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是个中年人,社会学教授。上课时间一到,他就端着个茶杯走进来,环视教室一周,一屁股坐下来,开讲。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整整九十分钟。时间一到,有时候他就像弹簧一样蹦起来,二话不说离开教室。中途讲到激动之处,他的两片嘴唇会机关枪似的快速开合,热烈时甚至手舞足蹈起来,双手挥舞的幅度足以让衬衫从裤子中被拉出——有一节课上就是这样,让我们二十分钟内都被他露出的那截内衣晃得分神。
他就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人。他文革时在钢铁厂干过,看过中国人发疯。八酒时他在加拿大,看过海外华人义愤。他原本在上海学昆虫学,后来在微观的世界里钻得不耐烦了,开始研究起社会运动,到今天已在北美研究中国的学者圈中名声斐然。他对他在国内工厂上班那段日子的回忆总给人很多启发。最重要一条他总结道,是他从一个下班后浑身乌黑只有两眼是白的工种转到了一个干净,空闲的车间。两个好处,他进一步说:第一是有时间多读书了,第二是找到妹子了。
他研究社会运动深入透彻,却并不总是骂政府。当然,他有时候会骂政府太傻,骂政府很多方面做的比美国更有效率却更容易遭致人们的不满。但他批评起当局也从不留情,只是他坦言有时候怕“人民”比怕政府更甚。好在他终究也没什么好怕了,就剩一生阅历,一张嘴,又身居海外终身教授,他就用这张嘴把他的学识倾囊相授,无所不言。
没有更早地在大学里遇见他是我在芝大的第一个后悔。尽管芝大以批判性思想而著称,他却是这所学校中的第一个向我淋漓尽致展现思想锐利的教授。在见证了大多数亦步亦趋的研究生上的课后,研究生授课和教授授课的高下立判,那么多年的饭终究不是白吃的。
他是用真性情,真阅历来做学术。在美国做社会学其实是个略显机械化的活计,前辈的条条框框把人框住,而近年来在科学化的口号下更是走上了数理统计的道路。无数庸碌的研究人员只求抓住一个变量,然后analyze the shit out of it,再用无尽的回归分析找证据,一篇篇研究成果就这样流水线跑了出来。
而赵鼎新就是这样毫不遮掩地批判着社会学研究。他称不少学者的成名就是因为抓住了一个关键变量,研究,终生研究,被攻击,再反击,在这个老套的循环中成为神话。比如那些用生存空间这一变量来解释历史演进的人,会把历次大革命的爆发和人口膨胀极限在图标上完美的对应起来,再用终生去捍卫这个关键变量。他还教我们怎样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师抓下来仔细瞅瞅,那些狡黠地把范式当作经验来研究的社会学家。比如囚徒困境就是一个数学范式,本身是难以辩驳的,但学者可以把它当作社会经验来讲,融入到美国开国的谈判过程,国际关系中的具体国家对弈。一旦成名后,就有一大群庸碌的学者蜂拥而至,或批判或拥戴,吵得不亦乐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攻击错目标,最终把囚徒困境本身作为了标靶。事实上这个经过严密数学论证的范式怎么能批判倒呢?最多也只是事实例证上对其质疑,但最后屹立不倒只赚不赔的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理论的人,人们会称其为先驱。
但他却从不反对使用数学方法,他讨厌的只是没有灵魂地套用数学方法。他最推崇的一个研究是Gould用多变量矩阵模型来回归分析巴黎公社中邻里关系和动员效果间的联系。确实,也只有矩阵能够精确直观地描述network这一概念,而当时正好在另一门课学计量经济学学到头疼的我第一次发现这工具能被那么可爱地运用。赵鼎新他本身的著作之一就是用类似方法研究吧酒运动时学生宿舍对动员效果的影响。
他常常笑着说美国不少学者的眼光很是狭隘,他们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出国后才发现世界还有其他的运行方式。这大概是苏联解体后“历史的终结”这一概念的深远影响,使得美国在成为唯一霸主的同时也生出了骄傲。尽管,世界上存在普世价值,却并不一定存在普世的生活范式。美国人中不乏以全球为视野的,但也绝对不乏只会以美国为标准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即使在研究国家内部达到登峰造极,其思想大概也缺乏洞见吧。
何况今天的美国本身是一个适合社会学研究的国度吗?至少在我看来,在高度发达,稳定的美国社会里,社会学其实已经很难焕发出活力。条块分割,种族分割下的社区分而治之,常常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各个小镇,生活平稳。也只有大如芝加哥,纽约这样的城市,还有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以及商业创造的冲击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此,大多数改变也已经是技术化,物质化层面的,那种对社会形态结构的大范围冲击早已绝迹。人们只需要不断的数据,数据,再数据去描述,控制这个超复杂稳定系统。
这里有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的融合和隔阂问题吗?有意识形态激烈的对抗变化吗?有现代化对滞后村落造成的冲击吗?有不同人群在空间地理上的相互依存又互相排斥吗?那样的美国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诞生的社会学盛景也逝去久矣。在今天,也只有在发展中国家才拥有这样能诞生伟大社会学说的土壤了,一如十九世纪的欧罗巴。在精密运行的社会里,发达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那些可以以控制为目的,能够指引行动,化作行动的学科。而只有在拓展中的疆土,才充满着无尽的可能。
如果,啊,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开放思想,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又有多少故事,多少沧海巨变值得社会学来研究。辅以西方积累下来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又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可以诞生?但今天却往往只有一种解释范式,一种哲学方法可以占到主流,这岂不是放弃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转型进步资料库吗。我们说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却在各个方面向想象中的美国看齐,并辅以封建以降的各种手段和大规模不惜血本的试错,我们真能够有大魄力来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吗?如果目光只能看向一个方向,脚下又要如何行走摸索?
当然,赵尽管批判着美国学术的庸才辈出,却从来不曾奚落这个体系本身,这个鼓励各种思想竞争的制度(甚至一些显而易见的愚蠢思想都能有存活的空间。。佩林?)。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下他能够自由地批判,诚恳地讲自己的见解。我的芝大第一个后悔,大概就是没有早点遇见他,即使不学他的“狷狂”,学不到他独孤九剑般抓各学术流派破绽的眼力,至少也可以学到那种尊敬的同时却毫不犹豫批判的态度。
