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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晰产权如何毁灭农村集体经济——重新反思赵四村集体企业改革
  •  2014-02-18 10:37:57   作者:sn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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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晰产权如何毁灭农村集体经济——重新反思赵四村集体企业改革

    作者:李北方 发布时间:2014-02-17 来源:南风窗 字体:   |    |  
    以前办厂,是全村人好;现在办厂,只好了赵邦友一个人,老百姓都变苦了……集体时候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现在都被弄光,说到底,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距离以“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20多公里,有一个赵四村。该村的一部分村民在过去10年持续不断地斗争和上访,他们的诉求却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矛盾的源头是当年的村办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产权归属问题。

      经过了1990年代末期风风火火的改制,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集体企业已经离开舞台中心一段时间了。充分认识一个事物需要时间,发生在赵四村的这一丝改制的余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乡镇集体企业的样本。

      集体经济的浮沉

      赵四村(现已并入东三行政村)隶属于诸暨市的暨阳街道(原城关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村因集体经济发展得好而获得过诸暨县级文明村、绍兴市级文明村、奔小康百强村等称号。如今,赵四村好景不再,围绕原村办企业的归属,村内撕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

      赵四村村民带记者去看曾经的集体企业和村委会时,刚到门口,里面就有人出来拦阻,不允许靠近,两边的言语间充满火药味。村民们告诉记者,那是原村支书的人,支书通过窃取集体企业进而控制了整个村。

      村民口中的前村支书名叫赵邦友,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担任村支书达20多年。早年,赵邦友是村里致富的带头人,曾获得浙江省的“办厂能手”称号。如今,村民们已经很难见到他,只是隐约地知道他在诸暨、杭州等地有多处豪宅,还有多部名车,有子女已经移民国外等信息。

      赵四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61年,开办的第一个工厂是陶器厂 。该厂曾一度停办,后经村民集资复办,效益还不错。1976年,赵四村开办了塑料化工厂,这个厂创办之初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在那个时候,赵邦友经前一任支书的推荐出任厂长。不久,该厂在赵邦友的带领下,实现了扭亏为盈。受此激励, 村里又接连办了酒厂和鞋厂,集体经济呈现出“4个轮子一起转”的态势。

      1984年,在赵邦友等人的带动下,赵四村又办起了钢管厂,起名为“诸暨县第二钢管厂”(1989年更名为“诸暨县钢管厂”,后来又数次更改名称)。钢管厂占用了原陶器厂的场址(陶器厂停办),村民们说,由于都是村办的集体企业,土地是划拨的,当年的手续也不齐全。

      钢管厂取得巨大的成功。截至1992年底,村里的集体积累已经超过1400万,钢管厂获得的荣誉包括诸暨市明星企业、绍兴市先进企业、浙江省特级信用单位等。1992年1月19日出版的《诸暨报》报道了赵四村“走共同富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还引述了赵邦友当年说的话:“我办厂是为了全村富裕起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富不算真富,大家富、全村富,才富得光彩。”

      在发展过程中,村里关闭了酒厂和鞋厂,把财力、人力都投入到了钢管厂的发展上。

      199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情况和今后改革与发展意见的报告》,要求乡镇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明晰产权关系。持续约5年的乡镇企业改制大幕拉开,在改制高潮期的1999年底,钢管厂也悄悄地进行了“转制”。

      赵四村经联社和赵邦友个人签署了一份《诸暨钢管厂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称,“为转换经营机制……村经联社讨论,决定对诸暨钢管厂实行转制”;协议认定,钢管厂是由赵邦友创办、挂集体牌子的企业,村里从未向钢管厂投入过资金,除土地外钢管厂的所有资产归赵邦友所有,同时协议还规定村里将土地无偿提供给赵邦友使用50年。

      经联社,即村里的经济联合社,“转制”时赵邦友担任社长。也就是说,这份转让协议是赵邦友的左手与右手签的。记者看到了协议的复印件,协议的行文很有意思,签署人处甲方(经联社)只有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名。显然,如果需要签名,赵邦友就得在甲方和乙方处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此事当时无人知晓。直到2003年赵邦友把钢管厂的牌子换成“浙江邦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村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厂子变成赵邦友家的了。

      脱钩挂靠还是转制?

      发现赵邦友把集体企业据为己有后,有村民开始抗争,向上级反映情况。赵先德成为了斗争的带头人,他和赵邦友是亲戚,赵邦友还是他的堂叔辈。

      钢管厂随着经营情况的变动,雇佣人数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1997年前后有500多工人,“转制”为私人企业之后的几年里,恰是效益最好的时候,雇工人数在 1700~1800人之间。这极大地影响了村民对此事的态度和行动。据赵先德说,一开始参与的村民不多,主要原因是那时很多人在钢管厂工作,如果反对赵邦友,工作就保不住了。近几年,钢管厂的经营情况变得不好,村里在钢管厂工作的人也少了,反对赵邦友的队伍便壮大起来。村民联名的申诉材料上,收集了数百个鲜红的手印。

      争议的焦点在于钢管厂到底是谁投资办起来的。村民们说,几个村办工业都是集体出资加个人集资办的,比如办酒厂的时候,村里就把各家各户的存粮集中起来酿酒。钢管厂不但使用了集体土地,而且启动资金也是以村的名义向诸暨农业银行贷款40万加上村民集资构成的。进厂工作的村民都要集资,可以一次交,也可以从工资里扣。钢管厂的《企业组织章程》明确说,厂子是“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逐步改善村民生活而创办”。

