅和村庄形成的时间有关,更是和区域文化有关联,而不同的方言会承载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同的方言区有着不同的村庄结构。
中部和西南地区的原子化村庄区域类型和华南宗族型村庄地区的边界与西南官话分布地区和古老汉方言的分布地区边界是否一致?为了探究此问题,笔者根据中国《方言》杂志上提供的各区域的方言数据,按照县级单位,绘制出中国10大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图,见图2。

图2 中国10大汉语方言的地区分布
可以将图2和图1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官话和古老汉方言的边界与出生性别比分布图中的绿色与红色的分布是基本重合的;在湖南境内北部的常德、西北部的张家界、西部的怀化是讲西南官话的,而出生性别比分布图在此处的颜色也是偏红色;在广西境内除了东南部地区外,北部和西部地区都是讲西南官话的,而在此处出生性别比地图分布的颜色也是偏红色;在南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的分布,或者宗族型村庄的分布,基本与汉方言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南方,原子化地区和宗族性地区的分布格局总体上和西南官话与汉方言的分布一致,即宗族性地区多分布于汉方言区。中国的汉方言形成于唐宋之前,当地的人口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南移(如三大人口南移,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10]。所以他们代表了最为传统的中原汉文化,在这些地区方言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村庄的文化信仰也相对于中国北方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
下面结合已有语言学研究,以粤语为例分析南方方言的形成与唐宋之前历史移民的关系,以及南方方言本身所承载着古老的中原文化,南方方言地区在历史晚期即元明清以来的稳定局面。[11]
自上古时期,居于岭南地区的多个原始部族被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泛称为南越族。秦始皇南下攻取“百越”后,华夏族人来到岭南地区,南越族人则逃往山区或更南方的地区,当时的华夏族语言开始传入岭南地区。秦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称王,建立了短暂的南越国。在汉朝的鼎盛时期,华夏族融合当时周边多个民族演变成汉族。这一时期是粤语出现雏形的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再次处于长年内战,北方更首次沦陷到外族手中,以致中原人逃至岭南地区,岭南地区汉族人口大量增加,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一次高峰期。当时中原传入的汉语与以前形成的古粤语混合,拉近了古粤语和中原汉语的差别。这一时期是粤语的成长时期。
在唐朝顶盛时期,岭南地区的汉族人口进一步增加,与汉族长期接触的原住民已被汉化。而在汉族分布较少的山区,原始部族则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一阶段粤语仍受中原汉语影响,成为一种既能对应中古汉语发音但有独立词汇文法的语言。唐朝灭亡后,燕云十六州沦陷达四百年之久,宋朝时期,北方更再次沦陷到外族手中,以致中原人逃至岭南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二次高峰期,也是最后一次拉近粤语和中原汉语差别的时期。唐宋时期可被视为粤语的定型时期,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但难以对应元朝或以后的中原汉语发音。
在元代以后,中国基本结束人口不断南移的总体趋势,人口反而出现向北向西的移民,及向山区的移民。因此,粤语不在因大规模的人口移入而发生变化,此后粤语稳定发展,基本维持唐韵,而北方官话地区和社会还在不断的发生变化。[12]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入侵,而中原汉族人又不断的向南方迁居躲避战乱,“五胡乱华”时期的永嘉南迁,安史之乱中原汉族人南迁,靖康之难的南迁。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那里的文化和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从周朝以来一直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雅言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在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没有发生中原汉语那样的变化,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音系。正如李如龙教授所说;“中古之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13]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经发展成为胡化成现代的普通话和官话,粤语却更好的继承雅言的原汁原味。
