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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宽:何处是故乡
  •  2014-02-20 12:05:04   作者:sn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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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宽:何处是故乡

     

    我的家乡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毗邻山东、河北两省,是典型的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回家后,看到村庄的变化时,产生了一阵欣喜,也平添了一份忧愁。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记忆中的家乡了,许多熟悉的事物已经远去。妈妈做的饭菜依然是那样的香甜,可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缝的小棉袄已经不见了。也许是妈妈的眼睛花了,已经认不得针线;也许是妈妈的手劲已经没那么大,扎不动厚厚的鞋底了。也许是时代在变化,不再需要妈妈那样的辛劳。

    农村与城市的区别就在于生活的自给,绝大部分的物品都是自己亲手制作,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费孝通先生强调农村的乡土性就在于它深深的扎根于泥土中,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与泥土特别的亲近。可是近来的变化,却让农村更加的趋近于城市,农民逐渐的远离土地。

     

    土里出生,土里成长

    华北的小孩子是穿着土裤子长大的。土裤子是用土布制成的一种口袋状,用于填装沙土的婴儿服。这种衣服总共有四个口子,头部一个;肩部两个,便于孩子胳膊的伸出;胸前一个,便于将小孩子抱进抱出,更换土裤子。所谓的更换,就是更新里面的沙土。由于沙土比较细腻,且保温效果好,且吸水能力强,是放置在土裤子中的理想材料。因为,原来的农村没有纸尿裤,而婴儿的排泄又处于无意识的的状态。所以,只好让他们穿上装有沙土的裤子。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家里都早早的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大堆的沙土。若走到农民的家里去,看到有两堆沙土,一堆比较干净,另一堆却比较脏,此家中必有婴儿。

    土裤子的布料就是农村的妇女用织布机织成的棉布。一般是织成白布,然后再染成蓝色,这样就比较耐脏。在袖口、领口等处的边上缝有红布,看起来也比较活泼、喜庆。这种布料制成的衣服比较结实、耐穿,可以供好几个孩子使用。所以,堂表兄弟姐妹穿同一条土裤子长大是很自然的事情。等孩子长大一些,能够抱起来的话,则要穿哒哒裤和小棉裤了。这种衣服一般是连体的,也是用棉布制成。因为,农村中的孩子很少穿内衣,一般是光着屁股塞进棉裤里,外面再穿一个护身子。有时候,还要在脚上罩上虎头鞋。虽然不用来走路,但看上去很美观。这样的话,就要求布料比较的柔软,也能够吸汗。做这些衣服,一般是奶奶和姥姥的事情。若孩子能穿上姥姥做的衣服,那孩子的母亲和孩子就会特别的有光彩。因为这样的衣服上面有花绣,针脚也要特别的匀称,花布、裁剪也要得当。它可以反映出女性是否勤劳能干和心灵手巧。这样的母亲也会生养出相似的女儿,所以,小孩子的母亲也会被邻居们高看一眼。

    农村的小孩子多是食用母乳长大。若是母亲的奶水不足怎么办呢,那就养一只羊,让孩子吃羊奶。因为,当时的奶粉比较少,很少农村的家庭能够买到、买得起奶粉。华北地区恶奶牛也比较少见,多是用作畜力的黄牛。所以,家里养几只羊是最合适的选择。在几只母羊中轮流挤奶也是常见的事情。挤了以后,还要用箅子过滤一下,以防掺入羊毛。过滤完了以后,则要将其煮沸,然后再让小孩子食用。

    等孩子大一点儿,要学走路了,则要有摇车和手推车。所谓的摇车就是一种木质的婴儿坐具。中间是个小凳子,四周有护栏,前面有个小案子。小孩子能在里面坐或立,但是不能走动。名义上称为“摇车”,实际上则没有轮子,不能移动,只有四个木质的腿。推车则是可以移动的,有四个轮子,前后各两个轮子。小孩子要推着它前行,可以防止小孩子在蹒跚学步中摔倒。