      对此赵邦友的说法是,启动资金是他个人从银行贷的款。村民们对此嗤之以鼻,那个年代连国有企业向银行贷这么大一笔钱都不容易,赵邦友个人怎么可能办到呢?对这个问题,赵邦友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简单回应说:“我跟他们(银行)关系一般都比较可以的。”

      村民们还质疑钢管厂的“转制”过程本身就是荒唐的。转制与挂靠脱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挂靠是在特殊政策环境下,私营企业为规避政策风险挂靠在集体名下,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挂靠企业的脱钩不涉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1994年诸暨市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在第一季度清理全市范围内的挂靠经营性企业,但当时赵邦友没有办理手续。

      转制则意味着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是企业产权的交易,按相关规定转制应包括调查摸底、企业资产评估及审计、职工安置、产权转让等程序。但《诸暨钢管厂资产转让协议》一面称转让过程属于“实行转制”,同时却又规定“双方商定对现有资产无须进行评估”。

      如果钢管厂从创办之初就是赵邦友个人的企业,那么后来需要履行的充其量是挂靠脱钩手续,谈不上转制;如果转让过程属于转制,就意味着此前钢管厂确属于集体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邦友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我们诸暨要转制,挂靠的不能挂靠。”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

      村民们的申诉迄今没能撼动赵邦友。事实上,申诉材料在数年前就曾到过中央领导案头并得到批示,但是后来当地的调查结论是,“转制”是合法的。主管单位暨阳街道在2006年12月给出了情况说明,称钢管厂是赵邦友自筹资金创办的,1999年办理的是脱钩挂靠手续。可是在赵邦友亲笔填写的诸暨市钢管厂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上,“注销原因”一栏写的是“转制需要”。到了2012年7 月,暨阳街道在给赵先德等人的回复中,改口称“诸暨钢管厂企业转制是……按当时有关文件精神进行改制”。记者向暨阳街道咨询,一位负责人又说,关于钢管厂 “转制”的相关结论是工商部门做出的。又是一堆自相矛盾。

      现今村民最为关注的是,钢管厂可能会拆迁,厂房、机器等加上土地的补偿金估计会达到数亿。这样一笔财富的归属,取决于企业性质的认定,取决于所谓的“转制”是否合法。

      “改制”再思考

      当年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带有明显的向原经营者倾斜的特点,即压低企业资产的估值,转让给原来的控制人。但转制是按国家政策进行的,也就是按照合法的方式进行的。转制后,乡镇集体企业消失殆尽,但乡镇企业仍在,只是性质变成了私营企业。

      赵四村关于钢管厂产权归属的争议是所谓的“转制”是否属于个人违法侵吞集体资产。在这个意义上,赵四村的争议具有特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运动式改制的大背景,赵四村钢管厂的“转制”也不可能发生。

      1990年代唱衰乡镇集体企业的声音中,主要的一条理由是管理上有严重的问题,内部人控制企业,导致效率低下和腐败。客观地说,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这在赵四村集体企业的管理上也体现得很明显。

      赵邦友无疑是个能人,在他的手上,化工塑料厂避免了倒闭的命运。凭借能力,赵邦友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也很快将村里的资源控制在手中。比如赵四村早年办的工厂,酒厂由他的弟弟赵邦江负责,鞋厂和后来的服装厂由他的妻子负责。办钢管厂后,赵邦友任厂长,其弟弟赵邦江任常务副厂长,其子赵健任经营厂长。

      当年,村民想到钢管厂上班,要找负责招工的赵邦江。“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啊,你要去厂里上班,都要他们批过的,你只要带上香烟、老酒就好了。”

      集体资产的控制权在赵邦友一家手上,也就谈不上规范的管理。比如酒厂关闭的时候,机器设备被转卖,清算账目一直没有公开,只是每家发了两坛黄酒。

      今天可以反思的首先是,乡镇集体企业在管理上存在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乡镇集体企业的问题不是出在“产权关系”上,因为产权是明晰的,是集体所有。管理上的问题为什么不从管理机制入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落实经济民主的原则,从而改变企业被一把手个人控制的局面,让集体经济的发展真正服务集体呢?

      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旗号下,乡镇集体企业大部分被转制成了私人企业,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这就构成了悖论式的改革:改制的动因是乡镇集体企业被内部人控制,滋生腐败,即实际控制人不合理地占有了企业的部分收益;改制的方向和结果却是把企业半卖半送地“明晰”给了控制企业的内部人,即让实际控制人可以合法地占有企业的全部收益。这无异于给病人开砒霜—人死了,病当然就不存在了。

      其次,乡镇企业改制实际上否定了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集体工业、提高收入的发展方向,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因为所有制性质的改变,那些存续下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收益也和当地社群分离,不仅没能促成共同富裕,反而将问题留了下来。

      1990 年代初期的赵四村因集体经济发展而受益,整体上呈现出欣欣向荣态势。转眼20多年过去了,赵四村的情况却变得更糟。“转制”后钢管厂经历了一段效益最好的发展时期,据赵邦友本人说,前几年钢管厂的年产值可以达到六七亿。但厂子的发展跟村里已经没有关系了。如今,赵四村的土地已经被征得差不多了,只剩为数不多的保留田。

      发展,是为了谁?村民郦有水的感慨,点出的正是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焦虑:“以前办厂,是全村人好;现在办厂,只好了赵邦友一个人,老百姓都变苦了……集体时候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现在都被弄光,说到底,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宋阳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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