两宋朝以前的移民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举族整体移民,原有的宗族结构与文化传统在迁入地得到保持,这十分有利于宗族的发育。[14]此外这些讲汉方言的村庄大多形成于唐宋时期,形成时间较早,村庄结构得到发育,保留了较深的宗族传统文化,目前宗族传统和宗族势力仍然较强,从宗族文化和宗族规范所具有的要求来讲,南方方言区的男孩偏好是比较强的。南方讲汉方言的村庄大多形成时间比较早,村庄结构得到发育,而且保留了较多中国传统文化。
而讲西南官话的地区,大多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清朝时期迁移过去的。主要因为三个原因:1、蒙古是从四川攻打南宋的,在那里打了很多拉锯战,所以南宋到元朝初年中国人口减了7000万,其中以四川为多。所以明朝建立之后从南京、江西、安徽大量向西南调军屯兵;2、明末张献忠屠蜀,清军也在四川屠蜀,西南王吴三桂叛乱,几次战争持续了60年;3、明清时期国外的玉米、红薯等适合山区耕作的产量高的作物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口剧增,人口开始向山区迁移,同时大量的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主要以湖北湖南为主。[15]所以,西南地区村庄形成较晚,同时这些移民方式多为军屯和单家独户的压力型移民,而不像形成华南地区宗族型村庄的移民是历史上的三大移民等战乱移民,一般是大家族、贵族的整体移民,原有的宗族结构与文化传统在迁入地得到保持,这十分有利于宗族的发育。而西南官话区的移民很难保留原来的宗族结构和文化,同时所形成的多姓 村也很难形成宗族结构村庄。西南官话的扩散推广是和明清之际中部地区向西南的移民是一致的,这就是西南官话区与宗族文化传统薄弱、村庄结构和规范不强的原子化村庄类型、男孩偏好程度低、出生性别比正常的西南地区高度重合的原因。
西南官话是在宋朝形成的,但它的扩散主要是在明清时期伴随着西南的移民形成的。笔者所说的文化和语言高度一致并不是说语言和文化是一致的,而主要是认为它们也许是受共同历史事件影响的。同样是说西南官话及部分说赣方言的鄂东南地区宗族性就比较强,因为这里和其他西南官话地区的移民迁入区不同,这里是西南地区的移民来源区。西南地区的很多人在追宗认祖的时候,都会说自己祖先是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移过去的。也就是在整个西南官话区,只有鄂东南是向西南移民的输出地,所以整个西南官话区只有鄂东南是宗族型地区,因为其村庄形成时间至少是在明初洪武大移民之前,因此村庄宗族发育较早。与明清之际,西南移民及社会发育、村庄结构和规范形成的历史一致的是西南官话的形成历史。元灭南宋、元末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四川人口剧减。元末随 明玉珍入川的移民来自湖北,明初入川的移民也以湖北人为主,这些湖北移民(今四川人称老户、土著)以湖北的麻城为主,麻城人又大多原籍江西。以基础西南官话为主干,吸收赣语、梁益方言混合而明代四川方言。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再次惨重损失,结果再度引发了湖广(特别是湖北)填四川,明代四川方言与湖北话融合成今天的西南官话四川话。明初,以卫所军屯方式对云贵大量移民江淮人士,及至清朝云贵接受的移民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江西,所以云贵西南官话亦受江淮官话、赣语很大影响。
同样属于古老汉方言的吴方言,因与西南官话地区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就表现出同样的村庄结构和社会文化,即都是原子化的区。太平天国时,战场和人口减少的地区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吴语区在近现代过程中,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当地人口减少接近7000多万,[16]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宗族文化被重新洗刷,主要由太平天国以后区域内部的移民所形成,因而其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明显弱于华南的大部分地区,男孩偏好较弱,出生性别比的数据也显示当地的数据是比较低的。因此,与其他的汉方言地区不同的是,吴语地区因当地在近现代过程中,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当地的原社会结构被重新洗刷;当地又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经济发展较早、较发达的地区。所以吴语地区呈现出原子化的村庄结构和较低的出生性别比。
在湖南广西可以明显的看出,人口数据分布和方言分布在省内甚至是在市内高度重合。也就是一县之隔,人们因为说不同的方言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差异。在湖南,讲湘语的地方和西南官话的地方的人口数据差距很大。为何会出现这么规律的差异呢?笔者的初步解释是,语言是人们交流和传播文化的工具,也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屏障,所以也是保留文化的外壳。