    可以看出,原来的小孩子所用的物品多是农民自己制作的,很少有来自城市的工业品。土布是自己织的,棉花是自己种的,树木也是自己家的,山羊也是自己养的。这些都和农民、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是,现在,这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纸尿裤逐步替代了土裤,奶粉也逐渐的替代了羊奶,各种塑料、钢制的婴儿车也取代了木质的车子。还有就是各种制成品的童装也成为了家长的首选,很少有人再去自己做。这让农村与城市的差异逐渐的缩小。

     

    华北的会

    华北地区将“集市”称为“会”,通常所说的“庙会”也就是以庙为核心形成的集市。除了了庙会以外,还有通常的小会。我所生活的村庄,既有庙会也小会。庙会是一年一次,原来是以土地庙为中心,现在则改成了玉皇庙。由于该庙会的正日子是农历的三月廿五,当地人称其为“三月会”。该庙会上的特色商品就是面人,即着有彩绘的面塑手工艺品,所以又称为“面人会”。原来,逢此会时,要请县里的豫剧团唱七天的大戏。有几个管事的人挨家挨户的去收粮食或现金进行集资。最近几年则没有了,因为老管事的人已经逝去或行动不便,而年轻点儿的人不再愿意承担起这项责任。由于这个会一年只有一次,所销售的商品以衣服、鞋子居多,季节性的商品较少。

    小会则是十天两次,我们村庄是逢二、逢八,乡里的会则是逢三、逢七,县城的会则是逢一、逢六,刚好错开。小会是农民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这个小会兴起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农村的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村中几个有想法的人决定起个会。第一次时,不单不收管理费,还要给前来的商贩每人五元钱。它可以简单的分为布匹市、服装鞋帽市、日杂百货市、菜市和牲口市(当地称为“头物市”)。这几个市正在逐步的发生着变化。

    布匹市原来最长的一段,大约有十来个商贩,长期来这里。他们起初是赶着马车来,后来是开着机动三轮车,现在则是开着农用汽车或者电动三轮车了。原来,农民卖成衣的非常少,多数是自己购买一块布,然后找裁缝进行裁剪和加工。所以,在布匹市的中间一定会有一、两个裁缝也支着摊位。从布匹到衣服,一般要经过三道程序:裁剪、锁边和缝纫。裁剪需要专门的技术,锁边需要专门的机器,缝纫则可以通过自己家中的缝纫机进行。所以,有人为了省钱,就只让裁缝裁剪一下,自己再找人进行锁边和缝纫,这样下来可能要省点儿钱。裁缝所做的衣服大部分是成人的衣服。而小孩子穿的衣服,则是将大人的旧衣服拆了之后,大致的缝一下,不需要用新布让裁缝去做。尤其是裤子,最为简单,有两条腿,腰上缝个松紧带即可。现在,布匹市只剩下一家,主要经营的是被单、被罩和小孩子的花布,成人穿衣用的布匹则大大的减少。与此相对比的则是衣服鞋帽市的扩大。

    衣服鞋帽市原来的时候商贩很少,现在则多了起来。记得小时候买的最多的鞋子是凉鞋。因为,春秋穿的单鞋和冬天穿的棉鞋,都是妈妈给做的。而凉鞋是塑料制品,自己家里没有办法制作。今年回家发现,已经很少有人再穿自己缝制的布鞋了。即便是自己缝制的,鞋底或者鞋帮也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自己纳的千层底已经很少了。现在的鞋底多是泡沫底,也属于化学制成品了。另外,村庄中的几个裁缝也已经转行了。从小孩子到老人,都考从市场上买现成的衣服、鞋帽了,大家说这样省事。只要有钱,到会上就能拿东西,省得自己再做,麻烦。

    日杂百货市则主要经营日常生活所用的锅碗瓢盆、扫帚、箩头之类的。原来,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是缰绳、辔头和笼头等牲口用的物件,现在已经不见了踪迹。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在麦收时节,会多出几个卖镰刀的来。因为,他们都要在自己的身后挂一幅农民使用镰刀收割小麦的画。现在,也很少见了,若出现一个专门卖镰刀的已经不错了。镰刀大部分是被其他日杂的商贩给捎带卖了。因为,这些日杂用品多不是商贩自己生产,他们只是发挥着一个中转的作用。所以,这些商品和城市里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类似于“每件两元,件件两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二元或一元超市。

    牲口市的消失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本地的牲口市主要是交易牛和羊,还有兽医。近年来,养牛和羊的已经非常少了。我所在的村庄仅有两头牛,还是从养殖场接来的牛,不再下地干活,从小就没有学会拉套。等牛长成以后,养殖户会给养殖场打电话,让其拉走。羊也不超过十只,基本上也形成了定点屠宰。兽医主要是负责铲驴蹄和阉割猪。因为,驴蹄上的角质层太厚会影响它腿部的用力和走动。阉割猪则是为了让其性格变得温顺,便于饲养和管理,另外也有育肥的功效。现在,人们已经不再饲养这些家畜,牲口市的消失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菜市原来很小,就有几个种菜的大户会到这里来卖菜,即便的批发的也是本地菜。可现在,这部分越来越长,并且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农民已经不种菜了,全部要靠从市场上购买,并且这些菜多来自外地。原来,每个生产队都有专门的菜地。在那些生产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一家一小块。现在,没有哪个生产队再专门划分菜地了。只有部分农民在自己的庭院中种点儿菜。由于华北的村庄比较密集,庭院的面积也比较小,所以能够种菜的地方也不是很多,大部分只能靠从市场上买了。

    从会上的各个市场的变化来看,本地农民自给的程度在降低,多数依靠外来的制成品了。服装基本上以成衣为主了,自己裁剪的已经很少。日杂中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已经很少,这说明耕作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机械化的程度在提高。牲口市的消失也意味着家庭饲养的减少乃至消失。菜市的增长则说明蔬菜生产、销售的生产已经专业化,也暗含着本地的农田主要用于生产粮食,也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

     

    村庄的社

    “社”是本地对商店的称呼,基本上是合作供销社的延续。我所在的村庄有一个大社,几个代销点。大社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它是原来乡镇供销社在村庄中的营业点,人员、物资的调配都要服从供销社的安排。在当时,这里的商品还算比较多。大社有三间房屋的样子,进门就是长长的水泥柜台,后面则坐着一位营业员,靠墙是一个砖砌的货架。在东侧是两个砖砌的大池子,盛放粗盐和砂糖;稍南一些是盛放酱油和醋的大缸。小时候,经常拿个酒瓶子到这里来打酱油和醋。村里专门有个人去县城或者乡里用架子车拉货。拉货通常是一个月或半个月一次。基本上是徒步前往,只有在货物比较多的时候才会用牲口。

    代销点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了供销社的专营体制,产生了许多的个体户。代销点的规模比大社要小,最多两间屋子的样子,有的只有一间。柜台也就是一个或两个桌子。物品是老板自己骑着自行车到乡里或者县城的批发部去批发,然后再进行零售。当时,村民基本上没有品牌意识,代销点里卖什么就买什么,很少有在品牌之间选择的余地。对于,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很少提出异议。因为,只有很少的几家在销售,购买多是采取就近的原则。即便相互之间有价格的差异,也不会太在意。

    现在这些代销点都改成了超市,进货的渠道和内部的布局都和县城的超市趋同。现在的代销点都有招牌,通常以老板的名字命名。这些招牌多数由县城的某个经销商赞助制作,上面印有广告,如同《乡村爱情故事》中的“大脚超市”。因为,这些商店的顾客多为本地人,大家都知道在哪里,而不需要专门的挂个牌子出来。长长的柜台已经看不见了,只在出口的地方有个老板的坐位。货架子也分成了好几层,容量大大增加。货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日用百货、副食和烟酒。百货的则是有营销员经常都乡下来,问询该商店是否需要某商品,若需要就在明天或者后天送过来。送多少都要提前确定。副食则有专门的厢式货车送到家门口,对那些将要过期的货物进行调换。对这些物品基本上不需要老板承担多大的风险,基本上都可以卖出去。至于烟草也是由专门的人员送往那些具有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的商店。