笔者在所居住的儋州市调研了讲西南官话的方言岛,海南人总体上是讲汉方言闽南话的海南语支。在儋州讲西南官话的几个镇会和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对比,西南官话方言岛内的人一般儿子不孝顺、媳妇很厉害、自己女儿对亲生父母比较好,这些现象和原子化地区比较相似,和整个西南官话区的情况是一样的。海南方言岛的比较分析会更有力的证明了语言和村庄结构、文化的关系,因为方言岛内的地理环境、经济、收入、农业生产方式和周围是一样的,就只有方言是不一样的。
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很容易受到周围的文化影响,因为人们要和外界进行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又是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所以语言还会使文化交流具有选择性(特别是在南方汉方言区,因为言语差异太大就更明显了)。笔者所生活的儋州市就有讲侗壮语系的临高人、唐宋雅言和土话结合的儋州话、汉代河洛地区的言语客家话、西南官话方言岛那大军话、秦汉形成的粤语,在笔者家乡人们对于这些人的性格各有评价,集体性格差异显明。讲军话(西南官话的方言岛)的那大人和中和人就明显的具有原子化村庄和川渝文化的特征,其女人地位高,精明能干,会做生意,缺少宗族文化的孝道意识,其最为经典的体现是“我们那大人是婆婆要听媳妇的话”,在家里是媳妇最大。而唐宋代时期形成的儋州话的儋州人和说海南话(闽南话的一支)的海南人,就会出现两性关系间完全相反的极端对比,女人地位低下又很顺从丈夫和公婆,有宴会时女人是不能和男人在桌上吃饭的,要等到男人们吃完后,女人才可以上桌吃饭。笔者关于语言与文化的思考主要也是得益于,笔者所生长的地区丰富的语言分化和反差极大的文化性格。
综上所述,这些惊人的巧合的背后实际上是区域历史与宗族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背后,是不同区域历史的差异,是宗族发育时间的差异,是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匹配程度的差异。在那些汉语古方言区,大致是宗族发育比较早、历史比较长的区域;而官话区,历史相对较短,宗族文化相对薄弱;正因为宗族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因而男孩偏好强度与性质存在差异,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分布区域差异。不同类型的移民方式及移民历史早晚的差异、战争动乱等因素影响着村庄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发育程度,形成不同的村庄结构类型,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男孩偏好,进而有不同的出生性别比分布。而方言的形成和历史移民是同步的,即历史移民形成方言,不同的方言的存在会导致方言内部文化交流频繁畅通,而方言之间受不同语言的阻隔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进而导致方言的区域分布差异起到固化地方文化价值偏好的作用。
详细逻辑结构图


本研究存在以下四点需要补充说明:
首先,本文使用的“历史移民——语言区域分布——区域村庄文化类型”的解释框架,仅限于解释方言形成较早(西南官话也比其他官话形成时间较早)、进而方言之间差异较大的南方地区。华北地区的小亲族结构村庄,虽然显示了和华南宗族地区一样的出生性别比,但根据笔者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长期实地比较研究,其背后的产生和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就是亲族结构村庄受村庄形成和发育时间影响较小,而主要因熟土开发、人多地少等因素共同影响。因此,其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移民——语言区域分布——区域村庄文化类型的解释框架”进行解释。并且,官话特别是北方官话之间相似性很大,不同方言的人基本能够顺畅交流,不存在语言区域差异分布固化地区文化差异的机制。
其次,处于南部汉方言区的湖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区的数据明显比周围低,估计这与明清以来,因为人口的增长,南方宗族地区大量向山区移民有关。清朝时期,因为人口饱和适合山区的高产量作物得到推广,部分人口开始向山区移民,导致当地山区村庄发育的较晚,难以形成宗族性村庄结构。[17]
再次,西南官话地区也有数据偏高的四川南充、广安、达州、宜宾地区,这也和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在这些地方调研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在这些地方宗族性也比较明显,这也许是这些地区在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区,历史上战乱少而家族结构和文化发育充分。
最后,陕西北部的性别比数据偏高,而陕西北部应该是非宗族性地区,但他的数据又很高,说明这里很可能是小亲族结构,村庄居住密度会很大,村民间竞争激烈,会产生功能性的男孩偏好。但是,从卫星图上看,陕西北部的村庄是散居的,不具有小亲族型村庄体现的紧密团块状村庄居住结构。尚需要通过实地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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