    此次感觉这些代销点最大的变化就是商品的获取渠道和方式。其中内含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必然性。原来,只能有什么买什么,自己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这些商店的老板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到县城去进货。而现在则是县城中的大超市、批发部送货下乡。它们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销售量。在此情况下,商品的统一性也大大的增强,品牌意识也逐渐的突显出来。比如,方便面就是那几个经常听到的品牌,地方性的小牌子基本上看不到了。原来的盐缸、醋缸也看不到了,均是统一的袋装或者瓶装。

    在各个代销点中增加了一件有意思的商品:馒头。在农村中,馒头作为商品并不稀奇,有人将此作为一种营生。原来都是馒头房的老板骑个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去叫卖,只有比较忙的时候或家中要办红白喜事才会去买别人蒸的馒头。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家里蒸。而在代销点中卖馒头,则意味着很多人家已经不再自己蒸馒头了,而需要到商店中去购买。馒头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商品,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在馒头成为商店的商品之后,蔬菜也逐渐的占据了某些商店的货架。我们的村庄中已经有了四个固定的蔬菜销售点。当这些基本的食品已经高度商业化之后,则意味着农民更加深入的卷入了市场化的大潮之中,自给的程度大大降低。农民食物商品化背后的耕作制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不种二样的农田

    村民说,现在的地里没二样,意思是说种植的农作物全部相同,不只是自己家的地里没有两样,整个村里的农田里也没有什么两样。原来的时候,还种植一些杂粮,一年两熟和两年三熟交替进行。可是,现在均统一成了一年两熟,小麦和玉米轮作,没有人舍得也没有必要去留春地。即便是种植了小麦和玉米,脱粒、销售和秸秆的利用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小麦是北方的主粮,可以说它的浑身都是宝。原来的时候,要用人工将小麦收割以后,拉到打麦场里用石磙将麦粒碾下来。然后,将麦秸成垛的堆放到场边。通过扬场,将麦粒和麦糠分离。麦粒拉回家,麦糠也会堆放在场里。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麦秸和麦糠的用途。麦秸是造纸的重要原料,成纸后加工为纸箱。麦秸还可以作为燃料,烧火做饭。以前,农村中的取暖设施比较差,在天寒时,农民会用麦秸装成一个大草包,垫在床上,以作保暖之用。随着,电热毯的普及,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麦秸和麦糠还是中有的建筑原料。原来,没有轮窑烧制的红砖,多是用泥土制成的土坯或者直接用泥土夯制成墙。在这些泥土中都要掺入麦秸或麦糠以增强其粘合性。麦糠也是牲口的重要饲料。夏天的时候,将青草铡碎之后,与麦糠混合经水掏之后喂牲口。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麦秸和麦糠已经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直接就被联合收割机放在了田里,让其自沤成肥。

    小麦的上半段不切碎,稍经过加工后就成为了“莛子”。经过编织之后,就成为了草辫,进而可以缝制成草帽或其他工艺品。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编织草辫。妇女们可以通过编织草辫,换取一些零花钱,贴补家用。以前,每天早上都有人到村里来收草辫,听到吆喝声之后,小孩子也会很快的跑出去。因为,大人卖了钱之后,小孩子能够立即获得几毛零花钱,这是很开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留莛子,掐草辫了。春节期间去邻居家串门,看到有人在掐草辫,我感到很惊喜。而男主人却对女主人说:大过年的就掐,还指望它发家致富。女的回敬说:反正买包盐,两天吃不完。他们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也反映了实情。一个妇女正常的情况下,一天可以挣到5块钱。可是,这在男人的眼中根本不算什么钱了,一天的工钱可以抵得上妇女一个月的劳动所得。所以,很多的情况下,是男人反对妇女们编织草辫。因为,种、打莛子麦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现在的面粉也是到粮店中购买,而不是农民自己到磨坊中去碾磨了。原来,农民拿着自己家的小麦,到磨坊中去碾磨成面粉和麦麸,给一些加工费。后来,到稍微大一些的面粉厂去换面,也有麦麸可以获得。现在,则连换面也懒得去了。因为,要把自己家的小麦拖过去,然后再拿面回来。还不如直接到粮店购买面粉,这样还省去很多麻烦。而小麦呢,则可以直接收割后,交给收购小麦的商贩,而不需要再进入自己的家中。从这个程度上讲,农民也不再能够吃到自己种植的粮食了。小麦、面粉和馒头成为了三个断裂的商品,货币是其唯一的连接方式。

    玉米也是面临着同样的状况。玉米的秸秆可以作为饲料和燃料,现在也被直接还田了。原来玉米受到家中,要晒干,然后脱粒,将玉米芯留下,玉米粒卖掉。玉米芯可以作为燃料,也可以作为制造糠醛的工业原料。而现在则是直接将玉米穗卖掉,由收购玉米的老板进行脱粒。对农民来说,玉米粒、玉米芯早晚都要卖掉,不如早卖一点儿,自己还省事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点儿是北方有喝玉米粥的习惯,这个多是自家的玉米碾磨成的玉米面。但这个所占的比重非常少。与此同时,则基本上没有人种植了,这与土壤的改良有一定的关系。

    红薯原来是可以作为替代粮食的。红薯的特点是耐旱,适合在沙性土壤中生长。红薯收获以后,可以从中提取淀粉,制成红薯粉条。剩余的渣滓可以作为猪的饲料,红薯的茎和叶晒干后粉碎成草面,也是家畜的饲料。适合种植红薯的土土地则不适合小麦和玉米的生产。随着,化肥的使用和水利条件的改善,这些土地逐步的成为了良田。当种过小麦之后,再去种植红薯,则会出现茎叶旺长,而块根不长的情况。如此一来,种植红薯就没有收成,长那么长的茎叶也没有什么作用。尤其是农民不再饲养家畜以后,这些茎叶更没有作用了。

    花生与红薯的情况差不多。花生仁可以榨油,花生饼和花生秧则可以作为饲料,花生壳是比较好的燃料。而如今,花生秧子旺长不说,泥土中名为瓷蚤的害虫也危害不小。这种虫子专门咬破花生壳,吃里面的花生仁,并且很难防治。花生油算是本地的主要食用油,可是本地已经不再生产花生。榨油所用的花生多是来自外地,仅在本地进行加工而已。很多的农民也不在食用花生油,而是到超市中购买大豆油、玉米油以及色拉油。春节时,每家都会准备一些花生、瓜子作为零食,也多是从市场中购买的成品,不再自己炒制。

    种植谷子的农民也很少了。农民说,不是不种,种了之后到不了自己嘴里,都让麻雀给吃了。谷子是一种耐旱的植物,脱粒后可以碾成小米。许多小鸟很喜欢啄谷子的颗粒。所以,在谷子地里就扎了很多的稻草人,或者插一个树枝子,穿上人的衣服。这在短时间内有效,时间久了,小鸟也就不怕了。种植面积大,也不怕小鸟的啄食;若种植的面积小,附近的小鸟都到这里来啄食,剩下的只能是空壳了。将谷子头割下来之后,剩下的部分当地称为“干草”。它在红白喜事的时候,有很大的用处。比如,结婚时,新娘子下车前要进行“燎轿”。即害怕有孤魂野鬼等不干净的东西跟随而来,要用火烧、鞭炮炸。所以,就在干草束中夹杂着鞭炮,点燃后绕着车子转一圈。可是,现在这种干草也成为了商品,一束要卖到5元以上,也算比较昂贵了。

    高粱也是一种比较耐旱的植物,也可以作为替代粮、饲料粮或者酿酒。高粱秆也有非常大的用途。比如,丧事中所用纸扎的骨架即由高粱秆子制成。也可以将其皮子拨下来后,制成各种席子。还可以作为建筑材料,与泥土混合后做成房屋的山墙或屋顶。高粱头则制成扫帚或者炊帚,即清洁球的前身。高粱秆子也可以制成筐子和托盘,用于盛放食品。现在,农民的家中多铺设了地板砖,较多的使用了拖把。即便使用扫帚、筐子的话,也有很多塑料制成品,而不要这些原生态的了。高粱作为建筑材料也被钢筋和其他物品替代了。

    大豆的种植也很少见了。原来,多在种植玉米的地头上或者行间种植一些。等收割以后,就将大豆储存起来,等需要的时候去换豆腐。早晨,换豆腐的人就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敲梆子或者吆喝。后车座上是盛放豆腐的托盘,车粱的口袋里则悬挂着大豆。后来,种植大豆的农民少了,也可以利用玉米进行兑换。现在,基本上不再兑换,而是使用现金购买。做豆腐的大豆多来自于东北,而不是本地生产的了。

    在本地还有一种农作物也看不到了,那就是黍子。这种植物比较耐旱,与谷子有些类似。将黍子碾成的面具有粘性,可以与红枣、白糖等混合起来作糕,口感很好。黍子的茎可以制作小扫帚,打扫室内的卫生。在秋冬季节,经常有游乡的艺人到村里来,将高粱头、黍子杆制成扫帚。娶亲时,新媳妇下轿怀抱着两件东西,一个是黍子扫帚,另一个是织布机的箅子。这意味着该媳妇是个勤劳能干的女性,收拾家庭和织布是其所具备的两项基本能力。在大门口有一个火盆,上面放着一个织布机的机头。新媳妇要从火盆上跨过去,称为“过火”,意味着以后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若想让日子过得红火,妇女必须具备“织”的能力。看来,传统的农村社会对织有着很高的要求。现在的妇女不用再受这份罪了,因为,已经不再种植棉花了。

    棉花可以纺线织成棉布,并可以制成各种棉被、棉衣等御寒保暖之物。棉籽可以压榨出棉清油,是制作油炸食品的好原料。棉花杆则可以作为燃料,当地称为“花柴”,比小麦、玉米的秸秆等要优良很多。织布对妇女来说,是件出力和麻烦的事情。要将棉花纺成线,经过水洗、晾干之后,安装在织布机上。安装时,要一根根的穿过去。织白布还好一些,织画布的话,则一根都不能错,否则织出的图案不美观。穿过一次梭子,踩一下织布机。织成的白布可以制作夏天的衣服和被子、褥子的里子。很多的情况下,还要将白布染成蓝布或者黑布。因为,原来没有被罩,白布不耐脏,被子也不能经常的拆洗。所以,就要染成耐脏的颜色。冬天时,老人们都会穿上黑棉袄、棉裤,几年才拆洗一次。由于棉花的吸水性强,拆洗的次数不多,所以,穿这种衣服会带有严重的汗臭味、现在的老人也很少穿这种衣服了。

    农业社会作为一种自给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循环系统,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紧密相连。每种农作物都会被充分的利用起来,各个部分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也正是对它们的利用,才将农民的生活填满,整日里没有空闲。可是,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不再被附着于土地上,与农作物打交道了。而是进入了城市、工厂,在非农领域获得收入。这种变化可以大致的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土壤的改良和水利条件的改善。以前,农田灌溉不便,盐碱地太多,地力太薄,只能实行两年三熟,留一些春地,种植一些耐旱、耐盐碱的春作物。在大量的使用化肥、水利设施改善以后,这些问题不存在了,可以全部种植为小麦和玉米。二是非农就业的出现,可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而不局限于土地上。原来农民种植多种农作物,在手工业、饲养业上花很大工夫,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最大的收入。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所以他们也就转移出了农业领域。三是大量工业制成品的替代,让手工业品失去了舞台。这些工业制成品比较便宜且耐用,远胜于耗时多的手工业品。所以,农民也就更加的青睐于工业品了。

    当问及农民为何不种植某作物或采用原来的方式时,他们回答得很干脆:麻烦。“麻烦”表面上是反映人们的一种心理反应,实际上则包含着农民的理性算计,它指的是时间成本。打工的收入远比从事农业获得的收入要高很多,去市场上购买比自己耕种要划算。农民更多的是这样考虑,坚持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怀乡病也只是那些远离农村者的一种想象和寄托,与农村人的想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农民也逐渐的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再是身份。他们日益的被卷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大潮之中。

     

    某农户的年货

    以下是某六口之家的年货置办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地农民的消费结构和习惯。农民记账或者购物有时会凑个整数,而对单价和重量的记忆不太深刻,所以本文为对细节进行深究。         

    某农户年货置办简表:

    名称

    金额

    名称

    金额

    名称

    金额

    排骨

    110

    豆腐

    10

    酱油

    5

    猪肉

    190

    驴肉

    100

    芫荽

    1

    猪头

    79

    青椒

    5

    海带

    14

    蒜薹

    17

    白藕

    21

    蜡烛

    5

    蒜黄

    5

    金针

    20

    鞭炮

    13

    黄瓜

    14

    木耳

    20

    蒜苗

    5

    鸡蛋

    10

    绿豆面

    10

    杯子

    10

    红枣

    16

    粘面

    10

    果汁

    40

    瓜子

    13

    白醋

    3

    沉香

    6

    面粉

    85

    12

    大料

    10

    液化气

    90

    花生油

    296

    棉清油

    56

    核桃

    29

    鸡爪

    45

    芝麻油

    1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肉类是支出的大头。由于本地农民不再饲养家畜、家禽,所以,猪肉、鸡肉和鸡蛋都要从市场上购买。虽然,农民自家养的土猪、土鸡味道上乘,但生长期太长,饲料耗费量太大。另外,近来的空气、土壤污染,也让家庭饲养变得不可能。猪瘟和鸡瘟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能够被防治,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知识。大型养殖场已经在附近的村庄中出现,这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原来,家禽和家畜都是散养,它们整天在村庄里溜达。晚上的时候,要喊它们回家入圈进窝。早上则有老人背着背篓去拾粪。现在不会再看到这样的场景。养殖场也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因为那里的设施已经老化、污染严重,不能再继续养殖,只得进行西移。在肉类中,出现了驴肉,这是一个新的品种。随着生活的提高,牛肉、羊肉和驴肉也逐渐的走进了普通农民家庭的餐桌。

    蔬菜基本上也要靠买了。在该家庭中有两种蔬菜没有买,那就好萝卜和白菜。因为,他们家的宅基地比较大,就在里面种植了一些。六口人中,只有一个老太太和小孙子在家,其他人均在外打工,整个冬天也没有吃多少,剩到了现在。北方过年要蒸花糕,红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老枣树因为建新房子被砍掉,自己家的枣子是吃不上了。各种食用油也都是从市场中购买,家中也不再榨取。农民们不再种植芝麻,也让一项重要的民俗消失了。本地的风俗是在初一的凌晨进行拜年,称为“起五更”。每家每户的院子中要撒上芝麻杆,人踩上去会发出响声。它有三种含义:一是提醒主人有客人来了,要赶紧出来迎接。因为,冬天的凌晨比较冷,人们大多在挂有门帘的屋内取暖,不容易听到外面的脚步声。二是具有“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含义,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三是辟邪之物,用于驱逐恶鬼,主要是姜子牙的老婆,她是一个比较坏的人。当地又称为芝麻为“呲牙草”。姜子牙将所有的神封完之后,没有了他老婆的位子。于是,就封到了茅厕里。呲牙草就是警告她不要出来。在天未亮之时,人们也不要进厕所。芝麻杆没有了之后,人们也不再讲述这样的故事。

    在本户的年货清单中,未出现春节的标志性物品:春联。因为,他们家根本没有买,而是有人进行馈赠。现在,银行、保险公司、通信公司和销售公司等等都会向居民赠送春联和灯笼。当然,上面也印有它们的广告。同时,居民贴门神的也比较少了,多是以福字来代替。秦琼、敬德、罗成、程咬金、岳飞父子和牛皋父子逐渐的会成为记忆。过年,总少不了要烧香磕头,敬神拜佛。其中,香的制作工艺和神符的印制技术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沉香原来是锯末和榆树皮的混合,运用的植物性的粘合剂,现在逐渐的被化学制剂所取代。榆树皮成为了一种垃圾。家中摆放的各种神符原来都是用木板雕刻印制而成,类似于木板年画,可现在多采用了激光照排技术。真是说不清这是传统文化的消失,还是新技术的兴起。这种变动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过年总要从市场上购买年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购买的品种越来越多,则可以认为是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意味着人们更多的依赖于市场,而不是自给自足。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与差异也逐渐的缩小。许多农民也越来越倾向于到县城的超市去购物,因为那里的商品种类齐全,且质量可靠:还不需要讨价还价,简单快捷。

     

    到城里买套房

    买房成为春节期间热议的话题。那些在外打工的人,总希望在城市里有套房子,可以稳定下来。住在农村的年轻人,也希望到县城去买套房子。所以,近年来县城掀起了一股开发热。到城里买房的由多种因素来推动的,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或者攀比,因为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农村宅基地不再进行划分,无空地可以建设新房。再往外拓展就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不允许假设居民住房。二是自己工作、生活的需要。有许多人在县城里开商店、做生意,居住在那里会比较方便,而不需要来回跑。住在农村的家反而有很多的麻烦。三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学。农村中的小学撤并之后,要么离学校太远,孩子来回不方便;要么是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让家长们很不满意。他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城中的房子增多了,并不意味着农村的房子会减少。因为,人还在,人们时不时的也会回家去住。

    即便是农村的房子,在结构设计上也与城市的趋同了。华北农村传统的建筑格局是坐北朝南三间大堂屋,边上是一间小屋;然后再建设东屋或西屋以及过道。三间大堂屋一般情况下不再细分,客厅、卧室都在一起了。夏天时住堂屋,冬天时则要搬到小屋去住。孩子结婚则在东屋或者西屋。后来,增加了出厦和甩袖,即将原来的三间变成四间,小屋不再单独建设。最边上的一间要伸出来一些,门朝东或西开。为了保持美观和统一,堂屋的前面则要伸出水泥板和厢房保持平齐。其中,甩袖由两间组成,一个是比较大的客厅,一个是卧室。堂屋则变成了两间。这样,孩子结婚时就不需要在东西厢房了,也是在正屋之中。父母还是住在堂屋中。现在,则多是按照城市的式样,建起了套间,中间是客厅,边上是卧室,功能划分也更加的明确。

    买家用电器和车子,差不多已经淡出了人们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些都已经很普通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已经普及化了。汽车不管好坏,要想买总会有的。过年期间,汽车如何停放、道路拥堵成为了困扰农村的新问题。自行车成为了老人们健身的工具。因为,他们不会开汽车,电动车的速度太快,骑个自行车最好。在年轻人的眼中,自行车的速度太慢了,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别人都开着汽车,自己骑个自行车,怎么能够走在一起呢。

     

    在返回上海的列车上,遇到了两个山东新泰到杭州、上海工作的年轻人,与他们攀谈了起来。新泰的“农民上楼”推进速度比较快,已经进行了一大半。有个人说:老百姓都不想上楼,出了门都是别人的地方,进了门才是自己的;出了卧室就是客厅,连个院子都没有。而自己的计划则是在杭州买一套房子。因为,在老家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外打工。时间长了,还不如买套房子,就在这边定居。另一个人是上海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是某初中的数学老师。另一个人说:上海的压力很大,房子很贵,进一些好的单位不好进,要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回到老家去压力更大,更加需要关系。家里已经动用关系在新泰一中找了一份工作,而且有编制。但他还是不想回去,宁愿留在经受着各种压力的上海。

    人们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种生活方式;怀乡病怀念的不是依然存在的空间,而是人们记忆中的时间。城市与乡村的差距逐渐的缩小,生活方式也日益的趋同,人们都是市场大潮中的一个小水滴。不管是在江海、湖泊,还是河流,已经不在泥土里了!

     

     

    李宽,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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